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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实行社会主义的第一步是什么呢？我老实说了吧，就是由我上边所说过的从旧制度之下解放出来，觉醒转来并且有同样改造的目的（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目的）个人团结成死党。”步入1922年，上海南汇青年翘楚张闻天同李汉俊讨论中国革命道路，1月2日草就《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一文即如此主张。
他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在半年前成立。就在同月在上海，向警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上午，上海闹市街头，突然出现一群分送贺年帖的热心人。
在上海的所有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朝鲜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总共100余人，还有工人50人，他们兵分两路，穿行于“大世界”、南市等地。向过路行人及沿途各家各户赠送散发贺年帖的，其中就有陈望道，还有因遭日本政府驱逐，1月7日抵沪不久的施存统，他当时已负责青年团临时中央的工作。
贺年帖是用书面纸印写的，正面“恭贺新年”4个黑色大字尤为醒目；再看背面，花边为框，框内印的是一首《太平歌》，歌词正是出自陈望道之笔：
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
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
谁也晓得：为富不仁是盗贼。
谁也晓得：推翻财主天下悦。
谁也晓得：不做工的不该吃。
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
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
认字的人读着读着，突然醒悟，惊呼起来：“不得了，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
当时分送的“贺年帖”有6万张之多，一名朝鲜青年因此在法租界被捕。那天下午还在“新世界”等人群聚集的游戏场散发了抨击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的传单2万张。
事实上，这并非共产党1922年在上海开展宣传活动的第一次。早在13天前的1月15日，就举行了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被害3周年纪念会。会议由李启汉主持，陈独秀、陈望道、沈玄庐及印度、日本、朝鲜等国进步人士到会演说。
春节过后，上海辅德里632号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44号）突然闹猛起来。青春朝气的女学生嘁嘁喳喳地来了一大群，丁玲、王一知、钱希均、王剑虹等，有逃婚脱离旧家庭的，有求学而无钱的，也有革命者的家属。以女界联合会名义开办的平民女校就此开学。
两楼两底的房子，楼下客堂里开设缝衣铺，摆放了一副缝纫案板，还有摇袜子的机器；楼上是两间教室，各挂有一块黑板，摆着几排新漆的旧桌椅，开设高级、初级两班。由陈望道、邵力子、高语罕教高级班的国文，王会悟、高君曼教初级班国文，周昌寿教物理，李达教数学，沈雁冰、沈泽民教英文，柯庆施刚从中学毕业，他教低级班文化课。陈独秀等也曾来讲过课，一讲就是数小时的时政报告。高语罕住校，可随时请教。平民女校实行半工半读，半天读书，半天做工，功课之余学员分成4个工作组，学做缝纫、织袜、洗衣。为此，还找了个裁缝，用缝纫机将衣服踏成个粗样子，交由学员用手工缝贴边。
学员王剑虹还多了一个任务，与王会悟编辑《妇女声》半月刊。该刊3月推出《平民女校特刊号》（1922年3月5日第6期），其中有陈独秀的《平民教育》殷切“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校作一个风雨晦冥中的晨鸡”，还有沈泽民的《这不是慈善事业呢》、李达的《平民女学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等，为平民女校正名、呼喊。“无产的妇女们若不是自己起来掌握政权和奴隶制度开战，即是社会主义不能实现的时候，真的妇女解放就不能达到目的。”王会悟在《中国妇女运动新趋向》一文中如此主张：我们女子的历史使命“就是依据阶级的觉悟为阶级的结合去推倒资本制度”。
眼见着春风骀荡，课堂教学怎能锁住青春的心？于是，平民女校就时常组织学员到郊区、公园等地去访问观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学员参与活动的热情高涨，只是缺少些具体领导，活动结束也不总结，学员一时还难分是非。
刘少奇刚从苏俄回来，临时讲了一课，课后女生一下子把他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发问。刘少奇仔细地把问题逐条记下，随后作系统的回答。刘少奇还在平民女校附近的大沽路青年团机关办起了马列主义研究会，王一知等在那里读到了《共产主义ABC》，以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等书籍，常常五六人或七八人围着一张白木长桌而坐，为一个问题热烈争论，最后由刘少奇以简明、深刻的发言解决争议。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动的罢工斗争起来了，平民女校学员到社会上散发传单、贴标语，为工人募捐，甚至跑到浦东纱厂去演讲。来自湖南的丁玲不会说上海话，演讲还要靠张秋人帮着翻译。
同样是湘妹子的王一知也不敢开口，就举着“支援罢工”的旗子，抱着竹筒，在大马路、“大世界”“新世界”娱乐场门口募捐。巡捕来抓人了，一个小孩来报警，此时正好迎面驶来一辆电车，铁栅门还开着，王一知一跃而上。
在全新的1922年，中共中央在上海推动工运跨上新台阶。
香港海员1月12日发动大规模罢工斗争，参加者多达3万余人。消息传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陈独秀派董锄平去和朱宝庭联系，董、朱在十六铺民国路（今人民路）的一家客栈会谈。“上海的海员团结不起来，因为宁波帮和广东帮分裂得非常厉害。”朱宝庭一下子点到问题关键所在，接着又说，这次香港海员罢工，广东海员对宁波海员照顾很周到，发救济费啊什么好处都要让宁波海员先享受，这对上海海员的教育很大。
