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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节中提到，在对学术论文英文摘要的研究中，已经有人发现英语国家作者写出的英文摘要和中国作者写出的英文摘要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体现在语言本身的词汇选择、搭配、句长等语言特点上。本章就是要从中国英语学术论文的语言特点体现着的差异性出发，去探寻一种独特的新兴语言变体——中国英语。
我们知道，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处于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全球五六千种语言，英语的使用地域最广，影响也最大，作为一种多国家、多文化、多功能的国际通用语，英语的国际化必然引起它的本土化。中国英语变体的产生正是英语同中国文化相接触、同汉语相交融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葛传槼先生（1980）首先提出“中国英语”这一概念。他认为中国人说英语时总有一些特殊的东西需要表达，如：yuan（元），jiao（角），fen（分），Han Linyuan（翰林院），fengshui（风水），yinyang（阴阳），kongfu（功夫），jiaozi（饺子），kowtou（叩头）等。葛先生认为“中国英语”指的是所有表达中国特有事物的词汇。但是在当时及其后的将近十年时间里，这一领域的研究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90年代初，一些学者才注意到“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并纷纷发表文章或出版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英语的界定及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进行论述。
对于“中国英语”产生的根源问题，汪榕培（1991）认为，中国英语是一种客观存在。李文中（1993）指出，中国英语是一种表达中国独特文化的规范英语，是英语在中国运用的现实。但他强调中国英语“不受母体干扰”，这是与“受母体干扰”的中式英语的本质区别。而孙晓青（2002）却认为中国英语是受母语思维影响的结果，因为中国人在使用英语时，必然表现出一些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这才是英语在中国“本土化”的实质。何自然在一篇综述（1994）中肯定了中国英语研究的价值，并建议从语用学和翻译学角度处理“中国英语”问题，深挖中国英语的“认知”根源。
也有学者对“中国英语”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研究述评。如姜亚军（1995）认为，中国英语是世界英语大家族的一员。他赞成美国语言学家卡奇鲁（Braj B. Kachru）提出的建立在英语多元标准基础之上的同心圆（concentric circle）学说（1985），认为全球的英语可以分为内圈（inner circle）、外圈（outer circle）和扩展圈（expanding circle）。内圈指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外圈指以英语为第二语言或官方语言的国家，如印度、新加坡；而扩展圈则指以英语为外语的国家，如中国、俄罗斯、日本等；而这些英语全部处于同一共核（common core）之下，也就是说它们是建立在一个共核基础之上的具有各自特点的独立的英语变体（转引自刘祥清，2005）。所以姜亚军认为中国英语属于卡奇鲁模型的扩展圈，但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而张培成（1995）认为中国英语是在使用中形成的变体，或是作为外语的变体，但否认国别变体的说法。
除了以上对中国英语进行宏观上的理论论证外，更有学者对其微观层面进行了研究。汪榕培早在1991年就从共时的角度研究了汉语借词的特点，为中国英语的词汇研究奠定基础。林秋云（1998）也认为，中国英语的特点主要是体现在其特色的词汇上。陶岳炼、顾明华（2001）对汉语借词的特点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探讨，杜瑞清（2001）、姜亚军等（2003），高超（2006）等从语音、词汇、句法、语篇等多个层面对中国英语进行了分析；金惠康（2001）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英语在不同的交际语境中所要面对和接受的语言学和语用学上的适应性问题；张磊（2011）对比了“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在词汇、语篇和感情色彩等方面的区别；闫艳（2008）则从英语教学的角度阐述了教师教学思路要从“标准英语”向“中国英语”转变。
总的来说，一方面，在对中国英语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术界逐渐对“中国英语”这一客观存在达成共识，进一步澄清了“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与传统的带有贬义的“中式英语”（Chinglish）的界限和区别，但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和述评的阶段，对于“中国英语”的产生究竟是受母语影响，还是受母语思维影响，抑或是受中国本土文化影响这一根源问题还没有形成清晰的认识和共识。另一方面，对“中国英语”的实证研究尚待进一步展开。
