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一直讥讽某种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有女同车》)。但她何曾料到有一天自己也会止不住掉进这种雾数。她能容忍胡兰成的混乱的性关系,在她之前的。譬如他与他的几任妻子、佘爱珍,乃至自己的朋友苏青。对此,《小团圆》记载说:
也许他不信。她从来没妒忌过绯雯,也不妒忌文姬,认为那是他刚出狱的时候一种反常的心理,一条性命是捡来的。文姬大概像有些欧美日本女作家,不修边幅,石像一样清俊的长长的脸,身材趋向矮胖,旗袍上罩件臃肿的咖啡色绒线衫,织出累累的葡萄串花样。她那么浪漫,那次当然不能当桩事。“你有性病没有?”文姬忽然问。他笑了。“你呢?你有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的经典式对白。
胡兰成或许不相信张爱玲能如此大度,但事实上的确如此。在了解了苏青与胡兰成的肉体关系之后,张爱玲仍公开撰文对苏青不吝赞辞:“苏青与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密切的朋友,我们其实很少见面。也不像有些人可以想象到的,互相敌视着。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况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可是我想这里有点特殊情形。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愿意她多写,愿意有许多人知道她的好处,因为,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在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我看苏青》)对于英娣,张爱玲也不排斥,“她写信给他说:‘我真高兴有你太太在那里。’她想起比比说的,跟女朋友出去之后需要去找妓女的话。并不是她侮辱人,反正他们现在仍旧是夫妇。她知道之雍,没有极大的一笔赡养费,他也决不肯让绯雯走的”(《小团圆》)。然而,对于后她而出现的小周,她难以做到真正的容忍。以前是她破坏别人,现在则是别人来破坏她。她曾取代了英娣的地位(全慧文离婚不离家),但现在小周很可能取代她的地位。当然,这种取代不是指她会被弃,因为就胡兰成而言,他总是希望他爱的女人都在他身边。而且,他对张爱玲、小周的次序已做了明确安排,张爱玲是妻,小周是妾。《今生今世》也述及此节:“我说起在上海时与爱玲,小周忽然不乐道:‘你有了张小姐,是你的太太?’我诧异道:‘我一直都和你说的。’小周惊痛道:‘我还以为是假的!’她真是像三春花事的糊涂。但是此后她亦不再有妒忌之言。我与她说结婚之事,她只是听。我因为与爱玲亦且尚未举行仪式,与小周不可越先。”胡兰成也将此意对张爱玲讲了。
对于胡兰成设计的数美并陈的“小团圆”局面,张爱玲像旧式家族的众多女性一样,最初还是尝试了容忍。虽然她对胡兰成专做的一本记载他与小周“佳话”的辞采优美的《武汉记》愤而拒看,但她到底没有与他闹翻。她唯能稍稍作为抗议表示的是,她告诉他,有个外国人通过她姑姑向她表示,希望和她发生性关系,条件是每个月补贴她一笔钱。但这样有效果吗?她自己也知道无用。两年前,她就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过:“丈夫在外面有越轨的行为,他的妻是否有权利学他的榜样?摩登女子固然公开反对片面的贞操,即是旧式的中国太太们对于这问题也不是完全陌生。为了点小事吃了醋,她们就恐吓丈夫说要采取这种报复手段。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总是拿它当笑话看待。”(《借银灯》)胡兰成果然如此,知道她只是说说而已,并未真的放在心上。这就需要张爱玲提升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此后张爱玲果然再未问起小周。但她怎么想的呢,恰在此后不久,她在《天地》月刊上刊出一篇《双声》,记的是她和炎樱的谈话。两人恰恰说到了妒忌。张爱玲说:“随便什么女人,男人稍微提到,说声好,听着总有点难过,不能每一趟都发脾气。而且发惯了脾气,他什么都不对你说了,就说不相干的,也存着戒心,弄得没有可谈的了。我想还是忍着的好,脾气是越纵容脾气越大,忍忍就好了。”这恰好是给她对小周之事的沉默做了解释,她不是不妒忌、没有脾气,只是尽量忍住而已。
