（三）后现代市场主义

从学术潮流的角度来考虑，更重要的是另一种，由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不同部分结合而组成的观点。其所声称的目的是“去西方中心”化（de-center the West），所采用的不仅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也是新保守主义的全球化原教旨自由市场主义。

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之前（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曾经因为把现代化主义颠倒过来而一时声名鹊起。20世纪90年代，其凭借对学术潮流异常的敏感性，想重演过去，这回把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经济观颠倒过来，争论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他借用的在根本上是自由市场主义和货币主义，但给予其以去西方中心化的激进包装，由此组合成了新的模式。（Frank，1998）他的《重新看待东方：全球经济的亚洲时代》居然在1998年到2002年间被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重印了四次。 与其之前的著作一样，此著作也比较意识形态化和简单化。

其经验证据核心是世界的白银从1400年到1800年间一直从西方流向中国这个历史事实。弗兰克本人，因其散射似的写作风格，并没有集中有序地在单一处解释清楚这个现象，但其实质是相当显而易见的：从1400年前后开始，欧洲（尤其是西班牙）白银相对丰富，其后则由于16世纪在新大陆（尤其是在秘鲁和墨西哥）发现白银，白银价格在西方要比在中国低廉，在16世纪欧洲白银和黄金的比价约为12∶1，在中国则是6∶1，其后在17世纪（中国）上升到先是7∶1—8∶1，而后是10∶1，但一直要到1750年前后，其与西方间的差值方才消失（见陈昆，2012：第7—9页的表）。这就意味着白银不仅作为交易货币，也作为商品，从西方（新大陆经过欧洲或马尼拉）流向中国是有利可图的。加上当时中国的丝织产品，以及棉、麻、茶、瓷等产品比起西方既价廉（丝织品价格才是欧洲和墨西哥的三分之一——见陈昆，2012：第3页）又物美（由于中国在这方面的早发展），西方的买商既可以获利于商品的廉价也可以获利于其用以支付的白银的更高值。两者相互提高了其分别的盈利。结果是白银在这期间相当大量地流向中国。根据弗兰克提供的数字，在1550年到1800年的250年间，从西方流向中国的白银总量达到六万吨，也就是平均每年240吨。（Frank，1998：149）对弗兰克来说，这就是证明当时中国是全球最富裕和最高度发达的经济体，是处于“全球经济／体系”（world economy/system）中心位置的经验证据。

正是从这个经验核心出发，弗兰克建构了其中国中心的1400年到1800年全球体系“理论”。由此出发，他更建构了一个长达五千（乃至七千）年的“世界经济／体系”理论，该体系不仅是一个整合的体系，更是具有可以辨析的一系列的“长周期”（long cycles）的体系。其中，从1400年到1800年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长周期，之后被西方中心的长周期所取代，但行将再次被以中国和亚洲为中心的长周期所取代。如此这般，他批评了所有此前的论著，包括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认为他也是西方中心的，因为他仅仅关注了西方1500年以来的兴起，而弗兰克本人才是真正具有“全球视野”的论者，论证了西方的兴起只不过是全球视野下数千年中众多长周期中的一个周期而已。

弗兰克没有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商品（不仅因为白银的差价）会比西方的便宜，但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理解的现象。笔者过去已经详细论证：人地关系的压力促使许多农民必须依赖副业生产（使用家庭的较廉价的辅助劳动力，即妇女、老人、儿童），尤其是蚕桑（和缫丝）以及棉纺织来协助维持生计，由此形成了远比欧洲强韧的农耕和手工业的紧密结合。英格兰和西北欧在其“原始工业化”（手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很快就呈现了农耕和手工业的分离，一个成为农村的生产活动，另一个成为城镇的生产活动，两者都能够分别满足其生产者的生存需要。那就和中国十分不同，因为在中国两者都不能单独支撑其生产者的生计。因此，它们一直紧密缠结，一直到1949年之后的当代中国仍然如此。（黄宗智，2011，2002，2014a：第3卷，第13章；亦见黄宗智，2014a：第1卷，2014a：第2卷，2014c）

正是西方白银在中国的相对高值、中国丝织和棉布等优势产品的相对低廉的劳动成本，以及中国人口和国家的规模，促使中国出口比进口的产品要多，因此导致白银随着西方购买这些产品而流入中国。这个现象所揭示的不是中国当时是最富裕和最先进的经济体，而其实是其相对较低的人均收入。麦迪森（Angus Maddison）合理地估算了18、19世纪英格兰人均收入和中国的差距：1700年英格兰的人均收入是1405美元，中国是600美元；1820年英格兰和中国的人均收入分别是2121美元和600美元【根据1990年“国际美元”估算（Maddison，2001：90，表2-22a）】。

