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然而，张爱玲并不需要人替她辩护。在1943年、1944年，她对自己的选择就有所准备。据柯灵透露，张爱玲没有接受郑振铎等前辈的善意劝告。在她的价值观里，“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乃人生要义，这种“特别”，即便是“坏”也是值得的，因为有了“名气”可为万众瞩目。否则，一个“好”人，没没于世，又有何生趣。何况，写写文章，换点稿费过一种清清爽爽的生活，也不至于就是大“坏”大“恶”吧。她本来就有着“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所以，在可以预见的成名面前，她选择了“趁热打铁”。她说“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然而，成名的意愿哪个文人没有呢？但他们更不愿与日本人合作。抗战爆发之后，甚至在东北沦陷之时，已有大量文人决然离开日本占领下的国土，辗转于武汉、桂林、衡阳，最后退却到重庆、贵阳等僻远之地，如萧红、巴金等；或者投身延安，直接参与以笔抗战的行列，如丁玲、艾青、何其芳等。对于这些生于乱世的文人，由于“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爱这土地》），他们很自然地卷入政治性的抗争写作。甚至在香港这样的地方，年轻人也敏锐感觉到民族主义：
食堂很大，灯光昏黄，餐桌上堆满了报纸。剑妮折叠着，拿错了一张，看了看，忽道：“这是汉奸报。”抓着就撕。茹璧站了起来，隔着张桌子把沉重的双臂伸过来，二蓝大褂袖口齐肘弯，衣服虽然宽大，看得出胸部鼓蓬蓬的。一张报两人扯来扯去，不过茹璧究竟慢了一步，已经嗤嗤一撕两半，九莉也慢了一步，就坐在旁边，事情发生得太快，一时不及吸收，连说的话都是说过了一会儿之后才听出来，就像闪电后隔了一个拍子才听见雷声。
“不许你诬蔑和平运动！”茹璧略有点嘶哑的男性化的喉咙，听着非常诧异。国语不错，但是听得出是外省人。大概她平时不大开口，而且多数人说外文的时候声音特别低。“汉奸报！都是胡说八道！”“是我的报，你敢撕！”（《小团圆》）
茹璧，据说是汪精卫的侄女。在维多利亚大学发生的这一幕，给九莉深的印象。事实上，据《小团圆》记载，在港战期间，她的不少同学即已转赴内地。而在沦陷的上海，多数文人都避走内地。即使留在上海的，也多取地下姿态，隐居缄默，并不积极参与日伪的“文坛盛事”。但这类民族主义行为对她触动不大。柯灵劝她发表文章慎重，甚至私下谋划帮她前往重庆。她都没有接受。这当然有谋生的顾虑在内，她与新文学界素无甚接触，她的写作又与他们相去甚远，到他们圈子里谋生，谋抗战，即便她有兴趣，恐怕也难以操作。当然，更重要的，是她根本就无兴趣。一般常人念兹在兹的民族意识、国家热情，在张爱玲不能不说极为稀薄，几近没有。这恐怕是较“做点特别的事”影响张爱玲更深的文化“遗传”。
对于日本这个国家，对于日本的侵华战争，张爱玲在文字中甚少提及。偶及几句，也极为淡然。如《私语》说：“沪战发生，我的事暂且搁下了。因为我们家邻近苏州河，夜间听见炮声不能入睡，所以到我母亲住处住了两个礼拜。”《私语》写于1944年，此时淞沪会战的惨烈，南京大屠杀的残暴，并未随着时光流逝而荡去血迹，但在张爱玲寥寥几句中，仿佛有如谈论街道上一桩闲事，有如一个不爱足球的人提到一场球赛，多少有些漫不经心。至于对侵略者的仇怨与憎恶，更无从谈起。不过，这或许可以解释为沦陷区著文言论的不便。但看她晚年所著《小团圆》，可见她对日本的印象并不坏。其中一节提及日本兵在维多利亚大学出现：“比比回来了之后，陆续听见各救护站的消息，只有一站上有个女侨生，团白脸，矮矮的，童化头发，像个日本小女学生，但是已经女扮男装剪短了头发，穿上男式衬衫长袴，拿着把扫帚在扫院子。一个日本兵走上前来，她见机逃进屋去，跑上楼去站在窗口作势要跳，他倒也就算了。竟是《撒克逊英雄略》里的故事。不知道是否因为香港是国际观瞻所系，进入半山区的时候已经军纪很好。宿舍大礼堂上常有日本兵在台上叮叮咚咚一只手弹钢琴。有一次有两个到比比九莉的房间来坐在床上，彼此自己谈话，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而据胡兰成《今生今世》记载，他们恋爱期间，也时常很自然地谈论日本的绘画与文学，还与日本文人池田笃纪等保持密切往来。池田笃纪甚至认张爱玲为“姐姐”。毫无疑问，在私下感情上，张爱玲和胡兰成一样，也并不视日本为敌国，反而于之是亲切的，愿意多接触的。在日本投降后，她甚至建议胡兰成流亡到日本去。这与众多秉具爱国、正义之感的中国文人颇为不同。
