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河山”和“与造物游”

马相伯（1840—1939），祖籍丹阳，道光二十年三月六日（1840年4月7日）生于丹徒。名志德，圣名若瑟（若石），字钦善，又字斯臧、建常、良、相伯（湘伯），晚号期颐叟、华封老人等。1851年，马相伯来上海，入学依纳爵（徐汇）公学；1937年，移居南京，转到桂林，最后在越南谅山去世。马相伯在徐家汇当修生、做神父，带学生、搞研究，1876年还俗，帮李鸿章做洋务，在山东布政使余紫垣幕府中担任机器局总办。后曾出使过朝鲜平壤、日本神户。1912年至1918年期间，马相伯在北京担任中华民国政府高等政治顾问。除此之外，马相伯一生都住在上海的徐家汇、法租界和土山湾的寓所。马家除了在丹阳马家村保有祖宅之外，在泗泾镇也有房产，且就此落籍于松江。这位与上海开埠后100年之命运相始终的“人瑞”，是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的建设者、见证人。沪上做生日的习惯是“做九不做十”，1939年，重庆、桂林，以及“孤岛”上海都为马相伯做了百岁诞辰的庆典。在抗战的炮火中不断发声的“百岁老人”马相伯，为陷入困境的中国人带来精神慰藉，鼓励大家不屈不挠地生活下去。马相伯的寿星照，放在大、中、小城市的照相馆橱窗里，几乎是家喻户晓。

除了这张“人瑞”形象之外，上海和大后方还流行马相伯的书法作品，也是一纸风行。从1931年开始，马相伯的书法作品源源不断地出现，也不分教会内外，工商界、学界、政界人士都持有。马相伯书写的条幅、对联、寿幛、题词并不白送，也是有“润格”的。按马相伯孙女马玉章（1915—2015）生前告知，润资十几元、几十元一幅都有，算起来并不便宜。但是，这些收入都存入了一个账户，拿去办“救国会”，做抗战用。据说，是捐了一架飞机的。“九一八”、“八一三”，战火纷起，乱世又现，大家想到了生命的脆弱和短暂。1931年，马相伯虚岁92了，一位矍铄老人的健康画像和苍劲笔法，给人们乐观情绪，因此大受欢迎。马相伯落款署名依年列次，“九二叟”、“九三叟”、“九五老人”……直到“期颐叟”。署名下面循例都会盖章，如“丹徒马良之章”、“马良之印”、“相老人”、“相伯长寿”等。长寿不老，人人羡慕，都来求字，马相伯常常向客人表示自己并不喜欢长寿，因为“寿则多辱”。按照《庄子·天下》“华封三祝”的典故，祝寿、祝富、祝多男子，然后“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马相伯说长寿之人更多磨难，更多痛苦。他口中念叨，心里等待的却是天国。

按字体来看，马相伯的书法还是那种当幕僚、做师爷的腕力水平，有文人气，挥洒豪放，却够不上书法家的功底。有一幅照片，马相伯晚年在土山湾孤儿院院舍三楼寓所“乐善堂”练习大字，专门题写对联、条幅等，身后站着儿媳马邱任我、秘书张若谷。大字拿去应酬，遇到一些礼仪性的长篇文字，仍然是由他撰写了文辞，请书法家来书写。例如1903年马相伯撰《徐文定公墓前十字架记》，造碑时由“娄县张秉彝书”；1914年土山湾工艺院将马相伯撰《利玛窦遗像题词》《徐光启遗像题词》《汤若望遗像题词》《南怀仁遗像题词》画像送去旧金山巴拿马博览会展出，由“蒲西（静斋）夏鼎彝书”。张秉彝、夏鼎彝都是上海天主教会内的书法家，字体工整，水平相当不错。

