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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9月11日从广州启碇的海轮，一路乘风破浪，离上海越来越近了。
包惠僧陪陈独秀在船舱甲板上看海景、吹海风，看着海水渐渐由蓝变绿、由绿成黄。
包惠僧从上海辗转香港赶到广州时，陈独秀正与广东学阀闹得不愉快。得知上海的情形，陈独秀虽然并不完全同意马林的意见，但还是答应回上海。然而，致电陈炯明请辞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陈炯明不予同意，于是，陈独秀便告假回沪。
在船上，包惠僧问道：“中国革命怎么革法？”
陈独秀颇有见解：“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的潮流，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在广州，看来他又猛看了一通马克思主义的书，“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对于革命，他充满信心：“干革命是因为不满现状。尤其不满北洋军阀的乌烟瘴气。作为共产党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海轮在9月中下旬的一天下午两三点钟，靠拢上海十六铺码头。上海——这个声色喧嚣的名利场、镀金城市，富人天堂、穷人地狱混合的魔都，洋人趾高气扬，俨然是一等公民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外国水手喝得醉醺醺的，公然调戏追逐中国女子；这城市还盛产买办、西崽，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好在还有不甘中华沉沦的志同道合者，特别是大量的工人、店员，在生活重压下蕴积着无穷的爆发力。
回来了，陈独秀径回自己在老渔阳里的住处，妻子高君曼还住在那里呢。包惠僧当时住在马霍路（今黄陂北路）马德里3号楼上，他一到上海就派时为青年团员的丁默邨将陈独秀回上海的消息通知了张国焘。第二天，张国焘就陪着尼克尔斯基、马林前来会谈。
这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的作派！马林、尼克尔斯基每星期都要来那么一趟，听取中央局有关工作汇报，尤其是马林，随意对中国同志给予指示，毫不客气。李达曾对陈独秀“告状”诉苦，现在陈独秀亲身领受，不由得胸闷。为此，陈独秀对苏俄的“钦差大臣”相当冷淡。共产国际代表一走，陈独秀就对张国焘发脾气：听说李汉俊前10天去武汉教书去了，为什么？你对他太不客气了！曾几何时，张国焘变得讨人嫌，自从当了一回中共一大的主持，每次开会都当主持。每当出现争论不休，他就说先记录下来，等马林来了再定，搞得大家很不愉快。
就在到上海的第三天，陈独秀找到劳动组合书记部来了。原本是要商量工作的，却意外地从张国焘那里听说张太雷受马林指派前往日本去了。这事中央局起先毫不知情，直到张太雷来找周佛海，要周写信介绍其去见日本方面的同志，又要周佛海与李达联名致信在日本的施存统，这才为中央局知晓。陈独秀得知后大怒：“马林这是藐视中共中央。”陈一时激愤不已，甚至起意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这位代表。
就这样，陈独秀疙里疙瘩地与马林会谈了三四次，总是谈不拢。面对马林的咄咄逼人，陈独秀很不以为然。他非常警惕因为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而受制于人，陈独秀质问张国焘：“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薪给，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
一天夜里，陈独秀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他准备介绍包惠僧到重庆师范学校去教书，陈独秀主张中国同志应从独立生活的环境中去发动革命，不要以革命为职业。
张国焘有苦说不出，他也看不惯马林的自大态度，但是马林作为一个先进的共产主义者，对于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总是有帮助的吧。至于为劳动组合书记部人员制定从20至35元不等的生活津贴，在当时上海也仅够租房与维持生计之用。即便不发生这方面的费用，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设立分部，以及出版《劳动周刊》等刊物，也需要一大笔钱。一面工作、一面革命，想法固然是好，然而，其实无论是在精力方面还是在财力方面都无法打开局面。
