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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失落者”的社会观察视角以外，高门巨族的“遗产”还在于一种惘惘乃至虚无的生命体验上。童年记忆对于一个人的一生影响是决定性的。在童年时，张爱玲对家族衰败的感受还不太深，但对家庭的感受就太深了。这主要因于父母矛盾、离婚以及共同的自私对张爱玲心灵之家的摧毁。
孩子最初的依恋与安全感系于父母。张爱玲童年时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父母的爱。然而从很早起她就敏锐感觉到了家中不安的空气：“我母亲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我站在竹床前面看着她，有点手足无措。”（《私语》）然后是姨太太进门，无穷的吵闹，父母的修好，终于父母离婚了。从孩童到少年，张爱玲逐渐领受并明白了这一切。她对父亲的感情完全被不满与鄙屑所充斥。她的父亲张志沂一生只两次短暂工作过，完全靠遗产为生。他的纨绔子弟的姿态不为妻子黄逸梵所容忍。黄逸梵的态度又直接影响了女儿张爱玲。在张爱玲日后的记载中，父亲主要以不堪形象出现。她回忆：“（父亲）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私语》）在她的回忆里，他还是一个暴君。但究其实，张志沂主要还是一个传统读书人，诚如袁良骏先生所言：“张廷众饱读诗书，很多古经典可以倒背如流，……他也并非一无所能，如果科举不废除，他没准儿可以‘进士及第’；如果不是大清灭亡、民国成立，没准儿他也可在旧官场中混个一官半职。然而，一切都不存在了，他遇到了官僚世家的穷途末路，他的父亲、一代名臣张佩纶救不了他，他的外祖父、中堂大人李鸿章也救不了他。在这个社会大转型的非常时代，这位满脑子‘子曰’‘诗云’的书呆子成了一个废物。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在时代的旋涡中他急剧下沉，抽大烟、嫖妓、讨姨太太，他什么都学会了，他成了时代的渣滓。”
然而，母亲和张爱玲的眼光自然有她们的道理。
父亲的无情，家庭的破碎，毁掉的不仅是张爱玲的情感依偎之地，更将她直接推入一种不能释散的“惘惘的威胁”之中。这涉及经济问题。父母离婚时，她和弟弟被判给父亲抚养，这自然是高门巨族不可能让子女随母亲另嫁他姓，亦有财力方面的考虑。黄逸梵离婚，并未从张家带走什么财产，主要是她的陪嫁（珠宝古玩）。而且，离婚僵持期间，张志沂一度不供家用，逼着黄逸梵花自己的私房钱，以使黄逸梵不敢离婚。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但黄逸梵私房钱确实受损。所以，离婚时黄逸梵的财力并不宽裕，孩子留在张家跟随父亲自是顺理成章。父母离婚时张爱玲10岁。此时张志沂的财力，比《创世纪》中的紫微还是好得多了，有汽车，有多幢洋房，他有足够实力将子女抚育成人，子女也不必担心未来。多少弄堂小户小家的子女都未忧虑自己的未来，何况有车有房有地的张家。然而，高门巨族的子弟似乎往往有一个特性：自私，似乎不愿意为子女花钱。张爱玲要不到钢琴学费的事似乎还是不久前的记忆，随之而来的事情就更严重。张爱玲有上中学、大学出国深造的计划。但显然，这些计划都花费不菲。在这个问题上，父亲的态度变得暧昧了，不见有兑现当初协议的意思。《小团圆》也写到了这一层：
又是在下午无人的餐室里，九林走来笑道：“你要到英国去啦？”惊奇得眼睛睁得圆圆的。
“不知道去得成去不成。”九莉说。
“你去我想不成问题。”他很斟酌地说，她觉得有点政客的意味。
她因为二婶三姑，一直总以为她也有一天可以出洋，不过越大越觉得渺茫。
“他答应的，离婚协议上有。”蕊秋说。
那时候他爱她，九莉想。真要他履行条约，那又是打官司的事。但是她的魔力也还在，九莉每次说要到“三姑”那里去，他总柔声答应着，脸上没有表情。
“你二叔有钱。”蕊秋说。
九莉有点怀疑。她太熟悉他的恐怖。