国外学者对“中国英语”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一个角度是把中国英语作为英语变体来研究，如卡奇鲁提出建立在英语多元标准的同心圆学说。他们虽然认识到了这种语言变体的存在，但命名有所不同，把“中国英语”称为Chinese English而非China English。如英国学者博尔顿（Bolton）著有 Chinese Englishes: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 （中译本名为《中国式英语——一部社会语言学史》，2003）。博尔顿在这本著作中通过搜集论述有关中国香港和内地英语的描述和分析方面的历史，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探索了亚洲多元英语语境大背景下中国英语发展的历史。托德和汉考克（Todd & Hancock，1986）在其合著的《国际英语使用手册》中列举了Chinese English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特征和典型实例，认为这种语言变体的产生与母语的影响有关。国外学者对“中国英语”研究的另一个角度来自于对中国作者英文写作的关注，并对其中体现的语言特点进行探究。如英国语言学家弗劳尔迪（Flowerdew）对母语为非英语的作者（如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作者）的英文写作特点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实证研究（Flowerdew 1999a，1999b，2000，2007），包括宏观上明显的语体特点和微观上信号名词（signaling nouns，如态度、困难、帮助、过程、容忍、原因、结果等）的用法，研究发现母语为汉语的作者写出的英文文章在词语选择和段落结构上与母语为英语的作者写出的文章有明显不同。他的研究也提到了中国作者因为其英文写作中体现出的特点在国际论文发表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困难和挑战，从意识形态差异方面分析了产生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几种可供选择的出路。但是大部分外国学者只是注意到了中国作者在国际文献发表方面所遇到的种种问题（Ammon，2001；Burrough-Boenisch，2003；Casanave，2002），并把产生问题的原因简单归咎于中国作者英语能力还需提高，即使承认有“中国英语”这种新兴英语变体的存在，也很少关注这种变体的具体特点。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曾反复重申，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而这一研究对象是一种正常的、有规律的生命（Saussure，1960：108）。这一论断为人们树立了发展的语言观，即语言虽然是相对稳定的符号系统，但“一定的语言状态始终是历史的产物”；“语言虽是不可触动的，但不是不能改变的”（Saussure，1960：111）。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有生命的，因此对一种语言的认识，我们既要追溯这种语言的来源（从哪里来），对其发展变化进行历时追踪，也要包括对其目前共时状态下相对稳定的特点进行刻画（目前所在的位置），还应该包括对其未来走向的预测和分析（要去往何方）。
英语作为世界语言大家族的重要一员，也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由于英国殖民者不断扩张其领土，英帝国逐渐强盛等历史原因，英语的使用地域非常广，几乎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语的使用地域范围迅猛扩大，全世界说英语的人数也不断增长。据2009年7月的统计数据，世界上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虽然只有3.4亿多，
但全球将近有15.8亿人说英语，而且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还有英语的变体。例如在印度，有3.5亿人会说他们自己改编的印式英语（Hinglish）；在中国，也有2.5亿人说中式英语。第二方面的变化是使用英语的领域非常广泛，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国际通用语，成为国际传播中理想化的标准语言。韩礼德等早在1964年就曾断言：“英语不再专属英国人拥有，甚至也不再专属西方人拥有，而是一种国际语言，越来越多的人至少为了某种目的而接纳这个语言……”（Halliday，MacIntosh & Strevens 1964: 293）。当今，在各种国际会议、集会和比赛中使用英语已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惯例，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使用英语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其主要形式就是用英文撰写文献，而且主要通过英文摘要来了解整篇文章内容。英语的第三方面的变化体现在随着英语使用地域和应用领域的扩张，其语言本身从语音、词汇到语法等方面也经历着变化发展。尤其是词汇方面，英语新词的增长速度非常快，每98分钟就增加一个新词语，曾在2009年4月出现第一百万个词。
当英语的国际化（globalization）已成为常态，而其与其他语言和文化相接触又不可否认地造成了英语的本土化（nativization），在这种情况下考察学术论文英文摘要这种语体，就不可避免地遇到语言的规定与描写、语言标准的单一性和多元性以及英语变体和母语思维的关系等方面问题的冲击和挑战。这些问题将在下面几节中一一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