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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袤的大地上，在医学殿堂的金字塔的最底端，曾经有一群医生，就像我的父亲和烟雨的母亲，他们在最基层以赊账、出诊的方式服务着当地居民，为当地的医疗事业撑起过半边天，但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说这是最好的时代，是因为我们不再物质贫穷，不再缺医少药缺乏教育，不再没有工作没有任何保障；说这是最坏的时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比任何时候都缺乏信任，人们比任何时候都热衷于怀疑，比任何时候都缺乏对彼此的理解和包容。
在这个时代，人人都拥有了享受免费基础教育的权利。顶级医院里的医生，更是普遍拥有着常人不可企及的高学历，就算是最基层的医生，也都要经过正规的培训，并且必须得通过层层考试、拥有合格证书才能正式行医。但不是每一位医生的成长都会一帆风顺，也不是每一位医生的精进都能如哈佛毕业的葛文德那般光辉耀眼。
按理来说，我大学毕业后进入工作岗位的第一年，就应该成为一名医生，但好事偏偏多磨，直到我在社会的熔炉里铸造了四年后，我才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医生。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我正好是高校扩招后的第一届毕业生，旧的分配制度已取消，新的就业机制还未成熟，很多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我和很多难以就业的大学生一样，在经历了用人单位的层层挑选之后，远走他乡，从西北来到江南。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家私立女子医院的健康管理员，主要职业是“和人打交道”。我的领导极具才华，“大医治未病”是他确立的办院理念。但在融资的过程中，他与政策打了个擦边球，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争议。为了平息这场舆论，他不得不引咎辞职。在他辞职后，医院一下失去了灵魂。没有灵魂的医院，就像一个空骨架，再也留不住有理想的人。
我在那里“磨练”了四年，在担任健康管理部主任和新院长的助理之后，也因看不见更大的希望，离开了那里。那四年，我没有真正地为病人看过病，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如何“和人打交道”上。我具体的工作是：让成批的“患者”通过组织和协议，与医院签订合同。我负责把她们领进门，把她们的健康管理起来，但看病和写医疗文书这些具体的事，就全都交给退休返聘来的老专家，我只负责“和人打交道”，更确切地说，是主要负责和那些“患者”的领导打交道。
这份活计比较清闲，如果哪一天我不想“和人打交道”了，就可以坐在办公桌前一边喝茶一边看报。这样的生活很自由，但也很空虚。如果我老了，这样的工作倒是很理想，但我还年轻呢！所以有一天，当财务总监惯常性地“理解错公式”给我少算工资、少发奖金时，我生气了，就找她去问。选择性算错账是那位财务总监的拿手好戏。我们的三位副院长，就因她总是选择性少算养老保险金，最后忍无可忍，和她吵了一架后，先后辞职了。医院里没有了副院长，工作上的很多事情，院长通常只和我商量。那位财务总监就开始“算错”我的账目了。平时她少算，我都忍了，但那次她少算我一万多，我便不想再忍。经过一番周折，她挨了批评，补发了我的奖金。我本应该高兴才对，但我却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细想，这都是些什么事儿呢，她的年龄都和我母亲的一般大了，我还年轻，我总不能把精力耗在她身上，于是，我也辞职了。
我离开女子医院后去了大学城，在C大学做了校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