1月27日，李启汉等发起成立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后援会在宣传、募捐支持的同时，着重呼吁上海工人切勿受骗被雇去香港，李启汉还将受雇准备赴港的工人制成名单表，逐一进行工作。29日，李启汉等人直接去找桂阿茂进行劝告。不料桂向捕房控告李启汉等有恐吓行为，李等3人遭到拘捕。经保释后，李启汉等人2月11日又遭捕房传讯，李启汉等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等此次帮助海员，亦不过表现工友互助之义。彼等罢工，事前吾人皆未与闻。罢工后衣食俱无，吾人为人道计，为卫理计，似不能不与以援助也。”
李启汉被拘后，桂阿茂趁机加紧招募，网罗新工人增至1040名。李启汉被罚洋50元保释出狱的当天，听说桂阿茂正带一批新工人集中于码头候船赴香港，他不顾个人安危，偕同朱宝庭赶到码头劝阻。在耐心规劝，并答应解决违约问题与生计问题后，有一半人留了下来。上海工人的援助，对于香港海员大罢工坚持56天斗争终获胜利是莫大的支持。
香港海员大罢工胜利有莫大的意义——陈独秀3月19日到上海公学参加上海纺织工会东部成立大会，发表演说，号召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他指出：上海的工厂和工人比广东多，但是，上海的工会反不及广东发达。“虽说两个地方的政治权力有保护劳工与压制劳工之分，但无论如何工人们总要自己去做的呀！”他号召上海工人“热心”做工会运动。
8月中旬，上海海员也发起罢工，由朱宝庭出面领导，朱后来成为第二个工人党员。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功领导日华纱厂罢工，是又一个突破。日本纱厂较英美工厂控制要严得多，且女工多、童工多、天主教徒多，日本人利用神父、警察，收买打包间的男工等手段破坏罢工。李启汉先是发动成立上海纺织工会浦东分会，随后组织工会对工人生活、工资水平及厂方营业情况进行调查，进而提出增加工资2成的要求，并于4月17日举行罢工。书记部印发传单，日本人也印发传单，还收买工贼搞破坏活动。尽管困难重重，日华纱厂罢工斗争坚持10天后取得胜利。
4月24日，李启汉又成功策动上海邮局700多名邮务工人参加罢工斗争。起初，李启汉到邮政大楼门口找工人谈话，没人敢接近他。有一次，趁邮务工人开会之机，李启汉从楼上往下撒了一大把传单。工人看了传单纷纷说“有道理，有道理”，邮务工人与李启汉的心理壁垒由此打破。邮务工人罢工坚持了两天半，就迫使局方答允增加工资。
劳动组合书记部声名大振，梅白克路（今新昌路）宝隆医院的护士也来求助：医院的德国医生态度粗暴，欺侮她们。后由同济大学学生罗绮园去组织她们发动斗争。
带着胜利的喜悦，李启汉前往广州，参加5月1日开幕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此会的起因是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1月17日遭赵恒惕当局杀害，在青年团临时中央的筹办下，上海3月26日在法租界尚贤堂举行黄庞追悼会，毛泽东作报告，陈独秀、蔡和森等发表演说。
事后，邵力子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追悼会不要白开》，当时参与工运的谌小岑经与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商议后也撰文提议当年五一劳动节召开一次全国劳工代表大会，邵力子就去与陈独秀商量。4月12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出通告，联系北方、华中各工会派代表赴广州与会。
会议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各地工会总通讯机关。
就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当天的下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与中华电气工界联合会、中国劳工同盟会等发起筹备的五一纪念会，在上海北四川路的怀恩堂举行。教堂门首挂有一块白竹布横联，上书红字醒目：“世界劳动者快团结起来呵”。约有300人到场，大会宣扬“教育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的“三八主义”。会后群众整队游行，携有关劳动节的标语、旗帜，绕教堂空地三周，因受租界警察的阻挠，群众沿北四川路游行，分队转入华界，最后在北火车站列队聚拢，欢呼而散。
公共租界派出密探对五一纪念会严密监视，情报显示：“演说者有成都路19号劳动组合书记部董锄平，非基督教学生联合会张巨松……”
非基督教运动，是受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将于1922年4月在北京清华园召开的刺激，在北京先行发起的抵制宗教文化入侵的群众运动。当年来华传教士方面经9年努力整理出版的大型调查资料集成，中文书名为《中华归主》，英文为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中文直译为“基督教占领中国”，中国社会舆论愈加哗然。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率先发起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3月15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3月5日撰定）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第4号发表，宣言宣示：“我们为拥护人们幸福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我们“认定这个‘助桀为虐’的恶魔——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底仇敌”，倡导学生、青年、劳动者诸君起来反对。
上海随后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全国各界群起响应，声势浩大。
重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场非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月间，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前书记俞秀松、少共代表达林先后由莫斯科来到上海，后者即为帮助筹备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来。然而，因为忙于非基运动，原定4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青年团一大一再延后。这时候，广东青年团的来信改变了青年团一大开会地的设定。广东青年团书记谭平山在信中诚挚而言：“大会地点，如能够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的自由。”
