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伊莎

八月，我收治了一位病人，名叫阿伊莎。

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回族小姑娘，四岁，扎着两个高高的羊角辫，圆圆的小脸蛋上长着一双毛茸茸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扑闪扑闪地，像极了童话里的洋娃娃。

阿伊莎的家人在扬州的一家清真面馆打零工，她从小跟着家人，从青海来到了扬州。

半个月前，阿伊莎像往常一样，在面馆后院的水泥地上玩耍。那块水泥地背对着街道，旁边有一堵砖头墙，墙上有水池，水池里有洗菜盆，旁边是菜篮子，里面装着蔬菜。水池旁边的地上支着一口大铁锅，大铁锅里盛着刚熬好的牛肉汤，正冒着热腾腾的白气。阿伊莎踮起脚尖，够到水池上，拧开水龙头，将两只小手放进去，学着爷爷的样子洗菜。突然，她一个趔趄，没有站稳，从水池上翻下来，掉到了旁边的铁锅里。

阿伊莎的爷爷正在前面的锅台上扯拉面，听到后面传来孩子凄惨的叫声，连忙回头往外看，这一回头，让他惊出一身冷汗。他连忙扔掉手中的面，从厨房里冲出去。

悲剧已经发生了，孩子整个掉到了滚烫的汤锅里。

阿伊莎伤得太重，来时有败血症和休克症状，全身45% 皮肤三度烫伤，创面上裹着厚厚的白纱布。看到医生，她就不停地哭，哭声很大，但眼窝里流不出一滴泪。他们来这之前，已辗转了两家医院。先在当地医院治疗了三天，三天后，医院说孩子伤得太重，怕出意外，建议他们最好转到上一级医院。阿伊莎一家就从扬州到了南京。他们首选儿童医院，住院十天后，钱花光了，孩子还没有好，他们听人介绍，又转来了我们这里。

每次我去给阿伊莎换药，她一看到我，就惊恐地哭着跑到奶奶的怀里去。阿伊莎的奶奶常年戴着黑色的头巾，她不会说普通话，和我交流，经常用手比画。阿伊莎的爷爷是个阿訇，戴着一顶白色的小圆帽，留着山羊胡。虽然他年龄还不到六十岁，但因为着装打扮的问题，看上去比同龄人老了很多。每天午饭前，我经过楼道，透过病房的玻璃窗，总会看到阿伊莎的爷爷跪在一条深色的大毯子上，对着白色的墙壁，双手合十做祷告，祷告完了，再磕头作揖，随后收了毯子，才开始吃饭。

阿伊莎不会说普通话，她的奶奶也不会。每当阿伊莎的爷爷不在时，我的同事都听不懂她们在说什么。阿伊莎一家都是西北人，我也是西北人，所以她们说话，我连猜带蒙，有时候也能懂一些。

阿伊莎的爷爷听到我的口音和他们相似，就觉得格外亲切，对我比对其他同事更信任。有一天我去查房，他说：“陈医生，你是我半个老乡，能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碰到我们那边的人，真是不容易。”我一边查看孩子的病情，一边回答：“是的。”他用普通话跟我交流，虽然不太标准，但我都能听得懂。我问孩子的情况，他便跟我说了很多关于阿伊莎烫伤的事，说着说着眼里全是泪，然后停下来用袖子去擦。阿伊莎坐在她奶奶的怀里，怯怯地看着我。等阿伊莎爷爷平静了，我继续听他说：“希望你能够看在半个老乡的分上，对阿伊莎多点儿关心，这个孩子从生下来，就是我和她奶奶带着的，她爸爸妈妈都在外面打工，一年到头都见不了她几回……”

南京的夏天，十分闷热，腐败的死皮溶解得很快，阿伊莎的身上不停地往外渗着液体，棉垫湿了一层又一层，气味很重，每天都得换。阿伊莎太小、太娇嫩，我每次花费在她身上的时间比一般的成年病人要多。起初几天，她一看到我，总会大哭，但后来，渐渐地就不哭了。也许是她觉得换药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痛，也许是她已经耐受了这种疼痛。