这或许还是高门巨族对于张爱玲的“赐予”。张爱玲的家庭亲众主要是生活在相府门第的荣耀之中，李鸿章那种政治人物的视野和评断标准对后人影响颇大。中日交恶，由来已久，以甲午海战为最震骇国人之始。然在某些政治人物心中，国与国之间不论感情，只谈利益，不考虑民众的死难或欢悦，只顾及国家的战略需要。这在历史上看得很清楚。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被日军全线歼灭，死伤惨痛，但李鸿章并不与日本作不共戴天状，仍与日本谈判议和，并与伊藤博文等日本重臣保持私人关系。甚至据当时朝内大臣（如御史安维峻、洪良品等）弹劾称，李鸿章还通过盛宣怀，将白银1500万两交由某日商经营。后事未必属实，但李鸿章与日本关系密切确为事实。其情形有如诸侯争霸，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随势而变的利益。政治人物的这类眼光在随后历史人物上亦清晰可见。蒋介石数年如一日坚持“焦土抗战”之策，但也在数年之内始终与日方高层保持接触，谋求和谈可能。而抗战结束以后，与日本作战多年的国民党军纷纷吸收日本官兵，编入自己军队，以展开国内革命战争。这类做法，其实很难为满腔国仇家恨的基层官兵所理解。政治人物与普通军人对待日本态度的区别，就是张爱玲和一般爱国青年的区别。张爱玲并非政治人物，但她的家世与文化，使她较早地受到了政治人物历史眼光的影响。尤其在对待日本这个国家的态度上。作为李鸿章的后人，张爱玲也习惯于把日本看作一种可战可和可谈的政治力量，有如在合纵连横的诸侯时代，国与国处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之中。无论战争导致多大伤亡，它们都只是政治博弈的过程，而与正义或非正义并不相涉。
张爱玲不是政治人物，但家世文化使她沾染了政治人物的无情。不过，这种影响说到底还是影影绰绰的遥远的遗传，更切近地造成张爱玲的淡漠的国族意识的，还是她在旧家文化与上海弄堂文化中养成的不近人情的自私。杨东平先生指出：“上海市民大多对政治持敬而远之、与己无关的冷漠态度。……在北京和许多城市，老百姓的心态大致相同，但诸如平等、自由、正义之类价值理想的感召力总是存在的，哪怕它并不会带来眼前的实惠。而上海人却很难为这种抽象的价值和理想而激动，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除非他们的现实利益受到威胁。”
这类淡漠与自私，张爱玲极为典型，但她坦率言之，从不自以为异：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打人》）
唯一的遗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烬余录》）
他（荀桦）提起坐老虎凳，九莉非常好奇，但是脑子里有点什么东西在抗拒着，不吸收，像隔着一道沉重的石门，听不见惨叫声。听见安竹斯死讯的时候，一阵阴风石门关上了，也许也就是这道门。（《小团圆》）
无疑，这类自私造成了张爱玲极度稀薄的国家关怀。据1947年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茨的证词称，南京失陷期间，中国女性遭遇了“最粗暴最悲惨的景象”，“就在我的邻居家里，妇女被强奸，其中还包括大学教授的妻子……南京沦陷后一个月，国际委员会的拉贝先生曾向德国当局汇报，他和他的同事相信南京发生了不少于2万起强奸案例。在这之前，我仅根据安全区的报告，非常保守地估计总数为8000例。每天、每时、每刻，都有大批日军——15或20个一伙在城里游荡，主要是去难民集中的安全区找寻妇女”
。试想，如果张爱玲是一个充满爱心与道德热情的女性，她怎能不为日本人的残暴杀戮而刺痛于心，怎能不为国家破碎、同胞流离失所而同仇敌忾？又怎会和各色日伪人物怡然交往？显见，张爱玲的自私刻骨至深。生活在沦陷的上海，她不可能没有看见或听见各类各样的惨事，但她淡然而过，无甚表示。
那么，如此自私从何而来？其实，她的家族先人都是典型的忧患天下的士大夫。据《创世纪》记载，戚文靖公（以李鸿章为原型）虽然累积家私无数，但直到死也还系念着国家：“紫微只晓得老爹爹回家不久就得了病，发烧发得人糊涂了的时候，还连连地伏在枕上叩头，嘴里喃喃奏道：‘臣……臣……’他日挂肚肠夜挂心的，都是些大事；像他自己的女儿，再疼些，真到了要紧关头，还是不算什么的。”而张佩纶更为不能报效国家而“累欷不已”（《墓志铭》），有生不如死之慨。显然，张爱玲不可能从廓然有天下志的李鸿章、张佩纶那里承得如许自私。她的习性更多得自她的父母、她的表叔姑母之类遗老遗少。在时代淘洗中，这些高门巨族的子弟丧失了传统士大夫“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治平气度，视野所及，就只剩下自己身家安全了。《小团圆》称：“九莉经过两次沪战，觉得只要照她父亲说的多囤点米、煤，吃得将就点，不要到户外去就是了。”