张太雷秉承马林的意思，到老渔阳里来劝导。“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张太雷刚从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回来，“国际”观念大增。陈独秀就烦听这话，当时一拍桌子：“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说完，拿起皮包出门就走，张太雷劝也劝不住。
这话确实说得有些过了，包惠僧改日伺机进言。
对于陈独秀的强项，甚至要自己道歉才肯相见，马林大为恼火。他曾劝张国焘取陈而代之，并以列宁曾反对普列汉诺夫为说辞。张国焘明确相告：“绝对不可以。”马林耸耸肩：“等着瞧吧！”
两下正僵持，陈独秀的被捕顿使中央局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却同时又提供了使事态发生根本转变的契机。
10月4日下午，周佛海、杨明斋到老渔阳里找陈独秀商议，青年团员柯庆施也去了。陈独秀正在楼上的统厢房睡午觉（一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上海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邵力子正与其谈事），楼下的堂屋堆满了《新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陈夫人就招呼来者在楼下客厅的八仙桌旁陪她打牌。一会儿，包惠僧也来了，对周佛海说：“我刚从辅德里来，路上遇见密斯杨到你那里去了。”当时周佛海住在南成都路辅德里，正与杨淑慧恋爱，听到这消息就坐不住了，把牌让给包惠僧打，回去找到杨淑慧，两人到法国公园散步。法国公园邻近老渔阳里，杨淑慧想去拜望陈独秀夫人，被周佛海劝阻了。
这一劝一阻，使周佛海幸运地逃过一劫。
周佛海走了才半小时，下午两三点钟时，就听到有人拍前门。尽管当时上海通常习惯出入后门，包惠僧还是去开了前门，一时进来两三个“白相人”，说要见陈独秀。陈独秀由粤返沪，早有报纸报道。包惠僧并没有警觉，只是推辞说陈独秀不在家。这时，高君曼闻声而来，也说陈先生不在家。那几个人却不甘休，又说要买《新青年》。包惠僧说这里不卖刊物，要买可到大自鸣钟，那里销售点有卖的。而那几个“白相人”边说着话边跨进门来，看到地上堆着的《新青年》就说：“这儿不是有吗？”
听到人声嘈杂，陈独秀踢趿着拖鞋走下楼来，见此情形，心知不妙，就想从后门出去。但是，到后门口见有人把守，就回到了前庭。“白相人”渐露凶相，一一询问姓名，大家各造假名假身份以应对。不一会儿来了两辆车，来者一不做二不休，将在场者一并捉到法租界巡捕房去。陈独秀化名为王坦甫（王旦甫），巡捕以为没有捉到陈独秀，要把守在老渔阳里2号的包打听，不论是谁，凡到陈宅的，一律捉去。陈独秀等人在候审室等了两个多小时，其间到技术室取了指纹。这时，原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时任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的褚辅成来访陈独秀，也被包打听带到巡捕房。陈独秀正要向褚辅成打手势暗示对方不要跟自己打招呼，褚已经大嗓门喊出声来：“仲甫呀！我刚到你家里就被押解进来。”陈独秀知道瞒不住了，就向巡捕房提出：“一切我负责任。”
他要求释放其他人等，没有获允。巡捕房遂通知把守陈宅的包打听：陈独秀已经捉到，以后来的人不要再捉了。
就在这个炎热的傍晚，张国焘吃完晚饭，一身短衫裤，悠闲地踱至老渔阳里2号。开后门的竟是一名陌生大汉，张国焘顿感异样，遂借口说是找陈太太，收裁缝工钱。见其穿着倒像是小店员，大汉仍不放心地追问：“你为甚么不会说上海话？”张国焘赶紧用一个湖南老乡的裁缝铺为掩护，告知对方铺子开在什么地方、老板姓名和招牌名称，自称也是湖南人，还未学好上海话。大汉恶狠狠甩出一句“陈太太不在家”，总算放过了张国焘。
周佛海在送走杨淑慧后，顺道去看马林。马林让他带一封信给陈独秀，信中重申自己是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强调“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从第三国际的命令”。黄昏时分，周佛海敲开陈宅的门，却见一山东大汉出来，声称陈不在家。周佛海疑惑地回到住处，不一会儿，陈望道神色仓皇地前来报信：“仲甫、力子、惠僧、明斋和仲甫夫人，都被捉到巡捕房去了。你这里一定很危险，赶快把重要文件烧掉，去躲避一下。”
