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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复旦大学宗教学系的教授、研究生们一起，为徐光启—利玛窦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5月，由我和魏明德（Benoit Vemender）教授一起，合作创办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光启—利玛窦文明对话研究中心”（简称“利徐学社”）。这个研究中心，以徐光启和利玛窦的名字命名，其意义在于推动中西方之间的文明对话，以化解宗教冲突。但是，我们不擅长做抽象的“文明对话”。我们的工作是具体的，翻译出版专著，主办研讨会，开展宗教人类学研究，召请博士后，等等，也借此推动宗教学系的整体建设。
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我和我的老师朱维铮教授一起，编辑出版了《徐光启全集》。《徐光启全集》在2010年12月31日的最后一刻赶印出来，完成了出版社、学者和读者多年的心愿。全集共10册，我自己重新编辑了王重民先生的《徐光启文集》，增订了梁家勉先生的《徐光启年谱》，还收录了一些徐光启著译的、多年未有印制的稿本、印本，如《毛诗六帖》《灵言蠡勺》，成为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一部徐光启集。
之所以用徐光启、利玛窦的名义做研究，是看重他们两人在400多年前开始的事业，是中西两大文明跨文化交流的先驱。在今天的世界上，用徐光启、利玛窦的名字命名的研究机构的有巴黎“利氏学社”、台北“利氏学社”、澳门“利氏学社”、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马切拉塔“利玛窦研究中心”。现在，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文明对话研究机构，也以“利玛窦”的名义冠称，还加上“徐光启”，称为“利徐学社”，表明我们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宗旨。在十六、十七世纪，徐光启—利玛窦的重大意义或许还没有被当时的中国人和欧洲人认识清楚，但在今天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时代，在所谓“文明冲突”的环境中，两人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寻找共同信仰，调和儒教和天主教的差异，发现人类在不同教义之间存在着的普遍精神，其意义越发显得重要。在“跨文化”中间追求“普世价值”，是“利徐”两人的先见之明。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天主教徒，洗名“保禄”，中国天主教“三柱石”之一。另外两根“柱石”是杭州人李之藻（1565—1630，余杭）、杨廷筠（1562—1627，杭州）。在明代天启、崇祯年间，以徐光启为首，由上海陈于阶、嘉定孙元化、陕西王徵、山西韩霖、四川刘宇亮等天主教徒，组成了一个“西学”集团，治历、造炮，努力拯救明朝。对明代士大夫来说，徐光启在中国和西方互相隔绝的时代，开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局面，打开了明清士大夫的精神境界，一直是个正面形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徐光启是科学家（天文、数学、农学、军事学等）、政治家（爱国抗清）、儒者（经学家、汉学家）。最近二十年，经过这一代学者和文史工作者的努力，徐光启的天主教徒身份又得到了重新的承认。他的姓氏，嵌刻在“徐家汇”、“徐汇区”的地名中，2003年，徐汇区为他建造了一个“徐光启纪念馆”，修复了墓地，墓前十字架也被重新安置。徐光启被称为中国第一代“儒家天主教徒”（Confucian Christian）。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字西泰，意大利马切拉塔人，为四百多年前来华的意大利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对意大利、欧洲和西方人来说，利玛窦是“第二个马可波罗”，他带回了遥远中国的大量信息，使中国的文字、经典、思想开始为西方人了解。一个儒教的国度，被耶稣会士和欧洲思想家美化成“理想国”。对中国人来讲，利玛窦更是一个传奇人物。他身前就获得了极大赞誉，身后也没有任何恶评，大家记得的只是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死后经过特别申请，安葬在北京大栅栏墓地。历史有过曲折，在1900年“义和团”、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利玛窦的墓地受到毁坏。但在中国再一次进入“全球化”运动的时候，利玛窦的重要意义逐渐显现。2008年，在北京市政府举办的奥运会宣传材料中，修复后的利玛窦墓地是一个重要亮点，它是中西文化和解的象征。利玛窦是一个确凿无疑没有负面形象的文化交流人物，至今还没有人能够取代。徐光启和利玛窦等人翻译的《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一系列著作，惠泽中国。中国人的近代观念从耶稣会士来华开始。同样，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爱好，也是从徐光启—利玛窦的关系开始。
