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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门巨族造成的失落与不安是促使张爱玲走上文字生涯的直接动因，但另一份“遗产”，则与张爱玲的文学经验直接相关。这方面的“遗产”主要计有两类。
第一类遗产是良好的教育，尤其是家庭文学氛围的熏陶。在现代中国，教育极不发达，一般下层阶级子弟能达识字程度已算不易，若欲受到良好教育，则须饶有家资方可。李菊耦的子孙虽无仕官发达机遇，但所受教育却是优等的。张志沂、张茂渊幼年，“家中按习惯，请了老师来家教古书、做文章，也请了懂西学的人教外文，为的是他能继承外祖父李鸿章和父亲张佩纶的事业，所以张志沂的旧学根底和英文都不错”
。张志沂、张茂渊都英文流利，张志沂还曾担任过津浦铁路局的英文秘书。这是当时名家大族的普遍风气，他们的子女都受中英文优质教育，社交语言亦常中英混杂。到张爱玲和她弟弟，虽然张家已在没落，但教育并未下降，尤其因为母亲的坚持与支持，姐弟在受过私塾教育以后，都相继进了新式小学、中学念书，并都读了大学。张爱玲所读的圣玛利亚女中和香港大学，都属于当时中国青年能受到的最好的教育资源之列。除此之外，家族文化遗承也是张爱玲承接的重要遗产之一。合肥李氏、丰润张氏两个家族都是翰苑名家。李鸿章21岁中举，24岁中进士，27岁被授为翰林院编修，有着“簪花多在少年头”的读书人的风光，生前就编有文集行世。张氏这边，张印塘是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举人，张佩纶是同治九年（1870年）举人。张佩纶23岁时又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其少年得志程度，其实有甚于李鸿章。张佩纶后来宦途骞促，但仍保持学者身份，研习不倦，先后完成《管子注》24卷、《庄子古义》10卷，以及《涧于集》《涧于日记》多卷。1919年，张志潜还为父亲编刻文集，刊布于世。严格地讲，张爱玲是有“家学”可承的。尤为可叹的是，官员兼学者的张佩纶甚至还是一个热情的业余小说作家。他和李菊耦合作出版过武侠小说《紫绡记》。小的时候张爱玲曾经见过，版面特小而字大，老蓝布套，很是精致。张家藏书亦甚丰富。张爱玲自幼年时就阅读广泛，尤其涉猎文学作品居多。她自己表示：“我是熟读《红楼梦》，但是我同时也曾熟读《老残游记》《醒世姻缘》《金瓶梅》《海上花列传》《歇浦潮》《二马》《离婚》《日出》。”
当然，熟知张爱玲的读者，自然知道她的阅读远不止于此。
“家学”能延续到张爱玲，实有赖于她不爱的父亲或终在不满中渐行渐远的母亲。她的父母，在养育子女方面皆有不同程度的自私，但恰如邵迎建所言：“从幼儿时代起，张爱玲便在父母对立的夹缝中成长，父母唯一的共同点是喜欢文学，因此，文学成为张爱玲生命中唯一肯定的、一贯的、持续的存在，成为她一生唯一的支柱。”
她的父亲是清朝遗少，生活放荡，败家本领一样不缺，但他又与自己的父亲张佩纶一样，是一个旧式的有家学底子的人。张爱玲回忆说：“我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做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我听着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对照记》）张志沂虽然打过自己的女儿，但他实际上很早就喜欢张爱玲甚于她弟弟。张爱玲的文学阅读及天分受惠于父亲处甚多，“张爱玲的文学天赋得以发挥，他的早期‘诗教’起了很大作用。很多重要的文学作品，少年张爱玲正是从他的书案上拿看甚至偷看的”
