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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府门第的煊赫，张爱玲只赶上了一个末尾。1920年她在上海出生时，不但李鸿章、张佩纶已弃世多年，就连本应健在的祖母李菊耦也已辞世。尤其是，使李家、张家获得高门巨族身份的清王朝也已瓦解多年。清王朝的灭亡，实际上为李家、张家这样的高门巨族画上了句号。不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沦为遗老遗少的高门巨族仍在前代余荫下继续着富贵精致的生活。1920年张爱玲出生前后，动荡的中国车轮正在滚滚向前。陈独秀、胡适等时代巨子正在猛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年轻的毛泽东正在北京大学旁听，甚至朱德、刘伯承这样的青年将军，也在出国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而在租界的各样公寓里，前清大家族“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生活仍在延续，只不过混杂了越来越多的消费性的洋场情调。在张爱玲的童年记忆里，不时浮现着这样的优美场景：
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我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我们的新屋，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私语》）
年幼的张爱玲甚至梦想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私语》）这当然融合了她母亲和姑姑随时出洋留学的新式做派。
然而，或许是家族破败的速度在加快，或许是年岁渐长，有了透过现象看取本质的能力，到了少年时期，世界在张爱玲眼中逐渐变了颜色。相府门第的煊赫精致，仿佛被时代狂风一吹，蓦地露出千疮百孔的底子。小说《创世纪》主要以李菊耦之妹李经溥为原型，是观察高门巨族衰败的极佳文学材料。与李菊耦23岁才嫁给年届41岁的张佩纶一样，李经溥也是22岁时由李鸿章做主，嫁给了李鸿章门生之子任德和。也是年龄很不般配，张佩纶年长李菊耦近20岁，任德和则是小李经溥6岁，才16岁。李鸿章选婿重世谊和才学，但事实证明，他为两个女儿选的夫婿都颇失算。张佩纶“官海潦倒”，任德和知书而无能，在舅兄提携下都不堪当官职，庸庸一生。当然，依合肥李氏之嫁资，即便夫婿无能，李鸿章女儿仍然会富甲一方、荣华终身。然而，李鸿章有料到王朝倾覆、军阀内乱、日本入侵吗？在这样的频年内乱中，连合肥李氏本身都在衰落。李鸿章死时，三个儿子皆官居道台、侍郎之职，到民国时期，其孙子李国杰仍把握招商局大权，但实力大不如前。到1932年，其招商局实权被新贵宋子文所夺，李国杰甚至被上海市政府扣押查办。李氏如此，其嫁出去的女儿们就更不济了。《创世纪》暗写李经溥的晚年寥落（人物紫微以李经溥为原型）。在小说中，匡家（以任家为原型）一大堆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靠着紫微的嫁妆过活，几十年如一日。谁的嫁妆能支持这么久！但终于到了难以支持的地步。李菊耦死得早算是幸运（她的继子张志潜、儿子张志沂、女儿张茂渊、孙子孙女张子美、张子闲、张爱玲、张子静等几十年来同样靠着她的一份嫁妆过活），可她的妹妹李经溥长寿。这长寿未必是好事。小说有两个细节，极令人感叹：
姑奶奶吃了饭便走了，怕迟了要关电灯。全少奶奶正在收拾碗盏，仰彝还坐在那里，帮着她把剩菜拨拨好，拨拨又吃一口，又用筷子掏掏。只他夫妇两个在起坐间里，紫微却走了进来，向全少奶奶道：“姑奶奶看见我们厨房里的煤球，多虽不多，还是搬到楼上来的好，说现在值钱得很哩！让人拿掉点也没有数。我看就堆在你们房里好了。今天就搬。”
他踅了出去，紫微正在那里锁柜子，姑奶奶伸头进来笑道：“我过年时候给妈送来的糖，可要拿点出来给湘亭他们尝尝。”又拨过头去，向外房的客人们笑道：“苏州带来的。我们老太太别的嗜好没有，闷来的时候就喜欢吃个零嘴。”紫微搬过床头前的一个洋铁罐子，装了些糖在一只茶碟子里，多抓了些“胶切片”，她不喜欢吃“胶切片”，只喜欢松子核桃糖。女儿和她相处三十多年，这一点就再也记不得！然而，想起她的时候给她带点糖来，她还是感激的。