近年来，利玛窦再一次在意大利、欧美和西方被发现，成为宗教界、外交界、旅游局的代表形象。利玛窦的家乡马切拉塔，向中国派遣耶稣会士的那不勒斯、威尼斯，都以利玛窦、马国贤、卫匡国和其他耶稣会士为媒介，做了大量工作。听说，利玛窦封圣的事情，也在筹备之中。在上海，1930年代，南京天主教主教区就启动过徐光启立品的程序，后因战乱变故而中止，这些文献，在我们编辑的《马相伯集》中有所披露，马相伯（1840—1939）著有《求为徐上海列品诵》（1933）。最近，上海教区又开始启动这项事业，为徐光启“封圣”。如果意大利、上海，以及中国、世界上的天主教徒，拥有“圣徐光启”、“圣利玛窦”，对他们来说是个福祉。同样，对于爱好和平、主张跨文化交流的一般民众和教外学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圣徐光启—圣利玛窦，可以帮助我们拉近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友好合作，开启全球化时代的新友谊。
然而，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要不要继续文化交流，克服民族主义情绪，借鉴西方的科学、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还有，要不要和西方文化和谐相处，避免“文明的冲突”？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中国必然要转型为一个文明昌盛，对人类承担更多正义、平等、公正、自由和人权事务的国度，现在是个很重要的关节点。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既有共产国际的“国际主义”，又有近代形成的民族主义的“传统文化”。当代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推动的儒教复兴运动，并不是像徐光启、利玛窦定义的那种开放式的“普世主义”，主张全人类的“心同理同”。把儒教狭义地定义为“中国性”（Chineseness），中国未来的文化走向，就有可能陷入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儒教和基督教确实有过冲突，1900年的“义和团”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例子。那一次，利玛窦是无辜的受害者，他的遗骨被挖出来暴露，虽然后来西太后不得不出面立碑谢罪，但给中西文化交流留下了非常负面的影响。交流和理解，可以避免冲突。近几年，我们在上海几次纪念徐光启，认定他是“中西文化会通的第一人”，就具有这样的意义。我们认为，徐光启的信仰经验，平衡了儒教和基督教的关系，表明这两种信仰方式，完全可以“会通”，并真正地和平相处，走向融合。
中国社会近三十年来在宗教政策上的进步，某种程度上可以由徐光启跨教身份确认过程来代表。自清初以来，徐光启是个经常被提起的重要人物。但是，他的教徒身份也一直具有争议。有意无意地掩藏徐光启的信仰，在1950年代以后尤其严重，而这种情况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改变。作为一个从业多年的历史学者，我见证了重新确认徐光启天主教徒身份的全过程。1983年，我已经在历史系本科毕业，正逢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徐光启墓地得到修复。主持修复工作的是上海市文物工作专家、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方行（1915—2000）先生。他在主持编辑《徐光启著译集》的同时，果断地将已经夷为平地的徐光启墓塚加以整修。方行先生是“文革”后恢复徐光启天主教徒身份的早期推动者，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加以纪念的有功之臣。
徐光启的多重身份在几十年里一步步得到澄清和确认。1983年，方行局长请复旦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1902—2003）教授题字“徐光启墓”。苏教授对方局长说：“我不认识这位古人。”方局长说：“他是你的同行，做‘几何学’研究。”于是，苏教授欣然题字，认定了徐光启的“自然科学家”身份。1986年，我研究生毕业，到离徐光启墓地一百米处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当时的徐光启墓已经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方行局长另请复旦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周谷城（1898—1996）教授题写墓碑。于是，社会上承认了徐光启“著名政治家”的身份。方行先生曾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兼职教授，他曾对我们说，他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在徐光启墓前竖立一块石碑，上面刻上徐光启“中国天主教徒”的身份，这样徐光启就是一个真实完整的先贤人物了。方行先生于2000年染病去世，他的遗愿在徐汇区文化局再次修复工程中实现。2003年，宋浩杰副局长主持，听从学者的建议，徐光启墓前的十字架按1903年的样子竖立起来。马相伯写的徐光启赞文，镌刻在十字架的基座上。鲁汶大学学者杜鼎克（Ad．Dudink）帮我们找到了1641年、1903年两块拉丁文墓碑，徐光启的信仰身份以墓前十字架的形式得到昭示。这一个案例，非常积极地注释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重大转折。尽管还有旧意识的残余，只要不出现重大的倒退和曲折，中国当代社会的主流思想，正一步步向更加温和与全面和解的方向变化。
