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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一位35岁的中年神父告别了孤寂的教会生活，离开了耶稣会在徐家汇的住院，走进了正在蓬勃发展的上海洋场。这位神父一身儒雅，十分了得，当时已经精通法、英、拉丁、希腊、意大利文，后来在外交场合又学会了日文、朝鲜文。这位中年“下海”的神父、天主教会培养的江南才俊，实际上是被急需洋务人才的李鸿章用强硬手段挖掘出来的。举目清朝十八行省，很难找出第二个“精通七国语文”的人，除了他的弟弟马建忠。李鸿章搞洋务，办外交，最需要这样“一以当十”的“西学”人才。从此，李鸿章的幕府人才库中，又多了一位全才人物，他就是和“五口通商”以后中国之命运相终始的马相伯先生。
马相伯活了一百岁，被称为“人瑞”，实在是当代中国的“百年之子”。1840年，马相伯诞生在江苏省镇江府丹徒县的一个天主教商人家庭，原籍是同府丹阳县的马家村。那一年，林则徐开始在广州禁烟，鸦片战争即将爆发；1939年，马相伯参与抗战，从上海辗转到越南谅山，在一座荒凉山洞里逝世。那一年，中国东部的大片疆土沦陷在日军的炮火中。按中国传统的记岁方法，马相伯整整活了一百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百岁老人”，称得上是“人中之瑞”。但是，中国人受着清朝以下的专制统治，拖着辫子艰难曲折地走向世界，道途并不顺利。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长寿，对本人来说并不全是一件幸事。马相伯常常不喜欢自己的高寿，自陈是“寿则多辱”。1939年，抗战大后方的《中央日报》《扫荡报》《新华日报》用大幅版面为这位“人瑞”祝寿，历经沧桑的马相伯却自嘲地说：“我是一条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拿破仑有一个著名预言，说“中国是一头睡狮，醒来将震动世界”。马相伯生活的一百年里，中国文化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但是没有“苏醒”，更谈不上“振兴”。一百年里，变则变矣，皇帝、总督和巡抚不见了，变之以军阀、省长和大总统；县学、书院和翰林不见了，变之以中学、大学和科学院；秀才、举人和进士不见了，变之以学士、硕士和博士……不断的社会运动，并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贫困、混乱、腐败、贪婪，不公正、不负责任的现象到处都是，中国仍然是一盘散沙。但是，“多难兴邦”，“乱世出英雄”，激荡的一百几十年里，中国出现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他们担当起“振兴中华”的大任。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特立独行，艰难问学，最终卓然成家。
说实在，作为一个学者和思想家，马相伯完整的著述并不多。尽管《马相伯集》是厚厚的一本，但与他学富五车的中西学问相比，实在还是太少。作为学者，他留下的系统作品只有一部哲学教材《致知浅说》，还有就是几部圣经翻译作品。1903年，他创办的震旦学院开学，即行编写了这部西方哲学的教材。从《致知浅说》来看，马相伯确实是二十世纪初难得的一位真正理解“哲学”含义的中国人。他借用朱熹《大学章句集注》中对“致知”一词的定义，来翻译“Philosophy”：“‘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殆即西庠所谓Philosophia，译言‘爱智学’者欤。”按Philosophy的本义“爱智慧”，明末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用了“爱知学”。清末学者倾向于用“格致学”来对译“科学”（Science）而不是哲学，如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在《万国公报》上把培根的《新工具》翻译为《培根格致新机》，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主编《格致汇编》，收入的是声光化电的新技术。马相伯受天主教耶稣会训练，他能区分科学和哲学。“格物”是科学，“致知”是哲学。马相伯是按照《大学》“格物致知”的顺序，主张先练习科学，后研读哲学，哲学是科学之母，是高级阶段。马相伯对Philosophy的理解比较传统，具有经院哲学的印记，但在今天“科学主义”思潮过后的哲学史观点来看，倒是比较全面，比较深入，因而也蛮有意义的。