九莉（以张爱玲自己为原型）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不愿为子女教育投资是衰败中的高门巨族里的普遍现象。《花凋》中说：“她（川嫦）痴心想等爹有了钱，送她进大学，好好地玩两年，从容地找个合式的人。等爹有钱……非得有很多的钱，多得满了出来，才肯花在女儿的学费上——女儿的大学文凭原是最狂妄的奢侈品。”为何如此，推算起来在于两点。首先，这些家族虽有家财，但合家之内皆靠遗产过活，并无生存能力，也看不起一般工作。《创世纪》中，匡霆谷一辈子没有收入，儿子也只会在家里要零花钱，全家十几口人全靠着紫微的嫁妆吃了几十年。这份嫁资纵以百千万计，恐怕也禁不住一代人两代人乃至三代人坐吃山空呀。紫微命长，眼看着嫁妆卖完了，钱没了，可人还活着，那怎能不叫人恐惧呢？所以，高门巨族的后裔一方面养成了奢华生活的习惯，一方面却又满怀着坐吃山空的恐惧，将钱财看得很紧，唯恐落入他人之手，甚至子女也不例外。其次，是缺乏责任心，穷巷小户的为父母者往往竭尽所能供子女接受教育，但大家族反而未必如此。一则他们认为在教育花费太多投资（如读大学甚至出国）未必值得，二则这些纨绔子弟自幼成长于极度宠爱的环境，事事皆以自我为中心，不太能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谋划，甚至对自己子女亦如此。张志沂不乐意张爱玲读大学的计划，并非因为供应不起，而实在是因为缺乏责任和担待——他总不能因为子女的教育而放弃鸦片吧（后来他终于把家产抽了个干净）。张爱玲把这些看得透彻，终于因为一次与后母的偶然冲突离开了父亲的家，投奔到母亲处。此事过程《私语》有详细记载，其中也提到了经济顾虑。离开以前，母亲曾托人传话于她：“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对这句话，张爱玲思忖甚久。跟着父亲生活，靠着张家遗产，她自然能过一种有基本保障的生活，比如读完中学，去做“女结婚员”。但她的过一种干净利落的生活的梦想，恐怕永是镜花水月了。而且她还是女孩，即便将来张家有遗产可承，也未必轮得上她。于是她最终决定离父亲而去。但这一步迈得真是艰难呵，张爱玲实际上等于自动放弃了张家的一切，放弃了最可靠的经济来源。如果钱财将尽的恐惧是大家族子弟的集体无意识，张爱玲就是主动地跳进了这个绝境。她要选择新的人生道路，要像所有时代新女性一样，独立开辟自己的生活。这一选择，成全了她自己，但她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的恐慌，切切实实地来到了她的身边，成为她一生缠绕不去的梦魇。
不过，在离开父亲投奔母亲的当时，她还是欢欣的，“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私语》）毕竟，离开了父亲的家，并不等于是离开家，而是前往母亲的家。虽然她知道母亲的钱不多，但供养她受教育是足够了。更重要的是，只有在母亲的家里，她才感到温暖、亲切和向往。所以，尽管她知道离开父亲就意味着终究有一天她不得不面对着这个世界，但至少在这几年里，她还不用顾虑到此层，有母亲替她遮风挡雨，而在将来，等她读完大学出国深造以后，她相信自己有能力过一种干净利落的生活。因这样想，她怀着快乐的心情到了母亲的家，并毫不怜惜地看着自己在原来的家里的结束，“我后母把我一切的东西分着给了人，只当我死了。这是我那个家的结束”（《私语》），她的随身女佣也被遣回乡下。然而，母亲精致而美丽的家和她的期待有着微妙差别。母亲多年留学海外，兼之年少，张爱玲对母亲实际上有两层误解。
一、虽然母亲留学英国、法国，弹钢琴，读文学作品，但母亲并不是一个希望以职业能力为生的女性。她留学，学无所长，更似是在游历、交际。与其说她游学欧美是希望成为胡适之之类学有所专的人才，不如说她更希望成为上流社会的交际花。她美貌、擅于酬酢。也是这次离开父亲，来与母亲、姑姑同住，张爱玲才陆陆续续了解到她原不知晓的诸多家庭隐私。她的母亲在两性关系上经历复杂。《小团圆》甚至暗示九莉弟弟九林（以张子静为原型）是母亲的私生子。小说中，蕊秋（以黄逸梵为原型）对楚娣（以姑姑张茂渊为原型）说，“乃德（以张志沂为原型）倒是有这一点好，九林这样像外国人，倒不疑心。其实那时候有那教唱歌的意大利人……”而黄逸梵与张志沂的离婚，除了新旧思想分歧之外，还有着不为人知的私情。对此，《小团圆》中楚娣亲口告诉了九莉：