这是陈独秀的第三次被捕，被捕的原因同其与马林的来往不无关联。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现存《步军统领衙门探员刘汉超等关于苏联共产党人在北京、沪、鄂活动情报》显示，陈独秀与马林的交往已为北洋政府当局所侦知，
法租界当局为此锁定陈独秀。褚辅成、邵力子因在社会上担任公职，在查清身份后即予释放。而陈独秀与其夫人高君曼（化名林氏）、杨明斋（化名牟有德）、包惠僧（化名杨一如）、柯庆施（化名胡树人）5人则被关押在监。陈独秀的囚衣号为9523号，身份一栏写的是商务印书馆编辑，还拍了一张羁押照：头发稍疏，肤色较深，神情凝重，而双眸明亮。
因知被捕者陈独秀是教育界的名人，包打听特别关照看守给予优待。为此，晚上监里给送来两床被，4位难友垫一条、盖一条，以度漫漫长夜，高君曼则被关在隔壁，虽见不到面，彼此还能听得到说话声。于是，大家一宿未眠，商定口供，以应付警探的讯问。在押者最为关心的是还会有什么同志被捕，陈独秀尤其关切，每逢有犯人被送到这排监房，他总要站起来张望一番，看看是否自己的同志。陈独秀知道张国焘那晚要到他家去，尤为记挂，他不止一次地说：“国焘身上总带着一些文件，他又热情气盛，易于和警探吵闹，如果他也被捕，那情形就更糟了。”直到深夜，见没有其他同志被捕，这才稍始心安。
转又担心有几份重要文件在抽屉内，陈独秀料想必然要判6至8年的监禁。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传出，社会震动。两天后，《申报》如此报道：
住居法租界地方之陈独秀，迩因编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党主义、劳动主义、新青年等书籍，被特别机关探目黄金荣、包探程子卿侦悉，以其有过激性质，于前日偕同西探至该处，抄出是项书籍甚伙，当将陈及其妻林氏并牵涉人褚树成、牟有德、杨一生、胡树人等，一并带入捕房。除陈夫妇外，均交保外出。昨日传至法公堂请究，先由西探上堂禀明前情，并将书籍呈鉴。被告陈独秀延巴和律师代辩称此项书籍，是否有过激性质，敝律师尚未详细查察，请求展期讯核。中西谳员判陈交五百两，人银并保，陈林氏开释，余均交寻常保出，听候展期讯夺。
事实上，先获释的是高君曼，陈独秀解释另三位是客人，而巡捕房则认为是陈的党徒。到被押的第三天，才在褚辅成与张继交保金500两后，陈独秀得以出来，其他三人则关了五天才得保释。
为了营救陈独秀，党内同志还有共产国际特别是马林做了不少工作，聘请沪上知名的法国人律师巴和作辩护，又买铺保，打通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花了不少的钱。中国同志还电请在广州的孙中山设法营救，孙中山为此专门致电上海法租界领事，据说500两押金是汪精卫代为电粤设法筹得。也有帮倒忙的，张国焘在那时散发《伟大的陈独秀》或《陈独秀的生平》传单，宣扬陈独秀出了研究室就进牢房，出了牢房又坐研究室，很可能被拿到法庭作为陈的“罪证”，被包惠僧等及时制止。
10月19日正午，开庭审理。巴和律师辩称《新青年》已移至广州出版，并没有在法租界出售；《劳动界》是以前出版的，已经停止出版；《新青年》是研究学术的著作。由于法租界巡捕房搜查马虎，没有找到章程、名单之类文件，所搜去的信件等并不足以构成所谓罪证，且与法租界无关，要加以深究明显证据不足。法官仍不甘心，问陈独秀道：报纸讲你有仇父公妻的主张，确实吗？陈断然否定：这绝对是造谣，稍有常识者绝不会信。最后，法官宣布将陈独秀等人先放出，7天后陈独秀须到堂听会审结果。
10月26日，法领事当堂宣布，仅查实《新青年》因有过激言论已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销毁查抄书籍，判罚洋100元了案。
陈独秀出狱回到老渔阳里住处，赶紧查看书房写字台抽屉。抽屉早被打开，东西翻得很乱，然而，马林写的两封重要的信却因夹在书内而未被发现，真是侥幸！陈独秀愈挫愈奋，就在出监的第二天，等到前来慰问的客人先后离去，他对张国焘等人说：“幸好此次没有搜出什么重要文件，否则乱子可就闯得不小。我们决不可因此气馁，更要勇往直前的干！不过更加要注意保密的工作。我们已被逼上梁山，只有一不做二不休了。”他还说：周佛海快要回日本去，我要立即负起书记的责任，召集中央的正式会议，商讨一切。这时，张太雷进来，转达马林恳切的慰问，并说：“如果不是不方便，马林是要亲自来慰问的。”
“我一两天再约他会谈。”陈独秀爽快地回答，一天风雨就这么过去了。