随后局面动荡,发生了很多事。日本投降,胡兰成欲在武汉举事,被重庆方面弹压。胡兰成丢下小周,又化装成日本伤兵逃亡。途经上海时,又与暂时寄居人家的日本主妇发生关系。然后胡兰成逃到了诸暨乡下。时间对于张爱玲来说,过得太慢了。不是世事变化太慢,而是她张爱玲越来越经受不住内心的煎熬。她的世界不能不越变越小:她与小周,究竟谁才是他的最爱?这个问题不解决,她食不甘味。1946年2月,张爱玲辗转找到了避难温州乡下的胡兰成,既是久别探问,又希望他能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交代。对胡兰成一路而来的情欲关系,她在乎的只有小周。而对于其他女人(包括到温州发现他又姘上一个叫范秀美的女人),她尽可不提。因为她们或是有夫之妇,或是年岁已大(如范秀美),都不可能和胡兰成“执手”“偕老”,而唯有武汉的小周,才18岁,人又顺良静淑,各方面条件皆有胜于张爱玲,除了门第和名气。不过男人“以貌取人”,这些不具有太多实际意义。故而,在温州期间,两人一次上街游玩,张爱玲向胡兰成慎重地提出了这一问题。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回忆此节说:
那天亦是出街,两人只拣曲折的小巷里走,爱玲说出小周与她,要我选择,我不肯。我就这样呆,小周又不在,将来的事更难期,眼前只有爱玲,我随口答应一声,岂不也罢了?但君子之交,死生不贰,我焉可如此轻薄。且我与爱玲是绝对的,我从不曾想到过拿她来和谁比较。……我道:“我待你,天上地上,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世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按不上取舍的话。而昔人说修边幅,人生的烂漫而庄严,实在是连修边幅这样的余事末节,亦一般如天命不可移易。”爱玲道:“美国的画报上有一群孩子围坐吃牛奶苹果,你要这个,便得选择美国社会,是也叫人看了心里难受。你说最好的东西是不可选择的,我完全懂得。但这件事还是要请你选择,说我无理也罢。”而且她第一次做了这样的责问:“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我因说世景荒荒,其实我与小周有没有再见之日都不可知,你不问也罢了。爱玲道:“不,我相信你有这样的本领。”她叹了一气:“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胡兰成没有能力的说法自然不可十分相信。日本之败,他早有所料。他既然能给小周备下十两金子,自己也就不可能完全未做准备。再则,以胡兰成之能力,他终不会下堕到家室难保的程度。对此,张爱玲当然是不相信,只能将他的解释理解为托词。这是胡兰成对两人关系破裂的记述。不过,关于这场对话,张爱玲在《小团圆》中的记载却有不同。结局类似,但两人对话的具体语句却很为不同。胡兰成记述的话有如天花,虽包含决绝分离却仍美丽异常,而张爱玲的记载却是平白,话语不多,但语言不飘忽,句句落在实际问题上:
走着看着,惊笑着,九莉终于微笑道:“你决定怎么样,要是不能放弃小康小姐,我可以走开。”
……他显然很感到意外,略顿了顿便微笑道:“好的牙齿为什么要拔掉?要选择就是不好……”为什么“要选择就是不好”?她听了半天听不懂,觉得不是诡辩,是疯人的逻辑。
次日他带了本《左传》来跟她一块看,因又笑道:“齐桓公做公子的时候,出了点事逃走,叫他的未婚妻等他二十五年。她说:‘等你二十五年,我也老了,不如就说永远等你吧。’”他仿佛预期她会说什么。她微笑着没作声。等不等不在她。
……她临走那天,他没等她说出来,便微笑道:“不要问我了好不好?”她也就微笑着没再问他。
她竟会不知道他已经答复了她。直到回去了两三星期后才回过味来。
等有一天他能出头露面了,等他回来三美团圆?
