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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夜班急诊值班室里做的一个梦：
北风呼啸着，从光秃秃的黄土高原上吹过，天空弥漫着黄沙，看不到太阳，看不到山川草木。我站在一座空荡荡的院落里，看着头顶上雾蒙蒙的天空和飞过的小鸟。黄土筑就的围墙，久经年月，长满了褐色的青苔，牢牢地把我圈在了里面。沙尘吹过，眼前一片模糊，嘴里沾满了黄沙。我想从围墙里出去，可是门却紧锁着。猛然，一阵响雷，空中开了道口子，露出半片蔚蓝的天空，我突然站在了长满绿色植物的山林里。可是一瞬间，我却又出现在悬崖上。我拽着一根藤条悬在半空中，悬崖深不见底，周围耸立着奇形怪状的青石。我憋着一口气，拼命往上爬。我用尽全力，四肢酸痛，全身是汗，可是怎么也爬不上去……
猛然，一阵铃响，我从梦中惊醒了。
门外有人说话，是凌晨两点的急诊，有人来看病，我连忙穿衣出去。
病人是个老太太，发着高烧，又吐又拉，老伴儿陪着，想要输液。
“医生，打扰了，这么晚把你喊醒来，我们真的是没办法了。”老太太晚饭后就肚子不舒服，但始终忍着，直到忍无可忍，老伴儿才开着三轮车把她送过来。
这里是江南长江里的一座小岛，我是这小岛上唯一一家医院里新来的家庭医生。现在是凌晨两点钟，我从一个焦虑不安的梦中，被病人惊醒了。
医生值班大多是24小时，这里也不例外。白天我看了八十多个门诊病人，但到了晚上，病人寥寥无几。岛上的人们大都知道这里的夜晚只有一位值班医生，也知道这里的夜晚药房不营业，挂号处不开门，医保卡用不起来，一些辅助检查也做不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在深夜来医院的。
我从梦中醒来，看着苍白的灯，心跳得很厉害。我带着病人从走廊过去，穿过大厅，来到诊室。我让老太太躺到检查床上，给她做了体格检查。询问过一些情况后，初步判断是食物引起的急性胃肠炎。我怕她又吐又拉会脱水，就开了三瓶药，让她去二楼找护士输液，两个老人就相互搀扶着上了楼。
我又重新回到了值班室，此时已是夜间两点半。我又累又困，却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我回想方才的梦，也回想刚才送走的病人。
成为一个医生，已经数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会做与童年有关的梦，以前每次回家，总有人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我是医生。对方就会无比自信并有先见之明地说：“子承父业，果然不出所料。”以前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做医生是受了父亲的影响，但后来，我渐渐明白，其实我选择从事医疗行业，是被父亲潜移默化影响，水到渠成的。
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时，父亲风华正茂，记忆中他总是背着药箱，不是跟着病人的家属要出去，就是才从病人家里回来。那时候，他身后总是跟着几个病人。
我记得在那黑暗的房屋里，每天早晨，当我从梦中醒来，看到家里没有一个大人时，就会感到十分懊恼。我跑到院子里，一边叩门，一边哭喊，我希望通过哭喊能把大人唤来。但高高的院落围着一片小小的天空，没有人来开门，也没有人应答，只有呼呼的北风从指头宽的门缝里吹进来。我哭了好久，冷得发抖，仍不见人来，就擦干泪，抬起头看院子上面的天空。
我看到鸟儿从摇摆的树梢上飞起来，扑扇着翅膀划过天空。那是院子外面的白杨树，叶子很茂密，风吹过，总是哗哗地响，成群结队的小鸟叽叽喳喳叫着，一阵一阵从树上落下来，落到院子里吃地上的篦谷子。我跑过去，想在它们中间玩，也想跟着它们飞起来。可是，我刚一过去，它们就齐刷刷飞走了。
那是一个寂寞的院落，我听得见外面的狗吠，听得见外面的说话声，也听得见不远的校园里传来的琅琅读书声。我看得到隔壁人家的烟囱里飘起来的炊烟，也闻得见别人家厨房里飘出来的香味……一切离我都很近，但一切却都与我隔绝。那时候的天空永远都是灰蒙蒙的，永远都刮着北风，永远都黄沙漫天。我在院子里累了，就靠着小狗睡觉。外面传来说话声，有人敲门，我就醒了。
父亲回来了，他背着黑色的药匣子，那个药匣子上面有一个白色的圆圈，印着鲜艳的红十字。我打开门，父亲进来，后面跟着两三个人。父亲给我和妹妹一人半把白砂糖，放在装过药的空纸盒子上，我就伸着舌头尖，几粒几粒地舔。父亲的病人看到我们静静地站在一旁，不哭也不闹，就说：“你家的孩子真乖！”父亲默认，脸上笑了，嘴上却说：“乖什么，淘气得很。”