这个现象其实有点类似于近三十多年美元之流入中国。廉价和守秩序的中国劳动力制造了相对廉价的中国产品，而美元（作为如今国际贸易的定值标准和储备货币）的丰足促使其价值在西方要低于中国，在美国财政部可以随意印刷更多美元的现实之下尤其如此。两大因素的结合推动了美元大量流入中国，如今已经达到四万亿美元之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积聚了全球的财富，这真正反映的是美国的跨国公司通过“外包”借助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而获得巨额的利润：跨国公司所掌控的是高利润的产品设计和销售两端，把低利润的中间生产环节外包。苹果公司和富士康（雇佣了百万中国工人，主要为苹果公司代工）便是典型，其始末两端的利润率高达30%，因此使苹果成为美国利润率最高的公司之一，而中间环节的利润率则才7%。（封小郡，2015）在全国人均收入方面，根据世界银行2014年的数据，美国的是55260美元，中国的是7380美元，二者的比例是7.5∶1。（World Bank，2014，根据其“Atlas”计算方法 ）我们如果以“非正规经济”的（即没有法律保障的、没有福利或只有低额福利的）农民工（是其所雇佣的大部分的工人）来计算，差距还要大得多。（黄宗智，2014a：第3卷，第11、12章）这绝不等于弗兰克所说的（中国是）全球最富裕和最先进的经济体，以及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只是在总量上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但对弗兰克来说，根据其市场主义和货币主义的经济观，这种贸易和货币的流动是经济高度发展的无可置疑的证据。他的整个七千年以来的“世界经济体系”和其“长周期”是根据这样的“证据”来建构的。 对他来说，它证明了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先进的经济体，要到其后两个世纪方才被西方所取代，但如今行将再次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这就是他“去西方中心”建构的整体。

如此的“理论”的问题是，它完全无视之前的贸易“体系”和如今的体系之间的截然不同的规模和性质。白银在弗兰克研究的1400年至1800年间的流动总量只占当时中国经济体的一个极其微小的百分比。我们即使只考虑当时的物流条件以及中国的人口规模，此点便已十分明了。具体估计的话，根据弗兰克的年平均240吨白银流入中国的数字，它只占到1750年中国粮食生产总值的0.4%——这是根据目前最好的估量来计算的数字。 这就和如今的中国十分不同，其进出口总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以上（黄宗智，2014a：第3卷，第12章；亦见Naughton，2007：377）。一个是微不足道之量，另一个是极其重要之量（虽然并不是单一决定性的）。把两者等同起来，是荒谬地把如今高度全球化的经济投射于截然不同的前工业化历史时期，极端地夸大了世界贸易在前现代的作用。其所真正说明的是，当时世界各地有一些贸易接触，但绝对没有形成像如今这样高度整合了的世界经济体系，更不是一个遵循和今天同样的逻辑和带有周期性运动的体系。

但是，在弗兰克比较荒谬的“理论”著作之后，还出现了一系列与其观点比较接近的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可以说是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彭的著作重申了弗兰克的论点，试图论证直到18世纪末，中国（和其最先进的长江下游地区）的生活水平及劳动收入与西方（和其最先进的英格兰）基本一致。彭慕兰争论，两个经济体在市场发展程度方面基本相似，在私有产权方面也基本一致，在资源禀赋乃至人地压力方面也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其“大分流”要在之后19世纪的工业发展中方才呈现，而那个变化的导因主要是英格兰（偶然的）特别丰富的煤炭资源以及其从殖民地所获得的资源。（Pomeranz，2000；黄宗智，2002）

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说明彭慕兰所采用的理论逻辑，即在前工业化时期，两个经济体的市场发展程度如果基本一致，就必定会导致类似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发展水平。所以，如果中国在（自由）市场发展（包括私有产权的确立）方面和欧洲基本相等的话，其经济的其他各方面也会基本相等，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会大致相等——如舒尔茨所争论的那样，在一个市场化的经济体中，根本就没有“劳动力过剩”或“人口压力”可言。同理，双方的人均收入和消费也必定会基本相似。这样，要促使农业现代化，只需要现代技术的投入，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如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和中国的分流要到18世纪之后方才出现。西方和中国的“大分流”要到19世纪的工业化革命方才实现。（Pomeranz，2000：尤见“导论”）

未经明言的是，中国后来的革命把其经济从正确的市场经济轨道挪移了出来，因此，要到之后在其改革时期的市场化下，方才走上快速发展的正轨，而且可能行将超过美国。 这正是弗兰克所打出的论点，而他是以被认作彭慕兰等所谓“加州学派”的成员之一而为荣的。（Frank，2001）