。甚至她的母亲，也对文学有长期热情，“《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二马》，虽然老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私语》）。后来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上演时，她还专门到剧院观看。她的姑姑张茂渊，也是新文学爱好者。这样的家庭，在文学氛围上不能不说是浓郁的。家庭间的谈话，也往往富于机智和文学色彩。
先世光华与家庭传承，除使张爱玲获得睥睨于世的文字/思想自信外，还直接促使她将文学视为自己情感与信仰的一个绝对来源。张爱玲很早就立志写作。她回忆说：“我父亲对于我的作文很得意，曾经鼓励我学作诗。一共作过三首七绝，第二首咏夏雨，有两句经先生浓圈密点，所以我也认为很好了：‘声如羯鼓催花发，带雨莲开第一枝。’第三首咏花木兰，太不像样，就没有兴致再学下去了。”（《私语》）她自己的兴趣则“一直就想以写小说为职业”，她“从初识字的时候起，尝试过各种不同体裁的小说，如‘今古奇观’体、演义体、笔记体、鸳蝴派、正统新文艺派，等等”
。她7岁时就写过一个无题的家庭伦理悲剧。小说计划是写一个小康之家，哥哥出门经商去了，小姑乘机设下计策来陷害嫂嫂。但写了没多久就放下了，又起头写一篇历史小说。开头即是：“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但就写了个开头。9岁时，“就开始向编辑先生进攻了”（《存稿》），《流言》中收录了她当时的一封投稿信。信为：“记者先生：我今年九岁，因为英文不够，所以还没有进学堂。现在先在家里补英文，明年大约可以考四年级了。前天我看见副刊编辑室的启事，我想起我在杭州的日记来，所以寄给你看，不知你可嫌它太长了不？我常常喜欢画画子，可是不像你们报上那天登的孙中山的儿子那一流的画子，是娃娃古装的人。喜欢填颜色，你如果要我就寄给你看。”稿子投给上海《新闻报》，未得回响，但这并未影响小爱玲的兴致。1931年进入圣玛利亚女校后（11岁），她的写作兴致更见高涨。十二三岁时写了一篇小说，叫作《理想中的理想村》，是课堂作业，有着“台阁体”写法，“哟”字连连。她第一篇情节较完整的小说是这样的：女主角素贞，和情人偕游公园，忽然有一只玉手在她肩头拍了一下，原来是她美丽的表姐芳婷；于是她把表姐介绍给了自己的情人，结果酿成了三角恋爱的悲剧，素贞最后投西湖自杀。小说写在一本笔记簿上，同学们睡在蚊帐里传阅翻看，摩来摩去，字迹都擦模糊了。小说中负心的男主角叫殷梅生，恰巧班上也有一个同学姓殷，说：“他怎么也姓殷？”提起笔来改作“王梅生”，张爱玲又改回来，改来改去，把纸都擦穿了。有了这样的经验，张爱玲还尝试了长篇小说，名曰《摩登红楼梦》，回目由父亲代为拟定。这是一个“现代版”的《红楼梦》：贾政乘火车，贾琏当了铁道局局长，尤二姐请下律师要控告贾琏诱奸遗弃，主席夫人贾元春主持新生活时装表演，芳官藕官加入歌舞团，引起了贾珍父子与宝玉的追求；宝玉闹着要和黛玉一同出洋，遭到反对，两人便负气出走，贾母王夫人终于屈服。故事热热闹闹，无甚深意。但她的语言，实在难以让人相信出自一个十三四岁孩子的手笔，譬如对贾琏得官、凤姐置酒相庆的那一段场景的精细描写：
（凤姐）自己坐了主席，又望着平儿笑道：“你今天也来快活快活，别拘礼了，坐到一块来乐一乐吧！”……三人传杯递盏……贾琏道：“这两年不知闹了多少饥荒，如今可好了……”凤姐瞅了他一眼道：“钱留在手里要咬手的，快去多讨两个小老婆罢！”贾琏哈哈大笑道：“奶奶放心，有了你和平儿这两个美人胎子，我还讨什么小老婆呢？”凤姐冷笑道：“二爷过奖了！你自有你的心心念念睡里梦里都不忘记的心上人放在沁园村小公馆里，还装什么假惺惺呢？大家心里都是透亮的了！”贾琏忙道：“尤家的自从你去闹了一场之后，我听了你的劝告，一趟也没有去过，这是平儿可以作证人的。”凤姐道：“除了她，你外面还不知养着几个堂子里的呢！我明儿打听明白了来和你仔仔细细算一笔总账！”平儿见他俩话又岔到斜里去了，连忙打了个岔混了过去。（《存稿》）
