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不期而至,对中国乃至世界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通过新冠疫情再来认识中国国情,可能会比以往更加深刻。
从2019年底发现新冠疫情,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到2020年3月全国除湖北以外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做到新增确诊病例为零,再到4月8日武汉解封,用了百天时间,中国取得抗疫战的初步胜利。新冠是严重的传染病,控制传染病,打赢抗疫战,重点不仅在于医疗救治,更在于防控,防止疫情传播。为了防控疫情,中国采取了按下社会运行暂停键的断然措施,终于以付出惨重经济社会损失为代价取得了抗疫初步胜利。
目前疫情正在世界上很多国家肆虐,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不得不按下社会运行暂停键来应对疫情。与中国有所不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按下社会暂停键时显得犹豫,更显得无奈。除体制差异以外,不同国情决定按下社会运行暂停键的代价是不同的。
中国国情与其他国家的不同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中国家庭一般都会有较高的储蓄率,不会因为几个月不工作就没有钱买食品而挨饿,再比如中国基层社会组织比较健全,封控期间可以提供比较完善的社区服务,等等。下面重点讨论农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稳定器的作用。
新冠疫情正好处于春节期间,大量农民工返乡过春节。为了防控疫情,全国各地推迟了返岗上班时间。春节后,随着疫情防控取得决定性胜利,除湖北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复工复产,沿海出口企业更是在订单压力下强烈要求农民工返岗。有趣的是,农民工对复工返岗却并不积极,原因当然是复工返岗仍然有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和交通通行的不便,更重要的则是农民工在农村生活无忧,他们并不急着进城挣钱。迟返岗几个月,收入固然少了,却也不用支付昂贵的城市生活成本。在农村生活,他们几乎没有生活消费支出,日子过得不错,甚至已经很多年没有全家团聚这么长时间了,就还在家待一段时间吧。也是因此,刚开始复工返岗时,全国复工率始终不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农民工不愿意冒险复工。进入三月下旬,农民工开始返岗又遇上欧美国家按下经济社会运行暂停键,取消订单,中国出口导向型企业没有订单,无法全员满负荷开工生产,进城农民工难以找到合适工作岗位。其中一部分外出务工农民工再次返乡,还有部分未外出农民工继续滞留农村。
农民工滞留农村,没有务工收入,农户家庭收入就受到影响。不过,滞留家乡的农民工有农业收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生活成本很低,又没有必须要还的债务,留在家里帮年老父母做点农活,过一段亲近大自然的风花雪月的日子,也还不错。
换句话说,农民工失去在城市工作的机会,虽然不是愉快的事情,却也不是什么过不去的事情。不在城市务工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甚至两年三年,日子就是艰苦一点,也可以过得去。
正是如此,使得中国具备强大的应对新冠疫情的能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农村再次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2001年我提出“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观点,认为应当重视农村建设。我一直反对激进的城市化方案,认为应当一方面消除所有限制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一方面要限制“资本下乡”。中国应当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采取“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即允许农民进城,同时保护农民返乡权。
我还认为,乡村建设乃至乡村振兴的核心并不是要将农村建设得比城市更好,而是建设一个不差的农村,为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农村是农民的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基本保障是不应当市场化及不能够讲求效率优先的。
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当年有2100万以上农民工失业,媒体上一片悲观氛围,担心2100万农民工失业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冲击。西方媒体更是想当然地认为,一个农民工失业,就有一个农民工家庭挨饿,上亿人挨饿还可能维持得住社会秩序?但实际上,几乎所有农民工都有属于自己的农村家乡,而在家乡,有房有地。失去城市工作,他们回到家乡生活,不过是家里“吃饭时多摆一双筷子”的事。虽然回到家乡生活,工资收入确实有所减少,但消费也大幅度降低,闲暇时正好多陪陪父母,打几场麻将。
金融危机造成中国2100万农民工失业,不过是让农民工将返乡平均年龄由之前50岁提前到49岁或最多48岁。农村有家、有土地、有退路、有基本保障,失去城市就业机会就不是一个事。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并未出现因为农民工失业造成的社会混乱。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农村再次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
中国现代化之路从来不会太平,经济周期不可避免,只要有农村这个稳定器,中国就有退路,有回旋余地,有办法。无论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巨大的风浪,中国总可以借助农村这个稳定器率先平息风波,克服困难,在每一次危机之后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危乃是机也。
保留进城农民的退路,警惕激进的城市化。农民有了退路,中国现代化就总会有办法。这是中国现代化之所以顺利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战无不胜的法宝。
2020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