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兰成的“爱”与“知”

与其说张爱玲遇上了胡兰成，不如说胡兰成又发现了新的逐猎对象。这个说法可能会激起沉湎于乱世之恋的读者的不快，何况张爱玲本人日后并未太追悔这场情事。但一则事实比想象更值得尊重，二则张爱玲怎样看待往事与胡兰成是怎样的人究竟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下文仍希望据实谈论胡兰成。若有冒犯，当请偏爱“传奇”的读者能够见谅。世界广大，我们应当习惯和自己不同的思想。

胡、张之恋始于1943年11月。当时胡兰成偶然读到张爱玲小说《封锁》，遂去拜访，并为她写了一篇与文坛宗师鲁迅相提并论的评论。稍后不久，两人即开始确定恋爱关系。整场情事以胡兰成热烈追求为始，以张爱玲伤心离去为结。其过程，是中国无数次发生的“始乱终弃”中的一例。张的爱情悲剧与胡的女性观有关。胡是旧式文人，能写一手吴音软侬的文字，《今生今世》《禅是一枝花》“出土”后赢得不少女子的喜爱即是证明。中国女性说到底，还是喜欢胡兰成、徐志摩一类风流才人，而不太欣赏巴金那类男性。前者有趣，无论真情假爱均能化作优美文字；后者无味，不以淫邪的眼光看待妻子以外的女性。当然，中国女性这种审美大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趣的男人最好是别人的丈夫，自己的那位还是“无味”的好。胡兰成是张爱玲的丈夫，所以不是张爱玲的女性往往会对胡兰成产生好感。这其中，胡兰成的文字起着主要催化作用。不过，观察胡兰成的女性观、情恋观，还得结合他的行迹，不能完全受他的不甚诚实的文字的牵引。

理解胡兰成对女性的看法，不妨先略了解他的政治态度。胡兰成苦读出身，肄业于杭州惠兰中学，任过该校校刊英文总编，离开杭州以后又曾到燕京大学旁听，随后在杭州、萧山、南宁、百色、柳州等地做过多年教员。1936年受聘兼办《柳州日报》，恰值“两广事件”（桂系第七军起兵抗蒋，要求蒋政府积极抗日）发生，胡兰成获得了进入中国政治舞台的机会。他在报上坦论时局，主张“发动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的气运结合，不可利用为地方军人对中央相争、相妥协的手段”，这种观点引起了政界人物的注意。“两广事件”平息后，胡兰成直去上海，投奔有汪伪背景的《中华日报》。不久，他便因为几篇投日本人所好的政论文章，摇身一变而为《中华日报》主笔。沪战以后，他被调到香港汪派报纸《南华日报》任总主笔，同时还供职于汪伪背景的“蔚蓝书店”，一时成为较知名的政论家。1937年，叛逃国民政府的汪精卫急欲组织伪政府，四处网罗“人才”。对胡兰成，汪精卫先让《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牵线，然后托亲信陈春圃带给胡兰成亲笔字条，“兹派春圃同志代表兆铭向兰成先生致意”。陈璧君到达香港，又接见了他，将他的月薪由60元升为360元，私下又给他2000元。胡兰成欣然受之，从此作为入幕之宾，竭力为汪氏奔走效力。汪精卫鼓吹“和平运动”，《中华日报》则为“和平运动”专门成立了社论委员会。社论委员会的主席是汪精卫自任，胡兰成任总主笔，撰述则是周佛海、陈希圣、林柏生、梅思平、李圣五等人。汪伪政府成立后，他先后担任过“中央委员”“宣传部政务次长”“行政院法治局局长”等职务，并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汪精卫机要秘书。他因此甚为自得，却不料成为周佛海等“公馆派”嫉恨的对象。两相争斗，到1943年下半年他事实上已落入下风。发现张爱玲的《封锁》后不久，他甚至被汪精卫短时捕入狱中。但他到底与日本军方有复杂联系，所以仍是汪伪政府里不可忽视的一股势力。从政治上看，胡兰成缺乏民族大义，完全以个人利益至上。他一生最为自豪之事就是在汪伪“新朝”曾名列第五，翩翩有“帝王师”之意。国仇家恨云云，对他来说，几乎没有存在的分量。