他们常常欠医药费，常常补交，但每次补交都不会超过两三千元。烧伤科的敷料用起来很费，尽管千省万省，但一万多块钱还是很快就用完了。

在阿伊莎住院的第十天，他们又欠费了，同事提醒他们赶快补齐。那天晚上，正好我值夜班。

晚上九点多，我去病房挨个看病人。到了阿伊莎的病房时，房间里黑着，我按了开关，问他们怎么没开灯，三个人没有一个回答我，阿伊莎的爷爷坐在床边上，盯着地上的几包行李发呆。我看到地上打包好的行李，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陈医生，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出院，我们没钱了。”阿伊莎的奶奶抱着阿伊莎靠墙坐在床上。阿伊莎看到灯亮了，忙把小脸埋到奶奶怀里。奶奶亲了她一下，轻轻地拍她，她就又把头从奶奶的怀里探出来。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因为没有钱突然要走，但已经治疗了这么久，放弃有些太可惜。我试着想留住她们：“孩子目前的治疗效果很好，如果按这个速度，再有10天左右就能痊愈。但如果这个时候出院，创面还没愈合，要是感染了就前功尽弃！”

听到我这样说，阿伊莎的爷爷从床边起身，走到我跟前，哽咽着说：“我们也不想走啊。可是我们已经花光了所有的钱，能借的亲戚朋友，我们全都借了，就连南京的清真寺——才认识的穆斯林那里，我也都借过了。”他每个周末都会去清真寺做礼拜，在那里认识了不少穆斯林，“我们再也找不来一分钱了。”

看病没钱，是个硬伤。这样的出院理由，任谁也无法再劝说。我不知道再说什么，就走到窗前，往外面看了一眼。外面黑魆魆的，路灯暗黄，一个人影也没有，只看到不远处的树梢上浓浓的叶子遮住了半边天。

阿伊莎的爷爷不再说一句话，阿伊莎的奶奶开始掉眼泪，时不时用袖子擦一下。阿伊莎比往常安静了很多，依偎在奶奶的怀里，静静地看着我。

我沉默地离开病房，回到办公室静坐良久。

窗外拉响警报，不知是哪里又起了火灾。消防车哇呜哇呜地叫着，从医院楼下的车库里驶了出去。

我忽然回想起大学时代。

实习第一年，泌尿外科有个小女孩，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得了肾病，需要换肾，家里没钱。我的老师——女孩的主刀医生——为了给那女孩筹费用，就通知了当地媒体。媒体报道后第二天，女孩很快就收到了大量善款。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有希望。老师做过的事情，我为什么不去试一试！

我激动地回到阿伊莎的病房，“我帮你们想办法！现在就去帮你们！如果我的办法能行得通，能帮你们筹到钱，明天你们就不要走了。如果行不通，真的筹不到钱，你们再出院。”

阿伊莎爷爷的眼睛里突然有了光亮，“你肯帮我们……你的大恩大德，我们一辈子不忘。等阿伊莎长大了，我们一定会告诉她，是你救了她。”

我说：“你先不要谢我，我是想告诉你还有一线希望，但到底能不能成功，还得等待。”

和阿伊莎的家人沟通完，我把想法和当晚的值班干部做了汇报。得到值班干部的默许后，我翻开手机，搜到当地的一家媒体。那位接电话的记者对我说的内容十分感兴趣，答应我马上联系本市的各大媒体。他告诉我，著名的“彭宇案”就是从他们这里开始的。他和我聊了好长一会儿。结束对话，已是夜里十二点。一想到第二天就有可能马上为阿伊莎筹到钱，我一整夜都兴奋地睡不着。

第二天一早，交完班，我正在查房，突然接到领导的通知，他让我停下手头工作，马上到办公室接受采访。前一晚，我和那位记者说好了，只采访孩子和领导，但他们为什么突然会来找我，这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我回到办公室，还没坐稳，楼下就上来了一群记者，长枪短炮，看来本地的媒体都来了。