官司了却后的第二天，陈独秀便首次以书记的身份召集中央会议。陈独秀积极地提出了一些中央工作和会议的规范。他提议工人运动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草案为讨论基础，宣传计划拟继续出版《共产党》月刊，并将《新青年》复刊。此外，如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等由他与有关负责人先行商谈后，再提会议讨论。特别是不再以“雇佣革命”为由反对薪给，而是改称为生活费，标准由原定的每月20至35元降至以25元为最高额。
会后两天不到，陈独秀就与马林会晤了。经此事件，两人彼此大增对事势的了解。他们气氛融洽地交换了意见，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独秀则表示：中国共产党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
广东的职务终于辞掉，步入11月，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签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通告系中央局对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等作出的议决：
同人公鉴：
中央局议决通告各区之事如左：
（一）依团体经济状况，议定最低限度必须办到下列四事：（A）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七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B）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C）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在明年大会席上，各区代表关于该区劳动状况，必须有统计的报告。（D）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
（二）关于劳动运动，议决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此计划。
（三）关于青年及妇女运动，请各区切实注意；“青年团”及“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内即寄上，望依新章从速进行。
中央局书记 T.S.Chen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这正是中共中央发布的第一号文件。通告就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地发展党组织，以及各地建团、建立工会工作提出要求；至于中央局，则主要承担出版宣传共产主义书籍、发动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以及青运、妇运的任务。建党初期的工作就此加速推广开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白底黑字的牌子，
赫然挂在北成都路19号C的外墙上。路人有识文断字者，见此不免心生疑窦：“劳动组合”，啥个意思？
谋划成立之际，马林就问过中共中央局同志：“那个已经决定了要组织起来的工人运动的中央机构，应该用什么名称？”
“这个名称，”张国焘回答，“还在考虑之中，我们不能称之为总工会，因为还不是由各地工会所产生出来的机构。”随即，他反过来问马林：“根据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以使用甚么名称为最适当？”
“可以叫作‘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清楚地记得当时马林如此建议。
“劳动组合”一词，是从日语中沿用过来的，实即工会之意。但在中国毕竟有些生僻，仅因是共产国际代表提出的，中国同志勉强用之，努力将此用作号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的口号。8月11日，以张特立（张国焘）为首的26人发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痛陈资本主义在中国各大商埠的发展，将劳动者驱入工作，做着“简直是和牛马一样”的工作，“他们血汗换来的工钱，多半不能维持自己生活，受饥受冻的劳工，随处都可以发现。