与政治态度相类似，胡兰成在情爱上同样以个人利益作为标准。如果说政治利益体现为权力，那么情爱方面的利益就表现为性。通读文字柔美的《今生今世》，很容易发现胡兰成观察女性眼光的“特别”。如果说一个个的女性个体具有不同的个性、思想、趣好和追求，有着不同的喜悦和苦闷，那么这一切，在胡兰成的眼中，全部一扫而光，映入胡兰成眼帘的主要就是一个字：性。当然，胡兰成精通中国古典文字，公开的古典文字较少涉肉体诱惑，而多写面容衣饰，胡兰成则写这方面极多，且用词流丽。比如他描写范秀美：“她本来皮肤雪白，明眸皓齿使人惊，但自从二十八岁那年生过一场大病，皮肤黑了，然而是健康的正色。她有吐血之症，却不为大害，她是有人世的健康。……我与她很少交言，但她也留意到我在客房里，待客之礼可有哪些不周全。有时我见她去畈里回来，在灶间隔壁的起坐间，移过一把小竹椅坐一回，粗布短衫长裤，那样沉静，竟是一种风流。”（《今生今世》）说日本女人一枝：“第一天我就留心看她在人前应对笑语清和，而偷眼瞧她捧茶盘捧点心盒的动作，她脸上的正经竟是凛然的，好像是在神前，……日本的少妇是比少女美，因为她的女心一生无人知，她嫁得丈夫好比是松树，而她是生在松树荫下的兰蕙，幽幽地吐着香气。……一枝没有为妻的成熟，甚至也没有母性的成熟。又因她皮肤生得白，而且她走路的姿势像小女孩的可怜相，路上生人还当她是未嫁的姑娘。”（《今生今世》）文字虽美，但总不脱性的想象。事实上，这些女人都成为他的诱惑对象，与他发生了性关系。但胡兰成不仅对性目标采取这种眼光，就是对不相干的女性，甚至对长辈身份的女性，他的落眼处也仍然在性方面，譬如他描写流亡时暂居的傅家的太太（胡兰成朋友斯君称她为“小娘娘”）说：“回来时在阡陌上走，斜阳西下，余晖照衣裳，小娘娘的脸有一瞬间非常俊丽，令人想起世事如梦，如残照里的风景。一样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巍峨如山河。可是如今这一代，有许多像小娘娘那样的人，像员外那样的人，乃至许多年轻活泼，如火如荼的革命者，都要随水成尘。但是我并不因此就生起人世无常之感。”（《今生今世》）

尽管装点着某些似是而非的哲学观念，但“风流”“俊丽”“成熟”等有关女性肉体的词汇，显然构成了胡兰成女性观察的欲望化特征。当然，这并非说胡兰成是古典式的色情狂。多数男性于女性身体总不免是多几分注意的，但像胡兰成这般极端、流连，倒不普遍。其中重要原因在于胡兰成的自私。胡兰成与女性交往，甚少设身处地为女性考虑，她们的追求，她们的前途，她们的幸福，等等，他甚少虑及。即便他与她们发生了性关系，即便对方已无路可走爱上了他，他的思维仍然没有改变——这个女人的身体是否令自己满足（他的文字从来都绕过此层），她对我是否还有吸引力（抑或有用）。这种自私表现在两性交往上，便往往是无情。倘若对对方身体已失去新鲜感或对方已无利用价值，他便会启动自己佛禅基督交杂的理论与美丽文字，很快为自己找到离开的理由。

