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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鲁迅的说法，新文学作家大抵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
，然亦有少数例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鲁迅写道：“（她）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这里的“她”，指的是小说家凌叔华，实则更例外的则是此时尚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念中学的张爱玲。不过，高门巨族给予张爱玲的“遗产”是那般复杂，非个中人难以体会。
冯祖贻先生根据吴汝纶《安徽按察使丰润张君墓表》、陈宝琛《清故通议大夫四五品京堂张君墓志铭》、劳乃宣《有清通议大夫四五品京堂前翰林院侍讲学士张君墓表》等资料，编制了一份《张爱玲家族世系简图》（见图，图中除张爱玲、张茂渊外，未计入其他女性）。从这份丰润张氏的世系表上看，张爱玲的直系亲属向上逆推四代，皆不显赫。高祖张灼少见史载，估计为普通乡绅。曾祖父张印塘（1797—1854），曾协助李鸿章办理“淮军”军务，但早殁军间，未成气候。祖父张佩纶（1847—1903）幼年失父，“转徙兵间十余年”，23岁时应试中举，次年登进士，后担任侍讲学士及都察院侍讲署左副都史，当时应是张家最有前途的一位青年才俊。可惜张佩纶亦未为后人创立殷实家业。一则他为官“忠清”，不事产业；二则以“清流”身份力主与当时窥伺台湾的法国海军开战，因而被主和派派往福建海防前线，结果惨遭败绩，一贬不起。最困窘时连安葬继室边粹玉都需人资助。张爱玲父亲张志沂（字廷众），则以纨绔子弟度过终生。不过，旁支的张志洪（字人骏）是晚清的最后一任两江总督，辛亥革命时在南京缒墙而逃。张志潭出任过民国交通部部长，还曾帮张志沂谋过一份闲差，但这些亲戚对张爱玲家的帮助总是有限的。
显然，依照张印塘—张佩纶—张志沂的世系来看，张爱玲家至多只是一般官绅之家，与鲁迅所言“破落户子弟”相仿。但世系并不能说明一切。张家成为现代文人家族中少有的高门巨族，不因于张氏自身，而因于张佩纶的第二次婚姻——他娶了李鸿章的女儿李菊耦为第三任夫人。这其间东床招婿的故事，晚清小说《孽海花》曾演绎为佳话，此不赘论。作为相府千金，李菊耦为张家带来了高贵门第和惊人财产。作为李菊耦的孙女，张爱玲既是丰润张氏之后，亦是合肥李氏之后。
所以，今人以“最后的贵族”之类谈论张爱玲（以“贵族”命名名家大族实为大众文化的附会，因为爵位世袭之家方为“贵族”，张家肯定不是），实在于张爱玲与李鸿章的血缘关系。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但不尽为人所知的，则是李氏家族的财产。和多数中国官员一样，李鸿章将通过合法渠道和非法渠道扩充家族财产视为人生主要目标之一。李鸿章经营“淮军”“北洋军”达40年，他从军费中挪取多少入于私囊，不为人知（其时淮军宿将如刘铭传、周盛传、卫汝贵等皆以克扣军费而富甲一方）。与此同时，李鸿章又创办官办、民办企业无数。数其大者，则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局、漠河金矿、天津铁路公司等，“所有企业的总办、督办、协办、会办，都由李鸿章挑选的亲信担任，李鸿章事实上是这些企业的太上皇”