1851年，马相伯从家乡江苏丹徒来上海，先是投亲在姐夫朱家，当年就进入了刚刚创办的上海天主教耶稣会举办的“依纳爵公学”。这所学校对外也称“徐汇公学”，后来就发展为有名的“徐汇中学”。此前，除了马六甲、澳门和香港有新教传教士举办的西式学校之外，中国内地的西式中等学校以“徐汇公学”为最早。按耶稣会的本土化策略，也为给天主教会储备人才考虑，徐汇公学让中国孩子参与科举考试。因此，公学除了研习“西学”之外，也积极教授“经学”。马相伯在家乡已经发蒙，“四书五经”有些功底，便在那里带教其他学生。值得一提的是，他最亲近的老师，意大利耶稣会士晁德莅（Angelo Zottoli，1826—1903）是一位汉学家。晁德莅精通中国经典，一生的功业就是把“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作品翻译成了一套拉丁文《中国文化教程》（ Cursus litteratur sinic ，1879—1882）。马相伯帮助晁德莅解读“四书五经”，晁德莅也教会了马相伯从欧洲学术传统来理解中国经典。这种跨文化的学问互动增进了师生间的友谊，两人是一生的朋友。马相伯、马建忠之所以能够比其他学者更早地会通中西学问，写出《马氏文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862年，马相伯升入徐家汇耶稣会神学院，成为修士，决心投身教会事业。经过了20年的通商、传教，上海人已经注意到“坚船利炮”背后的“西学”。据后来的回忆，这一时期的马相伯和三弟马建忠仍然尝试举业，但学问取向已经西化。法文、拉丁文、希腊文、意大利文打下基础，神学、哲学和科学方面的知识也是造诣不浅。按教会资料，徐家汇的耶稣会神学院办学水准相当高，课程水平已达到巴黎标准。上海徐汇公学和耶稣会神学院训练的欧洲哲学和科学知识，在远东没有第二家。马相伯的高水准“西学”，并非个案。他的同班同学李杕（字问渔，1840—1911）神父后来在徐汇公学、震旦大学都担任科学、哲学教习，同光年间也做了大量“西学”研究、教授和传播工作，只是外界很不了解。
1876年，马相伯在按立为神父之后，终于因为各种原因脱离了教会，离开了徐家汇，转而投身到淮军系统将官们主持的洋务事业。此前，马建忠已经于1874年脱离教会，加入李鸿章的幕府，留学巴黎，看上去前程远大。马相伯的学问兴趣，也在这几年里从抽象的神学和哲学，转向了天文学、几何学和力学等应用学科。马相伯刻苦钻研，到了夜不能寐，昼生幻觉的程度。“同光中兴”时期，科学是“新政”的学问，可见马相伯的思凡之心已萌，经世之志已定。他决计步他兄弟的后尘，加入如日中天的淮军系统，充当幕僚。
在淮军系统当幕僚，马相伯到过神户、平壤，也去过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所有工作，就是写公文，办洋务，处理中外纠纷，推动新式事业，不需要著述做学问。马相伯够得上大学问家和思想家的标准，他的长处在于能够从欧洲古典文明的脉络来理解西方的崛起，还能够从近代欧洲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同经验看清朝的现代事业，这在当时不说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美国学者柯文（Paul Cohen）把马相伯列为与王韬、郑观应、马建忠、伍廷芳同列的“沿海型改革家”（Littoral Reformer）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按后来的教科书，把他们称“早期改良派”，落在康有为、梁启超思想的后面，则完全扭曲。他们是同光年间少数真正懂得世界事务，又对改革有切实主张的几个人。可惜的是，作为一位大学问家，马相伯这一时期留下的著述很少。作为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出众的洞察力和广阔的世界观也没有得到应有发挥。与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类似的著述，马相伯只留下了寥寥数篇。1896年之前的作品，我们暂时还只有方豪先生收集到的《上朝鲜国王条议》、《致朝鲜京畿道金宏集书》、《改革招商局建议》（残稿）三篇。马相伯投入李鸿章及各淮军将官幕府之后，和三弟马建忠一起经历过无数风浪，《中法新约》（1885）、《马关条约》（1896）、《辛丑条约》（1900）的签订都和两兄弟有关。1895年，马建忠将自己拟过的游记、日记、奏折、条陈、电稿、书信集中，刊印了《适可斋记言记行》，马相伯却没有留下自己的“记言记行”。据说马相伯也有一部出使高丽日记，1937年在丹阳县相伯图书馆毁于日军战火。
马相伯“述而不作”的个性，大概和耶稣会中注重口头宣道，不鼓励著述立说的神父训练有关。但是，马相伯早期著作缺失的更重要原因，恐怕还在于天主教会与清朝士大夫社会悬隔太深，耶稣会的学问社会上不需要、不理解。同光年间，西方教会和中国社会之间还隔着一堵墙，马相伯的“西学”只能在教会研习，它的社会传播却被隔离了。上海是“五口通商”以后“西学”传播最充分的城市，但在1870年代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之前，“西学”并不流行。英、美基督新教传教士的医疗、学校、出版、新闻等“间接传教”事业早就举办，也只是在“戊戌”前后才普及开来。所以，马相伯或有著述，但没有刊刻并留下早期著作，和这样保守的大环境有直接关系。