他极少为女人考虑，这从他对前任几位妻妾（包含张爱玲）的态度上看得分明。第一任妻子玉凤死时，他即以借钱为由，近在咫尺却不回去，连他的义母都说，“真是，你也该回去看看了，放着家里你的妻在生病”。天梅香哥哥也对他母亲破口大骂，骂胡是“《碧玉簪》里的陈世美，天底下再没有这样无良心的人”。对此，胡兰成的解释是：“我在俞家又一住三日，只觉岁月荒荒，有一种糊涂，既然弄不到钱，回去亦是枉然，就把心来横了。我与玉凤没有分别，并非她在家病重我倒逍遥在外，玉凤的事亦即是我自身遇到了大灾难。我每回当着大事，无论是兵败奔逃那样的大灾难，乃至洞房花烛，加官进宝，或见了绝世美人，三生石上惊艳，或见了一代英雄肝胆相照那样的大喜事，我皆会忽然有个解脱，回到了天地之初，像个无事人，且是个最最无情的人。当着了这样的大事，我是把自己还给了天地，恰如个端正听话的小孩，顺以受命。”（《今生今世》）对第二任妻子全慧文，《今生今世》只提到一次，是在桂林娶的，给他生了几个孩子，胡兰成怎么和她离婚，他逃亡后她又如何谋生，《今生今世》一句都没有讲。他既不那么关心她的命运，她也不能给他增添“佳话”，有什么好讲的呢？对于美貌的妾英娣，也只有一句，是在讲张爱玲时顺便提到的：“我与爱玲只是这样，亦已人世有似山不厌高，海不厌深，高山大海几乎不可以是儿女私情。我们两人都少曾想到要结婚。但英娣竟与我离异，我们才亦结婚了。”（《今生今世》）英娣是怎么娶来的，又是怎么离开的，离开以后如何，胡兰成一概懒得提起。而且，他在太太之外另外养了张爱玲这一外室，还大有不允许太太不高兴的气概，其自私、不顾惜对方的性格一览无余。事实上，据《小团圆》记载，英娣（人物绯雯的原型）其实是一个20岁左右的美丽女孩子。一个女孩子纵然美丽，但被男人抛弃，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其后的幸福恐怕很难保障吧。但这在胡兰成看来，这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对张爱玲他实际上也是如此。《今生今世》讲张爱玲的篇幅极长，但这并非因为张爱玲长得漂亮，或胡兰成对她用情最深，而是张爱玲的名门佳媛与惊世才女的双重身份，讲述这番“风流佳话”既可自炫，亦可帮自己留名。正因此，《今生今世》的出版让张爱玲颇感不适：“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不知从哪里来的quote我姑姑的话，幸而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张爱玲1966年11月4日致夏志清信）应该说，胡兰成这一策略很为成功。他对张爱玲等人都很薄情，然而他笔若天花，极爱用“人世荒荒”“空阔光明”“前世一劫，将来聚散”等抽象、华美而不着边际的话把此类“始乱终弃”之事解释得美而安妥。甚至这类文字还很令人着迷，像台湾的朱天文姐妹甚至还奉胡兰成为师。纵观《今生今世》，可以看出，胡兰成在前后结婚或同居的众多女性中，唯有对在武汉引诱到手的小周（周训德），倒显得情深义重。不但分别时难舍，还留了十两金子给她。此事是否是胡兰成动了真情，也未必。但在这众多女人中，小周才十七八岁，最年轻，最美，更重要的是最听使唤。而且他在逃亡时与小周分别时，已经40岁，是该挑一个合心意的女人长期留在身边了。事实上，流亡期间他还曾托人寻访小周，意欲将小周接到身边（因小周已嫁人、远走四川失去联系而未成）。而对主动找到他身边的张爱玲，他差不多要“恶语”相向。至于范秀美、一枝等女人，在他看来就只是临时姘居，谈不上负责不负责的话。

