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股新保守主义的学术—政治—意识形态大潮流是和另一股“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潮流共同兴起和并行的。后现代主义首先是一个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在知识论层面上的挑战，质疑其对“客观”和“科学”知识及研究的深信不疑。新的批判性转向归根到底来自西方所面临的“认识论危机”：之前，人们一度信仰的是“上帝”所揭示的真理，而后在启蒙时代，神被理性和科学所取代，如今则是对科学和理性的质疑，所提出的问题是知识的根据到底是什么的基本性问题。在其最清晰和强有力的论析中，后现代主义坚持所谓的“客观真实”其实不过是一种话语建构，历史其实也不过只是一种需要解构的文本，不是什么“客观真实”。话语建构才是历史和知识中真正基本的元素。后现代主义中最突出的理论家，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和其对一系列主辅对立的二元建构的批判，以及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和其所突出的话语的独立性和关键性，是对“启蒙现代主义”及其所导致的现代化主义的强劲有力的质疑和批判。
后现代主义的第二主题是其“去西方中心”论。其中，对关于非西方世界的学术影响最大的是萨义德（Edward Said）和吉尔茨（Clifford Geertz）。萨义德争论，学术最主要的工作是对现代主义话语的批判和解构，特别是西方关乎“东方”的（帝国主义）“东方主义”话语。（Said，1978）吉尔茨则论述，学术该做的工作是要阐释非西方文化的主观的、特殊的“意义网络”（而不是像现代化范式那样追求“客观”和“普适”的“真实”和“真理”）。（Geertz，1983）二人志趣相近，写作中相互推崇和引用。两人都认为，现代化主义的普世主义应该被后现代主义强调的特殊主义所取代，普适性的实证主义研究应被话语主义／意义网络主义研究所取代。也就是说，他们的特殊主义是普世性的，是源自普世与特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而来的，其用意和其现代主义对手同样是普世的。
但在我看来，求真、求实的学术，其关键在于普世和特殊两者间的关联和互动，不在其非此即彼。实际无疑既包含普适也包含特殊，既包含话语也包含实践双维。学术研究的核心正在于根据经验证据来质疑、界定或重构普适理论所带有的可能正确性；同时，也是要根据特殊的经验事实，通过连接恰当限定的理论洞见来探寻其更宽阔的含义。学术的目的既不简单是普适主义化，也不简单是特殊主义化，而是两者间的相互关联。（黄宗智、高原，2015）
但极端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虽然在一般民众中影响有限，在学术界却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反思自身性”（reflexive）的“批判性”（critical）学术成为时尚，而且不仅是在年轻一代的学者之中，也在不少曾经是唯物主义／科学主义的年长一代的左派学者中。至于比较传统的思想史学者们，他们以为这些对客观主义的攻击是自身的主观主义思想史研究获得更大影响的好机会；同时，他们也被“话语”和文本“解构”分析概念所吸引。这股潮流由此成为强大的潮汐。在中国研究领域，其影响虽然稍滞后到20世纪80年代及其后，但通过新近信仰或改信仰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扩延到一整代的青年学者，乃至于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提交文章的目录越来越像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范畴和题目的罗列。
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并行兴起把两者都置于和之前的左翼学者冲突的位置。后者，即便是长期批判斯大林主义的人，不可避免地被与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政权体制的崩溃相联系。对有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也许显得没有共产主义计划经济那么令人反感。更重要的是，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学术领域同样处于新兴的在野地位，而左翼的和进步的（如社会史）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大多已人到中年并在多个学术领域和高校院系占据领导地位，新保守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才是后来者、未曾掌权者。而且，新保守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相互之间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冲突，因为它们主要分别针对两个似乎截然分开的领域：一个是经济学科，另一个是人文学科，不像马克思主义那么“包揽”一切。在那样的三分天下局势下，新保守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常常成为敌对左翼学者的同一方。
在中国研究领域，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著作首先是柯文（Paul Cohen）的《在中国发现的历史》，把费正清对中国近代史的西方中心的“冲击和反应”分析模式颠倒过来，争论需要从以中国为中心的内生动力来理解其过去和近期的历史。（Cohen，1984）这是一个与后现代主义无关但受认同于中国文化和传统的美国学者们所欢迎的论点，也是不少中国的学者们所乐意接受的中国中心论点。在那样的感情性动力上，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其实不可能只是任何单一方的结果，只可能是两者互动的结果这样一个简单实际，变得似乎无关要紧。柯文的论点显然是夸大了，但其简单化的夸大，却给予其论点更清晰易懂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