这里要问为什么天主教徒也能写得一手好书法？按肤浅的理解，基督徒轻视“国学”，像马相伯这样精通“七国文字”的耶稣会士，“当年误习旁行书”（严复语），书法必定不好。这实在是误会。马相伯在徐汇公学的教育，本来就是中西学并重，书法还是重中之重。史式徽《江南传教史》记录徐汇公学早期办学情况，说：“学生当时所读之书，新生则专读中文。其来校久，程度较优者，则兼读法文、歌经、图书、音乐等。学生除每日读书外，而书法一事尤为重要。”“书法课也是比较重要的一课，因为学生识字的多少和写字笔法的挺秀，也经常是衡量一个人才学高低的标准。”徐汇公学的学生一边读法文，一边读《四书》，还参加科举考试，经学成绩相当不错，不亚于传统书院。马相伯说他在咸丰二年（1852）八月到南京参加“秋闱”，证明他在原籍（或者上海，此事待考）得了秀才，占了学额，才有资格参加江南乡试。据《徐汇公学旧学生同学录》统计，公学在清代的50年里，考取各县生员（秀才）的人数达到82人，其中还有马相伯的外甥朱开第（志尧）、朱开甲（云佐）。清朝科举考试要求“馆阁体”，学子从秀才、举人到进士，写字严谨不亚于文章功夫，一路下来自然而然就成了半个书法家了。马相伯的法、英、德、意、拉丁、希腊、朝鲜文都是能读能写，书法也很漂亮，徐汇公学的学术训练，竟是如此中西平衡，六艺兼通。

马相伯年资渐长，学识愈精，请教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不但字体遒劲，联语也是很有意境，不落俗套。1911年秋，常州府江阴县金港镇塍镇天主教堂朱开敏（季球）神父创办的崇真学堂开学，马相伯应邀参加开学典礼，发表演讲，并撰写楹联：“学而习之，已百已千进而往；校者教也，语大语小用其中”。对得精致，含有《论语》里子贡“识大识小”典故，却又变通其用，融为自创，意思也非常贴切。马相伯89岁那年给“乐善堂”自撰的联语是：“有生可悟常生乐，今世当知后世因”，则含有一种神学上的领悟。这条联语涵义之深刻，在于它回到儒教、道教、佛教和天主教各自的教理中都讲得通，即所谓“尽人事以知天命”，行在今世，期于后世。这条联语还深得对仗、平仄的精髓，翻查韵书，格律为“仄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堪称完美。

马相伯的中文造诣非常好，记得是得到过章太炎的赞扬。近代第一本用西文语法理论整理和解释汉语文法的《马氏文通》，最后是由他整理出版，署名“马建忠”，他也参与了实际创作。从马相伯撰联能力看，他确实精通中文的格律和词性。如“律己宜带秋气，待人有若春风”（题“龙清先生”，署“九七叟相伯”），“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题“芜屏先生雅属”，署“壬戌秋八十三叟相伯”），“为伦类中所当行的事，作天地间不可少之人”（题“伯群先生嘱”，署“九八叟相伯”），文辞都相当完美，不亚于那些科举正途出身的进士、举人。比较那些用典过度，死板僵硬的旧联语，马相伯的联语生动活泼，别有天地。马相伯最有名的一句对联，倒是不怎么工整，看起来比较潦草，但非常流行。1937年，他转移到南京以后，在京复旦同学会请他题词，指明要写他的名句：“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马相伯欣然照着写了，署上了“九八叟相伯”。其实，这是他1906年初在东京给江苏留日同学会演讲中的说辞，当时梁启超在场做记录，主持清朝大政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因此一句，称誉他“为中国第一名演说家”。