1893年以后，马相伯连遭厄运。当年，他的妻子携襁褓中的幼子回山东娘家探亲，因海轮失事罹难；1895年，虔诚信教的母亲沈氏去世，对他离开教会深有责备；1896年，《马关条约》签订，马氏兄弟再次被“清流党”舆论指为汉奸。外患内忧，马相伯很是沮丧，终于决定在离开耶稣会22年以后，回到徐家汇，息影在土山湾孤儿工艺院老楼。这时候的马相伯，决心抛开红尘，一心著述。马相伯的归来，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西隔阂的这堵墙，他可以把“西学”传播到社会，也可以把外界对“西学”的需求引入教会。可惜，马相伯这样的著述开始得太晚！更可叹者，60多岁的马相伯，不久又复出了！人在徐家汇，心在愚园、张园、福州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立宪”、“光复”运动。辛亥革命以后，马相伯又北上参政，经年不归。种种活动中形成了不少政论文字，但也令他不遑教课、写作，很遗憾没有写成更多的学术作品。
马相伯深厚的中西文化学养，未能充分彰显，这是中国学术的重大缺憾。马相伯是一流学者，这一点既可以从《致知浅说》中看到，也可以在他审定、刊印的《马氏文通》中印证。学界对记在马建忠名下的《马氏文通》评价甚高，认定是汉语言学的奠基之作。我们相信，马相伯是本书的作者之一，马氏兄弟的感情、经历、学问和思想，几乎一致。马相伯的学识，不在他弟弟之下。马氏“难弟难兄”（王韬语）的学识，如当时学者承认的“严马辜伍”（章太炎语）一样，均属于第一流。
原是想避开红尘，避静、反省、著述，终老于此。然而，“风动”、“幡动”，终而“心动”，马相伯并不能逃离政治。无论是住在市区梅福里附近的马家豪宅，还是躲在土山湾慈母堂附近的一座三层楼房里，一直都有青年学生来叩门，向他求教“西学”。到八仙桥、法租界、徐家汇跟马相伯老人学拉丁文，听他讲“西学”、“洋务”掌故，谈未来中国社会的理想，这是从“戊戌”到“辛亥”，乃至“抗战”前上海学界的时髦。从梁启超、蔡元培、于右任、王造时、史良等，连续有二三代人向马相伯执弟子礼，拜这位老人为师。1902年，蔡元培主持南洋公学（今交大）师范“特班”，带领全班24个学生，天天到徐家汇来跟马相伯学拉丁文。清晨五点，蔡元培带着学生从公学步行来到土山湾，等候马相伯醒来，做完晨祷，跟着老人的口型练习外文。无论寒暑，毕恭毕敬，当得上“程门立雪”的故事。这批学生中，有后来彪炳中国文化史册的黄炎培、胡敦复、胡仁源、李叔同、谢无量、于右任、邵力子等。为了给这些教外学生传授拉丁文，马相伯编写了《拉丁文通》，应该就是中国第一本通行的拉丁文教材。
1898年春天，康有为、梁启超骤得光绪皇帝的信任，6月11日发布《定国是诏》，开始了“百日维新”。曾经在上海跟马相伯学习拉丁文的梁启超，从北京急电徐家汇，邀请已经退隐的马相伯出山主持议定了的“译学馆”。马相伯搭架子，以年老为由不愿北上，要求把译学馆迁来上海，与徐家汇的耶稣会合作，居然也在书信往返地商议着。梁启超向光绪皇帝推荐这位奇才，主持全国教育、科学、文化领域的新学科建设。因为“百日维新”的夭折，这些事业没有成功，否则马相伯就是第一任的“中国科学院”院长了。1907年，梁启超在日本东京筹办立宪团体“政闻社”，特请马相伯前往担任总务员，主持社政。清末民初，严复是“西学大师”，章太炎是“国学大师”。这两位“学界泰斗”，都尊敬马相伯的中西学识。章太炎是“革命文豪”，谈起“西学”，他只佩服“严、马、辜、伍”四个人。“严”是严复，“辜”是辜鸿铭，“伍”是伍廷芳，“马”就是马相伯。马相伯是西学大师，“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办《时务报》（1896），张元济办商务印书馆（1907），都曾到市区马寓，甚至驱车到徐家汇，追随马相伯的“西学”。
60岁之前，马相伯把自己的才智贡献给了清朝。为了一个扶不起的清朝，马相伯贴进去二十多载的壮年生涯。1900年天下大乱的时候，马相伯已经不在漩涡中心。马建忠卷入太深，签订《辛丑条约》的时候，又被李鸿章找去，和八国联军代表没日没夜地谈判。陷在翻译不完的英、法、德、俄、意、日文的谈判文件堆中，累死在案桌前。甲午战争前，朝鲜危亡。李鸿章曾对马相伯说：“大清国我都不敢保他有二十年的寿命，何况高丽？”清朝从内里腐败掉了，快要灭亡，李鸿章、马建忠、马相伯这样参与机密的官员看得最清楚。60岁以后，马相伯决计离开官场，为中国的年轻人，为民族的新文化作一点贡献。
“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对于古代君主来说，军事和宗教是根本大事。强大的军队，宏大的宗庙，就是王朝强盛和繁荣的象征。但是，中国要走出专制制度，步入文明社会，需要王朝之外的公共领域。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万事待兴，开辟、继承和传播现代知识的学术机构――大学才是最为重要的。大学是民族之魂，国家之本。现代社会的基础是文化和教育，而不是军事和宗教。没有大学的引导，中国走不出传统的王朝社会。在传统的私塾、书院和县学里，背“四书”，查“五经”，不学外语，不读数、理、化，国家没有出路。更重要的是，没有大学，不培养专业精神，不鼓励独立人格，青年人蒙昧、成年人颟顸、老年人固执，正在把这个传统文化深厚的民族拖入深渊。大学之道，是使中国摆脱困境的正途，老马识途的马相伯，是最早认识这一点的中国人。