谁能想到，拥有家产4000万两白银的李鸿章的幼女会有一天连一罐核桃糖都来之不易、舍之不得，连几个煤球都怕人偷去了呢？绍兴周氏作为一般大户人家，它由“中道”到“破落”都足以使周树人铭记终生，何况李经溥这样的人生际遇！倘若李鸿章泉下有知，看见自己幼女晚年的生活，那会是怎样的痛彻于心呀。
这是高门巨族衰败的一个缩影。不过具体来看，李菊耦的后人似乎比她妹妹的后人衰败得要慢一点。到张爱玲读中学时，她父亲还拥有汽车，还能和她继母（孙用蕃）对抽鸦片。不过在张爱玲看来，这仅是她父亲自私的结果：他要把钱留给自己花，而不愿在子女身上投资。她回忆说：“我不能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私语》）后来张爱玲一怒之下，投奔了已经离婚的母亲，母亲黄素琼（逸梵）是南京黄军门黄冀升之孙女。黄冀升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1862年获授代理江南水军提督，1868年获授三等男爵。黄家门庭虽不及相府煊赫，但也算家底非凡。黄逸梵和她弟弟黄定柱继承了黄家遗产。但到30年代，以卖首饰、古董（遗产）为主要生计来源的黄逸梵也时感困窘。张爱玲也敏锐感觉到了：“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童言无忌》）
眼见的和亲历的李家、黄家、张家等旧家族的无可抵挡的衰败，给少年张爱玲以巨大影响。不仅仅是“生于末世运偏消”的身世之感，而且是她观察社会、理解历史，面对新的文学经验的特殊立场。对此，宋家宏先生总结为“失落者”心态，“她早年的身世影响了她人格心理的发展，进而影响到她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体验；不幸的童年，没落的家庭，动荡的现实环境使她成为一个‘失落者’，造成她复杂的心理矛盾，‘失落感’是她基本的心理状态，从而导致了她精神上的悲观气质。她对人性是悲观的，对历史文明的发展也是悲观的，构成了她的人生悲剧意识”
。此说相当精辟，但有些地方还可以做更细致的分析。比如，宋先生认为张爱玲的政治意识在于“对现实政治的冷漠”，这固然是事实，然而，这到底是张爱玲对政治问题对国家历史无看法呢，还是有看法但不宜于公开表达呢？在这方面，我们应设身处地地想象张爱玲，一定要切记家庭出身的差异。林语堂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民族。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关心社会，而这种家庭意识又不过是较大范围内的自私自利。”
家庭、家族的利益和立场，很容易构成政治潜意识。高门巨族的青年子弟和平民家庭的青年子弟，即使生在相同的时代，读相同的书，对现实政治的看法也往往有根本性差异。原因在于，高门巨族是既得利益者，甚至直接是高层政治的现实参与者，在其中有着复杂的情感、利益与价值的现实纠葛。而像孙中山、鲁迅、毛泽东这类普通绅士家庭出身的雄杰人物，没有这层纠葛，自然容易从纯理性的立场表明自己的态度。这种差异，在在皆是，比如对清朝廷的态度。孙中山、鲁迅、毛泽东辈自是疾之不已，以之为国家富强的障碍，但高门巨族就完全不同。他们“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花凋》），他们对前清充满留恋之情。据冯祖贻考订，张爱玲伯父张志潜，1919年为父亲张佩纶编刻了一部奏稿，“序言不仅在格式上每逢遇到‘孝钦皇太后’（慈禧）、‘德宗’（光绪帝）、‘列祖列宗’字样均抬头，而且年份用的竟是‘宣统十年’，这一年按民国纪年应是民国八年了”，甚至“他们还一遵清俗，头上留着辫子，每逢朔望、元旦及宣统生日都要点上香，向北遥拜，拜后则痛哭一番，虔诚的还亲自上京，冀望一见圣容，获得若干封赠”。
堂伯父张人骏给幼年的张爱玲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前两江总督张人骏在辛亥革命后逃到天津，做了寓公，对前清王朝充满无限感情。张爱玲回忆：
一个高大的老人家永远坐在藤躺椅上，此外似乎没什么家具陈设。
