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流”那年

在很多人看来，大学里当医生十分清闲。与大医院相比，也许真的如此，但若遇上特殊时期，情况就完全不一样。“甲流”那年的某一天，我接诊了三百个病人。

九月一日，新生开学，我被安排在报名处，和一名护士一起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入校生测量体温。那几天，天空晴朗，阳光明媚，可是风很大，新生从全国各地来，都戴着口罩，大部分学生的体温是正常的，有一小部分人的体温超过了37.5℃。对于体温超标的学生，会被拦在校门口，而后由专人领到校医院重新测体温。报名持续了三天，我也在校门口打了三天的体温枪。

九月的南京，天气极热。我原本想着只是站着打个体温枪，不会是什么艰难的任务。可是三天下来，一万两千名师生，在我和另一个护士两个人总共打了一万两千次体温枪之后，烈日下，我开始觉得有些头晕目眩，紧接着嗓子就哑了，并开始全身疲惫，力不从心。刚休息了一个暑假，上班还没几天，是没有理由说累，也没有理由请假的。我买了药，默默地服用。

领导对发热病人十分重视，正值开学季，他们时不时会来检查。我们临时增设了发热门诊，主任派我到发热门诊坐诊。最初几日，发热病人不算多，可是没过几天，新生开始军训后，发热病人就突然成倍猛增。

“非典”时期，我还是学生，对于“非典”的记忆，只停留在媒体的报道上，那一切曾经离我很远，只是一个概念。当“甲流”来临，我仍旧和以前一样，以为那只不过是网络上和电视上的事。

发热咳嗽的病人越来越多，但临床医生却只有两个，忙碌的时候，连吃饭上厕所都没时间。我每周上6天班，每天上12小时，开处方和写病历都需手写，有时会连着写上好几个小时，手腕和胳膊就像得了关节炎，疼得麻木。我嗓子哑了，吃了几天药，毫不起效。没过几日，又腰酸背痛，紧接着开始咳嗽。

校医院的楼道、诊室和大厅里每天都会喷洒消毒液，每次喷完后，我都会不停地流泪打喷嚏，咳嗽也变得更加剧烈。我咳得上气不接下气，用什么药都没用。拍了胸片，查了血象，都没发现什么问题，但症状却一日比一日重，我担心自己得了怪病，就托人去问大医院里的呼吸科主任。主任看完我的检查单，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只是转告让我每天多喝淡盐水，说他曾经有段时间也这样，吃什么药都不见效，喝了一段时间淡盐水后，逐渐康复。我听了他的话，备了几瓶生理盐水，喝水时掺着喝。学生们来看病，我挨个问诊，嗓子干哑，忍不住要咳嗽时就赶快喝几口淡盐水，说来也有些神奇，温热的淡盐水顺着喉咙下去，干痒的嗓子果真会滋润很多，咳嗽竟然也会被暂时压下去。

相关部门公布的“甲流”数据每天呈几何式翻倍，我们的发热门诊，备着两套防护服，但谁都没有穿过。我们不具备检测“甲流”的有效手段，也没有真正地做过防护，那两套服装只是用来应付检查的。几包口罩，只有想起来时才会戴。对于初次接诊发热的病人，或者疑似的病例，我们会建议转诊。有一部分病人愿意转走，但大部分病人不接受，哪都不去，就想让我给他挂挂水。

我每天接诊的发热病人数以百计，他们都是来看“感冒”的，我会为他们测体温、看嗓子、摸颈部淋巴结、检查血象。他们中的很多人，体温都超过了40℃。我知道感冒会传染，也知道“甲流”会传染，但又常常想不起来戴口罩，学生们更是没有这个意识。那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还没有形成戴口罩的习惯，没有人告诉我必须要戴口罩，我自己也缺乏防护意识，就那样每天暴露在发热和咳嗽的病人面前。

我每天咳嗽，咳得上气不接下气，咳得胸痛背痛，什么药都用过了，但就是不见任何效果。那些发热感冒的学生中，到底有没有“甲流”病人，我不知道，学生也不知道。我们没有检测“甲流”的手段，也没有治疗“甲流”的药，对于呼吸道感染的病人，我们基本全都按普通呼吸道感染来处理。

某个星期天，门诊上班的医生只有我一人。从中午开始，病人突然增加，原本周末空荡荡的校园，随着学生外出归来，医院大厅里逐渐排起了长队，并且越排越长。眼见到了午饭时间，病人太多，我无法出去，就麻烦同事从食堂顺带了一碗米线回来。我在诊室里匆匆吃了几口，就被排队看病挤进来的学生打断了。