中国最早的新式高等教育，起源于基督教传教士举办的教会学校。1903年，马相伯决心举办自己的大学时，他的周围已经有了几所“私立学校”。1879年，美国圣公会从本国募来巨款，在上海创办了“圣约翰书院”。1901年，美国循道会传教士合并了几所中等学校，在苏州创办“东吴大学”。此外，在北京、武汉、杭州、长沙等地都陆续出现了一些“教会学校”，成立了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另一方面，面临崩盘的清朝政府为了挽救局势，不得不在甲午战败后创办新式高等教育。1895年，由李鸿章策划，盛宣怀筹办了天津的“北洋大学堂”；1896年，盛宣怀又筹建了上海“南洋公学”；1898年，为了落实“维新”条例，朝廷创办了“京师大学堂”。这些学校，只能传习一些简单的英、法、俄、日文字和零星的“声光化电”知识和洋务、商务、师范课程，程度不高，但已经算是最早的“国立大学”了。
十九世纪以后，欧洲国家是由政府接手举办高等教育，美国则是以私立办学为主。从官场上退出来的马相伯深知朝廷做事，十九不成功。历次挫折，他对清朝早已失望，便决心以一己之力创办大学。马相伯要办一所欧洲样板的私立大学。搞实业赚钱，办学校烧钱，大笔资金哪里来？中外人士目睹了一场令人惊诧的豪举：1900年，“即光绪庚子又八月一日”，马相伯立下了《捐献家产兴学字据》，把自己名下的财产全部献了出来，作为办学基金：“愿将名下分得遗产，悉数献于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专为资助英俊子弟资斧所不及……”这笔财产不是小数目，它们是位于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良田，上海法租界的十几亩地产，还有其他零星的工商业资产。用这些基金，办一所“私立大学”绰绰有余。马相伯是震旦学院的出资人，复旦公学的筹款人，也是两校的首任校长，称他为“震旦之父”、“复旦之父”恰如其分。马相伯一本淡泊名利的教友性格，没有留下多少二校文件作为自己的荣耀。除了捐献字据之外，我们只收集到1905年震旦、复旦分裂之际发表在报纸上的《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和《复旦公学章程》二份资料。此外，马相伯在北京参与了辅仁大学的筹建，也有不少捐助，他还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这些他都寡淡视之，只在别人保留的书信中偶尔提及，自己并不炫耀。
马相伯是一介书生，两袖清风。当修士和神父的时候，穿道袍，吃食堂，手不摸钞票。“下海”后虽然给李鸿章当幕僚，参与“洋务”，却从来不掌管经济实权。马相伯是富家子、士大夫和出家人的洒脱性格，无心为自己私蓄财富。他晚年得到了巨额财富，但并不是他自己赚来的。财富来自家族，来自他父亲、大哥和大姐继承的善贾家风。马氏兄弟中，二哥马建勋从太平天国动乱时期就给李鸿章的淮军采办军火、粮草，是淮军的“粮台”。战乱期间，马家在上海八仙桥地区开商号，财富不下于在杭州为左宗棠“粮台”的胡雪岩。大姐嫁给了董家渡朱家，马相伯的外甥朱志尧，是上海最大的民营机器业主求新造船厂的老板，担任过上海总商会会长。马家、朱家，为同光时期上海商界翘楚。二哥去世后，没有子嗣，全部财产都分给了二位弟弟。在官场，马家兄弟是淮军的智囊，深入到朝廷机密；在商场，马家是上海开埠后少有的成功者，富甲一方；在学界，马相伯、马建忠是公认的人才，在外语、洋务和西学方面罕有匹敌。马相伯完全可以留在政界、商界，充分享受权力和金钱带来的俗世快乐。但是，就在人人都为财富奔忙，个个都嫌收入太少的上海，马相伯拿出巨额的财富，抛却洋场的繁华，毁家兴学，重归教会。
马相伯是“裸捐”，财产捐光后，留下儿子马君远在法租界独立生活，只身回到徐家汇，重过隐修生活。息影徐家汇，马相伯开始翻译《圣经》。天主教会对《圣经》的翻译比较谨慎，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白日升（Jean Basset，1662—1707）曾翻译过一部《四史攸编》，耶稣会士贺清泰（Louis de Poirot，1735—1814）也曾有过一部《古新圣经》，但是都没有公开出版，只供神父自己参考用。二十世纪中，罗马教廷对《圣经》的翻译逐渐放松，马相伯带着中断教会生活二十多年的补赎心理，发愿以他的中西学识来完成这项事业。从1897年开始，历时十数年，他翻译的《新史合编直讲》终于在1913年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印行。无论如何，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翻译、出版的中文《圣经》。马相伯忠诚于教会，这是无疑的。1897年，他撰写了《利玛窦遗像题词》《徐光启遗像题词》《汤若望遗像题词》《南怀仁遗像题词》。1915年，土山湾工艺院用此题词，创作了中国天主教四大人物画像，参加了旧金山巴拿马世界博览会，真迹尚存在旧金山大学图书馆阅览室。