这种手笔，放在《红楼梦》原作中，读者未必能辨认出来。据近年学者考订，在圣玛利亚女校，张爱玲还正式发表了一些小说、散文和评论，包括短篇小说《不幸的她》《牛》《霸王别姬》、散文《迟暮》，以及小说评论《〈若馨〉评》。《牛》写的是贫穷之下生命的悲哀。农人禄兴因家道艰难，卖掉耕牛，又卖掉了娘子陪嫁的银簪子，春耕时只得向人租借一只牛，没想到牛脾气不好，刺死了禄兴。禄兴娘子悲恸欲绝，她所爱恋的东西都长了翅膀，在凉润的晚风中渐渐地飞去了。张爱玲如此描写她的悲伤：“黄黄的月亮斜挂在烟囱口，被炊烟熏得迷迷蒙蒙，牵牛花在乱坟堆里张开粉紫的小喇叭，狗尾草簌簌地摇着栗色的穗子。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生命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呵！”这多少有着当时“新文艺腔”的影响。《霸王别姬》则别具苍凉之美，大略已有她后来小说女性主义的视角和清冷的气息。在小说中，项羽是“江东叛军领袖”，虞姬则是他背后一个苍白的忠心的女人。在她想来，即使项王果真一统了天下，她做了贵妃，前途也未见得有多乐观；因为现在，他是她的太阳，她是月亮，她只是反射他的光，是因为拥有他她才感觉到有意义；如果他当了皇帝，有了三宫六院，那就会有无数的流星飞入他们的天宇，与她分享她的太阳，因此她私下里是盼望着这仗一直打下去的。这篇小说使张爱玲在女校引人瞩目。这些试笔之作都发表在校刊《国光》和《凤藻》上，但随之而来的《天才梦》则开始发表在著名杂志《西风》上，系应《西风》征文而写，并获得荣誉奖第三名。如果缺乏良好的教育与文学熏陶，很难设想张爱玲自童年起便会一直孜孜于文字，并显示过人才华。
第二类遗产是指家世经历给予张爱玲的故事素材和社会经验，尤其是社会观察力。这些因素在她的早期写作中并不明显。《摩登红楼梦》也好，《霸王别姬》也好，都是取自阅读经验及相关想象力，但她真正进入文坛以后的写作，就不是这样了。《传奇》中的很多篇什，实际上都取自她目睹耳闻的张家、李家或者黄家的家族故事。张子静回忆：“我一看就知道，《金锁记》的故事、人物，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因为在那之前许多年，我姐姐和我就已走进《金锁记》的现实生活中，和小说里的‘曹七巧’‘三爷’‘长安’‘长白’打过照面。”（《我的姐姐张爱玲》）张子静认为，《金锁记》中的二爷是李国杰三弟李国熊，“天生残废（软骨症），又其貌不扬，不易娶到门当户对的官家女子。眼看找不到孙媳妇，这一房的香火就要断绝”，于是找了一个乡下姑娘。而长安是“康姐姐”，长白是“琳表哥”（李玉良），“长得马脸猴腮，说话油腔滑调”，“有一个时期，他常到我家和我父亲一起吸大烟，两人在烟榻上海阔天空胡聊一气”。而李国杰的妻子（大奶奶玳珍）“出身清末御史杨崇伊的家中……当年名门婚嫁，都由父母安排做主，这位大奶奶相貌平平，难获李国杰的宠爱。李国杰被杀后她就带着独子过着寡居的生活”，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小艾》中景藩和五太太的故事。（《我的姐姐张爱玲》）张爱玲自己也承认，《花凋》是写她舅舅家的表妹，而《创世纪》是写她祖母的妹妹。当然，家族中人或知道张爱玲的小说来源，或不了解，反应各自不一。张子静回忆：