我叫声“二大爷”。
“认了多少字了？”他总是问。再没第二句话。然后就是“背个诗我听”，“再背个”。
还是我母亲在家的时候教我的几首唐诗，有些字不认识，就只背诵字音。他每次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流泪。（《对照记》）
此情此景，足以使当年扬州、嘉定的抗清义士们悲愤莫名。有如此不肖子孙，当年还抵抗满洲人做什么？中国历史多的是这类滑稽与悲哀。不过，遗老遗少们留恋前朝并非由于思想“愚昧”，关键在于利益，以及因利益而产生的价值认同。设若没有清王朝，合肥李氏又从哪里去创下数千万家资，极人间之荣贵？所以，在此类既得利益的大家族里，很难形成国家、公义的观念。若我们后世读者都逐日流连于“贵族”的荣华与奢靡，而无意反思其背后集权政治对民族现代化的戕害，又如何能指望“贵族”后裔不去“遥拜”皇上呢？人性的弱点多半相似。至于遗老遗少们对于辛亥革命以后新的政治力量的“不感兴趣”，更在不言之中。一般平民青年会在新政治中寄望民主与自由，大家族子弟可能更切身地感受到的是地位的丧失，利益的被损害。甚至对于日本人，一般青年都会有爱国义愤，但大家族子弟更易把它看成天下分合之争中一个新的参与者，甚至看到家族重新崛起的契机。正如抗战期间清朝皇族寻求日本人支持以重建帝国一样，李鸿章孙子李国杰在1937年也努力活动，意欲加入日本人扶持的傀儡政府，以重振合肥李氏的家业。他有自己合理的逻辑，虽然这逻辑已与国家价值严重对立——他本人于1939年被国民党军统刺杀亡命。
张爱玲自幼就生活在这样狭小的“贵族”世界里，成年以后她亦时时讥讽这个世界。她以否定性的口吻描述自己的家：“我后母也吸鸦片。结了婚不久我们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私语》）但是，她的政治观念难道与这些旧家族子弟毫无共通之处？譬如，张爱玲会不会对清王朝抱有亲切的好感，会不会对民国世界抱有轻微的嘲讽，会不会对日本人抱有并不排斥的“平常心”……这些政治态度，出于“失落者”张爱玲是正常的，但是把它公开地表述出来，就未必适宜了。所以张爱玲很少直接谈论政治。尤其，“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小说家张爱玲的“帝王”是高门巨族以外有着力量的大众。此类因素，使张爱玲对政治更加淡漠。但这并不表明她完全无政治观念，至少，在不会成为热血的爱国青年、对前清或入侵者缺乏仇恨等方面，她和她经常讥讽的遗老遗少颇为一致。
“失落者”心态还影响了张爱玲对于文学传统的选择。在张爱玲阅读并真正尝试写作的年代，由鲁迅、郁达夫、巴金等人创造的“新文学”传统业已形成。他们从事写作，不再同于古代文人那样抒发命运感叹，而在于通过文字的手段疗救社会。柄谷行人将这类叙事追求称为医学式的：“这个社会是病态的，必须加以治疗这一‘政治’思想亦由此产生。‘政治与文学’不是什么古来对立的普遍性问题，而是相互关联的‘医学式’的思想。”
张爱玲也广泛阅读了这些作品。但终究，她并不喜欢。对此，她解释为自己不喜欢写人生飞扬的一面，而愿意写人生安稳的一面，不愿写纪念碑式的事物，而愿意写日常事物，“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自己的文章》）。这个解释倒不失为真实，但并未说透，难道《故乡》《孔乙己》写的不是“日常事物”？其实关键在于，新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否定性的破坏力量”
。鲁迅诸人写小说，实际上是通过有意设置的各种不同的人生故事，将旧的社会、政治、家族和文化讲述为“不正常的”“不健全的”，从而确立新的政治、文化和人生的合法性，其中包含着服务于国家现代化的伦理改造和认同生产。而张爱玲，虽然也未必那么喜欢旧的，但对新的社会理想却无那般大的兴趣。新文学力图成为民族国家共同体想象的一个部分，而张爱玲对建立一个新民族国家并无热情。所以，她可能会欣赏老舍的幽默、赵树理的质朴，但整体上对新文学的“破坏”企图并无共鸣。她写小说，起笔时好像和鲁迅等人有相似（如揭露金钱的奴隶、男权的枷锁等等），但讲到结尾却拐到其他方向去了。她感伤，但并不批判；她讽刺，但并不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