马相伯留下来的书法作品中，“还我河山”和“与造物游”是最叫人赞赏的。其中有一幅笔者还看到了原作。这两幅字字迹清晰，走笔流畅，写出了作者在高寿之年的不同心境，观者可以想象，颇足品味。1932年10月10日“双十节”，日军还占领着淞沪地区，身在华界土山湾的马相伯不惧周围日军的淫威，大书一幅“还我河山”，交由“救国会”去发表。上海租界内各大报纸拿去套红印刷，号外发行。马相伯替全民族喊出了最强音，这四个大字一天之内便震撼全国。这幅题字之左，还有小字附言：“去年九月十八日，日本暴行发动强占我东北。今年三月又一手演成满洲伪国傀儡一剧。一周年间，河山变色，如此奇耻大辱，国人应奋起自救，不还我河山不止。二十一年双十节，九一叟马相伯识。”颐养在室的91岁老人，带头为民族之自由而呐喊，难怪“救国会”的“七君子”们都要来土山湾推崇马相伯，“惟公马首是瞻”（沈钧儒在1937年8月3日“七君子”出狱后在土山湾合影照片上题）。

如果说“还我河山”是马相伯的现实关怀的话，另一幅书法精品“与造物游”则出于他超然物外的宗教情怀。在马相伯90岁以后的生命中，已经呈现出两个世界。一个是他积极投入、全力呼喊的“抗战”世界，另一个是他不可抗拒而逐渐靠近的天国世界。对于后一个谁都不能确切知道的世界，他似乎没有恐惧，只是坦然而平静地去接受。我们好奇的是，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接受？在“与造物游”四个大字左侧，也有小字附言：“飞绝尘九万里而上，一飞以六月息者，不能与游，盖即辞内，依天为归向也。”在“相伯马良”之后，还有“丹徒马良之章”、“湘老人”两方朱印。“与造物游”的用典，出自《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马相伯把“逍遥游”的旨趣改为“依天为归向”，与造物主齐同。这幅题词的卷轴原件藏于比利时布鲁日地方的本笃会修道院，民国前总理陆徵祥（1871—1949）在这里出家当修士。马相伯没有署上日期，据判断应该是在陆徵祥晋铎为神父时送来的贺礼，即1935年6月29日。陆徵祥在欧洲的一个修道院隐居，与“息影”在土山湾的马相伯境况何其相似。当时，中日之间已经开战，欧洲的战火也即将燃起，两位曾经参与中国改革和国际政治极深的老人，都已经退出政界、外交界，只是悲天悯人地看着这世界一步步地滑入战乱，忧心如焚。但是，即便在一个混乱不堪的世界里，他们仍然怀揣敬意，无怨无悔，“与造物游”。

陆徵祥在他夫人培德女士的老家比利时出家当修士之后，一直遥拜年长他31岁的马相伯为师。陆徵祥是写了拉丁文的帖子，正式按规矩拜马相伯为师。师生两人通信频繁，惺惺相惜。陆徵祥能在“还我河山”的慷慨激昂中，读到马相伯“与造物游”的超凡境界，他说：“读师‘还我河山’一语，其呼声出于爱，又远非‘还我河山不止’之句，其气概出于至爱。”（安德鲁修道院陆徵祥纪念室档案）陆徵祥讲的“至爱”，是对“造物主”、“大自然”的“大爱”，是不离人伦之爱、乡情之爱、国土之爱，又超乎其上的崇高之爱。虽然“还我河山”和“与造物游”是不同时间、因不同原因写的两幅题词，但完全可以配为同一副对联。这幅由我们代为撮合的对联，既可以表现两位政坛老人面对暴力时那“寸土必争”的决心，又能展示出人之一生在终极价值观念上“萧然物外”的豁达，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却是浑然一体。

大弟子于右任（1879—1964）回忆，马相伯大约是在1909年即70岁时开始研习书画的。按于右任的秘书张文生《怀念于右任先生》记录，于右任60岁寿辰得到马相伯赠《秋收图》，“于先生对我说：马先生学画时年已70，我才60，我如果学画还来得及。”（《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军政人物篇》）70岁学书画，说起来马相伯也是一个退休后的“老年书画”爱好者。1897年，经过徐汇公学时期的老同学沈则宽斡旋，马相伯在佘山避静一月以后，与天主教会和解，重过教会生活。他将一双尚未成年的儿女托付给教会，自己只身回到徐家汇，息影在土山湾工艺院老楼三楼的五间房间“乐善堂”，即今天的徐汇区的马相伯旧居。从此，马相伯每日临池，挥毫翰墨，可以判断，晚年马相伯撰写的那么多书法作品，都是在土山湾三楼的寓所中完成的。