我姐姐发表《金锁记》后，当时李鸿章还有不少后代在上海，尤其是小说中主持分家事宜的“九老太爷”（李鸿章三子李经迈）一房，他的夫人、儿子、媳妇、孙辈，都在上海。但我没听到什么反应或对我姐姐的指责。也许李府那些人也不太看书，根本不知道我姐姐发表了那篇小说。……可是看了《花凋》，舅舅很不高兴。我的表妹黄家瑞回忆说：爸爸读完《花凋》大发脾气，对我舅妈说：“她问我什么，我都告诉她，现在她反倒在文章里骂起我来了！”（《我的姐姐张爱玲》）
张爱玲并不那么在意黄家或者李家对她的评价。在晚年，她索性将张家、黄家、李家的事实乃至自己的私隐经历，不加什么隐讳地就写成了小说《小团圆》。但家世经历给予张爱玲的，除故事素材之外，还有对于旧式家族生活方式的熟稔。这种生活方式，除了一般婚迎嫁娶、酬酢往返之外，还有一种社会经验特别值得一说，那就是对欢场人生的了解。旧式家族的男人们往往雅好风月，有冶游之习。在正式婚娶之外，还多混迹于青楼妓家，有相熟久的，甚至赎出做姨太太。张爱玲的父亲即如此，他曾在黄逸梵出国期间，将一个妓女娶回做姨太太。这使张爱玲很小时就接触到这类人物：“母亲去了之后，姨奶奶搬了进来。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刘海儿，穿着一样的玉色袄裤，雪白的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姨奶奶不喜欢我弟弟，因此一力抬举我，每天晚上带我到士林去看跳舞。我坐在桌子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背在佣人背上回家。”（《私语》）父亲也常带孩子前往这些混杂场面，结果使这么一个女孩子对当时欢场情形极为熟悉。这从张爱玲晚年对《海上花列传》的注解可看得分明，譬如对青楼隐语的注释。小说第三回写洪善卿等人于聚秀堂陆秀宝处吃酒，上菜时，“杨家妈报说：‘上先生了。’”张爱玲指出：“视应召侑酒的妓女为一道菜，显然是较守旧的二等堂子的陋规。”又如第四回张蕙贞欲以请吃酒方式向洪善卿致谢，善卿道：“你要请我吃酒嚜，倒是请我吃点心罢。你嚜，也便当得很，不用破费了，是不是？”张爱玲注称此处“点心”即“馒头水饺”，即女性身体器官的隐语。有此释义，读者即可明白蕙贞的笑骂：“你们都不是好人！”对妓家习俗，张爱玲也知之甚详。小说第二十回写李漱芳盘问陶玉甫和鸨母讲什么，陶玉甫回答说：“没什么，说屠明珠那儿可是‘烧路头’。”张爱玲注曰：“妓家迎接五路财神”，“妓院同其他的小生意一样，为了买卖兴旺，必遵奉习俗，定期举办仪式。每个月、三大节日前夕、每逢新先生到或财神爷生日，妓院都要举行‘烧路头’的活动”。
当然，第二类家世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却是社会观察力的养成。这要拜大家族财力所赐。一般小户人家，入仅当出，无甚余财，家族规模自然偏小，家庭之内兄弟姊妹之间缺乏争斗的动力，反而可能因共患难而成相濡以沫之情。但高门巨族大不相同。族房既繁，财产又巨，各房之间，同房骨肉之间，为着家族地位，为着家财的分配与控制，往往形成彼此明争暗斗的局面。尤其姑嫂婆媳，生活空间狭窄，更易陷入无穷算计之中。对此，林语堂指出：“她们被剥夺了西方的妇女所享受的尊敬与社会权利，但是她们一旦习惯了这种生活，她们也不在乎去不去参加那些男女们的社交聚会，因为她们有自己的社交场合和家庭聚会。她们也不在乎当不当警察去维护街上的治安，或者沿街叫卖铁器等等权益。事实上，任何其他事情都不重要，唯独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因为她们在那里生存、活动、做人。”