把徐光启的一生成就，和他的教徒身份联系起来，是一个历史主义的态度。徐光启一生的成就，离开了他和利玛窦、耶稣会和天主教的关系是不能想象的。我们不能想象，没有利玛窦，徐光启能够翻译《几何原本》。同样，我们也不能想象，没有徐光启，利玛窦会对儒家思想有那么深刻的理解，从而开始翻译“四书”。对历史人物的信仰加以承认，可以说是一种“承认的政治”。“政治上承认”和“学术上坚持”，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有记者不解地问我们：“承认徐光启的信仰身份对社会有何益处？”我们回答说：修复徐光启墓前的十字架，承认他宗教身份的合法性，这很重要。这可以使得当代中国人知道：一个中国人，可以在不同宗教（儒教、天主教）中兼具双重身份。同样，一个欧洲人，也可以在东西方不同文化中有多种认同。所谓的“跨文化认同”（Cross Culture Identity），最终是可以实现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陈乐民（1930—2008）先生，是另一位徐光启研究的推动者。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一直在促进对于徐光启天主教徒身份的确认工作，他说得好：“我认为这很重要，它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徐氏本人的尊重。”陈乐民先生曾参与过国务院的外交工作，接待了很多来自意大利的客人，他们都提出拜谒利玛窦墓的要求，都提到利玛窦的老师“徐保禄”。这触动了陈先生对徐光启生平意义的思考，并认识到以耶稣会士为中介的明清中意文化交流，对当代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历史上，现位于北京市委党校大院内的“利玛窦墓”两次遭难。一次在清末，被“义和团”成员拦腰砸断，利玛窦的尸骨散失离乱。另一次是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破坏。“文革”后，就像方行先生在上海修复徐光启墓园一样，陈乐民先生为利玛窦墓的修复做了贡献，终于接待了来自他意大利家乡的客人。1980年代，陈乐民先生和法兰西学院的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教授探讨，他们都认为利玛窦和徐光启的关系，是不同文明对话的例证。1990年代，陈乐民先生在北京接待来访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在讨论“文明冲突”的理论时，他用利徐关系做例子，修正“亨氏理论”。2005年陈先生和资中筠先生一起来上海约见我，鼓励我们的徐光启研究。我和陈、资两位先生三次交谈，最后一次邀请他们参加徐汇区文化局主办的“徐光启学术纪念会”，陈先生抱病来上海，赞扬在徐光启墓地建造“徐光启纪念馆”，还鞭策我们尽快编辑《徐光启全集》出版。
徐光启皈依天主教，和原来的儒家身份并不冲突。他是以“儒家”思想之种种去诠释基督教义，以“儒”释“耶”，同时补充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所谓“易佛补儒”。同样，耶稣会士也在西方赞美中国文化，翻译介绍中国的经典。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文明，也得到了儒家学说的滋润，欧洲学者对此说得很多了。这样的中西政治，是一个善的交融，不是恶的争斗。和一般人理解的不一样，徐光启既是一个合格的天主教徒，又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人。二十世纪说的“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这种说法不合适于徐光启，因为他的天主教徒身份，和他的儒家信徒的身份不矛盾。
在深入探讨徐光启身份问题的时候，上海的学者们大胆提出，徐光启深深地卷入中西文化交流之中，他才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徐光启比历史教科书肯定的所谓“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更早，更全面，更深入信仰和文化地带，更加了解中国以外的欧洲世界。二人之间另一个差别是：林则徐已经无可避免地站在与西方势力对抗的地位上，他的“睁眼”是被迫的；徐光启则是充满自信地与西方人士对等地交谈，自愿地学习，热忱地传授，他的行为都是主动的。徐光启和林则徐，代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两种走向，两条思路，两种价值，常常也产生两种不同的结局。徐光启、利玛窦路线的结局是文明的交流，是中文《几何原本》、拉丁文《四书五经》的互相翻译；相反，鸦片战争以后的“文明冲突”，其结果是进一步的“中国礼仪之争”，是不可收拾的“义和团”运动，是万劫不复的“文化大革命”。于是，“政治承认”的问题，变成“政治选择”的问题。如果不承认有一种善的宗教和信仰，就会有一个恶的宗教和信仰来填充。“政治承认”是要选择有益于人群相处的宗教，而不是挑起人群冲突的信仰。经过400年风风雨雨的历练，徐光启、利玛窦无疑已经成为一个人类文明交融的形象，是互相表达善意的标志，理应得到承认。