有句英文谚语“灵魂过了铁”,她这才知道是说什么。一直因为没尝过那滋味,甚至于不确定做何解释,也许应当译作“铁进入了灵魂”,是说灵魂坚强起来了。
还有“灵魂的黑夜”,这些套语忽然都震心起来。那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日夜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一醒过来它就在枕边,是只手表,走了一夜。在马路上偶然听见店家播送的京戏,唱须生的中州音非常像之雍,她立刻眼睛里汪着眼泪。
的确,胡兰成最希望的还是“三美团圆”,在家帮他带儿子的全慧文,才女张爱玲,年轻貌美的小周,都环绕在他周围。不过,这其中还是有排序的,或许张爱玲也考虑到了。全慧文生有几个孩子,她最不可能离开胡家。而小周与她之间,胡兰成的天平实是倾向于小周的。实际上,胡兰成一直有将小周接出带在身边的考虑。他回忆说:“我是到了香港,才恢复本来的姓名。我打听得了小周的地址,写信到四川,她果然来了回信。我才晓得那年我走后她被捕下狱。二月后获释,想想气恼,就嫁了《大楚报》编辑姓李的年轻人,同归四川。焉知他家里原有妻子,而他又不能为小周做主。小周已抱孩,几次三番想要出走,如今忽然接到我的信,当下她大惊痛哭,因为她一直以为我是不会爱她的。她回信里说:‘这回我是决意出走了。’信里还说我给她的东西:‘那年都被国民政府抄去了,但将来我还是要还你的。’我当即再写信汇路费去,请她来香港,但是都被退回,大约她已不在那里了。”(《今生今世》)对张爱玲,他未曾如此努力。小周之于他的重要性超过张爱玲,是毫无疑问的。
胡兰成有关小周的考虑,张爱玲后来也约略知道。据《小团圆》载,这是郁先生(以斯君为原型)告诉九莉的:“郁先生来了”,“谈了一会儿,他皱眉笑道:‘他要把小康(以小周为原型)接来。这怎么行?她一口外乡话,在乡下太引人注意了。一定要我去接她来。’郁先生是真急了。有点负担不起了,当然希望九莉拿出钱来。郁先生发现只有提起小康小姐能刺激她。她只微笑听着,想道:‘接她会去吗?不大能想象。团圆的时候还没到,这是接她去过地下生活。’九莉忽道:‘他对女人不大实际。’她总觉得他如果真跟小康小姐发生了关系,不会把她这样理想化。郁先生怔了一怔道:‘很实际的哦!’轮到九莉怔了怔。两人都没往下说。”张爱玲没有出这笔钱,不过她在小周面前无法获得优势,是无比显然的。何况,她的目的根本就不在于要比小周更得宠,她要的是唯一的爱。而这一层,在胡兰成的“爱”的词典里,根本就不存在。说到底,他们对爱的理解差不多隔着几个时代。在张爱玲,她最终不能接受数美承欢的结局。对于多妻主义,她曾表示理性上可以接受,毕竟是数千年来中国的传统,但心理上终有不能释怀之处。她说:“如果另外的一个女人是你完全看不起的,那也是我们的自尊心所不能接受的。结果也许你不得不努力地在她里面发现一些好处,使得你自己喜欢她。是有那样的心理的。当然,喜欢了之后,只有更敌视。”(《双声》)张爱玲只愿意胡兰成有唯一的爱的选择。得不到肯定的选择,她宁愿选择一个女人的尊严。那是怎样的尊严呢?1944年9月,在一篇名为《忘不了的画》的文章中,她谈到高更画作中一个有尊严的女性,“在我们的社会里,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如果与情爱无缘了还要想到爱,一定要碰到无数小小的不如意,龌龊的刺恼,把自尊心弄得千疮百孔,她这里的却是没有一点渣滓的悲哀,因为明净,是心平气和的,那木木的棕黄脸上还带着点不相干的微笑”。张爱玲不想把自己弄得千疮百孔,在一定程度上她也曾经委曲求全,但是那种委屈得有一个前提,她要求得到一份完整的爱,爱若已逝,她也就不会再委屈自己了。所以她对胡兰成说:“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只不过写《忘不了的画》时她还正在热恋之中,哪里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堕到这种“永远不再”的境地。