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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有余话。这不但指张爱玲、胡兰成之间尚有余事未了，且指如何看待张爱玲、胡兰成之间的这场乱世之恋。1947年6月，张爱玲与胡兰成绝断。1949年胡兰成经香港远至日本，与佘爱珍结婚。1952年张爱玲亦从内地出走香港，1955年又转赴美国。岁月倏忽，胡、张之间仍偶有联系，并未绝于信息。先是张爱玲滞留香港时，胡兰成曾托日本友人池田笃纪前往拜访，结果未遇。张爱玲到美国后，曾与胡兰成有过一次联系，仅是一张明信片，没有抬头，没有署名，仅写“手边若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的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做参考”。胡兰成马上回信寄书，并附上了最新照片。张爱玲未做回复。后来胡兰成自传《今生今世》出版了，又给张爱玲寄书寄信。张爱玲甚少回复，最后才来一纸短笺：“兰成：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爱玲。”胡兰成一见，彻底断了念头。后来胡兰成再寄信去，张爱玲果然再未作复。
怎样看待这段动荡时世中的恋情？言人人殊，有因爱屋及乌者，钦服于张爱玲的同时，对张、胡之恋亦不惜浪漫化。典型如电影《滚滚红尘》，将这段情事演绎为一桩绝世之恋。甚至进而“发现”胡兰成者，对胡兰成其人其文发生兴趣。台湾作家朱西宁与两个女儿朱天文、朱天心都是“张迷”。朱西宁甚至因为无法见到张爱玲，遂将胡兰成请到台湾家中，教授二女写作。王德威则以他惯有的夸张，将胡兰成文字命名为“胡说”，与张爱玲之“张腔”并列。近年《今生今世》《山河岁月》等书在大陆出版后，也为胡兰成吸引不少女性读者。不过，因热爱张爱玲而对胡兰成心生憎厌者，亦在在皆是。
这类纷争皆可理解。但张爱玲本人的态度无疑最为关键。张爱玲一生，从未在公开文字中提及胡兰成。依她清绝于世的性格，这是可以理解的。但20世纪60年代，胡兰成在日本出版《今生今世》，在书中专辟“民国女子”一章，讲述他与张爱玲的惊艳旧事，迫使张爱玲不得不有所表示。但也只限于私人书信。她在给夏志清的信中数次抱怨胡兰成“老糊涂了”，言语中多有不满，“三十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张爱玲1975年12月10日致夏志清信）但据宋以朗披露，到80年代她的态度就转入反感了。1981年，张爱玲在给宋淇信中说：“大成与平鑫涛两封信都在我生日那天寄到，同时得到七千多美元（内附两千多是上半年的版税）与胡兰成的死讯，难免觉得是生日礼物。”1982年，张爱玲收到朱天文托人送给她的书，内中有三本胡兰成化名写的关于禅、中国小说史和礼乐的书，她随手翻一翻，发觉里面有许多引用《红楼梦魇》和她别的书，“马上扔了，免得看了惹气”
。不过，要说她对胡兰成从爱恋到彻底反感，甚至“咬牙切齿”（宋以朗语）亦不至于。人生若只如初见。隔着几十年光阴，再美丽的事物亦会渐次褪去其光华，只是想来无趣罢了。兼带地，她对爱情的看法更由讥讽转为决绝：“盲婚的夫妇也有婚后发生爱情的，但是先有性再有爱，缺少紧张悬疑、憧憬与神秘感，就不是恋爱，虽然可能是最珍贵的感情。恋爱只能是早熟的表兄妹，一成年，就只有妓院这脏乱的角落里还许有机会。再就只有聊斋中狐鬼的狂想曲了。”（《国语〈海上花〉译后记》）这与散文《爱》中表达的期冀可谓相去万里。
但是，张爱玲是人事两分的。她不太满意胡兰成的文字表演，但对自己的那段轰轰烈烈、沉醉忘我的爱恋，她却又是哀悯而怜惜的。她后来对邝文美如是谈起这段往事：“虽然当时我很痛苦，可是我一点不懊悔……只要我喜欢一个人，我永远觉得他是好的。”（《张爱玲私语录》）而在作品中，她把自己的情爱观表达得更加清楚，“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金锁记》），她怎么能够掂量得那么清楚？“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所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惘然记》），爱不取决于对方，而最重要的是自己曾经经历过，沉醉过。一个人的人生，设若平平常常，数十年如一日般地流过，想来亦无甚生趣。总得有几件事情，支撑起漫长的平庸，总得有几许痴醉神迷、飞扬流丽的人生瞬刻，照亮漫长的黑夜。“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公寓生活记趣》），短暂的爱的岁月即是“人生”，即是人“结结实实生活过”的证据。生命不在于结果怎样，而在于过程的充盈与澄澈。事实上，无论后来她对胡兰成有怎样的怨怼，但在撰写、修改达20余年的《小团圆》中，她还是那样沉醉地重返了自己的爱的岁月，不断去感受青春的光辉。而她的这种爱的感受，人生安稳而沉静的瞬间，在她后期新撰或改写的小说中时时可见：
重逢的情景他想过多少回了，等到真发生了，跟想的完全不一样，说不上来的不是味儿，心里老是恍恍惚惚的，走到弄堂里，天地全非，又小又远，像倒看望远镜一样。使他诧异的是外面天色还很亮。她憔悴多了。幸而她那种微方的脸型，再瘦些也不会怎么走样。也幸而她不是跟从前一模一样，要不然一定是梦中相见，不是真的。（《半生缘》）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太晚了。店主把单据递给他，他往身上一揣。“快走。”她低声说。他脸上一呆，但是立刻明白了，跳起来夺门而出。（《色·戒》）
这样的情境，这样的爱，是张爱玲在时光废墟上的漫徊逡巡。那种洞彻灵魂的瞬间，那种生命明亮而永恒的欢悦，与胡兰成或别的什么男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最重要的是她的灵魂的幽微的光亮。在晚年出版的《对照记》里，她未收入她生命中与她有过深切关系的三个男人（胡兰成、桑弧、赖雅）的任何照片，倒不是记怨他们，而是他们具体何人，与她内心经历的悲欣交集的旅程并无关系。这就是张爱玲对生命的一种理解，既是对她自己，亦是对于广大的尘世。这或许，也是我们尘世中人对情爱应该持有的态度。
不过，暗夜扪心，张爱玲是否设想过生命中的另一种可能：假如没有胡兰成，她的生命是否会是另外一种路程？被时论普遍认为是暗写张、胡之恋的《色·戒》中有段描述，很可以用来作为答词。那是易先生下令处死王佳芝后，神色恍惚，却又面带“三分春色”地回到家中，致使易太太猜度他莫非与王佳芝初次“得手”。而此时，易先生的感受是：
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虎与伥，家族门第、上等社会决定了张爱玲的宿命。她只会欣赏胡兰成这类最可能给她带来伤害的男人。不过，有势力进而有风采然而又永远有着危险的男人，或许是中国社会女性普遍的宿命。飞蛾扑火式的决然，非独张爱玲有之，然而，却又并非每个女性都愿意或有能力像张爱玲那样干净而自尊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