徐光启、利玛窦发明的学术传教和文化对话的方法，对当代人类坚持文化交流、反对宗教战争、避免“文明冲突”有积极作用。当代西方重要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天主教现代性》（ Catholic Modenity ）中推崇徐光启、利玛窦的作风，称为“利玛窦路线”（Riccian Approach），论证人类可以用利玛窦的方法来解决冲突，作为他“多元文化主义”（Muti-culturalism）的例子。“利玛窦路线”，就是主张跨文化交流，主张信仰间的共融。这一点，对于今天处于“文明冲突”中的世界，具有警醒的意义。
“利玛窦路线”在历史上已经有过概括。清朝的康熙皇帝（1654—1722）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称之为“利玛窦规矩”。我们把“利玛窦规矩”，还有泰勒说的“利玛窦路线”，合称为“徐光启—利玛窦主义”，即我们复旦大学“利徐学社”的主张。我们认为，“利徐”跨文化交流的永恒价值是：一，提倡在别的民族文化之内，发现自我文化，实现自我价值，而不是轻视、歧视和敌视与自己不同的文化，此所谓“存异”；二，在尊重他人文化差异，保存“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又不断地寻找人类生活的共性，以便为一种“全球人”（Global Man）的出现，实现全人类的“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作出努力，此所谓“求同”。
对徐光启、利玛窦来说，“求同”、“存异”的归指，既是天主教的“大公主义”（Catholicism），也是指儒家的“天下大同”。也就是说，徐光启、利玛窦认为这个世界，最终可以用儒教、天主教的教义来统一。徐光启、利玛窦都抵制佛教、道教，徐光启的《辟妄》，利玛窦的《天主实义》都表达了这个倾向。他们两人共同提出了一个“补儒易佛”的想法，即用天主教补充儒家之不足，变易佛教、道教之荒谬。在四百年前，他们主张东、西两教的融合，“补儒”表现出利、徐两人的进步思想。但是，“易佛”的想法在当时就有它的局限性，在今天则更显出其错误，需要修正。在目前人类“跨文化交流”的时代，佛教、道教也应该和儒教、天主教平等对待，相互学习。人类的精神和谐与普世价值，应该是在全人类文化的基础上实现，而不只是限于一、二种宗教，或者某种价值上实现。
查尔斯·泰勒和当今欧洲、美洲坚持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是一种进步主义。学者们提出：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政治形态之后，人类的“大同”实践，不能采用“认同之同”（Unity-through-identity），而是要采用“社群主义”和“普世主义”相结合的“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存异之同”（Unity-across-difference）。当代人类的“大同”，同样也不能采取儒家的“帝国”（Empire）理想，所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大道公行于天下……”这是“文化专制主义”，不是“文化普世主义”。“普世主义”强调“大同”，却一定会承认文化差异性。大部分学者理解的“普世主义”，也不是“民族主义者”理解的西方“霸权”和“专制”，而是在一种基本共识基础之上的，可以协商的“对话”和“交流”，是一种稳定性、共通性和一致性。我们一直在中国的思想环境中说明：天主教“梵二会议”以后，西方神学家在“系统神学”、“公众神学”中发展宗教对话理论，寻找“最低限度的人类基本伦理”，发展“大公主义”，是二十世纪的极大进步。这时候，我们也会顺便地夸耀一下，这种宗教对话的理论，事实上是徐光启、利玛窦开创的。早在明清之际，欧洲的耶稣会士和中国的儒家学者，就开始了“文化多样性”的实践，今天看起来仍然不无启发。
翻译中西经典，是“徐光启—利玛窦路线”的重要实践。在中国，徐光启和利玛窦等人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亚里士多德的《灵言蠡勺》。这次翻译，非常重要。它在中国学者中间激活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邀请儒者重视逻辑学的方法，发挥“几何学精神”。十九世纪以来，从黑格尔到德里达，都说中国人没有逻各斯思维方式，只有“实用主义”。这个说法有很大的偏差。在先秦，在汉代，在明清，中国也有严密的思维。徐光启—利玛窦时代，中国士大夫急切地引进西方式的“逻各斯”，数学、历法学、天文学、自然科学、神哲学，什么都想要知道。他们的目的，显然并非是要“全盘西化”，或者说用西方知识来取代中国知识。他们的目的，是要借西方学问，复活中国古代已有的类似学问，即所谓“汉学”——汉代的学问。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思路虽有局限，却仍然是一种“中西会通”。它肯定了中国知识和西方知识之间的平衡交流，相互激励，共同进步，在真理的层面上达成一致。