广州的环境确实相对更好，共产党与青年团都可以公开活动。中共中央同意这一建议，并决定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也在那里举行，均由陈独秀、张国焘到会指导。5月5日，青年团一大在广州开幕，宣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青年团诞生地的荣誉与上海擦肩而过。
那年5月5日，正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
当天上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的河南机器工会继续召开，下午则是分派代表赴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和机器工会欢迎会致贺。当天上海，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以上海学界的名义，又在四川路怀恩堂举行纪念会，到场有百余人。张秋人主持会议，陈望道、沈雁冰及一位印度学者到会并演讲，会上还散发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印的《马克思纪念册》。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隆重纪念马克思的诞辰。
这回，陈独秀没有露面，4月23日他曾到吴淞中国公学出席马克思学说演讲会，作题为《马克思学说》的演讲，而此时他正在广州参加青年团一大。
陈独秀从广州匆匆归来。
5月中旬，他曾应陈炯明之邀，偕陈公博前往惠州，有意劝说陈炯明与孙中山避免冲突。但见去陈炯明司令部的路上哨卡林立，除了军人不见别的行人，陈炯明的桌上摆满了军用电话，墙上贴着一张张军事地图。战争似乎一触即发，陈独秀率青年团大会代表迅疾返回上海。让他忧心忡忡的不仅是广州局势的日益恶化，原定要在那里召开中共二大看来是不行了，更在于马林开始力推的“斯内夫利特战略”。
国共关系确实需要调整，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明确“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显然是不可行的。3月间，张国焘开完远东大会后从苏俄归来，陈独秀听取其有关共产党应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等会议精神，特别是列宁接见中国代表时询问国共能否合作的情况汇报，当时表示目前中国革命不是什么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反对侵略和反对军阀。环顾全国，除国民党可以勉强说得上革命外，并无别的可行的革命势力。为此，陈独秀对列宁强调的国共合作“深表同意”，但“总觉得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
然而，马林3月间从广州回沪后，向中共中央局提出要共产党“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什么！这是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陈独秀等一致反对。4月6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维经斯基写信。书信第一句便是：“兹特启者，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书信仍采取竖行的传统书写方式，原信左列便是罗陈的六大理由：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在信末，陈独秀请求：“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
马林已于4月24日乘轮船离沪，看似归国，实则前往莫斯科，寻求支持。不知马林是否安抵莫斯科，先不管他了，应对国内政治吧，这些天风起云涌：直奉战争以奉军败走山海关外而告终，直系完全掌握北京政权，以反日爱国面目示人的吴佩孚颇为一般人等看好；华盛顿会议不过是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制约以缓解太平洋区域冲突的权宜之计，却有国人认为此会开辟了减轻外力侵凌的途径；还有，蔡元培、胡适、王宠惠等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好人”出来组织政府。很多签名者是与陈独秀一起搞新文化运动的，其中还有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还致函中共中央，认为“好人政府”是当前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为此，中共中央局经专门开会商议，推陈独秀起草宣言，向社会公开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陈独秀写下宣言的题目，始觉笔有千钧之重。共产党在中国正式成立快一年了，这是第一次公开向世人表明自己的主张。
他稍加思索，开笔写第一部分：“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封建政治，人民生活基础自来都建设在农业经济上面，在这种政治经济之下的人民，自然缺乏政治上的感觉力与组织力。一直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
思绪一下子回到晚清时期，戊戌变法运动、君主立宪运动，随后便发生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战争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反对满洲帝政之民主运动，一个是反对外力压迫之自强云云”。陈独秀文思泉涌，转眼已写到第二部分，“不幸这种战争在中国，至今尚未能成功”，他如此检讨辛亥革命的失败，“是因为民主派屡次与封建的旧势力妥协”。
这时，门突然被推开，董锄平慌急慌忙地进来报告：不好了，李启汉被抓了！
邮务工人罢工的当天，公共租界工部局就盯上了李启汉。据工部局掌握的情报：“上海工潮主要组织者李启汉，今晨有人发现他在邮局附近与邮务工人谈话，无疑地他将努力利用时机去损害资方。如有充分证据发现，李氏将被控告。”
那天正是6月1日，有人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联系，说要买50份《劳动周刊》，而且还要商谈工作。于是，李启汉与张国焘和董锄平都等在那里。楼下传来了敲门声，三人从窗口望出去，但见来人穿着长袍子，完全不像工人，面露一副流氓相。张国焘让李启汉下楼去和对方接头。李启汉下去后，听到他的讲话声很大。情况不好，张国焘和董锄平赶紧翻墙从隔壁逃跑。李启汉就这样遭到诱捕。
