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代学人的不懈事业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曾入教，洗名保禄（Paul）。嘉靖四十一年（1562）生于上海县城厢太卿坊，即今黄浦区乔家路228—244号徐光启故居（俗称“九间楼”）所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入翰林院。历任礼部右侍郎、左侍郎、尚书，东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是万历、天启、崇祯年间的廉臣、名相，更是明末士大夫独立思考、探究学问、放眼全球，努力救中国的代表。徐光启和利玛窦交往，率先接触西方文明，他不仅是上海地方史上的杰出先贤，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划时代人物。

编辑一部完整的《徐光启全集》，是百多年来好几代学人的不懈事业。从李杕《徐文定公集》（1896）开始，继之以徐允希《增订徐文定公集》（1908）、徐宗泽《增订徐文定公集》（1933）。因为徐光启在中国天主教会和地方历史上的重要的地位，这三次编订的徐光启集，均由上海徐家汇的教会人士从事，乃是自然之事。二十世纪中期，随着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里真正确立，徐光启的近代科学先驱地位愈发彰显。科学界、文化界人士也开始对徐光启在中西科学、文化交流方面的成就，致以敬意。近代科学家更重视《几何原本》《泰西水法》这一类“自然科学”翻译著作。研究数学史、天文学史、农学史、科技史的学者，侧重研究徐光启的“科学”，而这些著作都没有收录在当时的徐光启集中。

1949年以后，徐光启在中国教会史上的地位，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怀疑，但他在科学史、政治史上的地位，仍然被学者铭记。轻重权衡，徐光启的地位依然高企，如竺可桢的《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曾把徐光启推崇为“中国的弗朗西斯·培根”，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提到徐光启，也曾认为“这种精神和方法与文艺复兴意大利的科学家们是极其相似的”。在1960年代那种环境下，王重民仍然编订了《徐光启集》（1963年出版），梁家勉完成了《徐光启年谱》（迟至1981年才出版），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明清文献学家陈垣曾关注王重民、梁家勉的工作，并推动《徐光启集》的出版（事见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王重民、梁家勉已经约定，在各自的文集和年谱完成之后，“二人合撰一部更完备的带校注性质的《徐光启新集》”（事见王重民编《徐光启集·凡例》）。然而这个约定，因“文革”骤起而破灭。

1980年代以后，徐光启研究趋于活跃，且全面发展。方行、顾廷龙、胡道静、朱维铮（统稿）等利用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馆的善本收藏，收集、整理和影印了徐光启著作，有手稿、抄本、刻本和辑本。这次整理，披露了大量未刊文献，学界曾以为失传的《毛诗六帖讲意》等著作，重现于世，收集在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编的《徐光启著译集》（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线装，二函），这大大推动了徐光启研究，唯因印制量少、定价较高、函装不便，未能普及。

《徐光启著译集》出版之后，近三十年过去了。在国内外学者的大力推动下，徐光启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近年来，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研究领域不仅是新见迭出，而且是新史料纷呈。许多新发现的中西文献，都和徐光启研究有关。海内外学者从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葡萄牙阿儒达图书馆，以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保管原徐家汇藏书楼的文献中发现了不少徐光启佚文。当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在成为当今学界显学时，更加全面地研究徐光启生平和著述就显得愈发的重要；在这么多的新文献发现后，编订一部《徐光启全集》就变得可能，也比较容易。

此次编订《徐光启全集》，首先把历次徐光启集不收的西学翻译著作，一并收入。徐光启参与翻译的著作，如《灵言蠡勺》《几何原本》《泰西水法》《测量法义》《简平仪说》等，虽然都有“泰西”署名在前，但作为“笔受”（翻译）者的徐光启，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明清之际的中西文献的翻译，是文化史上的始创，其中的文字、概念、名词、逻辑内涵对应和解释，需要反复斟酌，仔细确定，因而具有创造性。“翻译—会通—超胜”的连贯事业，作为译者的徐光启，居首创之功。将翻译著作列入《全集》，对于徐光启这样的“跨文化”人物，既特殊，又恰当。