徐光启从耶稣会士那里获取的西方知识，不止是“科学”，还有“神学”。他还和另一位来自意大利的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1582—1649）一起，翻译了《灵言蠡勺》，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De anima），是中世纪神学和哲学的基础，为托马斯·阿奎那所重视。徐光启的想法，是把古代希腊、罗马人采用的“anima”说法，和中国周、秦、汉代就流传的“魂魄”论作一个比较。这部经典作品，被徐光启、毕方济他们翻译成一种融通宋明理学和天主教神学的中文著作，非常神奇。一般学者都以为，中国学者翻译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作家的作品，是二十世纪的事情。《亚里士多德全集》，晚至1997年才由苗力田（1917—2000）教授主持翻译完成，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非常可惜的是，在该全集第三卷收录的《论灵魂》中，没有提到徐光启、毕方济的《灵言蠡勺》译本，中国哲学界已经完全遗忘，四百年前，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已经为中国学者所知晓。当一门知识被意识形态的偏见屏蔽以后，后世学者一叶障目，会看不清历史，也难以了解自己工作的状况，当然更不能对未来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有所把握。
1933年，上海教会和政界、学界联合纪念徐光启逝世300周年，纪念活动的痕迹，可在徐汇区的“徐光启纪念馆”的碑刻中依稀看到一点。蒋中正、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张元济、张伯驹、张家树等人的题词，如今被发掘出来，镌刻在侧壁上。正是在这次纪念活动中，上海教会启动了“封圣”程序，申请为利玛窦、徐光启立品，准备进一步申请，册封为“圣人”。但是，因为中国发生战乱，以及欧洲教会内部的分歧，1930年代给徐光启、利玛窦的封圣没有成功。前几年，意大利又重新启动“封圣”程序，要把利玛窦单独封为圣人。近几年，徐光启“封圣”立品的事务，也在上海开展。天主教上海教区的主教发出号召，要广大信徒以徐光启的名义祷告，求天主显灵，为“封圣”申请寻找“圣迹”。
在中国和世界的思想、文化、学术界，徐光启、利玛窦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人物，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2000年以后，围绕着利、徐，有很多400周年的纪念活动。比如：2000年利玛窦进京400周年、2003年徐光启入教400周年、2007年《几何原本》翻译出版400周年、2010年利玛窦逝世400周年，在上海、北京、罗马、马切拉塔、那不勒斯，都有纪念活动。意大利政府把利玛窦作为意中文化交流的桥梁；马切拉塔地方政府把利玛窦作为旅游形象代表，徐光启、利玛窦已经是世界谈论中国文化熟悉的人物。当前重新研究徐光启、利玛窦，对于促进中西文化对话，消解民族主义，减少宗教摩擦，避免正在上演的“文明的冲突”，具有借鉴和警示作用。
上海是徐光启的家乡，也因为徐光启，上海在明清之际就成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城市。十九世纪以后，欧风美雨，上海又一次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利徐翻译了《几何原本》（1607）的前六卷，由伟烈亚力（英国人，Alexander Wylie，1815—1887）和李善兰（海宁人，1811—1882）在上海翻译了后九卷，成《续几何原本》（1856）。翻译《几何原本》和其他西方经典著作的历史表明，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的江南地区，自明清以来一直充当了“西学”中心。上海文化和欧洲文化有着悠久的交流传统，深厚的对话基础。徐光启和利玛窦一起制定的“翻译—会通—超胜”的文化理想，至今还可以作为我们奉行的基本原则。现在中国有一股民族主义的思潮，主张中国可以从世界中孤立出来，有的人甚至把中国的一些现实主义做法，称为“中国模式”。“中国崛起”，不应成为孤立主义。重新回到“闭关”道路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的。中国文化不能走这条路，上海文化更不能走这条路。
因为有徐光启在，“文化交流”成为了上海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传统，中国人常喜欢讲“文化特色”，国外学者也能接受“文化多样性”。“文明对话”既是上海文化的突出特点，也是上海文化的立身之本。在这方面，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利徐学社，还有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局做了很好的工作，修复徐光启墓，建立徐光启纪念馆，筹备徐光启研究会，出版《历史上的徐家汇》《徐光启全集》，建立土山湾博物馆……我们愿意做更多的工作，把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导向能够与国际社会更多合作、更好交流的“和谐”状态，而不是那种糟糕的、掉入陷阱的“文明冲突”状态。
本文为竺易安教授编译意大利文《徐光启论教文集》（Elisa Giunipero， Xu Guangqi e Gli Studi Celesti，Dialogo di un letterato cristiano dell'epoca Ming con la scienza occicentale ，Guerini E Associani，2020）序言的中文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