还有千万的小孩子们，不分日夜，到纺织等工厂里去做工，工作时间多半是每天十二个钟头起码”，进而预言：“这种痛苦的工作状况，加在这班男女工人和童工的身上，一定会迫着他们自己团结起来，向着他们的东家——剥夺者——为有力的奋斗。”宣言指出：“但是劳动者没有组织，或是只有公所和无意义的工会组织，自然这种团结是不能够自卫，也自然是无反抗的能力。而且劳动者把他们自己分成什么宁波帮，广东帮，江北帮等等是不行的。这是把自己分裂的办法，怎样能拿着这种团体来和资本家奋斗呢？”为此，倡导：“我们只有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并且声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由上海——中国产业的中心——的一些劳动团体所发起的，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一些劳动团体所发起的，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他的事业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等等。最后，是一句炽烈的召唤作结：“中国的工人们呀！我们赶紧联合成劳动组合呀！”
紧接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8月20日编辑出版《劳动周刊》。张国焘为编辑主任，李启汉、李震瀛、包晦生（包惠僧）、李新旦、刘荩人、董锄平为编辑。发刊词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一同刊载在《共产党》月刊第6号：“这个《劳动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换言之，就是中国全体劳动者的言论机关……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我们希望中国工人们都拿材料来供给这个唯一的言论机关，都来维护这个唯一的言论机关，扩大解放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
《劳动周刊》刊发李启汉等人文章，宣扬革命道理，揭露市侩组织黄色工会，报刊旁边用大字印着一些醒目的斗争口号：“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劳动者有集会、结社、出版的绝对自由”“世界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上海工人的革命觉悟迅速提高。11月26日出版的该刊第15号，刊载一位工人的《痛快话》：抨击资本家“自不去耕种，偏要掠夺我们工人的剩余，供自己吃大菜和喝皮（啤）酒；可怜我们耕种的人，披星而出，带（戴）月而入，整天的苦作，肚里还不得一饱。……他们自不去织布，偏要着绫绸缎匹和外套皮衣；可怜我们织（布）的人，连一件完全无破的棉袄，也不能得到。……他们自不做瓦木工人，偏要占据空气适宜的广庭大厦；可怜我们砌造的人，住在那光线黑暗又倭（矮）又小似地狱一般茅棚里”。文末呼吁：“工友们！我们如情愿受这种罪恶这强盗，就不谈了！否则，快点组织团体，同盟罢工。”
沪西小沙渡，又出现李启汉敦厚朴实的身影。他这回是执行中共中央局的指示，将其在一年前创办的工人半日学校扩大为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为开展工运，来自湖南的李启汉学会了上海话，还加入了青帮。在实践磨炼中，李启汉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时期在上海开展工运的主要干将。中共一大召开之际，上海英美烟厂发生罢工，经报纸报道后，大会即决定支持这次罢工，李启汉受上海党组织的派遣前往烟厂具体领导这场罢工，在8月5日组织了近千人的游行示威。8月10日，8000多名工人参加的罢工斗争终获胜利。《共产党》第6号为此刊文《上海英美烟公司工人罢工记》，称赞：“此次罢工相持有二十多天，该厂所受损失已有百余万；而工人方面办事之精神毅力果能达到此种较素来略满意的结果，真是向来罢工所无的呀！”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直接领导的一次罢工斗争，首战告捷。
而在沪西工人中，因为有前阶段的工作基础，李启汉已拥有相当的号召力。上海第一工人补习学校一经成立，报名人数迅速增至200人，其中女生有20余人。
李震瀛受命前来增援，与李启汉轮流主持工人补习学校。有一次，他听一名学生说起小沙渡某叉袋厂发生的一件“趣事”——该厂资方也跟其他工厂一样厉行搜身制度，一天散工，一名怀孕的女工因肚子大，遭检纱的怀疑偷纱，定要搜查。待遍身搜过，却没有找出半根纱来，还是不死心，竟将她裤子脱下，这才完结。女工无处申冤，为了生计，只有含羞忍辱一声不响地回家去。