而且，由于能力短促，都靠遗产过活，遗产尽管数目可观，但毕竟生齿日繁，生财无道，在这些高门巨族之内，尤其内闺之内，一种集算计、精明、势利于一体的旧家文化得以滋生。这些女性眼界狭窄，紧紧抱着自己的钱财，唯恐被他人算计而去，甚至丈夫、儿女都是提防、紧张的对象。七巧就如此教导她的女儿长安：“烟灯的火焰往下一挫，七巧脸上的影子仿佛更深了一层。她突然坐起身来，低声道：‘男人……碰都碰不得！谁不想你的钱？你娘这几个钱不是容易得来的，也不是容易守得住。轮到你们手里，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上人的当——叫你以后提防着些，你听见了没有？’长安垂着头道：‘听见了。’”（《金锁记》）生活在这种隐约焦虑之中的人，不可能不形成极端自私的思维定式。张爱玲虽然对这些旧家生活看得透亮，并在事实上谋取了独立生活，但自幼耳濡目染这种自私，她很难真正迈出这种思维的边界。她也经常援引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来解释自己的自私：“比比也说身边的事比世界大事要紧，因为画图远近大小的比例。窗台上的瓶花比窗外的群众场面大。”（《小团圆》）当然，作为“失落者”，旧式家族中人对新时代的一切政治缺乏兴趣也是原因。恰如宋家宏先生所言：
我们不应该忘记了她是一个流着贵族血液的没落的千金小姐，这一身份决定了她最深层的政治意识：对现实政治的冷漠。试想，她还会对辛亥革命后的哪一种政治力量感兴趣呢？她是一个“失落者”，已失去了对新的社会理想的追求。……过去比将来亲切！当新的社会到来，翻天覆地的变革开始，以她的特殊心态来感受，也许是“更大的破坏”到来了。她感到格格不入，其实，换另一种方式，她仍然会感到格格不入。对她最适宜的是那充满了“沉落感”的社会环境，她一方面哀叹着生命的“荒凉”，同时又在品味着欣赏着这种“荒凉”，达到内心的满足与平衡。也因此，她需要不断地发现生活中的“荒凉”“惨伤”。
此外，由于作为旁观者，她对国家、正义在现实中的畸变也有清醒的观察。在《创世纪》中，她如此描写戚文靖公：“然而他为他们扒心扒肝尽忠的那些人，他们对不起他。”而在其他小说中，她也明确对爱国的乖谬提出反讽：“小艾听他们说起来，大概有根是跑单帮发财的。她心里却有点百感交集，想不到有根会有今天的一天。想想真是不服，金槐哪一点不如他。同时又想着：‘金槐就是傻，总是说爱国，爱国，这国家有什么好处到我们穷人身上。一辈子吃苦挨饿，你要是循规蹈矩，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火起来我也去跑单帮做生意，谁知道呢，说不定照样也会发财。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也过几天松心日子。’”（《小艾》）
而上海弄堂文化中无处不在的势利，又与旧式家族的内闺文化相互肯定，更使张爱玲无法逾出自私的藩篱。何况，缺乏父母之爱、深感着“惘惘的威胁”的张爱玲比任何人都更易坠入狭小的自我世界。不过，与家族中人自私而不自觉不同，张爱玲对自己的自私极是自知。她略有点羞愧，但终不能否弃它。于是她将自私发展为一种坦率干净的生活态度：她做不到同情这个世界，同情那些不相干的人，她亦不渴望别人的同情；她不怜悯他人，亦不希望别人来怜悯她。在社会和道德的层面上，她承认并接受了自己的自私。而在文学层面上，张爱玲并不自私，而恰有一种悲悯。在世俗政治或道德的层面，张爱玲不关心周围的人。她后来说，“我小时候受我母亲与姑姑的privacy cult（尊重隐私）影响，对熟人毫无好奇心，无论听见什么也从来不觉得奇怪”，“总有他（或她）的理由”。（张爱玲致夏志清信）而在生命的层面，她又极关注那些她不关心的人。她不介入，却深深地“懂得”。对此，吉田丰子有很到位的理解：“不乱碰别人的人生，尤其是不随便提旁人的苦恼。这是唯有很能理解别人痛苦者才做得到。张爱玲正是这种人；即她是不具有随便同情和安慰别人，而是能理解和分担这种痛苦之compassion精神的人。我认为，张爱玲文学之所以能扣住人心，广为人们所喜读，就是由于此种精神。”
宋家宏也有类似意见：“她对自我个人的生命与生存体验之外的事不感兴趣，或者说，外部世界的变化只有与她个人的生命与生存体验发生关系时，才能引起她思索和体验的兴趣。”
自私不妨碍张爱玲有关生命的文学表达，但在政治观念，自私的确构成了她迥异于同时代文人的特点。因为以自己的情感、趣好乃至利益作为立身处世的唯一标准，而将民族、国家端然忘却，她留在了上海，她选择一个聪明而有风度的男人作为情人。她愿意在那些以她作品为中心的场合出现，谈论一些有价值的文学话题。她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汉奸文人”“清水浊水”的问题，但那于她，到底不是最重要的。何况乱世之中，一切都无从把握，又何必想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