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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有一种看法，不见之她的文字，而是来自她弟弟张子静的回忆。她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没没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
这种看法，极宜于解释张爱玲一生的处世行事，尤其是她与政治的关系。作为缺乏政治意识的旧家子弟，她一生的生活际遇与文学书写，都陷在乱世政治的羁绊之中。不但生前如此，而且身后也如此。
《传奇》《流言》的出版，使张爱玲奇迹般跃升为上海滩最为知名的女作家。而与胡兰成的一场乱世之恋，也让她一度有了“于千万人之中”“于千万年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的欲仙欲死的爱的体验。然而，繁华事尽，“谢幕”的悲凉随着1945年8月日本人的投降瞬刻就成为现实。对张爱玲“文化汉奸”的政治指责，在国民政府惩治汉奸期间成汹涌之势。
这样指责主要因为胡兰成。当时胡兰成已潜逃温州乡下，舆论所向，自然更集中于张爱玲了。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今生今世》一句未提。不是胡兰成有意隐瞒，而是他只关心从张爱玲这里获得什么，而对张爱玲本身面对着怎样的境遇并无兴致。而《小团圆》于此方面也未直言。不过，她对战后世界的预感是不好的，甚至并不那么关心中国抗战的胜利。她记载说：
有天晚上已经睡了，（九莉）被炮竹声吵醒了，听见楚娣说日本投降了，一翻身又睡着了。（《小团圆》）
她实在快乐不起来。此时，她已经料想到“在本地”“无法卖文”的问题。不过，张爱玲也未写什么具体的事情。事实上，在当时，有关张爱玲“文化汉奸”的议论甚多，用“声名狼藉”来形容并不为过。
1945年8月左右，上海市面上出现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女汉奸丑史》，另一本是《女汉奸脸谱》，都不约而同地把张爱玲与陈璧君（汪精卫之妻）、杨淑慧（周佛海之妻）、莫国康（陈公博外室）、佘爱珍（吴四宝之妻，胡兰成情妇）、川岛芳子等“女汉奸”相提并论。这当然不合事实，但舆论变得非常严峻。两本小册子系由何人何机构印刷，都不甚清楚。仅《女汉奸丑史》封面署有“上海大时代社刊行”，但亦不知是何人所为。估计为当时爱国青年或对张爱玲或胡兰成积有私怨的圈内人所为。陈璧君、川岛芳子等皆是政治人物，列作“汉奸”自有根据，但列张爱玲为“汉奸”不免于事实无据。张爱玲远离政治，并未做过出卖国家的事。所以，当时“汉奸”论者主要因于胡兰成的伪宣传部政务次长的身份。《女汉奸丑史》和《女汉奸脸谱》两书中关于张爱玲的批判，都与胡兰成有关。一者称《无耻之尤张爱玲愿为汉奸妾》，一者称《“传奇”人物张爱玲愿为“胡逆”第三妾》。文章肆意做人身攻击。当然，也有部分文字从张爱玲小说入手。《女汉奸脸谱》称：“她的小说《倾城之恋》，曾经搬上舞台，这是剧坛上的污点。她与苏青不同之点，即好高骛远，俨然是个了不得的绝世佳人。因为‘绝世’，所以不大出外交际，更因为自命‘佳人’，所以异装得近乎妖怪。但她们间也有个共同点，即都是惯会投机，懂得生意眼，且又不择手段，毫无灵魂的女人。张爱玲的文字以‘啰唆’为特色，看得人‘飘飘然’为她的目的。她之被捧为‘和平阵营’中的红作家，便因她的文字绝无骨肉，仅仅是个无灵魂者的呻吟而已。”《女汉奸丑史》则表示：“如今，胡兰成大概已经被捕了，以后文化界中没有他的立足地，至于张爱玲，她的文章，是否还有出路，那要看她的今后做人方式了。”还有一些小报甚至捏造说：“前些时日，有人看见张爱玲浓妆艳抹，坐在吉普车上。也有人看见她挽住一个美国军官，在大光明看电影。不知真相的人，一定以为她也做吉普女郎了。其实，像她那么英文流利的人有一二个美国军官做朋友有什么稀奇呢？”
这就是造谣生事。不过，与《女汉奸丑史》一样，署名“爱读”的批评者对张爱玲的前途亦不甚乐观，“自从胜利以后张爱玲埋姓隐名的，没有到公开的场合出现过，文章也不写了。在马路上走，奇装怪服也不穿了。一直蛰居在赫德路公寓的高楼之上，不大到外面招摇。有人谈说她在赶写长篇小说《描金凤》，这倒颇有可能。只是写了之后，又拿到什么地方去发表呢？正统派文坛恐怕有偏见，不见得会要她的作品，而海派刊物，她也许不屑”。这位批评者，连张爱玲的住所都一清二楚，足见是平时有所往来的圈内人。
这些指责缺乏事实证据，而文字之“绝无骨肉”亦非国家法律所辖之事，故当时国民政府接连惩办著名汉奸陈公博、周佛海、丁默邨（《色·戒》中易先生原型），却不曾过问张爱玲。显然，“文化汉奸”之说于法不合。但舆论压力，却不能不让张爱玲有所压力。1946年11月，山河图书公司出版《传奇》增订本。除原有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简称《第二炉香》）、《琉璃瓦》、《金锁记》、《心经》、《茉莉香片》等篇目之外，又增加了《留情》等几个短篇，但最引人注意的是它的“跋”与前言《有几句话同读者说》，都含有自我解释的意思。“跋”中有两首诗，表明了作者对祖国凡微事物的热爱，与《传奇》集内的小说并无多大共通经验。选在此处作“跋”，张爱玲的用心也无奈得很。在《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中，那份辩解的意图更是分明。虽然说她素来不屑俗小訾议之言，但风雨欲来她也不得不为自己寻找自卫的理由：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是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