本想推却尘缘，在郊外教堂的钟声中摩挲《圣经》，了此残生。但是，马相伯没有料想他会长寿，还有相当长的四十年生命路程要走。1900年以后，中国发生了那么多的变故，把他这位老人又拉了出来，卷到冲突的中心。徐家汇的土山湾离市区有七八里路，上海不断引进西式马车、轿车，交通已不是问题。张謇办江苏教育会、中国图书公司，蔡元培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都来请教马相伯。《中国图书有限公司招股缘起启》（1906）中透露出马相伯和辛亥革命前的上海精英人物融合在一起。在中国图书公司的股东中，除了发起人张謇（状元、实业家、江苏巨绅）之外，严信厚（中国通商银行总董，总商会会长）、周晋镳（总商会会长）、曾铸（总商会会长）、李平书（上海县自治运动领袖）、席裕光、席裕成、席裕福（均为银行家）等之外，马相伯把外甥朱志尧（开甲，总商会会长，实业家）拉进来，可见他在“地方自治”和“预备立宪”运动中有实质性的参与。中国图书公司的股东结构，和1909年预备立宪后建立的江苏谘议局高度重合，可以证明马相伯在1905年兴办复旦公学以后，又回到了上海的“维新”运动中，而且越来越卷到运动的中心。
我们在上海《申报》等报刊的报道中知道，马相伯在张园、福州路、南市有很多演讲。例如：1904年5月16日，在上海商学会演讲，主题为“商战”；1905年8月6日，在务本女塾演讲，主题为“抵制美货”；1905年秋，在南京两江总督府演讲，主题为“宪法精神”；1907年11月9日，在上海张园江苏铁路公会集会演讲，主题为“路权”；11月20日，在上海愚园预备立宪公会集会演讲，主题仍为“路权”；1911年6月11日，在上海张园中国国民公会总会成立大会上演讲，主题为“尚武”、“民治”，准备光复。非常可惜，马相伯的个性太潇洒，真的是述而不作，这些“第一流”的演讲，生前都没有整理成文，乃至不传。
1903年，用马相伯捐献的基金，法国耶稣会派出师资，借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开办了“震旦学院”。马相伯自订章程，自任校长，这是一所后来以“Aurora”闻名于世的精英大学。“震旦学院”的开办，正逢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变。清朝“废科举”的议论，已经搅得天下读书人一片惶恐。士大夫们一肚皮的“四书”功夫将要烂在肠子里，对就要开考的“新科”知识却一窍不通。很多人急忙从各地赶来上海，到新式学堂进修数理化，恶补“西学”。马相伯说，震旦招收的一年级新生中，居然有“八个少壮的翰林（进士），二十几个孝廉公（举人）”。马相伯曾参加过科举考试，得过学额，是个秀才。四十年之后，科举制崩溃，大批进士、举人们，反而投在他的“震旦”门下。1903年的震旦，法国耶稣会还没有介入，办学方针由马相伯自己决定。按马相伯自订《震旦学院章程》，“分文学Literature、质学（日本名之曰科学）Science两科”。“两科”内容，都由马相伯担任教授，就是外语和哲学，外语学拉丁文，哲学学笛卡尔。震旦初期的马相伯，还在犹豫是按明末“西学”传统，把Science翻译成“质学”（方以智用“质测”），还是按日本近世“蓝学”传统，翻译成“科学”。无论如何，震旦的课程在学子中普及了“科学”精神。辗转相传，遂在十多年后衍为“新青年”口中的“赛先生”。
震旦学生中，有南洋公学转来的一批精英学生。当时，正逢南洋公学的学生闹学潮，一大批学生退学。退学学生们一部分跟随辞职的蔡元培，加入了新成立的“爱国学社”，另一部分则来到震旦学院，其中就有成为中国第一个留美博士的胡敦复，还有后来的民国元老于右任、邵力子。二十世纪的头几年，上海学生们动辄闹学潮是有原因的。科举制废除前后，上海和江南读书人先期醒悟：这将是英文、法文和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主宰的时代。于是，赶快弃“四书五经”如敝屣，一等有钱留“西洋”（欧美），二等有钱留“东洋”（日本），三等有钱就到上海去，挑一个公立、私立的新学堂，算是“小出国”、“穷留学”。于是，上海传教士和洋务人士冷冷清清办了几十年的新式学校，忽然遇见了“黄金时代”。学生们对新学堂缺乏认识，对旧学问又恨爱情仇，心理浮躁。入学、退学，出国、回国均可成为时髦，一遇不满，就闹学潮。大量年轻的秀才、举人抛弃“旧学”，涌到上海补习“新学”、“西学”。他们其实是清朝一次次失败改革的受害者，在内地积累了很多不满，遇到上海的学校里鼓励独立自主，租界里保障言论自由，就天不怕地不怕地爆发出来。