学生们听了笑个不停，只有李震瀛的神情越来越严肃起来：“这种事有甚可笑，而且很痛心哩！”他启发大家：“搜不出，就是这样完结！倘然搜出纱来，伊早到牢狱里去了！唉！我们工人就是贼？我们做工的真不幸啊！”
11月18日深夜10时，一封署名“鼎元”的致《民国日报》总编邵力子的书信写就，两天后刊登于该报副刊《觉悟》。书信揭发那个搜身事件，痛陈视工人为贼的低下社会地位，直抒愤懑：“我真气极了！特地代伊鸣不平。”
听说内外棉五厂一位女工被机器轧死，李震瀛又撰文《诸位呀！编织工又轧死一个》，对此展开议论。文章说：“我们患难相关的苦朋友们，世界上没有人保护我们呀！只有我们自己能保护自己。我们自己保护的法子，就是团体，就是工会。”
有李震瀛的襄助，李启汉得以腾出手来联络发动海员工人。八九月间，他找到海员工人领袖朱宝庭，两人来到朱的住处，小声地交谈起来。
“谁也看不起我们工人，有钱的人不用说，见了我们还要捂着鼻子；连有些工人也看不起自己呢！”朱宝庭大叹苦经。李启汉握住对方的手，直视朱宝庭的眼睛，反问：“你也看不起自己吗？”“不，不，我，我为什么要看不起自己呢？”朱宝庭停顿了一下，突然笑出声来，接着说道，“我是个水手，从来不偷人不讹人，不做亏心事，我觉得我的心眼比那些有钱人干净。……”李启汉顺势开导：“那就是了！工人不该糟蹋自己。你看，世界上哪种东西不是劳动创造的？轮船、火车，没有工人开不走。机器，没有工人就要生锈。只有工人阶级，才有伟大的将来。只有工人阶级，才有力量推翻这个不合理的旧世界。这话千真万确，凡是工人，都得相信它。”
朱宝庭越听越觉有道理，他赤诚的目光鼓励对方说下去。李启汉继续说道：“工人阶级要战胜敌人，就要团结。你听说过这话吗？‘分离散漫的工人会一事无成。团结一致的工人就可以做天下的主人！’”听到这里，朱宝庭摇摇头，问道：“这是谁说的？”“列宁！”李启汉开始打比方说道理。
10月24日上海英美烟厂又发生迫害工人的事件，使李启汉重又投入领导该厂罢工的斗争中去。新厂卷烟部总管张文元欺压工人成性，那天无故没收一名姓王的工人的工牌，并叫拿摩温（工头）粗暴将其推出车间，这激起全车间工人停工抗议。那工人已加入工会，工会翌日与洋大班交涉，却得到傲慢的答复：“我不管你们什么工会，泼出去的水收不回，决定开除工人的事不能更改！”并以煽动罢工为由，将交涉者一并开除。工会经与劳动组合书记部汇报，决定发动全厂罢工。26日早晨，新老两厂的上工汽笛鸣响许久，却不见一个工人上工。全体工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就连上次破坏罢工、曾被工人用半只西瓜皮满装臭粪扣了一脑袋的工头王凤山，这回也站在工人的一边。李启汉得知后特意写了《欢迎王凤山的后悔》一文大加肯定。有上一次吃瘪的教训，资方第二天就服软，上海英美烟厂罢工再次获得胜利。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此在上海英美烟厂声名大振，翌年初又特许上海烟草工会将临时会所设于劳动组合书记部所在的北成都路19号C。在该书记部推动下，上海印刷工人工会、纺织工会、邮务工会、上海海员工会、机器工人俱乐部、金银业工人俱乐部、烟草印刷工人俱乐部，从1921年尾起，在大半年时间里纷纷筹组成立。
正是在影响日益显现的情况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抓住商教联席会议就国是会议案通电社会各界，唯独不提劳工界的时事，11月2日联名中华劳动联合会、中华电器工界联合会等总共12个工团组织，发表《上海劳工宣言》，抨击“不生产而分利的阶级”组成的商教联合会“想包办的什么国是会议”，批驳说劳工“智识低，要想加入非教育三年不可”的谬论，宣扬“世界是我们劳工创造出来的，国家是我们劳工支持住的”，宣称：“我们应该准备纠合全国的劳工，择定相当地点，召集一个真的国是会议，以救济被智识阶级、投机商人和议员先生们闹糟的祖国。”三天后，陈独秀化名“只眼”发表《告上海工人》书，盛赞上海十二工团宣言“实在说得痛快之至”，强调指出：“上海是中国工业的中心，各业工人至少也有五六十万，若是五六十万人都觉悟起来，都团结起来，试问哪个还敢看不起工人呢？”同期《劳动周刊》（第12号，1921年11月5日）还刊载李震瀛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加入上海各工团联席［会］所主张的》，主张“快快成立上海各业工会真正工人的代表团，以作成立上海真正工人总工会的筹备”，并要求“严格的审查工会资格”。李震瀛还参与起草了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简章。
