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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组团去美国耶鲁大学参加中美论坛，我做了一个演讲，谈中国模式与中美关系。当时一位美方学者问了我一个问题：中国什么时候才会放弃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我说：错，我们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而是中国社会主义模式。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当时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Herry Merritt Paulson）专程访华，请求中国帮助美国摆脱危机，坦率地说，就是请求中国社会主义模式来拯救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美国陷入次贷危机后，股市崩溃，大公司纷纷破产，美国政府手头没钱了，但它又想救市，要增发国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券。但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之一，如果不带头购买这些债券，其他国家可能都不愿意买。保尔森因此飞来中国，恳请中国购买美国债券，帮助美国渡过难关。
我记得当时英国的《独立报》（ The Independent ）发文写道：美国的救市计划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美国纳税人，也取决于中国等国家的支持。文章认为最终决定史上最大的金融救助计划命运的将是中国等国家，所以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北京开展巡回演说时才说道，“他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单膝下跪”。文章还指出，如果中国决定不再购买美国新发的债券，或抛售目前持有的债券，那美国的前景将会非常糟糕，当然中国的利益也会受损。
从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来看，外贸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逾60%，而中美贸易又占很大的比例，所以美国的金融海啸确实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中国人也真的认为，世界经济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国的文化基因是与人为善，大家同舟共济，互相帮助。中国政府经过慎重思考，决定出手帮助美国，大量增持了美国国债，同时自己也进入货币相对宽松时期，出台了后来颇有争议的“四万亿计划”。但我个人认为，总体上“四万亿”还是利大于弊，毕竟我们用这“四万亿”，使中国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全面提升，包括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技术最好的高铁网络。
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国从危机中稍有复苏就忘恩负义。那次我对在场的耶鲁学者说，以我自己的判断，美国资本主义爆发下一场大危机只是时间问题，是一年之后，还是三年之内，现在还很难预测，但这场危机会来的。对于中国自己来说，中国社会主义模式是阻止这场危机蔓延到中国来的唯一手段，所以中国不可能放弃中国社会主义模式，这是中国克敌制胜的法宝。我希望下一次美国危机爆发的时候，不要再来求中国帮忙，希望美国资本主义可以自己扛过去。我也希望下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中国政府也考虑一下对于一个忘恩负义的国家，有没有必要出手相助，或者说，中国社会主义有没有必要帮助拯救美国资本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究竟怎么构建，我们都在探索，但它的基础只能是合作共赢，而不是美国奉行的唯我独尊、以邻为壑与零和游戏。
那么为什么中国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它至少有西方制度没有的三个特点。第一，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公有制占主导地位，这包括土地的公有制，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领域内一批大型国企的存在，还有国家对许多战略资源的拥有，这和美国以私有制为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的宪法规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实行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现在证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制度安排，“混合经济”带来了中国今天的全面崛起。
第二，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国民都是受益者，多数中国人的财富在过去数十年中大幅度提高，这和美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中产阶层从无到有，今天已达四亿，超过美国总人口。中国中产阶层今天到美国也是中产阶层——有房产，有稳定的收入，而美国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在过去40年中几乎没有提高，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在过去20多年缩小了近10%。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具有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向世界输出最多的游客，具有世界最大的也是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中国还基本实现了全民养老和医保的覆盖，虽然水平仍然参差不齐，但美国目前还做不到。
第三，中国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而美国今天找不到代表美国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中国作为一个“百国之和”的文明型国家，在自己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统一执政集团的传统，一旦背离这个传统，国家就陷入四分五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很大程度上还是这种政治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中国这种独特的制度安排使整个国家可以形成最广泛的社会共识，制定超长时间段的奋斗目标，然后一代接着一代干，从而克服西方模式下最常见的民粹主义、短视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等弊病。
总之，一是公有制占主体，二是多数人从发展进程中受益，三是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我个人认为，这些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把中国社会主义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很像把今天的美国资本主义称为“美式社会主义”。美国政府现在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恐怕令世界上最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也感到瞠目结舌了。
显而易见，中国的迅速崛起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早已超出了西方理论和话语的诠释能力，时代呼唤以中国眼光和中国话语来读懂中国道路、读懂世界。本着这样的精神，我们接受了2017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研究”的课题和复旦大学“两大工程”下的“中国社会主义话语演进”课题。本书就是我们研究团队参与这两个课题研究的初步成果。
参与本课题的除我之外，还有复旦中国研究院的寒竹研究员、文扬研究员、范勇鹏研究员、吴新文研究员以及白果讲师，我们分别从历史比较、国际比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政治经济学等视角出发，对中国社会主义及其话语体系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其中不少成果曾先后发表在《求是》《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环球时报》等报刊，也有一些发表在观察者网等网络平台。我们提出的许多观点具有一定的原创性，发表的文章也产生了一定的甚至较大的社会影响，但这两个课题需要探索的东西还有很多，我们的见解只是一家之言，定有不妥之处，诚恳欢迎批评指正。
谨借此机会，真诚感谢我们研究团队成员的宝贵贡献，真诚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复旦大学“两大工程”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没有大家的支持，本书的面世是难以想象的。
2019年8月1日
于淀山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