这样，哈耶克的新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原教旨市场主义，把市场贸易设定为经济体系的决定性核心因素，并排除了人口和国家等其他因素，被与后现代主义的激进去西方中心主义结合成为一个统一论点。这样，新保守主义对市场主义的普世化信仰（包括诺斯和科斯的私有产权主义）被全球化并纳入了中国经济，由此一举抹掉了中国（过去和现在）与西方的巨大不同。在这样的建构下，人地关系的不同、社会关系（如主佃关系、商农关系，乃至于城市中产阶级的形成）的不同、城乡关系的不同，殖民国和被殖民国、资本投资国和劳动力供应国之间的关系和不对等，都变得无关紧要。彭慕兰论点的错误在于，除了其理论—意识形态依据之外，和弗兰克一样忽视了中国经济的一些基本实际。18世纪中国家庭农场的耕地面积只是当时英格兰的百分之一，在人地关系资源禀赋上中国面临的是严重得多而不是相似的人口压力。正是那样的压力迫使耕作主业和手工副业紧密结合，副业的低收入则由家庭的辅助劳动力来吸纳，两者共同组成的是维持农家生计的两根拐杖。这迥异于英格兰当时已经呈现的城镇“原始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其从农村种植业的分离。沉重得多的人地压力是把副业劳动报酬压低到不可单独维持生计的主要原因，也是阻止为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和资本投入于农耕和手工业的主要原因。

彭慕兰完全忽视了中国和英格兰之间的这个差别，并无稽地试图论证当时江南地区农民每人每年的生产和消费（他简单地把两者等同了起来，无视长江三角洲农民多通过地租向城镇和全国其他地区输送大量棉丝），不止十套棉布和将近两套丝绸衣着（14.5磅棉纱 和2磅生丝——Pomeranz，2000：138，140—141）。他似乎不知道只有城镇的上层社会才会穿着丝绸，而农民则一般每人只有两套布衣。（黄宗智，2002：166；Huang，2002：522—523；亦见黄宗智，2014a：第1卷，2014a：第2卷）在前工业时期，这是非常悬殊的不同，是贫穷和相对富裕之间的差别，也是生存边缘与相对高收入的差别。这是关于中国经济史的基本常识。彭慕兰的著作因为完全没有一手研究，所依赖的完全是根据二手资料的推论，才会出现如此脱离实际的错误。（黄宗智，2002）

彭慕兰对长江三角洲的错误认识也可以见于他关于棉纺织手工业的论述：他争论，当时棉纺织手工业的回报其实已经超过种植业。他所以得出这样的论点是因为他错以为较高回报的织布程序乃是棉布生产程序的全部或大部分。（Pomeranz，2000：102，322—323）但实际上，在生产一匹布所需的七天之中，织布只占一天，而低报酬的纺纱（只有种植业的1/3到1/2的回报），则需要足足四天（剩余的两天用来弹花和上浆）。（黄宗智，2002：158）正是那样的错误认识使他完全忽视了关于中国农村生产的常识，也就是人们广泛使用（耕作）“主业”和（手工）“副业”两词来表达的区别， 前者主要由家庭主劳动力来做，后者则主要由“辅助”劳动力（女人、老人、儿童、少年）来做。这是研究中国经济史不可或缺的基本知识。

至于英国，数十年的关于18世纪英格兰的社会经济史和人口史研究已经证实，该地的“原始工业化”更导致了早婚和更普遍的结婚，因为其青年男女可以凭借城镇的手工业来维持生计，不必再等待继承其家庭农场才能够独立谋生（Levine，1977；Schofield，1994）。这些现象完全没有在中国出现。伴随英格兰原始工业化而来的城镇发展更导致了消费上的演变（以及其所包含的城乡贸易发展的含义）——德弗里斯（Jan de Vries）称作“早期城镇化”（early urbanization，即小城镇而不是大城市的发展）的变化（De Vries，1984），以及辛勤的劳动者所促成的（所谓的）“勤勉的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 （De Vries，1993，1994；参见Weatherhill，1993）。中国则不同，城乡贸易主要限于强大人地压力下的贫穷乡村向城市的输出，而不是双向的贸易。小农户为城镇居民提供细粮、肉—禽—鱼、优质棉花、生丝等；他们不具有购买城镇产品的能力——他们的市场交易主要是生存物品，以棉布换粮食或反之。（黄宗智，2014a：第2卷，第5、6章）18世纪的英格兰—西北欧洲和中国的市场经济其实十分不同。但这些差别都完全被彭慕兰忽视了，因为他关注的只是要论证中国和英格兰的同等，其目的是时髦的所谓“去西方中心”。（黄宗智，2002）