6月9日，公共租界当局指控李启汉煽动邮务工人罢工，并控告《劳动周刊》“登载煽动人心”的文章，“煽动工人罢工”“鼓动劳界革命”“扰乱社会秩序”“宣传过激主义”等。租界方有意给李启汉戴上几十斤重的手铐脚镣，并施以各种野蛮的酷刑。陈独秀花钱请英国律师甘维露辩护，由于还要花300元钱，而陈独秀一时拿不出来，李启汉最终被判监禁3个月。租界当局诬蔑李启汉“一生唯一的职责似乎就是到处制造纠纷”，设计要让他“到华界去受严厉的处罚”，3个月监禁后以“驱逐出界”为名，将其引渡给上海中国当局护军使署。因为劳工界持续抗议，又听说工人游艺会要开大会欢迎李启汉出狱，租界方特地选派干练探警将李押解进龙华军事监狱，一个月后被移至上海陆军监狱，继续被扣押2年又4个月。直到1924年10月江浙军阀战争爆发，13日李启汉才得以释放。
李启汉拖着骨瘦如柴的身躯走出监狱，他形容消瘦以至脱相，让前来迎接的妹妹李惠馨（夏明）、妹夫邓中夏，还有李隆郅（李立三）等人一时不能辨认。乱蓬蓬的头发、短弗弗的胡须在出狱前剃去了，而身上的笞疤未灭，足部的镣痕未消，让亲人与革命同志看得热泪涔涔，但见李启汉精神尚好，短发根根直竖黑如森林，犹如他倔强的性格与坚定的革命意志。
牢狱之灾，李启汉错过了太多的历史机缘。
徐梅坤经常前来探监。那阵子，陈望道正闹着要辞去上海地委书记，就是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领导作风。
此外，书斋研究的习性也使他不太愿意参加社会活动，徐梅坤几次找他谈话不解决问题，陈独秀就让张太雷暂时代理上海的党的工作。
陈独秀努力稳定心神，坚持把《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写完。在温和地批评了国民党，并剖析反驳了总统复位及恢复国会论、联省自治论、揄扬吴佩孚等论调后，他写道：“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但是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以下便是《主张》的关键所在，“我们目前奋斗的标目［目标］”浓缩为以下11条准则：
（一）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
（二）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
（三）采用无限制的普通选举制。
（四）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压迫罢工的刑律。
（五）定保护童工女工的法律及一般工厂卫生工人保险法。
（六）定限制租课率的法律。
（七）实行强迫义务教育。
（八）废止厘金及其他额外的征税。
（九）改良司法制度，废止死刑，实行废止内［肉］刑。
（十）征收累进率的所得税。
（十一）承认妇女在法律上与男子有同等的权利。
《主张》还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因为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文末落款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共印了5000份小册子，后又发表于《先驱》第9号。刚送走张国焘携此《主张》赴北京，以求得与李大钊等同志在政治上的协同，就听到从广州传来的重大新闻：6月16日，孙中山所在的总统府突遭攻击，陈炯明叛变了。
国民党在上海的“大佬”张继来找陈独秀寻求支持，陈独秀表示：陈炯明现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同时，中共中央致函广州支部，指示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转而支持孙中山。
在加紧筹备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同时，陈独秀6月30日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向共产国际撰写书面报告。这其实是一年党的工作的总结：
去年（一九二一）开常会时，只有党员五十余人，现在党员人数计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留俄国八人，留日本四人，留法国二人，留德国八人，留美国一人，共计一百九十五人；内有女子四人，工人二十一人。
继上海、北京成立地方执委后，1922年武汉、湘区、山东、广东相继成立区委，积极发展组织。一年来发展党员增至近4倍，成绩不小。“政治宣传”也是工作的大头，有反对华盛顿太平洋会议运动的宣言、论文、小册子、传单，有译介、有自写的，还有正月初一散发“贺年帖”与传单，正月十五纪念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的纪念册，还有5月5日散发的马克思纪念册，新近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必须罗陈的还有人民出版社印行的译书：
马克思全书二种
Communist Manifesto（共产党宣言）
Lohnarbeit und Kapital（工钱劳动与资本）
列宁全书五种
Lenin's Life（列宁传）
Soviet at Work（劳农会之建设）
讨论进行计划书
Erfolge und Schwierigkeiten der Sowjetmacht（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
共产党礼拜六
康民尼斯特丛书五种
共产党计画（布哈林）
俄国共产党党纲
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
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
Trosky's From October to Brest Litovisk（托洛茨基《俄国革命纪实》）
（附注）以上书十二种各印三千份。
接着，便是总结“劳动运动”，“上海方面”“设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共产党合法的公开的劳动运动”自然是一大亮点，还有劳“一大”，并统计“参加罢工六次”：“英美烟公司二次”“海员一次”“邮差一次”“浦东纺纱工人二次”；明确“有关系之工会五处”：“烟草工会”“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纱工会”“邮务工会”；罗列“参加工人群众运动五次”：“反对太平洋会议”“国民外交大会”“本年‘五一节’”“澳门惨杀华工事件”“黄庞追悼会”。紧接其下，陈独秀特别写到“因罢工运动受官场压迫三次”，其中提到李启汉同志的两次被捕，尤其是后一次，“因为参加邮差罢工，李启汉同志判罪监禁三个月，期满逐出租界，现在狱中”。执笔者的神情一时凝重，陈独秀当时还想不到李启汉后来还会遭受更大的迫害。