其次，王重民《徐光启集》删去了宗教文献，经考虑，这次恢复收入。王重民编《徐光启集》时认为：“李杕、徐允希、徐宗泽所收徐光启的宗教论文，多出后人伪托，今亦酌为删去。”（《徐光启集·凡例》）所谓“宗教论文”，即为李杕、徐允希、徐宗泽《徐文定公集》曾收，王重民《徐光启集》不收的礼赞文辞，所涉篇目有《耶稣像赞》《圣母像赞》《正道题纲》《规诫箴言》《世界箴赞》《克罪七德箴赞》《真福八端箴赞》《哀矜十四端箴赞》等。其中的《耶稣像赞》曾收入他人文集，或可疑问。但是，徐光启去世不久，这些作品已经为天主教会所认定，而且二十世纪的马相伯、方豪也曾辨析，并加肯定。在教论教，应该算作徐光启的作品。王重民删除这些作品，和他文献学家的一贯风格不符，因“宗教”而顾忌的成分居多，因此恢复收入。相似的情况是，另外一些和徐光启天主教信仰相关的作品，或曾经王重民寓目而未收，或近年来新发现而未及编入的宗教文献，如《辟妄》《天主垂像略说》等，也一并增补，加以收入。

第三，历次徐光启集均收录徐光启著述的序、跋文章，本次《全集》将这些序跋归至原书，《全集》中新编的《徐光启诗文集》不再收入相关序跋。如《刻〈几何原本〉序》《〈几何原本〉杂议》《题〈几何原本〉再校本》《〈泰西水法〉序》《〈简平仪说〉序》《题〈测量法义〉》《〈勾股义〉序》《〈勾股义〉绪言》等，都放回原书位置。还有，历次徐光启集中的不少疏牍、书信，来自《徐氏庖言》。这次乘编辑《全集》之便，据《徐氏庖言》影印本整理，单行印行，原来《徐光启集》中的相关篇章，都回归《徐氏庖言》。

第四，把多年来陆续发现的徐光启遗作佚文，补充进这次的《全集》中来。新编入《全集》的文献篇目，择其要者，有：《毛诗六帖讲意》《诗经传稿》《徐氏庖言》《兵机要诀》《选练条格》《灵言蠡勺》《考工记解》《农遗杂疏》《农书草稿》等。另外还有一些新发现的文章、诗作和译文，收入在新编的《徐光启诗文集》中。

《徐光启全集》共分十册。排列次序，以《毛诗六帖讲意》等著述在先，《几何原本》等译著随之，《农政全书》等编撰之作又次之，再则以《徐光启诗文集》殿后，最后以《增订徐光启年谱》附之。《全集》整理过程中，遇原文误而当删改者，外加圆括号“（）”；增入或校正的文字，外加方括号“〔〕”。校改文字一般出校勘记说明。各书的具体情况，在该书的“点校说明”中予以交代。

朱维铮、李天纲主持了《徐光启全集》的全部编订工作。全集篇目的选定、编目的次序、编辑的体例，都由他们裁决。1980年代初朱维铮参与主持编订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编之《徐光启著译集》，1990年代末又主编了《利玛窦著译集》，有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和复旦大学出版社版本，各方称便。李天纲自1983年就读复旦大学研究生起，就选择以中西文化交流史为突破口，切入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基督教会史、上海地方史等研究，1987年发表《徐光启和明清天主教》后，渐渐进入明清天主教、基督教文化事业的研究，有《明末天主教三柱石文笺注》（2007）出版。

复旦大学历史系、宗教学系的教师、研究生参与了《徐光启全集》的标点整理工作。邓志峰标点整理了《毛诗六帖讲意》《诗经传稿》，李天纲标点整理了《徐氏庖言》《兵机要诀》《选练条格》《灵言蠡勺》《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定法平方算术》《简平仪说》《考工记解》《泰西水法》《甘藷疏》《农遗杂疏》《农书草稿》，王红霞标点整理了《几何原本》；王定安等人据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本重作整理。另外，张湛、田国忠、张旭辉等人协助整理了部分内容。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童力军、刘海滨在承担了大量编辑事务的同时，还统筹督促，掌控进度。社长王兴康、总编赵昌平、副总编吕健，以及前副总编张晓敏、王立翔为《徐光启全集》也投入了颇多精力，在此表示感谢。

《徐光启全集》的编纂，还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襄助。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提供了《徐光启全集》整理项目启动时的部分编辑费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利徐学社随后也给予了专项资金支持，用于编辑、整理和活动方面；徐光启故乡的各方人士，得知《徐光启全集》即将出版，更是主动提出给予资助，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局、徐汇区徐家汇街道办事处赞助了部分编辑费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文为朱维铮、李天纲主编《徐光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全十册）编纂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