楚娣见她仿佛有保留的神气，却误会了，顿了一顿，又悄悄笑道：“二婶那时候倒是为了简炜离的婚，可是他再一想，娶个离了婚的女人怕妨碍他的事业，他在外交部做事。在南京，就跟当地一个大学毕业生结婚了。后来他到我们那儿去，一见面，两人眼睁睁对看了半天，一句话都没说。”
她们留学时代的朋友，九莉只有简炜没见过，原来有这么一段悲剧性的历史。
因而母亲对女儿的期待，自然不是成绩优异，而是能成为引人瞩目的上流社会的贵妇人。所以，张爱玲过来后，母亲很快为她设定了修习目标和计划。遗憾的是，母亲的设计过于居高临下，太缺乏量身打造的科学性：张爱玲不像她母亲那样美貌，性格又内向，连话都不爱和人多讲，生活自理能力很差，“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路”，这让张爱玲的心理发生微妙变化，“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小团圆》也记载了九莉诸多的难堪，“她正为了榻边搁一只呕吐用的小脸盆觉得抱歉，恨不得有个山洞可以爬进去，免得沾脏了这像童话里的巧格力小屋一样的地方。蕊秋忽然盛气走来说道：‘反正你活着就是害人，像你这样只能让你自生自灭。’九莉听着像诅咒，没作声”。而且，张爱玲一直鄙视那种“女学生—少奶奶”的女人生涯。幸好，在造成了张爱玲一定程度的自卑以后，母亲还是理解了她的追求，支持她报考伦敦大学出国深造的计划。
二、张爱玲仍有一处未能完全了解母亲。出身于大家族的母亲，对子女的责任心仍然有限。虽然比父亲好得多了，她愿意供养女儿，支付她的教育费用（离婚协议本来写明由父亲负担的），但她不能做到和传统母亲那样，守在女儿身边，谨慎安排不多的财产，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抚育女儿。这是多少女性曾经走过的为人称赞的道路，但黄逸梵做不到这一点。在张爱玲过来不久，她又筹谋去欧洲了。去欧洲花费甚多，而张爱玲的教育费用亦是可观数字，然而她的计划不因女儿而改变。母亲去欧洲做什么呢？她似乎并没有向女儿做过解释。留学？显然不是，她前番在欧洲游历4年也未拿过任何学位。做生意？更不是了，做生意讲求资金、人脉，母亲要做生意，自然是在上海、南京、天津这些地方为好，那里李家、张家、黄家后人遍布，而到欧洲，她能做什么生意呢？母亲未将计划说明白，而少年张爱玲向来把出国看成是浪漫的事，自然也不深问。所以，直到数年之后，张爱玲已在香港大学读书，她才多多少少了解到母亲在国外的主要生活内容：无固定目标地谈恋爱——也许她自己倒是想“固定”，但没有人愿意和她“固定”。对黄逸梵的这种生活，袁良骏先生说她是追求“性享受”、纵欲，“她充其量是一个会放一串儿洋屁的学混子。她的时间都哪儿去了？她在国外做何营生？一句话，吃喝玩乐谈恋爱交朋友性享受。出现在《小团圆》中的与她‘发生关系’的中外老少男友，即不下十余人。她应该说是中国较早出现的‘女权主义者’‘性自由主义者’。她不仅看不上乃德，对一双儿女也很不疼爱”
。“很不疼爱”是有证据的。在到母亲家后不久，张爱玲即“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但母亲毕竟为她请了昂贵的家庭教师，也帮她支付了香港大学的学费，那时她对母亲的“不疼爱”感受尚不深切。但在香港大学读书期间发生的点点滴滴，使她一点一点失去了对母亲的爱。据《小团圆》记载，由于母亲给的生活费相当低，九莉几乎是香港维多利亚大学（以香港大学为原型）最穷的学生，暑假都因为节省路费而不回家。但蕊秋对此类事情并不过问，甚至在经过香港探望女儿期间，她的主要心思也仍在诱惑男人，与项八小姐争风吃醋，而不关心女儿的衣食住行，也不给女儿留下生活费用。尤令九莉失望而痛苦的是，蕊秋甚至将历史教授安竹斯（以佛朗士为原型）私人给女儿的800元港币“奖学金”，在赌桌上一下子输光了。而这差不多可够九莉一学期的生活费。蕊秋的不负责任一至于此。此事给九莉极深刺激：
“嗳，你昨天输了不少吧？”她问。
“嗳，昨天就是毕先生一个人手气好。”蕊秋又是撂过一边不提的口吻。“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们回来早，不到两点，我说过来瞧瞧，查礼说累了。怎么，说你输了八百块？”南西好奇地笑着。