在对北京、广东、汉口、长沙、浙江的工运作简要介绍，并略及农运情况后，陈独秀开始擘划“将来计画”，主要有三方面。“党务”方面首重“在全国各都会增设支部”。“政治宣传”除“多印行对于农民工人兵士宣传的小册子”“发行《共产党半月刊》”外，还强调要“联络全国各革新党派，作普通选举制及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等。“劳动运动”，则规定“准备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的工作”；“集中力量组织全国五个大的产业组合”：全国铁路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全国电气工人总工会、全国机器工人总会、全国纺纱工总工会；另“组织三个地方总工会”：上海总工会、广东总工会、武汉总工会；为此，还决定“设立四个工会职员讲习所”：北京、上海、汉口、广州。
写完报告，陈独秀又写了一封信给维经斯基。信中请对方审阅指正报告，还谈到希望明年中国共产党能够“自行筹款”，并纵谈南北政治，指出“北方之乱将在目前”，而“南方孙文与陈炯明分裂，孙恐不能制陈，陈为人言行不能一致，在南方也不能有所建设，他对于社会主义，我确实知道他毫无研究与信仰。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云云。书信还敬请指教最近发表的政治主张，并提到自己很希望9月能到莫斯科一行，然而工作实在离不开，最后结束语是“祝你的健康与奋斗！”
张国焘从北京匆匆赶回，北京、山东、两湖、广州等地代表先后来到上海。相关会议材料已经着手起草，还进行了一些专题讨论和准备，中共二大就要在上海召开。
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也就是李达的住处开幕。就在4天前（7月12日），距此不远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遭工部局捕房搜查，
在公共租界开会并非没有危险，然而，革命者有进无退，会场扑扑满坐了12名代表，还有非正式代表不时来旁听。中央局成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悉数到场。上海代表是杨明斋，他来到自己曾经居住的房子，熟门熟路。北京代表是罗章龙，李大钊还是因事稽留未能赶来赴会。山东代表是王尽美，比起去年参加中共一大要显得成熟多了。广州代表谭平山来了，因为谭植棠、陈公博不服从中央指令，继续支持陈炯明，谭平山在会后遭到谴责暂时离职，而谭、陈一遭开除，一受严重警告。李震瀛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施存统急急赶来，就在当天青年团中央才开会决定：“推举存统代表本团出席中国CP第二次全国大会。”
蔡和森早在会场端坐，然而，他可能代表的是留法中共支部。两湖代表有些不确定，还有某一位代表究竟代表何地党组织情况不明。据相关代表在中共六大时的回忆，湖北代表是许白昊；包惠僧记得自己接“钟英”来信，指示他不要离鄂，另派同志出席中共二大，他认定这是自己时常攻击张国焘搞小组织活动而遭受的报复，为不使张国焘小组织分子出席会议，他提议由项英作为湖北参加中共二大的代表，获得多数同意。
然而，据张浩（林育英）回忆，7月中旬汉阳钢铁厂罢工，中共武汉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派许白昊等前往领导，许白昊即刻过江找项英了解情况，
许与项可能都没时间参加中共二大。陈独秀曾致电李汉俊叫他参加会议，但是，李汉俊仅托人从河南带了封意见书给大会，声称自己并非根本反对劳动运动，而是因种种缓急而主张先做学生运动；李汉俊还反对加入国民党，认为我们这样幼稚的组织而与别党合作完全是空话；对党的组织，他主张采用苏维埃宪法为原则，合乎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因中国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利，因此中国共产党没有集权制的必要，等等。
湖南代表应是毛泽东。那年夏天，毛泽东来到上海，曾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宿舍去过。那天，李启汉、董锄平要去和工人联系工作，行前二人赶烧饭菜，然而，两个大男人生炉子老是生不旺，董锄平正伏在地下吹火，弄得灰头土脸之际，突然有一人走进门来。但见他身穿一件白色的衣服，手拿一把扇子，头发很长，肤色很白。在得知来者是毛泽东后，董锄平这才记起事先有人传信说湖南的毛润之要来找他们谈话，
连忙寒暄。然而，到开会的那天，毛泽东却“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
上海的一些里弄各家各户外观确实太相似了，毛泽东会不会一时迷失在石库门建筑群中？待想到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找人也不可能，因为7月18日，该书记部遭上海工部局封闭。
中共二大又不再固定于一个会场开会，这是对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遭法租界包探冲闯的教训汲取，即便毛泽东改天找到开幕会场，也是人去楼空。但也有可能，因为中共二大在哪座城市召开一时未能确定，毛泽东那年夏天就没有来上海。大会历时8天，于7月23日结束（巧合的是，那天正是一年前中共一大开幕之日）。这8天里，中共二大总共开了3次全体会议，除了开幕大会外，其他两次会议均在公共租界的另两个地方举行。
中共二大开幕，首先由陈独秀作上届中央局的工作报告。随后，张国焘传达远东大会精神，强调指出远东各国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合作的声浪很高，特别是详细介绍了列宁对国共合作问题的关注。接着，青年团中央代表施存统报告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大会通过的决议。与会代表听取和讨论了这些报告，决议追认中共中央工作及其所发表的时局的主张，以及劳动、青年两次大会的决议案等，随后推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和其他决议案。
休会期间，起草组加紧有关材料的拟写。围绕提交的各项草案，大会代表就以下10个问题举行分组展开讨论与大会交流：
一、宣言；
二、国际形势；
三、加入共产国际（承认加入条件二十一条）；
四、关于民主联合战线问题；
五、关于工会运动问题；
六、关于青年运动问题；
七、关于妇女运动问题；
八、关于议会行动的问题；
九、关于党的出版工作；
十、组织问题和中共党章。
中共二大总体上一切顺利，只是张国焘的小组织活动，特别是分组讨论时当面没有异议，大会讨论却是意见一大堆，让李达颇为反感。大会最终通过了10个文件。其中《中国共产党宣言》（后名《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最具历史意义。事实上，这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发表的第一个宣言，中共一大的宣言因对于国民党态度过于激进最终没有发表。如此重要的文本，张国焘和蔡和森共同推举陈独秀执笔。近万字的宣言共有三个部分，分析了“国际帝国主义宰制下之中国”，关注“中国政治经济现状与受压迫的劳苦群众”，特别是宣示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及其目前的奋斗”。宣言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同时又明确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即最低纲领。中国共产党初步确定了自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