他们已经采访完了领导，在了解了阿伊莎的基本情况后，征得领导同意，就来找我。

“你是医生，为什么会为一个病人求助？”有人问我。

“我希望她能治好，但他们没钱。所以我希望能通过媒体，让爱心人士帮孩子渡过这一关。”

话筒和摄像机齐刷刷地对准了我。我不知道他们接下来会问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回答会不会令他们满意，但我相信他们都是为了帮助孩子来的，心里充满了感激。但接下来，他们的每一个问题，都像是在我的脑袋上敲闷棍。

“你们的领导和医院做了些什么？你们是公立医院，国家拨款，难道不能为穷人免费治疗吗？难道你们就只想着赚病人的钱吗？”

“孩子的父母在哪里？孩子病得这么重，只有两个老人陪着，他们是孩子的亲爷爷和亲奶奶吗？”

“孩子这么小，是不是被拐的？你查看过他们的证件吗？”

“孩子烫成这样，会不会有人故意这么弄的，想通过孩子残疾的身体赚一笔钱？”

……

有一位记者拿出手机，给我看网上的报道，有几张聊天记录的截图，他问：“你多次在谈话中都强调你是一个小医生，是不是想要告诉我们点什么，又怕受威胁？”

网上的那篇报道，暗讽此事是医院和领导不作为，我这个“小医生”看不下去，才铤而走险找媒体。

本来，第一次面对这么多记者，我有些紧张，生怕自己表现不够好，会影响给孩子筹善款，但当我明白他们此行的目的并不如我所想时，我反倒一下子没有任何顾虑了。明白这一点后，我知道，担心自己在媒体面前表现得好不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脱下白大衣，放在桌子上，激动地说：“今天，我请你们来，是希望你们能帮助这个孩子。但是现在你们问的每一个问题，全都和帮助孩子无关。”我转向前一天晚上和我联系过的那位记者：“我是一个小医生，不错，我是这样说过，并且不止一次，那是因为孩子治病没有钱，我无能为力。于是我才请你们来，希望你们能够帮忙。你答应了，做到了，大家都来了，我很感激，但现在你们问的每一个问题，全都和帮助孩子无关。”

那位记者说：“我们没说不帮她，但这些问题，必须得先了解清楚，免得到头来被恶人利用。”

我从椅子上起来：“恶人？您觉得谁是恶人呢？”我情绪有些激动，“您答应我号召媒体一起帮助这个小女孩，但现在你怀疑病人家属，暗讽医院领导，又在网上写了一篇这样的爆料，您这是在帮谁呢？”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看着我，有人录音，有人做笔记。我接着说：“你喜欢彭宇这样的新闻，但我请您来，只是希望能帮帮这个孩子，而不是要做别的。”

办公室里鸦雀无声。

过了好久，沉闷的空气被一位晚报的记者打破了。

“您真是少见的好医生，处处为病人着想……”他微笑着说。

他们不再问那些让我如同挨了闷棍的问题，转而问一些孩子的情况。那篇网上的爆料很快也被那位记者删除了。

当天晚上的电视、网站和报纸上，出现了很多关于阿伊莎的镜头和报道，善款像雪花般翩翩而来。

阿伊莎的爷爷高兴得眉开眼笑，他一遍一遍地对着镜头，反复说着感谢的话。

有了善款，孩子的用药有了保证。很快，阿伊莎就痊愈了。她出院那天，之前采访过的记者也来送她。

我抱着阿伊莎，送他们到医院门口的斜坡上。

半个月后，阿伊莎的爷爷带着扬州的大阿訇来找我。那天中午，太阳很烈，两位戴着白色小圆帽的老人，捧着锦旗，出现在二楼的医生办公室。阿伊莎的爷爷说：“陈医生，我回到扬州后，把你为我们做的事告诉了大阿訇，大阿訇代表我们穆斯林，专程来感谢您。”大阿訇把锦旗交到我手上，我受宠若惊，赶快让他们坐下。那位扬州的大阿訇说：“陈医生，您做了一件有利于民族团结的大事情，阿伊莎会感谢您一辈子，她的家人会感谢您一辈子，我们穆斯林同胞都会感谢您，记着您，真主会保佑您！”