1905年，胡敦复、于右任、邵力子等学生，带领学生向掌管教学的法国耶稣会士抗议。这一次，学生们不是要脱离学校，而是要占领学校。学生们带走了部分实验设备、动植物标本和书籍等，赶走法籍老师，独立举办“震旦”。按马相伯后来的解释，争端的起因是震旦的“教授及管理方法与我意见不合，遂脱离关系而另组一校，以答与我志同道合的青年学子的诚意，这就是复旦”。根据档案，当初情况比马相伯回忆的要复杂得多。上海学生不愿意学法语，法语在洋场不及英语那样有用。震旦学潮，并不起因于中、法民族之争，而是英、法文何为“一外”的问题。马相伯选了耶鲁毕业的李登辉来做教务并掌校，而后来的复旦以商科为主，就是这个道理。接手校务的法国巴黎省耶稣会士难以接受学生们的要求，于是，胡敦复、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带领学生，再度造反，脱离震旦。
学潮不是马相伯发动的，甚至是有点冲着他去的。学生要学实用的英语，不愿学法文，更不用说拉丁文、欧洲哲学等古典学科。从经典转为实用，并不是不可以商议，但与当初的震旦章程相违背。胡敦复、于右任、邵力子和担任教务长的法国耶稣会士南从周就法文教学闹翻后，带着学生们来见马相伯，要求校长脱离法国人，自办震旦。马相伯捐款给教会的时候，立下了不得反悔的死约，学校基金不可能收回。在震旦和学生的僵持之中，学校难以为继，学生将要失学，马相伯急得哭泣起来。胡敦复、于右任和邵力子，是马相伯最好的学生，他们要走，马相伯只好奉陪。最后，校长站在了学生造反派一边，把“震旦”留给法国耶稣会管理，自己另起炉灶。花甲之年的马相伯再创办一所大学。为创办“复旦公学”，马相伯动用了所有的人脉关系，得到淮军老友两江总督周馥，以及张謇、袁希涛等江苏士绅的大力支持。马相伯在“震旦”与“复旦”之间吃了三夹板，最终却难能可贵地再创了一个后来愈显重要的大学。可惜的是，这一时期的马相伯也没有保留任何正式的文章、文献、日记和Memo，只在晚年一番云淡风轻地在《一日一谈》中提到。
从“戊戌”到“辛亥”，这一时期的相伯先生为全国变法、立宪和革命思想界“马首是瞻”，他发表的观点、谈话、演讲和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南北议和”的时候，一位暗探在和马相伯谈话后，密报惜阴堂主人赵凤昌，作为代表南方共和派人物主张的《辛亥政见》。马相伯的中西学识确实比他人高明，在非常复杂的宗教问题上尤其如此。戊戌变法以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人都以不同方式把宗教信仰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康有为提出要建立“孔教”，谭嗣同把佛学、儒学和神学融合为“仁学”，章太炎则提出了一种以佛学唯识论为根底的“建立宗教论”。1907年，梁启超在东京筹建政闻社，他采用了马相伯的“神我宪政说”作为社纲。我们还没有“神我宪政说”的完整文本，只是通过章太炎的《驳神我宪政说》了解到这一学说的基本看法。按马相伯理解，人性有本于动物性的“形我”，有本于精神性的“神我”。人类基于“神我”的结合，是有信仰、有精神的结合，马相伯宣布：“吾侪以求神我之愉快，故而组织政闻社。”马相伯用“形我”、“神我”的概念表达宗教信徒的社会理想：以“神”的名义组织人间社群团体，而不是蝇营狗苟搞党派。按现代政党理论来判断，这种带有信仰背景的政党主张，还比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和孙中山在“宪政”运动中的政教关系论述公允得当一些。
辛亥革命以后，“共和”体制建设中出现了纷繁的宗教问题。例如：国体层面的“政教关系”问题，伦理层面的“信仰自由”问题，不同宗教之间的“宗教宽容”问题，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袁世凯要恢复帝制，搞着“尊孔”、“读经”、“祭天”等国家宗教活动；康有为执拗地筹建着“孔教会”，企图一面借着孔教组织的影响来参政，一面以孔教思想抵御基督教信仰；不少维新人士延续“戊戌变法”时期“移风易俗”、“教产兴学”的主张，打击佛教、道教的生存空间；还有更多的一般民众则感觉到时代更替中的道德沦丧，不断呼吁宗教信仰的回归，“大声疾呼曰：提倡宗教！提倡宗教！”（马相伯《宗教在良心》）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现代国家制度中的“政教分离”、“信仰自由”、“宗教宽容”原则并没有系统的理论，而徐家汇出来的马相伯在这方面正好有着长期思考。比较起来，清末民初的思想家谈宗教，马相伯既理解中国古代传统，也懂得世界近代思潮，最站得住脚。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崇孔圣令”；冬至日，袁世凯到天坛亲自祭天。马相伯当然知道康有为、夏曾佑在背后鼓捣“孔教”，并且识别出这是一种“政教合一”和“国家宗教”的作法，有违中华民国设定的“信仰自由”和“宗教平等”宪法精神。马相伯坚持现代国家原则，在《一国元首应兼主祭主事否》中明确坚持“信教自由”。中国历代固然是“天子祭天”，但“信教自由”的民国，元首与主祭不得一人相兼，因为“元首者，乃五族五教人唯一元首，非一族一教人所得而入主出奴之”。马相伯比一般人更加机智的是：他采用了儒家传统的“君师相分”原理来说明“政教分离”，“不惟不兼主祭，而君与师之职亦不相兼焉”。按儒家原理，师者，儒也。君主接受儒教，君主不得为导师。既不得为导师，便不能为教主，更不能为偶像崇拜对象，儒家确实是这样坚守的。马相伯懂得儒家精髓，向康有为、袁世凯的“孔教”反戈一击。