其他9个文件，也传递出中国共产党一年来不断进步的足音。《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补全了共产国际二大有关成立诸国共产党的关键要求。《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实现了对党的第一个纲领不问议会活动动机如何与否一概否定的纠偏，倡导“实施革命的议会行动”。《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对共产党与工会的异同作出贴切说明：“共产党也可说一个人的头脑，全体工人便是人的身体。”对青运、妇运分别作出《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章程》，远较中国共产党第一部纲领更具组织建设制度规范的意义，毋庸置疑地成就中共的第一部党章，并憧憬着建设一个“大的群众党”，为党的群众路线命题开篇。还有《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强调苏俄“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表明“中国共产党要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以世界眼光分析中国局势，重申“宣言”的7项主张，并宣示“组织‘民主主义联合战线’是我们一种政策”。而《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就是对此政策的论述与具体计划：
（A）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
（B）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
（C）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
中共二大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按“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规定，应由5名中央委员、3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前一届中央成员陈独秀、张国焘仍当选为中央委员，李达落选，不久应毛泽东之邀，赴长沙的湖南自修大学主持教务，翌年夏返沪因反对党内合作模式的国共合作而同陈独秀发生口角，竟至脱党。另3位中央委员为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陈独秀当选为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宣传、组织工作。
新一届中共中央首先应对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遭查封的问题，鉴于该书记部已为上海租界与华界当局盯上，党中央决定将其移往北京，改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以邓中夏为主任，撤销原北京分部，在上海增设分部。同时，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为宣传中共二大政策，当年7月即刊印《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还向各地党组织邮寄“宣言”等大会重要文件。
遵照大会有关停刊秘密出版的《共产党》月刊，新出一种公开报纸作为党中央的政治机关报的决定，蔡和森积极行动起来，筹办《远东日报》。
陈独秀同刘少奇面谈了一次，肯定了其近期参与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大罢工中的表现：现在劳动组合书记部要迁到北京去，刘少奇不用随之北上。毛泽东请党中央调派得力干部去参加安源路矿工人的罢工斗争，现在就派他回湖南工作。正好把党的二大通过的文件带给湘区执委会。
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也是刻不容缓，然而，这时陈独秀又遭法租界的黑手，这是他人生的第四次被捕。8月9日上午11时左右，法租界总巡捕房特别机关西探目长西戴纳，会同督察员黄金荣、华探目程子卿等人突然搜查陈独秀在老渔阳里6号的住所。那个程子卿，即是一年前7月30日夜冲闯中共一大会场的不速之客，在前一次拘捕陈独秀事件中也有他。这回搜查并逮捕陈独秀的理由是，陈宅藏有大量违禁的所谓过激主义的书籍，陈独秀一时被羁押在芦家湾总巡捕房。而两天后的相关报导有“经捕房抄得陈炯明月前汇给其四万元之证据一纸外”等文字，
知情者不难从中揣测法租界巡捕见财起意的心思。面对前来营救者，法租界巡捕大敲竹杠，竟索要5000元。他们恬不知耻地称对方为“卢布党”，明目张胆地说：“你们在苏俄拿了这么多卢布，分一些钱给我们用用。”
该案仍由巴和律师辩护，8月11日开庭，他又采取拖延战术，声称法租界捕房呈鉴的违禁书籍等控诉内容“尚未研究，求请准予展期讯核”。然而，这一次展期7天再核，却是判陈独秀带回继续羁押。
随后，律师即释放舆论，称“陈氏著作中对于共产主义，虽曾极力发表其意见，然彼谓观察中国目下情形，尚未到实行共产时期，实与鼓吹共产者不同。况陈氏前曾被拘一次，因罪证不充，旋即释放，此次被捕，如法庭根据其著作审判，则不能成立罪名”。
陈独秀再受法租界当局的迫害，引起新一轮的营救陈独秀运动。蔡元培等当面质问法国公使，请其转令驻沪领事释放陈独秀。8月15日，自治同志会、新中国会、共存社、改造同盟、马克斯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非宗教大同盟、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等团体，在《晨报》发表《为陈独秀被捕事敬告国人》书。文书抨击“法国是世界上最顽固的国家”，尊称陈独秀“是一个改造中国的先驱，一个为解放中国劳苦群众奋斗的革命家”，并曲意为其维护：“他最近在上海并没有激烈的行动”，等等。恽代英出川来沪，向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汇报泸州团的工作，
正好遇上此事。