然而,谁又能预计好自己的人生呢?那可怕的居然来了,人就应该有承担的尊严。温州之行结束后,这段恋情即大致结束。不过,由于胡兰成在难中,张爱玲暂未提出,反而连续两次将自己电影剧本《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的稿酬寄予他,胡兰成也不时自乡下寄信或便条给她。最后的决断是在1947年6月。彼时张爱玲知道胡兰成已在温州暂时立稳脚跟、脱离了险境,即给胡兰成写来一信。据《今生今世》载,信的原文如下: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唯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信中的“小吉”,即小劫的隐语。一段乱世情缘就此了结。从23岁到27岁,张爱玲一生中最为亮丽清纯的阶段也就画上了句号。林语堂说:“在任何一个国家,妇女的幸福不是取决于她们享受社会权益的多少,而取决于她所与之生活的男人的品质。”
张爱玲的经历差不多是这段话的注脚。她感受过欲仙欲死的爱,然而爱情突然的陷落对她的影响更是摧毁性的。实则自1945年春知道武汉小周的存在后,张爱玲就陷入了创作低谷。止庵曾设想过胡兰成对张爱玲的影响,“如今没有张爱玲,也就没有胡兰成;当年没有胡兰成,张爱玲会是什么样子——恐怕总要打些折扣罢”
。这种说法很难服人。事实是,张爱玲1946年完全辍笔。1947年仅编过两部商业剧本,1948年、1949年又迹近沉默。这对正处于创作佳年、含金纳珠的张爱玲不能不说甚为异常。其中虽有政治不谐的因素,但自由创作心境的丧失无疑是主要原因。而且,这段情缘还更深地加剧了张爱玲心目中那种“惘惘的威胁”。如果说颓败的家世、破裂的家庭、自私的父母接二连三地将她推到“赤裸裸的天底下”,那么,胡兰成的薄情则让她在高潮之后跌得更深,更加恐惧地陷入一无可依的“威胁”之中。
温州一别之后,张爱玲在感情上就进入了“萎谢”的过程。她对胡兰成说,“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再爱别人”,这表明她的爱的能力的丧失。自此之后,张爱玲就不再有过真正的恋情。但这并非说此后张爱玲再无异性交往或婚姻。事实上,不论她愿或不愿,在与胡兰成决断不久,她就又卷入与电影导演桑弧的一场新的情感纠葛。然而,由于胡兰成的“始乱终弃”,令张爱玲在此后的婚姻“市场”上深处被动,“谋爱”几乎不再可能。
桑弧(李培林)是左翼电影史上比较重要的导演,1947年因邀请张爱玲为文华电影公司写剧本而结识,因修改剧本,排演拍摄为电影而交往颇多。由于二人年龄相当,一为作家,一为导演,且张爱玲与胡兰成事已了尽,在不少人眼中颇成佳偶。所以,当时不但小报猜测纷纷,就连圈里的朋友也多欲成其事者。小报作家龚之方回忆,有一次,他去拜见张爱玲,与她天南海北谈说一阵之后,就婉转地表明来意,说朋友们认为她与桑弧堪称郎才女貌、佳偶天成,她是否可以考虑她与桑弧之间婚事的可能性呢?张爱玲的反应是略有诧异,据龚之方回忆说:“她的回答不是语言,只对我摇头、再摇头和三摇头,意思是叫我不要再说下去了。”此事未果,不免令人叹息。推其原因,或在于张爱玲爱的能力的丧失。曾经沧海难为水,张爱玲亦不例外,她对胡兰成说“亦不致再爱别人”,亦正此意。然而,《小团圆》的出版,显示此事不仅如此,而是有着更多的纠葛与难言的尴尬。在《小团圆》中,燕山是以桑弧为原型塑造的。从小说中看,燕山与九莉的交往比外界所知要深切得多,从1947年到1950年,整整三年,和与胡兰成恋爱的时间相当,不过性质却不太相同。在燕山的追求下,他们很快同居。九莉甚至感到初恋的快乐,“他把头枕在她腿上,她抚摸着他的脸,不知道怎么悲从中来,觉得‘掬水月在手’,已经在指缝间流掉了。他的眼睛有无限的深邃。但是她又想,也许爱一个人的时候,总觉得他神秘有深度”,“她对他是初恋的心情,从前错过了的,等到了手已经境况全非,更觉得凄迷留恋,恨不得永远逗留在这阶段”。