马相伯同一时期的文章《信教自由》（1914）、《宪法草案大二毛子问答录》（1916）、《书请定儒教为国教后》（1916）、《保持约法上人民自由权》（1916）、《代拟反对孔道请愿书五篇》（1916）、《宪法向界》（1916）、《约法上信教自由解》（1916）、《信教自由》（1916）都是他抗议袁世凯、康有为等人的“孔教”、“国教”行为，为“政教合一”方案辩护的文章。1916年的马相伯似乎真是急了，写了那么多的抗议文章。我们看到，身为中华民国总统的高级政治顾问，马相伯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主张。他的抗议态度，固然是出于自己的信仰和天主教教会的利益，但是，细看马相伯的分析，他主张中华民国的儒、道、佛、回、耶，无分本土，还是外来，“五教”都要与政治生活分离。“五教平等”，相互之间则容易建立宽容、平等、对话和共融的关系。这些主张，无疑都更符合现代中国的宗教格局。
中华民国不应该建立一个国家宗教，但是，一般人群的生活是否还需要宗教？世俗社会的伦理建设是否还要用信仰来支撑？宗教信仰在中国人的民众社会中应该起怎样的作用？二十世纪初的大部分中国思想家，都是仓促考虑这些问题。马相伯当过神父，他是从徐家汇耶稣会神学院毕业的神学博士，因而对此问题有着长期的思考，回答起来也是很从容。在北京从政期间，他在《宗教在良心》（1914）、《宗教之关系》（1914）、《青年会开会演说词》（1916）、《圣经和人群之关系》（1916）一系列演讲和论文中阐释了自己的主张。马相伯和大家一样，也把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风气概括为：“风俗浇漓，纪纲废弛，世道人心，大坏大坏！”作为一个神学家，他也和大家一样，认为：“思从而补救之，以为非有宗教不可。”但是，当时“提倡宗教”的“大伟人”、“大名士”、“大政客”、“大官僚”都认为，“宗教者，为下等社会而提倡”，言下之意是精英人士并不需要宗教。把宗教当做社会控制的工具，用以管理愚夫愚妇的下等人，这种陈腐见解为马相伯所不屑。马相伯的说法很简单，无论贫富、贵贱、智愚，“宗教在良心”，人人都可以从宗教信仰中获得道德资源。这种说法被后来的“新青年”们忽视了，他们在“反迷信”的时候用“科学”打击宗教，主张彻底的“无神论”。终不能淹没的是，一百年后“马相伯问题”又似曾相识地归来了。马相伯留下的作品，以1914年到1916年在北京发表的宗教论述最有思想价值。同时代的思想家中，章太炎、严复、梁启超、蔡元培等，也数马相伯的观点最能明心见性地切入信仰本身，最为全面地涉及宗教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关系。
对国、共两党的政治家而言，马相伯的生命意义有所不同。按他们的看法，马相伯的价值不在于从事洋务、主张立宪，也不在于创建震旦、复旦，参与辛亥革命，更不在于他反对国教、提倡宗教、竖立良心，而在于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在日本侵夺中国之际挺身而出，发表了众多的“抗战言论”。本来，马相伯“八十后厌闻时事，宗教书外，间阅科学各月刊”，不打算过问政治。但是，1931年“九一八”后，各方为党派利益争执不下，仍然置日本入侵于不顾。马相伯的救国主张，是呼吁“民治”、“自治”，以归还地方权力的方式组织全民抗战。于是，马相伯只得又一次走出徐家汇，在上海的会场、剧院、电台、学校拼命演讲，奋笔挥毫，主题都是“还我河山”！奇怪！一个民族，因为陷入内战，无法协商政治、发展经济，不能建立现代国防，坐视领土沦丧，民众逃亡，居然还需要一位耄耋老人出来大声疾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本身是件很不人道的事情！1937年“八一三”以后，马相伯以九八之年，跟随“西迁”的洪流，经广西桂林，辗转到越南谅山的一个山洞里躲避。颠簸流离，马相伯于1939年11月4日遽然去世，良可叹也！当年的4月5日，是马相伯的百岁诞辰，国民党中央发来了褒奖令，内称“民族之英，国家之瑞”；中共中央的贺电则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马相伯生命的最后意义，就是让国人有一个搁置争议，凝聚国家、民族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和解时刻。
马相伯的抗战言论，1933年有马相伯秘书徐景贤编辑的《国难言论集》，由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刊行。1936年又有马相伯口述、王瑞霖笔记的《一日一谈》，由上海复兴书局刊行。前书辑录了马相伯在上海、香港、天津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内有演讲、访谈、报道、题词、回忆录等等，不能完全算是马相伯的亲笔作品。后书是年轻人对相伯老人往事回忆的记录，有些地方似乎并未得到核实，存在误差。这两部作品，均存于朱维铮主编，李天纲、陆永玲、廖梅等编校的《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读者可以自行参看，本次《马相伯集》因篇幅限制，不加收入。另外，这次在《申报》等处找到一些确定属于马相伯自己撰写的抗战通电、文章，如《二老宣言》（1933）、《三老宣言》（1933）、《申报发行港版感言》（1938）、《精诚团结一致对外》（1938），则加以收入。