既然胡兰成如此以性视人，又如此薄情，那为何包括张爱玲在内的众多女人会纷纷投入他的怀抱呢？原因复杂，各个女人的考虑可能颇不相同（稍后再述）。但有一点，胡兰成和中国古代那些欲成就大业的英雄人物一样，是颇有“豪横绝世”的气度的，那就是他不但在政治上有大人物的眼光和魄力，让女人觉得安全，而且在金钱上相当洒脱。据《今生今世》载，他不但给过小周金子，也还数次给过张爱玲成箱钞票。张爱玲在《小团圆》中也载有此事，甚至九莉的姑姑（楚娣）也对此事表示了意见：“楚娣有一天不知怎么说起的，夹着英文说了句：‘你是个高价的女人。’”除女人之外，胡兰成对少年时期帮过他的诸暨斯家也给予不少资助，所以流亡期间斯家也为他多方设法、不计风险。大气疏财，不能不说是胡兰成男性魅力的一部分。当然，胡兰成也深知自己猎艳不断，有负于女人处甚多，对“爱”这个字眼不能不有所解释，尤其在著书述往之时。在《今生今世》中，他有一段准确甚至诚实的自剖。他说：

我于女人，与其说是爱，毋宁说是知。中国人原来是这样理知的一个民族，《红楼梦》里林黛玉亦说的是：“黄金万两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却不说是真心爱我的人一个也难求。情有迁异，缘有尽时，而相知则可如新，虽仳离决绝了的两人亦彼此相敬重，爱惜之心不改。人世的事，其实是百年亦何短，寸阴亦何长。《桃花扇》里的男女一旦醒悟了，可以永绝情缘，两人单是个好。这佛门的觉，在中国民间即是知，这理知竟是可以解脱人事沧桑与生离死别。我与一枝曾在一起有三年，有言“赌近盗，奸近杀”，我们却幸得清洁无碍，可是以后就没有与她通音问。李白诗“永结无情契”，我就是这样一个无情的人。

这是与张爱玲的《爱》绝不相同的“爱”。张爱玲讲求“唯一”，讲求“与子偕老”。这两点胡兰成都做不到。“知”（懂得）一个人，自然不易，但比“爱”还是简单多了。人生在世，因各种机缘，在不同时间和地方都可能遇到二三、三四、四五个知己。而以胡兰成的聪明，要“知”对方（尤其女人）那就更不是难事了。对于“与子偕老”，胡兰成肯定不愿做到，他的解释是“缘有尽时”。这自可成为一种理由。然而，他胡兰成从不在发生关系之前讲这番“知”人观，总是在准备抛弃对方时才抬出如此说辞。他有意对现实视而不见。其实，对于女人来说，“仳离决绝”之后的现实，比他所描述的“彼此相敬重，爱惜之心不改”要复杂得多，心酸得多。胡兰成尽可“清洁无碍”地去开辟新的“相知”，但那些与他同居过的女性呢？胡兰成离开时，张爱玲25岁，周训德18岁。若无胡兰成的引诱，体态丰美的护士小周自然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若无胡兰成的“相知”，张爱玲也未必不能像冰心之于吴文藻、林徽因之于梁思成那样，找到一位家世、才学、品质皆堪优异的青年才俊。但小周被胡兰成“始乱终弃”以后，只能潦草嫁人，并被丈夫鄙视。张爱玲在与胡兰成一场“故事”过后，她在上海文艺圈、上层社会也失去了正常恋爱的机会。她自己心情寥落自不必论，就是男人们对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骨子里不再尊重她。他们只愿和她临时同居，甚至轻薄她。据《小团圆》记载，荀桦甚至在公共汽车上直接用双腿去夹九莉，直接把她看成调戏对象，纵九莉是名作家也没用。这是否是张爱玲本人的亲身经历呢，后人无从判断。即便是有，胡兰成也不会知道。即便知道，又怎样呢，胡兰成会说，缘既已尽，你自此以后，凡事必皆“单是个好”，人世如此美好，你怎能不“好”呢？ SV564/6qeyP3wEcmpZyM3zpv40MHlhBwOQMEM2IS4TLnAgwK7MwkCo1f4SHSEE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