(《小团圆》)然而,燕山尽管也考虑过与张爱玲的婚姻,但到底有许多顾忌。顾忌她的汉奸妻的名声,不愿对外人谈起这场恋爱,“其实他们也从来没提过要守秘密的话,但是九莉当然知道他也是因为她的骂名出去了,连骂了几年了,正愁没新资料,一传出去势必又沸沸扬扬起来,带累了他。他有两个朋友知道的,大概也都不赞成,代为隐瞒”。此外,还颇顾忌到她与邵之雍的性史。她与燕山在一起,本以为怀了孕,谁知一检查,孕倒没有,但有子宫颈折断的旧伤,“燕山次日来听信,她本来想只告诉他是一场虚惊,不提什么子宫颈折断的话,但是他认识那医生,迟早会听见她说,只得说了,心里想使他觉得她不但是败柳残花,还给蹂躏得成了残废。他听了脸上毫无表情”(《小团圆》)。这样一个被人抛弃的女子,在众多中国男性眼中,可谓“声名狼藉”,只能是最适合的性对象,而未必是婚娶的适宜人选,甚至未必是值得尊敬的对象。九莉母亲蕊秋有一次感叹说:“一个女人年纪大了些,人家对你反正就光是性。”张爱玲“经历”复杂,在男人眼中,恐怕也是如此。燕山虽然也受到九莉的吸引,和她谈着恋爱,但随着对她的过去的了解加深,他内心也未必不和荀桦一样,将九莉看轻。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时年二十八九岁的九莉的色衰:
她跟燕山看了电影出来,注意到他脸色很难看。稍后她从皮包里取出小镜子来一照,知道是因为她的面貌变了,在粉与霜膏下沁出油来。燕山笑道:“我喜欢琴逑罗吉丝毫无诚意的眼睛。”不知道怎么,她听了也像针扎了一下,想不出话来说。
他来找她之前,她不去拿冰箱里的冰块擦脸,使皮肤紧缩,因为怕楚娣看见,只把浴缸里的冷水龙头大开着,多放一会儿,等水冰冷的时候把脸凑上去,偏又给楚娣撞见了。她们都跟蕊秋同住过,对于女人色衰的过程可以说无所不晓,但是楚娣看见她用冷水冲脸,还是不禁色变。
跟胡兰成在一起时,张爱玲是以才得爱;而九莉和燕山在一起,却变成了以色事人,而这恰非她的长项。所以,不难料想,在“恋爱”三年之后,燕山忽然和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演员雪艳秋结婚了。《小团圆》的记载不知是否实写,但张爱玲、桑弧都未采用另外的体裁记过此事。所以,即便是“小说家言”,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假如这部自传体小说比较接近事实的话,那么张爱玲与桑弧之间的关系就比现在所知的要复杂一些:这对“佳偶”不是张爱玲不愿为之,而是桑弧缺乏兴趣。这一切,让张爱玲如何对前来撮合此事的龚之方说明呢。这是张爱玲在人世间爱情的收尾,不过“她从来没懊悔过,因为那时候幸亏有他”。
“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这句话,在张爱玲以前是对人世的机智观察,现在却变成了她自己的真实生活。这其间有着怎样一段破碎的心灵之路呵。张爱玲没有详述,但有一段描写,看似平淡,却不能不叫人暗自心惊:
阳台上撑出的半截绿竹帘子,一夏天晒下来,已经和秋草一样的黄了。我在阳台上篦头,也像落叶似的掉头发,一阵阵掉下来,在手臂上披披拂拂,如同夜雨。远远近近有许多汽车喇叭仓皇地叫着。逐渐暗下来的天,四面展开如同烟霞万顷的湖面。对过一幢房子最下层有一个窗洞里冒出一缕淡白的炊烟,非常犹疑地上升,仿佛不知道天在何方。露水下来了,头发湿了就更涩,越篦越篦不通,赤着脚踝,风吹上来寒飕飕的,我后来就进去了。(《〈太太万岁〉题记》)
“哀乐中年”过快地掠进了张爱玲的生活。她此后不再谈论爱。数年后她远迹美国,与费迪南·赖雅还有过一段长达11年的婚姻。这段婚姻,以她素所讥讽的“谋生”愿望开始,以她始料不及的灰暗沉重的谋生现实结束。或许年迈的赖雅愿意给张爱玲父亲般的温暖,但张爱玲如何感受呢,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