这一时期的马相伯，为“救国会”等组织的年轻人推崇，更加地被人“马首是瞻”。因为支持抗战政治家的活动，马相伯与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史良、王造时、邹韬奋、章乃器等人有交谊，他甚至还是鲁迅治丧委员会的成员。然而，这一时期和马相伯在国家、民族和国学方面最为投契的，却是过去为立宪问题有过争论的章太炎。章太炎的抗战言论和马相伯非常一致，他们在国家、民族、政体、党派、国学和宗教等方面存在共识。反对独裁，停止“党治”，政治协商，厉行地方自治，组织国民政府，挽救中华民族，两人联署了很多文件。章太炎去世之前在苏州国学传习所讲学，马相伯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在《申报》专门发文《赞许章太炎讲学》（1935），称赞他“朴学鸿儒，当今硕德，优游世外，卜筑吴中。……值风雨如晦之秋，究乾坤演进之道。体仁以长，嘉会为群。网罗百家，钻研六艺，纲纪礼本，冠冕人伦。……”这样的赞语，挑剔如章太炎，也是应该满意的。
现代学者追求“著作等身”，古人却推崇“述而不作”，我们以为马相伯基本上是个述而不作的思想家。孔子、苏格拉底、朱熹、王阳明，大都是靠“聚众讲学”和“身体力行”留下自己的思想和学问。从此情景来看，马相伯没有留下很多“专著”或许是可以理解的。马相伯办了震旦、复旦大学，称他为“老师”的后来都成了“大师”：梁启超、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黄炎培……马相伯似乎应该就是“大师的大师”了。问题在于，这些晚辈大师们虽然都爱他、敬他，受他的兼容、会通的人格影响，但都没有传承马相伯的学问。然而，思想确实也是可以口传的。清末的上海，言论开放，谁都可以发表政见，表达思想。政客要人、文豪大家，热血青年中，总是马相伯的演讲有理有据，还最具表现魅力。梁启超听过马相伯的演讲，佩服地说：马老是“中国第一演说家”。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报纸曾经把两个“反串”角色评论为：“马相伯演讲象唱戏，潘月樵唱戏象演讲。”那是指“海派”名角潘月樵喜欢在唱京戏时高喊革命口号，马相伯的政治演讲则绘声绘色，诙谐有趣。幸亏马相伯还能演讲，晚年尤其如此，这才让他留下了一些作品。马相伯的晚年作品，很多都是演讲稿。
马相伯不是一个强人，35岁以前的耶稣会士训练，使他养成了豁达、服从的个性。60岁以前给李鸿章做幕僚的生涯，更发展了他敏锐、谨慎的个性。马相伯的诙谐幽默，超然豁达，让他能够透视中国之问题，成为超然于党派政治之外，为中国社会的长远利益考虑的少数几个人之一。马相伯不是那种争勇好斗的强辩性格，也没有明显的党派色彩。马相伯固然是一个未能尽职的神父，其实也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从根本上来看，他只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的学问家。
历史学家总是把“鸦片战争”看作是中国文化由盛转衰的“关节点”。一百年间，大师辈出。以年龄论，生于1840年的马相伯正可以说是这“鸦片战争”后涌现的几代杰出人物中的第一位大师。马相伯出生以前的“儒者”，可能饱读经书，旧学精湛，但是对西方文化终究隔膜；马相伯逝世以后的“学者”，留学欧美，熟知新学，但是与中国文化传统渐行渐远。马相伯和他的学生们，夹在“古今中外”当中，既熟悉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又刚刚经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在同代人中间，最能融会中西方文化，深究人类文明精髓的，就是马相伯等少数几位学者了。他们开始了中国“新文化”的传统，马相伯，真的是“大师”中的“大师”。
本文原为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拍摄《大师·马相伯》（2004）一片的策划稿，加以补充后作为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相伯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代序。本文中的引文和注释未能一一附上，细节可参看朱维铮主编，李天纲、陆永玲、廖梅编校：《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