那时候，父亲的诊室就在家里院子最西北的一个角落里，那是一间十平方米大小的房子，一半住人，一半放着药柜。药柜上有很多方格的小抽屉，每个抽屉里都装着不同的中草药；柜外漆着乳黄色的油漆，用红色的小字写着药名。偶尔有几个药架子上面摆着注射剂和口服的中成药，也有几个大的玻璃瓶子里装着黄色或者白色的、椭圆形的大药片。
父亲给乡亲们抓药，是用废旧的报纸将称好的草药，一包一包地裹起来的。如果是西药片，他就会将药片从玻璃瓶里倒出来，两片三片地数好，然后分开包装在裁好的旧纸片里。父亲是附近方圆二十里之内唯一接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医生。有时候几十里以外的地方，都会有人来叫父亲去看病。父亲翻山越岭，常常在清晨出发，深夜才回来。
乡亲们看病，大都是没有钱的，他们常常赊账。父亲有一个用麻绳钉起来的黄色麻纸小账本，密密麻麻记了几十页。有些人欠账，一年到头还一次，还有些人两三年还一次，而有些人，是永远都还不来的。
父亲的药卖出去，收不回本金，就把家里的粮食卖了用作进药的钱。母亲有些怨言，父亲就赔着笑脸不说话；母亲埋怨几句，就算过去了。等母亲的气消了，父亲就会讲一些“舍生取义”的大道理，母亲听不懂，我们几个孩子也听不懂，但我们都认为，父亲做的肯定都是对的，所以每次父母争吵，我们总会站在父亲一边。那时候，我觉得父亲很伟大：舍己为人，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舍小家为大家……父亲在认真践行医生的价值观。我信他，认可他，支持他；但代价是，关于儿时的记忆总是空空的院子、高高的墙壁和寂寞无边的寒冷。
后来，我们的价值观发生了一些变化，让我对父亲有了看法。我渐渐地认为，在这个家里，他的责任是缺失的。我记得，父亲每次跟着来叫他的人出诊，临走前总会用手摸一摸我和妹妹的头，然后轻轻说：“在家里乖乖的，我回来给你们糖吃。”然后锁上门，转身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很想跟着出去，但最后都是含着泪静静地站在门口，看着他锁上门转身离去。
父亲出诊去了，他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去给人看病。
乡亲们尊称父亲为“先生”，因为我是“先生”的女儿，在学校或者别的什么场合，常常会受到优待。那时候，父亲不仅仅是一名看病的医生，也是一个调节者。邻里之间，谁家发生了矛盾，有解不开的疙瘩，都会请父亲去说和。父亲一去，三言两语，两家就都看在父亲的面子上，握手言和了。
那时候，治好一个病人，常常只需要几块钱。但也有时候，钱花了，病没好，他们也不会埋怨父亲，因为大家都懂得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也普遍能接受不可逆转的事实。
在我们渐渐长大后，父亲的诊所变得更加窄小了。家里的房子不够住，父亲就把诊室搬到院子外面。院子外面重新盖了一排房子，一间用来住人，一间用来看病。新房子前面，是个大园子，父亲种了很多花草树木：太黄、七叶花、牡丹花、芍药花、大理花、菊花、月季花、竹子、苹果树、李子树、杏树、柏树、松树……
我上小学后，走出了那个紧锁的院落，灰蒙蒙的天空好像突然变得明媚起来。父亲的诊所门前总是花香鸟语，蜜蜂和蝴蝶在花丛里飞来飞去。每天清晨，诊所门前的花园里、树底下、围墙边、小路上，都站着远道而来的乡亲，他们一边聊天，一边排队看病。父亲起得比较晚，如果不是十万火急的病，他们一般不会去敲父亲的门。他们静静等着，怕打扰父亲休息。
雨后的清晨，天空最为美丽，是蔚蓝色的，鸟儿清脆地叫着从我们头顶飞过，远方炊烟袅袅。我站在父亲的花园里，听他的病人说各种乡间趣事。湿润的泥土里钻出蚯蚓，我一边用树枝挑起，一边看旁边的七星瓢虫。父亲的病人愉快地聊着天，挨个去就诊。那美好的时光，就像潺潺的流水。有时候，母亲也会过来和病人聊聊天。若是有人想叫父亲去出诊，家属便会留下来给母亲帮忙。
有些健谈的乡亲，会问我：“你今年几年级了？考了多少分？在班里第几名？”我就一一回答他们。他们一听我是班里的第一名，就猛夸父亲。也许父亲的心里是自豪的，但脸上却看不出丝毫喜悦，他只是淡淡地说：“有什么行的，顽皮得很。”然后看着我说：“出去玩吧！”我就默默地从他的诊室里出来。