与同被指责为汉奸文人的苏青相比，张爱玲的语调要平和得多。苏青在沦陷时期风头之健不下于张爱玲，而且的确和日伪有辩白不清的关系，要说“文化汉奸”也不无道理，但苏青在她的《续结婚十年》卷首里仍振振有词：“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于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关于我——代序》）张爱玲没有苏青这样的激烈，也没有苏青那样的“战斗”的心情，但张爱玲的“分辩”更具理性，明确勘清公与私的界限。
短短几句话当然不可能消除舆论。当时柯灵为《传奇》再版曾在《文汇报》上刊登一则广告，结果受到批评。而张爱玲更付出了写作的代价。“爱读”说的，“拿到什么地方去发表呢”，果然成了问题。抗战胜利，举国欢庆，张爱玲不但心绪寥落，而且很快发现投稿无门，被她压在心底多年的“惘惘的威胁”再度浮现。此前张爱玲发表文章多在有日伪背景的《杂志》，抗战胜利后，《杂志》停刊，而由进步文人主持的《文艺复兴》等杂志成为上海文坛的主流，这些杂志出于舆论考虑，对张爱玲这类作家很是谨慎。苏青的遭遇可做对照。当时有大报想请苏青去编副刊，但又吞吞吐吐地希望她改个笔名。苏青不愿示人以“心虚”之态，遂未能谈成。张爱玲不似苏青结交广泛，战后很快即陷入沉寂。1946年她完全沉寂，1947年她仅发表一篇散文。无奈之中，她不得不转入商业电影剧本写作（60年代以后这成为她主要的谋生手段）。从1946年到1949年，不能不说她为过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但电影剧本也未真正拓开。与桑弧合作的第一部电影《不了情》受到好评，但第二部电影《太太万岁》就引发了笔战。《太太万岁》初公映时，前辈剧作家洪深曾撰文称张爱玲：“她将成为我们这个年代最优秀的high comedy作家中的一人。”然而，这一评论受到胡珂激烈的批评：“寂寞的文坛上，我们突然听到歇斯底里的绝叫声，原来有人在敌伪时期的行尸走肉上闻到high comedy的芳香，跟这样的神奇的嗅觉比起来，那爱吃臭野鸡的西洋食客，那爱闻臭小脚的东亚病夫，又算得什么呢？”
“敌伪时期的行尸走肉”，自然是指张爱玲这类在日本人统治时期乐于写作的文人。不能不说这种看法代表着诸多同行对张爱玲的评价，因而类似文章纷纷而出。洪深在压力之下，不得不改变看法，刊文《恕我不愿领这番盛情——一个丈夫对〈太太万岁〉的回答》，从三个方面全盘否定《太太万岁》。这些批评对于正在寻求出路的张爱玲可谓迎头一击。因此，《太太万岁》之后，张爱玲再无电影创作。连文华电影公司已作预告的《金锁记》电影改编也无疾而终。
然而，代价不仅是生前创作，亦包括身后声名与文学史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张爱玲出走海外。从此，她就在国内的文学史中彻底消失。从民族主义立场看，剔除张爱玲这类“汉奸文人”是必然的。甚至在“文革”以后，张爱玲的作品从海外重返故土，学界欣然接纳，但有着国仇家恨沉痛记忆的前辈文人，对张爱玲仍持不能原谅的态度。前鸳鸯蝴蝶派文人陈蝶衣说：“对于张爱玲的一系列作品，无论中篇或长篇，概括言之，若不是营造‘男欢女爱’，便等于做足‘吹影镂尘’的功夫，求其与‘共赴国难’的大时代，挂得上钩的，简直是百不得一，绝无仅有。”（《不幸的乱世女作家张爱玲：国难当头时的卿卿我我一族》）陈辽直接称张爱玲为“文化汉奸”，理由有三：一是上海沦陷时期，张爱玲和汉奸胡兰成先同居后结婚，并且沦陷后期绝大多数作品都发表在敌伪主办的刊物和报纸上；二是抗战胜利后对大汉奸胡兰成仍然一往情深，不辨民族大义；三是1949—1952年期间张爱玲并未在新中国吃什么苦头，但张爱玲1952年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后，立即写作反共反人民、虚假的《秧歌》《赤地之恋》等。
这种批评具有民族情绪，但学理欠缺。相对而言，刘晓虹关于如何评价沦陷区“中间作家”问题较有见地。她认为，张爱玲具有“‘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现世主义和利己主义主导下的人生选择与文学态度”，在沦陷区特殊的时空里，她选择了“以弱自处”“因弱卸责”“以弱自足”的创作态度。
可以断定，无论今后张爱玲多么受到大众读者的喜爱，但她的这一段历史总会成为讨论或批评的焦点。
这当然不能说是不公平。一个国家的伤痛，不是几代人就可以忘却的。张爱玲在敌寇铁蹄下耽沉于文字盛宴，注定要长期承担民族正义的惩罚。尽管世事动荡不该由一个女人去承担，但又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在那个时代为国家捐献了自己。所以，就算后人要为她辩护，亦多少显得有些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