那位我第一次联系过的记者，再次来找我，希望能做个访谈：“我想把你树立成典型，让所有的医生都向你学习。”我婉言谢绝，比我高尚的医生太多了，我只不过是凑巧做了一件让媒体知道的小事情。虽然那天我当着众多记者的面回怼了他，但在他的带动下，整件事还是走向了光明。阿伊莎成功地募捐到了医疗费，也痊愈出院了。她出院一周后，我邀请那位记者在新街口的地下广场见面，请他吃了一碗拉面，算是替阿伊莎感谢他。

四年后，我离开F医院，来到了现在的这座小岛上。我从烧伤科的医生转变成了全科医师。

一天中午下班，我从全科办公室里出去，一边想着午餐该吃点儿什么，一边哼着轻快的调子穿过光线暗淡的走廊。出了门诊楼，户外阳光灿烂，满院飘着桂花的香味。我站在门口，迎着阳光，老远地看河岸上的花园。突然，我看到桂花树下，蹲着一位回族老爷爷，身边站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那老爷爷看到我，马上从桂花树下站起来：“陈医生，我们来看你了！”

阿伊莎的爷爷没有变，和四年前一模一样。阿伊莎变了，她已经长成了一个八岁的大孩子。她和我见过的西北乡下女孩儿一样，黑黝黝的脸蛋上，长着两团红苹果。

我认出了他们，很诧异：“你们怎么找到了这里？”阿伊莎的爷爷说，他们辗转打听，先去我原先的单位，听说我走了，然后打听到我在这里工作。

他把阿伊莎推到我面前：“喊娘娘，是这位娘娘救了你的命。”阿伊莎害羞地从他身后走过来，怯怯地喊了一声“娘娘——”

正午的太阳正烈，桂花树上飘来沁人心脾的花香，小鸟鸣叫着从空中飞过，天空蔚蓝得一尘不染。我撑开伞，要牵阿伊莎的手，阿伊莎腼腆地把自己的小手递到我手里。我说：“走，我带你吃饭去。”

阿伊莎上学了，她已经学会了说普通话。

我们沿着河道，在一条长长的水杉林荫路上走，到十字路口，向右拐了个弯。我们走在宽阔的街道上，最后在丽岛花园门口的一家清真面馆里吃了牛肉面。

阿伊莎懂事了很多，我问她什么，她就微笑着回答什么。我考了她几道算术题，她掐着手指，沉思一下，就告诉我答案。我问她会不会背诗，能不能背一首给我听。她就抿着嘴害羞地微笑。我说：“来，我提一首，我们两个人一起背。”她点点头。我说：“锄禾日当午……”她立刻抢在我前面，快速地背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问她平时最喜欢做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她说：“我喜欢画画。”我带她去附近的超市买了几个画本和一盒彩笔，她高兴地拿在手里，不停地看。

四年前她烫伤过的地方已经彻底愈合，前几年断断续续起了些疤痕，有点痒。涂过一些抗疤痕的药，现在看着已经萎缩，只留下一些陈旧的印记。

现在，距离阿伊莎第一次来找我看病，已经过去整整八年。但她躺在病床上，额头上贴着退热贴的照片，依然留在我的手机里。有一次，女儿看到我盯着手机，就好奇地凑过来问：“妈妈，这是谁呀？”

我摸摸她的头说：“这是你出生前几年，妈妈的一个病人，她叫阿伊莎。” 7CMh2nbQnim1lQeJUlm4yf11LV7os/QUz3XlQyRLvDa+VQ8ASn4BVgWzirq176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