8月18日庭审，巴和、博勒为陈独秀辩护称：“此案捕房探陈系共产党之人等语，然被告不过说说而已，并无共产党之实。捕房又在被告家中抄出广东政府收据，而此种收据并不犯法，系被告在粤省办理学校事宜，故由该政府给被告洋四万元，转援各学校作经费使用。被告在广东创办新青年会，乃系粤政府所允许，被告既为该会主任，故作此种青年书籍。查公堂不过禁止过激之事，现今被告并无机器及印刷物，不过收藏新青年社书籍底稿而已，并无违法章程。尚有各种往来信札，并无鼓吹工党之行为，请察。”
最终，罚洋400元，陈独秀得以保释，所查抄的书籍底稿一并销毁。陈独秀出来的那一天，李达等专门雇了汽车去法国会审公廨去迎接。一年前派往莫斯科的青年团员有两三人这时回到了上海，他们在欢迎陈独秀出来的时候，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
暂回老渔阳里，一月后陈独秀几度搬迁。
营救陈独秀，马林又出了大力。
作为苏俄驻华全权外交代表越飞的助手，马林7月下旬与越飞一同启程，进入中国后越飞前往北京，马林转道南下上海。两人在8月12日同日抵达各自的目的地。形势发展太快，就在马林抵沪的两天后，在永丰舰坚持指挥平叛战斗一个多月的孙中山也来到了上海。因为陈炯明事件，利用广州公开活动的设想是泡汤了，于是，马林将工作重点放在促成国共合作这一关键任务上。国共合作的建议此前已由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受命在广州向孙中山提出，此时正是孙中山遭受挫折急于寻求支持之时，而自己又身挟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尚方宝剑”，不难指令中国共产党遵命行事。维经斯基给中国共产党的指令就打印在马林的一件衬衣上，该指示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应在国民党内”进行工作，这不是要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又作何理解？事实上，共产国际执委会已于7月18日决定，要在中国实行马林关于支持孙中山和促成国共合作的意见，并指示中国共产党把总部移到广州。
8月25日，马林来到莫里哀路（今香山路）的孙中山宅第。自孙中山回沪后，记者、各界代表、政客、信使，来此造访者络绎不绝。只有来自苏俄的访客，让孙中山精神一振。这是两人第二次会面，孙中山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
陈独秀搬到闸北区靠近公共租界的一间小屋里居住。自从被法租界当局逮捕获释后，他不便公开活动了，因为租界当局已然将其贴上了共产党重要人物的标签。
心烦意乱，对于国共合作，陈独秀并不反对。在1922年5月23日所作《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中，他就提出共产党要与国民党等党派在劳动运动中“相互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
更何况中共二大还就民主联合战线通过了专项决议。最近，自己又写了一篇文章《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判断当前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半民主的国家”，对于“孤军奋斗的国民党已表同情”，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陈独秀反对的是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早听说加入国民党要打手模，要向孙中山宣誓效忠，这成什么样子！如果这样，还成立共产党做什么？
马林建议中共中央委员会过两天到西湖去开会，专门商讨国共合作事宜。“我要去的，要当面驳斥马林所谓党内合作的种种理由，”陈独秀正整理着思路，这时有人经介绍来访。
“我从昆明来，唐继尧重掌云南军政大权，正在通缉我，我叫朱德，”来者皮肤偏黑、一脸风霜，朴实无华地如此自我介绍。
对于朱德，陈独秀谨慎地表示欢迎，请坐后就冷静地打量着来人。
朱德不免有些不自然，他讷讷地说起自己逃出昆明后的上海、南京、北京之行，所见所闻让他深深地感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悲惨”。重回上海后，先是去拜望了孙中山，还有胡汉民、汪精卫。“孙先生要我重回滇军，进行整编，还表示可以先付10万元，我们拒绝了。我和孙炳文对于国民党动辄与这个或那个军阀搞同盟的战术，已经失掉了信心。实行这种战术的结果，总是革命派败北，军阀势力增强。我们自己在这种一再重复的错误中已经度过了宝贵的十一年。中国革命到现在是失败了，俄国革命却获得了成功。俄国人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是采用了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理论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告诉孙先生说，我们决定到外国留学，在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
陈独秀静静地听着，不置可否。
“我请求加入共产党。”朱德以为像国民党那样，只要提出就能被接纳。
“为什么一个远自华西专出军阀的省份而来的将军，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陈独秀直白地询问。
在中国西南十多年的混战，苦闷、沉沦、彷徨的经历，令朱德一时语塞。
“要参加共产党的话，”陈独秀指点道，“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陈独秀停顿了一下，努力寻找着合适的措辞，“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
朱德默然无语地听着，神情茫然地看着眼前这个四十开外的中年男子：面色黝黑，有些麻子，言谈果敢而又显得那么的精力充沛。
入党之路虽然周折，但是这改变不了朱德追随马克思主义的心，他还是准备尽快去欧洲考察，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为强大。
8月29日开出的日轮吴淞轮，甲板上站立着一位年方23岁的江西青年方志敏，相貌英武的他心潮澎湃，写成白话诗《血……肉……》。为团刊《先驱》反帝主张而心潮澎湃，决心加入青年团的方志敏近两个月前来到上海。初次来沪，感受是如此的强烈，更重要的是，此行为他确立了人生的方向，远较其后几次来沪更为重要。方志敏目睹了贫富鸿沟、劳资冲突，偶游法租界公园被“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的牌子刺激得全身烧热。“华人在这世界上还有立足的余地吗？”在赵醒侬的介绍下，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此次回江西就是经团中央的同意，带着创办南昌新文化书店的任务。
上海，就是不断催生与凝聚新生革命力量的城市。而那天，陈独秀与刚从北京赶来的李大钊等人正赴杭州开会。