诸如此类在经验和研究层面上的基本错误，在我们这个认为所有经验“事实”不过是某种话语建构的后现代主义时代，以及认为原教旨市场主义乃是不需验证的给定公理的新保守主义时代，似乎无关紧要。在这个信息无穷无尽的时代，越来越少的人关注经验证据、依据经验证据而作出判断，而大多倾向依赖简单笼统的概念，没有认识到它们多是来自没有经验依据的理论—意识形态，只是不久即将成为过时的短暂时尚倾向。

彭慕兰的论点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李中清及其协作者们的著作。他们试图在人口史领域作出同样去西方中心化的论述，坚持中国也具有类似于西方的相对晚婚的“预防性”生育控制行为。在李中清那里，其关键概念是其“产后堕胎”建构，匪夷所思地把溺杀女婴说成是“理性的”“预防性”生育控制，把其等同于西北欧的晚婚。具体来说，这个建构使得他能对其相当严谨地得来的数据——中国的生育率和死亡率要远高于西方（寿命预期则远低于西方）——进行调整：一旦把被溺杀的女婴（根据他们自己的数据，高达25%）理解为“产后堕胎”便可以把其排除于生育率之外，也排除于死亡率之外，这样，便把中国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压低到和西方比较接近的数位（Lee and Campbell，1997：70；Lee and Wang，1999：61）。这也是彭慕兰所重述的论点。（Pomeranz，2000：38）正是这样的逻辑使李中清和彭慕兰都能得出中国和西方在生育率、死亡率和寿命预期上相差无几的结论。他们并不在乎，实际上溺杀女婴大多是贫穷的人们由于生存压力迫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而此事实本身便说明中国所面对的极其沉重的人地关系压力，达到西方所不可想象的地步。正是那样的压力导致了中国18世纪中叶之后的两个多世纪的严重社会危机，即便今天仍然是中国乡村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黄宗智，2002：167—174；亦见Huang，2002：524—531）他们的论点其实等于是抹掉了（人们至今仍然称作）中国的“基本国情”。

常被彭慕兰和李中清所依赖和引用的中国学者李伯重，则进一步试图论证中国江南地区在宋元明清时期的生育控制技术要远远超前于其同时期的西方，争论当时堕胎已经广泛被人们使用。（李伯重，2000）这个论点被李中清所引用和重述。（Lee and Wang，1999：88，90—91，92）最近，所有这些著作所采用的“经验证据”被苏成捷一一系统检视，证明其实他们三人并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堕胎案例为证，连一个都没有，而不过是以一些医学著作的选择性推测来作为其论证依据的——是根据书本的想象而不是实在的案例。而苏成捷，根据其所搜集的诉讼案件档案，挖掘了共24个实际堕胎案例——其中，17名妇女因堕胎而死亡，其余的要么事后严重患病，要么没有记录。（Sommer，2010：130；亦见苏成捷，2012：28—29）更有进者，根据民国时期和20世纪50年代的较翔实的资料得出，传统的堕胎方式明显是具有死亡危险的应急性措施而绝对不是人们所广泛采用的措施。苏成捷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李伯重、李中清和彭慕兰等人是把自己的想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想象投射于清代中国。但是，在我们这个后现代主义时代，苏成捷的此篇著作并没有获得其应有的注意，起码在中国以外的经济史研究领域里如此，也没有为热衷于认为中国比西方优越的史学家们所接受。在近年来兴起的、重要的世界历史著作潮流中，有不少盲目接纳了上述的彭慕兰、李中清的论点，这是其中一个比较严重的弱点。

我们看到，新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结合两者的后现代市场主义（“后现代新保守主义”），仍然主要是源自西方的理论—意识形态观点，与中国的实际和实用需要的关联十分有限。如果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我们会更多地关心不同的问题，譬如：近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导致的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公问题；2.7亿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工人中的绝大多数，但他们仍然是在没有或少有法律保护和没有或只有低等的福利下工作（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能力长期在城市居留，而其家乡与社区的环境也发生了较大改变）；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严厉生育控制之后，人地压力有所缓解，但随之而来的是每对独生子女夫妇必须协助赡养四位父母的困境。 对上述的这些问题，李中清、彭慕兰等学者眼中的中国没有人口压力的论点显然不会起到任何正面作用，只可能妨碍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有，我们要问：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结合市场经济和中国的革命性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今后将如何维持两者的结合？对这个问题来说，后现代市场主义（后现代新保守主义）的去西方中心化和中国／东亚／亚洲中心化论点，显然完全无济于事，同样只可能导致对实际的误解。 +DjAnaTTLaoSOadely4L6n/vCMFngbwpykee17Hbk7YqyQRoe5fh5iGBCXMY2F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