往常排队，都是一字型，但那天的队伍是蛇形，弯弯曲曲绕了好几道。中途，我从满是人的大厅挤过去，小跑着去了趟洗手间。一眼望去，黑压压的足足有百余人，外面还有人在往里挤。那时已是晚上九点多，从早上八点开始上班算起，我已经足足工作了13个小时。可是，病人丝毫不见减少，大厅里还有那么多人在排队……他们看着我从诊室出来，跑进洗手间；又看着我从洗手间出来，往诊室走去，他们都在眼巴巴地等着看病。那时我看到黑压压的人群，突然觉得自己像远赴沙场的孤独勇士，心里有些悲壮。

那天晚上，药房里的同事看我太忙，就帮我带了一碗粥，但是，坐诊的医生只有我一个，病人在诊室里挤作一团，我根本没办法吃饭。我马不停蹄地询问着每一个病人，做检查、开处方、写病历。时间越来越晚，外面排队的学生有些不耐烦了，发生了争吵，因为推搡，因为插队，还因为前面的队伍移动得太慢。有人冲到诊室门口，一边往里面看，一边骂：“里面到底有没有医生在看病，为什么这么慢，这要等到什么时候？！”有人开始骂医院，说病人这么多，为什么只安排一个医生；还有些等在门口的病人，听到我咳嗽，就发牢骚：“医生都病了，还能给我们看病啊！”

晚上十点多，我有些头晕，低头甩体温计时眼前一阵发黑，肩膀、胳膊和手臂都十分酸痛，我已经很难写字了，问诊时也已经有些说不出话来，我想倒头就睡。可是，门外还排着那么多的病人，该怎么办呢？难道扔下他们不管，或者劝退他们？这都是不切实际的。在遥远的郊区大学城里，在交通不便的山脚下，在方圆十里之内都没有任何医院的大学校园里，在周一正式上课的前一天晚上，劝退这些发热的学生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更是不被允许的事。但是，我真的有点撑不住了。我开始坐不直身体，问诊的声音，也比上午小了很多。有些病人听不清，我就不得不再重复一遍。

忙碌的时候，偏偏事多，那晚凑巧我来了例假，迫不得已，又跑了趟洗手间。我再次出去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多，我有些走不动了。大厅里仍旧排着很多人，吵闹声比白天更大了。临近深夜，等候的人越来越烦躁，时不时有人插队。大部分学生是守规矩的，劝说几句，就会出去重新排队。但有个别人，你让他去排队，他就会上纲上线对你进行人身攻击。

快十二点时，突然有个女生冲进来，大声骂道：“医生，快要死人了，你还是不是人！”我被她尖锐的声音惊住了，抬头望了一眼，一屋子排队的人也都回头看她。只见那女生搀扶着一位男生进来，男生弯着腰，一副疲乏无力状，女生大声嚷道：“医生，你到底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医德，他都烧到四十度了，你不能见死不救！”

我认得她，在她第一次插队进来时，说有人发高烧想先看，我就给了她一支体温计，让她先测体温，但她不罢休，说病人发烧，病情特殊。我说：“这里全都是发烧的病人，大家都一样，得排队。”她就拿着体温计出去了。没想到十五分钟不到，她就又骂骂咧咧地插队进来了。

那时候，我十分疲倦，已经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而且来了例假，不停地咳嗽，也没有吃晚饭，一刻不休地在看诊。她骂的时候我正在低头写处方，猛然抬头，看到她已经站在了我眼前。她怒目圆睁，气势汹汹，我顿时觉得十分悲伤，眼眶突然有了泪。我想跟她说点什么，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好在，排队等候的多数学生都是明事理的，他们帮我把那位女生赶了出去：“你还有没有素质，医生一刻不休地给我们看病，你不但插队，还骂人家，那你到底是不是人！”那女生看到好几个同学说她，便扔下体温计，骂骂咧咧地走了：“什么破医院，不看了。”她搀着那男生出去，“破地方，再也不来了，我们去外面医院看。”

凌晨两点钟，我终于看完了所有的病人。黑压压的大厅突然变空了，我看了一眼桌上的处方，总共少了三沓，整三百张。我顿觉全身散了架，瘫在椅子上倒头就想睡。

这时，突然有位男生进来，提着一份宵夜，放在我的桌子上，说：“医生，我看你都忙得没有吃晚饭，先前我来过一次，人太多就走了，这会儿没人，你赶快吃点儿吧。”我认得他，他叫许贝，在读大三，他上大一那会儿，额头上长了一个脓包，我给他切开引流过。

许贝将饭盒放在我的桌子上，我想说声谢谢，但还没来得及说出口，他就已经转身离开了。 gZV2qX8V0FmFUJBLZCbQNMnW5UcBpc0yrBWbDJfYq9VqT3T9qhrAPejMHiqIGl0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