西湖会议后，中共中央执委会成员等返回上海，李大钊拜访了孙中山。李大钊真诚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合作的愿望，“振兴国民党从振兴中国”的政治思路，让孙中山频频点头，二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这是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毋庸再议。李大钊在西湖会议上虽然对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反对意见表示理解，但还是明确支持马林的意见。因为——在孙中山拒绝接受党外合作的情况下，舍此党内合作别无他途。而土耳其资产阶级派领袖凯末尔联合苏俄、联合共产党，取得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胜利，又如此眩目，效仿一下或许真是正道。不过，国民党必须进行改组。
孙中山在听取陈独秀等人关于改组国民党的意见后，于9月4日召集在沪国民党各省负责人开会，陈独秀、张太雷与会，座谈改进国民党党务。会后，孙中山同意改组，并取消加入国民党必须按手模宣誓效忠领袖的做法，于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国民党。孙中山还指定陈独秀为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会的9个成员之一。
既然接受国共合作的方针，那就真心实意地加以推进。因为马林反对办大的机关报，认为只应办一周刊，蔡和森放弃筹办《远东日报》，
转而主编《向导》周报，于9月13日创刊。陈独秀为该报撰写的《本刊宣言》，“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9月20日，陈独秀在《向导》发表《造国论》，副标语为“以真正国民军，创造真正民国”。文章直击中国“在实质上比南洋马来群岛酋长割据的英荷殖民地高明不多”的现实，宣称“中国还在‘造国’时代”，而造国的程序是：“第一步组织国民军”；“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在此文章中，陈独秀特别强调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壮大”，“无产阶级也自然不能壮大”，“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
在同一期《向导》，陈独秀还发表了《国民党是什么》，宣称“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与马林的观点趋同，这分明是为国共合作鼓与呼。“国民革命”一词，由此代替“民主革命”，成为全国普遍的口号。
9月27日出版的《向导》第3期，发表蔡和森的《祝土耳其国民党的胜利》，以及高君宇的《土耳其国民军胜利的国际价值》，都是以土耳其的胜利阐述联合苏俄的必要，间接地也是为国共合作宣传造势。蔡和森宣称：“现在已经发现了一条胜利的大路，就是被压迫民族与苏维埃俄罗斯的联合。”高君宇指出：“基玛尔能有如此成功，是一半得力于苏俄帮助的缘故”，并从一日千里的土耳其革命形势提炼出历史经验：“这回胜利将使一切被压迫民族确认：只有苏俄是助他们得着解放的真正朋友。”
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反帝、联合苏俄，招致上海租界当局加紧迫害，《向导》在上海办不下去了。10月4日出版的《向导》第4期已是该刊在上海的最后坚守，协助蔡和森办刊的高君宇发表与“春默”联合署名的文章《介绍一篇国民革命的纲领》，副标题直揭一个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命题：“为了群众利益而革命——非为了革命来找群众”。在同期刊物上，高君宇还代答读者关于陈独秀《造国论》的疑问，无意间透露了陈独秀的行踪：“独秀昨往安庆去了。”
那时，陈独秀确实离开了上海，不过，他不是回转家乡，而是北上进京，然后同刘仁静、王俊化装成商人，取道奉天、哈尔滨、满洲里，越境入俄，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
正如陈独秀所见，相较上海，当时“北京的政治局势还可以使我们在那里进行工作”。于是，紧跟陈独秀的北去，中共中央于10月迁往北京，
由张国焘代理总委员长的工作，《向导》也就随之转移。此时，10月7日爆发的银楼工人罢工震动上海，起因是上月成立的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代表全体工人向银楼公所提出增加薪资等5项要求，银楼资方不但不予理睬，而且还报复性地在中秋节期间将张人亚等3名俱乐部执行委员开除。为镇压罢工工人，租界巡捕在10月下旬大打出手，打伤六七人，又放狼狗咬伤三四人。淞沪警察厅还以私设“秘密机关”“要挟罢工”的罪名，取缔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并下令通缉该俱乐部负责人张人亚、庄向初。这场罢工坚持了27天，其间日华纱厂11月1日举行罢工，二者遥相呼应。这其间，还有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学生因为午饭夹生于10月15日爆发学潮，不再承认携款潜逃的“学店”校长，恳请陈独秀或于右任为校长，改校名为上海大学，这事哪有工运激烈。在部分经济要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张人亚等工人代表与资方签订了协议。
罢工是胜利了，然而，张人亚等却没能复职。张人亚来到平民女校开会，这早就是上海党员经常聚会的地点。中共中央北迁后，上海党的工作一时寥落，李达、蔡和森先后离开了上海，平民女校快办不下去了。几个湖南、四川籍学员搬了出去，因无钱租不起木器，房间里连一件家具也没有。有一天，女学员从外面回来，见地上放着一只包裹，打开一看，是一套旧西装，还有一张字条，上写：“你们把它拿去当了罢！”虽然没有署名，可是大家很快就猜到是张太雷，因为那套西装的尺寸相当大，只有像太雷这样的高个头才合适。张太雷去年到苏俄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所以到旧货铺买了两套西装。
在平民女校那里，张人亚遇见了徐梅坤，中共上海地委在中共二大前夕改组为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负责江苏（长江以南地区，包括上海）、浙江两省党的工作，徐梅坤为首任书记。他经常借平民女校做会场。为应对上海工人运动受反动当局打压日渐消沉的形势，他成立了上海旅沪工人同乡会，会址设于华界临近租界的浙江北路华兴坊24号，那里距火车站近，又是“两不管”地区，有利于开展活动，由此团结了一批以印刷工人为主体的工人群众。
“我们党的第二次全国大会原来就在辅德里召开的啊，还有大会材料吗？”张人亚殷切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