九莉本来没注意，不过觉得有点奇怪，蕊秋像是拦住她不让她说下去，遂又岔开了，始终没接这碴。那数目听在耳朵里也没有反应，整个木然。南西去后蕊秋也没再提还安竹斯钱的话。不提最好了，她只觉得侥幸过了一关，直到回去路上在公共汽车上才明白过来。偏偏刚巧八百。如果有上帝的话，也就像“造化小儿”一样，“造化弄人”，使人哭笑不得。一回过味来，就像有什么事结束了。不是她自己做的决定，不过知道完了，一条很长的路走到了尽头。
“一条很长的路走到了尽头”，在九莉实际上是指母女关系的结束。九莉对母亲衔怨甚深。几年后她成为著名小说家后，竟然考虑用二两黄金付清母亲在她身上的花费，明显是割断母女之情。对此，连姑姑楚娣都以为不可、不必。因此，成年后张爱玲对母爱看得比较透彻，她说：“母爱这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文章。普通一般提倡母爱的都是做儿子而不做母亲的男人，而女人，如果也标榜母爱的话，那是她自己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男人只尊敬她这一点，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张，浑身是母亲了。其实有些感情是，如果时时把它戏剧化，就光剩下戏剧了；母爱尤其是。”（《谈跳舞》）还说：“朋友是自己要的，母亲是不由自己拣的。从前人即使这样想也不肯承认，这一代的人才敢说出来。”（《张爱玲私语录》）
与父亲的关系的破碎，尤其是与母亲的关系“走到了尽头”，并不意味着父亲、母亲彻底放弃了对女儿的责任（父亲后来还帮她支付过一次圣约翰大学的学费），但对张爱玲而言，却是一点一点地不可抵挡地陷入另外的孤立无助的恐惧之中。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日一日地发现在这个世界上，父亲不能依靠，母亲也不能依靠，那是多么令人恐慌、不安的事情啊。这种无家可归、朝不保夕的恐慌就是缠绕张爱玲终身的“惘惘的威胁”。因此不奇怪从十几岁起，那些不安的、毁灭的感受便经常浮现在张爱玲的脑际。做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学者，往往会用“早熟”“早慧”等字眼来陈述这种心理，殊不知这是多么大心理创伤的结果。诗人穆旦的《智慧之歌》里有四句话，写的是同一境况，“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张爱玲后来对人世观察显示出的“智慧”或“天赋”，无疑是漫长的生活“苦汁”浸泡的结果。
这种“惘惘的威胁”决定成年以后张爱玲基本的心理趋势。她对人世和生命怀有难以消释的怀疑，而这种怀疑又和五四文人的主流取向不甚一致。陈独秀、巴金等人也是怀疑主义者。对他们的怀疑，张爱玲曾有描述，称：“在古中国，一切肯定的善都是从人的关系里得来的。孔教政府的最高理想不过是足够的食粮与治安，使亲情友谊得以和谐地发挥下去。近代的中国人突然悟到家庭是封建余孽，父亲是专制魔王，母亲是好意的傻子，时髦的妻是玩物，乡气的妻是祭桌上的肉。一切基本关系经过这许多攻击，中国人像西方人一样地变得局促多疑了。而这对于中国人是格外痛苦的，因为他们除了人的关系之外没有别的信仰。”（《中国人的宗教》）当然，五四以后的文人还是找到了“别的信仰”，那就是民族国家，“我以我血荐轩辕”，以疗救、解放国家为人生新的信仰。但对于生于大家族的张爱玲而言，她对民族国家了无兴致。古典文人的经验倒给了她充分启示。身在恐慌与不安之中，她一心要抓住那一切可以给她带来安稳感受的事物。她特别爱钱。她特别注意那些短暂的但可以给人暂时安慰的欢乐事物。她爱热闹的音乐。她喜欢颜色、线条、气味。她不关心他人，因为她自顾尚且不暇。在对社会、国家的态度上，她比一般大家族里的人，显得更加淡漠。
幼小时候的张爱玲就设想过自己的天才，“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天才梦》），但她可能料想不到她的天才是在这样一种有着原始性恐慌的心理空间里展开的。同样作为大家女子，冰心、林徽因、凌叔华与她走着殊异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