。李鸿章从这些企业获得的利益是一个惊人的秘密。且据不可靠记载，李鸿章在签订《中俄密约》时，还收受了贿赂。终李一生，他的私人财产究竟有多少，无人得知。据容闳《西学东渐记》估计，约合白银4000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财政年收入的一半。而据《中国近代农业史》第一辑刊载资料记载：李鸿章兄弟六人，仅在家乡合肥，“每人平均有十万亩（地）”，“其在外县更无论矣”，李鸿章所置田产，每年可收租五万石；在现银和不动产方面，亦极惊人，李氏“一、二、四房，约皆数百万，而不得其详”，“而五房极富，家中田园、典当、钱庄值数万元不算，就芜湖而论，为长江一大市镇，与汉口、九江、镇江相埒，其街长十里，市铺十之七八皆五房创造，贸易则十居四五。合六房之富，几可敌国”。这些记载，恐非虚言。其实李鸿章在世时，民间已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俗谚。类似巨贪而竟以善终，不能不说是专制中国的一个传统，恰如林语堂所言：“在中国，虽然一个人可以因偷窃一个钱包而被捕，但他不会因为盗窃国家资财而被抓起来。”
同时，也可见出其时政府的虚弱和李鸿章培植私人势力的能力皆已达到极点。
张爱玲家族世系简图
在法制健全的民主国家，很难发生这类事情。然而现代国家里的贪腐之举，到了传统中国却成为一种荣耀。像李鸿章这样的官员，实际上是中国人的理想——既能谋划国家前途，又能营建私家产业，还能为子孙筹划长久基业。李鸿章死后，李家仍掌控招商局至20世纪30年代。不过，对“深惬素怀”（《李文忠公尺牍》）的女婿张佩纶，李鸿章所能为力者有限。1887年，李鸿章将女儿李菊耦许配给流放归来的张佩纶，当然是有意提携，但实际上并不能做到。《孽海花》在讲述李鸿章（人物威毅伯的原型）、张佩纶（人物庄仑樵的原型）翁婿旧事时，将其中关节讲得明明白白：
唐卿道：“我倒可惜仑樵的官，从此永远不能开复了！”大家愕然。唐卿说：“现在敢替仑樵说话，就是威毅伯。如今变了翁婿，不能不避这点嫌疑。你们想，谁敢给他出力呢？”
这一关节，李鸿章事先倒未充分考虑到，兼之张佩纶婚后常与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政见相左，被李经方暗中排挤，最后张佩纶只能闲居南京，聊度浮生，这多少是辜负了李菊耦。或许因为张家普遍持这种看法，所以张爱玲后来在《创世纪》中写到紫微的姐姐（原型即李菊耦）时说：“姐姐出嫁也已经二十几了，从前那算是非常晚的了。嫁了做填房，虽然夫妻间很好，男人年纪大她许多，而且又是宦途潦倒的。”因此，张爱玲家从合肥李氏得到的，就主要不是仕途，而是财产了，即李菊耦的嫁妆。张爱玲弟弟张子静晚年说：“我祖父是个清官，一家子的财产都是三祖母陪嫁过来的。”（《我的姐姐张爱玲》）
李菊耦是李鸿章三子两女中的长女，按《孽海花》夸张的记述：“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威毅伯爱之如明珠，左右不离。”如此爱女，嫁妆定然丰厚。然而“丰厚”到几何，即使张家后人也不甚清楚。此处仅能根据张家后人的只言片语，略推其情形。张子静回忆：“至少1935年左右，他（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在虹口还有八幢洋房。”（《我的姐姐张爱玲》）1935年的张志沂家已经在走下坡路，且这份财产只是李菊耦陪嫁中相当少的一部分。李菊耦嫁与张佩纶后，育有一子一女（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与姑姑张茂渊），张佩纶、李菊耦双双离世时，张志沂、张茂渊均年幼，都跟随张佩纶原配朱氏所生之子张志潜生活，到张志沂20多岁时才分家。分家时张志沂、张茂渊对家底不清楚，后来发现只得到其中甚少一部分，兄妹三人为此还对簿公堂。从张家后人回忆可见，李菊耦的嫁妆包括房产、田产、珠宝和现银。具体数额不知，但从一处房产可见一斑。张佩纶、李菊耦婚后到南京定居时，曾买下原靖逆侯张勇的府第。这座宅院后来曾被柏文蔚购买。后半作为私宅，前半办了一所学校，聘杨步伟（语言学家赵元任夫人）为校长，学生一度多达四五百人。再后来，这座宅院又被国民党政府购作立法院办公地，足见其阔大。
“津津有味”地叙说李鸿章、张佩纶的家世与资财，并非有着“贵族癖”，而是因为它们是小说家张爱玲走上人生舞台的背景。然而，“煊赫旧家声”给予张爱玲的，并非只是“荣耀”二字显示得那么肤薄。它的日渐不堪的现实境况，它的生活方式与人生观念，对张爱玲的影响，充满难言的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