张爱玲家亦不例外。张志潜（张爱玲二伯父）与张志沂、张茂渊分家时，欺弟妹年少，多占家产，后来兄妹三人为此对簿公堂，双方争着给法官送钱。后来张志沂又暗地里与张志潜言和，致使张茂渊官司彻底失败。张志沂与黄逸梵夫妻之间也是彼此算计。黄逸梵提出离婚时，张志沂为使黄逸梵不能离婚，故意不拿家用钱，想逼光黄逸梵的钱。这重重算计与纠葛，致使旧家族兄弟姊妹之间多亲情淡薄。张子静回忆，1953年父亲去世时，他打电话告诉姑姑张茂渊，张茂渊仅“哦”了一声，即挂断了电话，去都没有去看一眼。兄妹情薄，一至于此。当然，这也是一种“文化”。在此类文化中，亲戚盼的不是对方的幸福欢悦，而是希望听到他们的笑话，找到嘲讽和满足的机会。生长于此类文化中的人，面对社会时也往往情感淡薄，对国家、民族无甚兴致。他们中间有魅力的男人是善于弄钱、擅于“高等调情”，有智慧的女人是能够将这样的男人抓在手里的，读大学没有什么价值，但可以增点面子，多交点朋友，“做事”就是“出山”（做官），而不是做什么教师、职员，那太丢人，也不济事，如无官做，大家就都“赋闲”着。至于“五四”“五卅”“抗日”啊，那都是“外头的人”，头脑简单闹着玩的……张爱玲也生长在这种世故冷漠的文化之中。因冷漠而致的政治态度带给张爱玲的不可把握的命运未必宜于评价，但于世故中养成的社会观察力，对张爱玲的文学生涯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她后来说“写小说非要自己彻底了解全部情形不可（包括任务、背景的一切细节），否则写出来像人造纤维，不像真的”（《张爱玲私语录》），的确是个中人语。事实上，在成为小说家之前，张爱玲就像那些长期处于算计争斗环境中的女性一样，对人性凉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有着本能的敏感。甚至在幼小时候即是如此。张子静回忆：“我姐姐早慧，观察敏锐，那么幼小的年纪，已经知道保姆的钩心斗角，从而‘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虽只比她小一岁，对这些事，一直是懵懂无知的，觉得保姆都差不多：无非是照顾我们起居生活，吃饱穿暖，陪我们玩耍，不让我们去打扰大人的生活。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我的姐姐张爱玲》）这恐怕未必是“天赋资质”，而是旧式家族文化所致。张爱玲幼时对人性的敏感，在《小团圆》中（人物九莉以张爱玲为原型）有两次写到，都是对家中下人的观察：
韩妈回乡下去过一次，九莉说：“我也要去。”她那时候还小，也并没闹着要去，不过这么说了两遍，但是看得出来韩妈非常害怕，怕她真要跟去了，款待不起。
这时候听楚娣猜碧桃做了主人的妾，她很不以为然。她想碧桃在她家这些年，虽然没吃苦，也没有称心如意过。南京来人总带咸板鸭来，女佣们笑碧桃爱吃鸭屁股，她不作声。九莉看见她凝重的脸色，知道她不过是吃别人不要吃的，才说爱吃。只有她年纪最小，又是个丫头。
有这样精细的观察力，张爱玲成年之后写出白流苏与哥嫂斗法、曹七巧与妯娌争胜的精彩文字，并不令人奇怪。从深宅大院中走出的她，仿佛只是自然地将她所见到的，所感受到的，原原本本讲述给大众听。
然而这又是极不容易的。其实，类似这样的家族文化，郭沫若、冰心、巴金等人未必不熟悉，但是他们太相信新的思想，太想推翻这个旧的时代了，所以对于他们自己耳闻目睹的旧家故事，有些认为缺乏讲述的价值，有的则完全用一种妖魔化的方式去说，一时轰动人心，事后看来倒未见得真了，如《家》《春》《秋》一类名著。唯有张爱玲，没有那般破“旧”立“新”的热望，反而能原原本本讲述旧家族的本来之事，历数十年而不消失其真实魅力。不过，对于张爱玲自己的生活来说，这项文化遗产是幸还是不幸，确实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