那时候乡村的医疗条件十分有限，乡亲们从来不去医院。遥远的镇上，医院里冷冷清清。只有快死的人，才会去医院，但是即便他们去了那里，也仍然免不了一死。我常常听他们说：“若是先生看不好的病人，到了哪里都看不好。”他们说的“哪里”是指街镇，但更远的“哪里”，比如县城或者省城，他们是从来都没有去过的，所以也从来不会想到那些地方。父亲的诊所里，永远都热热闹闹。
那时候，农民没有医疗保险，看病基本都在乡下的诊所里，因为只有乡下的诊所才可以赊账。那时候很少听过有医患矛盾，很少有病人会埋怨医生，医生也不会提防病人。哪怕有些病人的病情恶化了，父亲无能为力，他们也不会责怪父亲。乡亲们尊重父亲，也惦念父亲的好，逢年过节，常常会有人给父亲送来鸡蛋、猪肉、小米这些自家的土特产。
我上大学后，有一年暴发了“非典”。父亲的诊所又搬动过几次。大概就在那段时间前后，农民有了合作医疗保险。这对常年没钱看病、只能靠赊账在乡间诊所里看病的农民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喜事。当父亲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时，我正在操场边走路，激动得觉得雨天里都能看得到太阳。我想，从此之后乡亲们看病，就不用再欠着药费了。父亲说，党做了一件无比伟大的事情，我们都无比感恩。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父亲的诊所是医保定点单位。原本，我们都想，乡亲们有了医疗保险，日子肯定会比以前更好。事实是，物质方面的确比以前改善了，但有些方面，比如人情冷暖、是非曲直，却有了变化。
大学毕业时，我回到家，发现父亲突然老了很多，来他诊所看病的人也比以前少了很多。我看到偶尔来的几个病人，也都是陌生人。他们对我不再像从前那般热情，不再称呼我是“先生的女儿”。有一位乡亲，在我小的时候他常常来家里，那次我在路上遇见他，像小时候一样和他热情地打招呼，不料他却看着别处冷冷地说：“不就是考了个大学，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回到家问父亲：“月月爷爷为什么说话怪怪的？”父亲说：“前几日深夜，他来敲门，说月月发烧了，让我去一趟。那天我正好也感冒发烧，全身酸痛起不来，就让他拿点药回去先吃吃，如果效果不好，第二天我再去。他就开了点药回去了，但没到第二天，他就把我投诉了，说我拿着公家的钱，报销着公家的费用，却不给老百姓去看病……”父亲说到这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着他又和我说了一些其他病人的事情：有些人来看病，希望每次都能报销，但报销有额度，不可能无限度，但他们不信，说电视上、报纸上都说了看病全报销，为什么到了父亲这里，就有时候能报销，有时候却不能。父亲解释，他们听不进去，认为之所以报销不了肯定是父亲在里面故意做文章。
那时候正是冬天，父亲的房间里生着火。他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一边喝茶，一边和我说这些事。从前，他从未那样跟我聊过天，他总是匆匆地回来，又匆匆地出去。现在，找他看病的人少了很多，自从乡亲们有了医疗保险之后，他们就嫌弃父亲的诊所小、药物不全、不能做检查。他们变得一生病就想输液，父亲的诊所里是不允许输液的，他们就觉得父亲过时了。一旦生了病，无论轻重，就都想到更好的医院去挂水。
父亲跟我说这些时，我脑海里闪现的全是我还小时，他背着药匣子出诊的背影，还有他那一沓一沓用麻绳钉起来的写得密密麻麻的记账本……
我大学毕业后，到了江南，如今的我，也成了一名基层医生。父亲老了，退休了。但他总是对曾经的事业念念不忘，总是惦记着他那些病人。我们长大后，都离开了家，很少能回来照顾。后来，父亲多次生病，我回去过一两趟，但路途遥远，请假不便，就又匆匆回来了。父亲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大不如从前，他一个人生活在家里，总是会让大家不太放心。后来，在我和妹妹再三的请求下，他终于放下家乡的一切，跟随我们来了江南。
父亲来了后，我家里的事情，便基本都交由父亲打理了。我常常夜班，也常常加班。有时候，我回到家里孩子已经睡着了。父亲说：“孩子一直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是白班还是夜班，我说你很快就来，她就听着故事睡着了。”
我回到卧室，看着熟睡的孩子，沉默良久。猛然间，像是回到了几十年前，仿佛这个小人儿就是当年的我，而我，就是那当年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