马相伯在土山湾“乐善堂”里每天都要练习书法，五间房间的空白处，挂满了对联，其中有一间专门用来练字习画。按马相伯的秘书张若谷记载：“对着三楼升降机的出入口处，是一间阳光充足的小厅，厅中设长桌一，椅十数，食具橱柜一。四壁挂满字画……会客室中昔年悬有‘乐善堂’横额，左右为陆徵祥氏所集‘乐乎天命，善于人同’的联句，相老曾自命其寓所为‘乐善堂’。堂的四壁，有于右任先生手书王了一（徵）的《和归去来辞》八幅。陆、于两氏都署款称‘相伯夫子’。前年起，又添章太炎氏拜祝九十五寿联‘鲁连抗议足完赵，烛武老年犹退秦’。又有段祺瑞氏手录文字寿语，冯玉祥氏手笔‘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的寿联，署款称‘相老前辈’。冯氏又向都锦生定织相老绣像，款称‘国之大老’。马老先生九十大庆时，吴稚晖氏送联：‘得天独厚，应寿一万八千龄，才经过两倍百分之一；其道大光，曾传三千七百子，皆能立两间一是于三’。于右任氏联：‘先生年百岁，世界一晨星’。”“乐善堂”是马相伯的会客厅，是他大会天下宾客的房间，挂满了名人、要人给他的寿联。他每天练字习画，是在另一间房间内，和寝室、书房合在一起。“乐善堂会客厅有门户可通相老的卧室。卧室的光线也很明朗，同时也是相老译经、读书、写字、阅报的一间大书房。”（张若谷《苦斗了一百年的马相伯先生》）今天传世的马相伯书法作品，大部分都是在这一间房间的书桌上完成的。

丹阳市天禄眼镜电商有限公司董事长虞瑞泰先生，回乡创业，不忘乡贤。他个人出资，于2016年6月举办马相伯文化研究会暨纪念馆，倾力开展纪念活动，令马相伯事迹传播于乡梓，颂扬于海内，声誉渐起。如今的丹阳，已是与徐家汇、复旦大学、复旦中学、泗泾镇齐名的又一个马相伯纪念地。该会馆在各处搜集马相伯书法作品，编辑《马相伯书法选》，有一些是真迹，更多的是复制，还有就是流传于众多藏家手上的印制品。马相伯早年做神父，当幕僚，都不是出头露面的人物，因此他的文字也很少为外界所知。直到晚年，创办震旦、复旦，助力辅仁，一度还出掌北大，参加辛亥革命，组织江苏省政府，他的中西学识才忽然受到年轻一辈人的赞叹。早年不可追，马相伯曾有意编辑他的晚年文字，可惜1918年回到上海，大量的原稿没有及时搬回来，在北京散失殆尽。1937年他离开上海，随身也带去不少书信、手稿和字画，但在不久向大后方转移的过程中丢失很多。1939年马相伯在越南谅山去世，他的遗物更是很难辗转回到上海。马相伯留下的作品少，收集困难，能找到这些书法作品已属不易。为此，要特别感谢丹阳马研会和主编吉育斌先生做了一件大好事。承蒙不弃，以此拙文代为序，兼为之贺。

本文为吉育斌主编《马相伯书法选》（一函，线装，影印本。江苏省丹阳市马相伯研究会2019年6月刊印）序。该书编委会主任虞瑞泰，顾问马天若、李天纲，名誉顾问王生洪、张一华。本序文全文刊于2019年5月24日《文汇学人》，题为《马相伯的“还我河山”和“与造物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