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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讲英语的人数虽然还远不及讲汉语的人数，但在世界语言之林中，英语的主导地位可谓已经“深入人心”。甚至现在有人还期待着它成为“唯一的国际语”（Quirk，1982：37-53）。对于英语的“进口国”来说，英语教育无疑是打开西方世界特别是英美现代科技和工业技术之门的一把金钥匙。卡奇鲁在《世界多元英语：痛苦与欣喜》一书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描述：“英语的多中心化现象令人叹为观止，而且在语言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提出了关于多元化、语码化、身份、创造性、跨文化沟通性以及权力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英语的普泛化和这个语言权力的到来是有代价的。对一些人来说，其影响令人痛苦，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种影响令人欣喜若狂”（Kachru，1996：135）。根据卡奇鲁“世界多元英语”的英语扩散模型，世界上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主要有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所谓“内圈”国家，而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或官方语言之一的“外圈”国家据不完全统计也已经达到了66个。
而中国处于同心圆中的“扩展圈”部分，虽然把英语看成是一门“外语”（foreign language），不是“母语”（mother tongue）、“本族语”（native language）、“第一语言”（first language），也不是“第二语言”（second language），但在中国，英语的重要性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变得更加明显，已经开始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英语学习、英语教育以及英语使用情况等已经成为国家语言生活的重要参考因素，可以说英语已成为本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正如阿布泰金（Alptekin，1993）所指出的一样，如果没有具体的社会环境因素与之相匹配，语言绝不会独立地发挥作用，“中国英语”这种英语变体正是英语与中国文化产生影响和相互作用从而发生本土化的集中体现。所以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在学习英语这门“外语”的过程中也必然要受到母语文化思维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借助母语的规则。
这里又回到了产生“中国英语”的社会根源的问题上。语言作为社会生活的产物，必然与社会文化生活产生相互作用。任何语言的研究都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这一基石，对于中国英语来讲，一方面中国人在学习英语这门外语时，其母语作为一种已经获得的极为稳定的知识和习惯，必然会对目的语的学习施加影响，其母语（汉语）思维方式会影响（促进或者限制）目的语（英语）的学习和掌握。反映到英语文章的撰写上，会带有母语思维的“烙印”。另一方面，对大多数人来讲，学习英语这门“外语”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用它表达自己在母语环境下的思维成果，而作为思维外壳的语言，无论是母语还是外语，不带有深深的母语思维烙印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学习和使用外语的过程中（如撰写学术论文的英文摘要），英语及其所依附的英语思维在与母语及其所依附的母语思维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是必然的，英语思维和母语思维在此过程中相互冲突，相互融合，最终在母语国家产生一种新的带有母语思维烙印的英语变体是非常自然的。但不论这种变体如何发展，其目标都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国际交流的需要。面对当前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中国需要掌握英语这种“国际通用语”来加强国际交流；另一方面也不会在这种文化冲击下失去“本真”，而“中国英语”则会有利于中国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发出自己的声音。
所以对于“中国英语”的认识关键在于英语使用者的态度，也就是他们采取一种什么样的语言观。“中国英语”变体是世界英语大家族的一员，而英语的使用者，不论来自同心圆中的哪一个圈，都应该持有一种包容、开放和发展的语言观，这样才有助于人们共同应对挑战，克服困难，从而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本章在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变异理论和语言与文化相对论的基础上讨论了英语在使用地域、范围不断扩大，使用人数不断增长，以及语言内部语法、词汇、搭配等方面不断发展变化的情况下面临的方法论层面的挑战，主要体现在“规定”和“描写”，“单一标准”和“多元标准”以及英语和英语变体这三种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上，为以下各章奠定了理论基础。国际上对“世界英语”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这些围绕世界多元英语的语言学领域的研究采用的方法包括“英语研究”法、“社会语言学”法、“应用语言学”法、“普及推广”法以及“批评语言学”法（博尔顿，2011：52）。这些方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重叠，相互交叉。在开始阶段，研究者主要是通过使用普通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来讨论New Englishes（新复数英语）的特征，强调对变体的语言学描述。到了80年代中期，卡奇鲁等人力图把世界多元英语研究纳入一个全面的全球分析框架之内，虽部分地保留了语言学研究的特征，但超越了语言特征描述的界限，进入了对世界多元英语话语的社会历史学、社会政治学和意识形态基础进行的讨论之中。他提倡用“社会现实”的方法来研究世界多元英语（1992），建立了包括“英语同心圆三圈”模式在内的一系列世界多元英语模式。
本书基于这个全球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英语”这一英语在发展变化中与中国语言文化相交融的本土化的新兴语言变体，在中国作者的学术论文英文摘要中的明显体现。对于这种语体的认识，采用在规范摘要写作的前提下对其语言特点进行描写的方法，这种描写应主要集中在共同标准下与母语为英语的人所撰写的相同文体之间的语言差异及其多元性上，并对这些差异及其多元性进行社会文化的阐释，从而增进语言使用主体之间的相互了解，创造灵活、宽容的国际交流环境，使中国英语变体能够成为中国学术交流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