但在11月12日晚，上海各工团举行第三次联席会议时，就章程表决事发生重大分歧。先是会议出现另一种油印章程，于是引发赞成讨论章程及重改的表决，在赞否双方相持之际，有人主张主席加一票表决，而主席的票前已指定别人代投，李启汉坚决反对。当时就有人提出：“组织代表团与本会当初发起召集的会议，性质不同，即是不同道者，请异议者快退出这个会议去罢。”李震瀛起立致辞，表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只知帮助真正工人组织真正工人的团体，对假借工人招牌来活动他事的团体，皆为最猛烈之攻击”。他宣布：“本书记部既为辅助工人的机关，又无冒充工人团体之野心，至是对辅助工人之意，已算尽到极处，本书记部愿从此退出联席会议。但临去尚愿为最后之声明：希望我上海真正工人千万莫放过这个机会。因为从前我们工人是受人利用，自己没有组织，现在凡各真正工人的工会代表要注意，若一时糊涂，恐怕又叫一班非工人的工会利用了。此后图谋，望诸君勉力。”
事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另组织纺织工会、烟草工会、上海印刷工会、上海机器工会等各业工会代表团，公推李中（中共党员）为主席。李中提议等上海各业工会多数加入该团后，再开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成立会。11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发陈独秀文章《再欢迎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署名“只眼”），评论书记部代表离开“并非工人的招牌工会”的事件，犀利地指出：“老实说，这些团体和各业工会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认为这事“促进劳动界阶级的觉悟”，“鄙人因此第一次脱帽高呼：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万岁！”此后，陈独秀又在《工人与军人》《名实》等文章中继续批评挂着“中华全国的招牌”的“总工会”是“虚张声势”，其实“并没有几个真正工人”，“名实不符”。
在手执一管笔频频为文抨击时弊、宣扬革命之余，陈独秀着力推进宣传、组织工作。
这一天，陈独秀踱进了南成都路的辅德里，敲开了625号的房门（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李达一见，赶紧将来者让了进去。这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原是1921年五一前夕新渔阳里6号遭法租界巡捕搜查后，杨明斋将外国语学社悄然停办，重新置换的房子。杨明斋在辅德里没住多久就走了，李达便搬了过去。
李达当时在上海搞纺织工会，不过，身为宣传主任，他主抓的还是宣传工作。《共产党》月刊前两期是在老渔阳里2号编的，而从第3期起是在辅德里编的。该刊现存6期，不过，李达记得总共是7期。
如是，在中共一大后，李达还续编了两期《共产党》。还有更大的擘画，中共中央局筹建的“人民出版社”就设在李达住处的楼上。那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5号刊登了《人民出版社通告》。这宣告了人民出版社的成立，同时阐明了该社的宗旨和任务：“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底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仁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为安全起见，有意将人民出版社社址写成“广州昌兴新街26号人民出版社”。
“鹤鸣啊，中央局通告已经发出，我们明确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版纯粹的共产主义书籍20种以上，你可不能让此计划落空。”陈独秀在客厅坐定，一开口就说到了此事。
“我已拟了一份出版计划，‘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Communist）丛书’11种，还有其他读物9种。”李达早有考虑，显得成竹在胸。
拿着这一份详备的出版书目，陈独秀眉头舒展：“鹤鸣，出版社的主编，付印、校对、发行工作，还得由你一人担纲，中央局现在缺人手。再说，编译工作其他同志也不一定做得了。”
李达微微点头，陈独秀稍感有鞭打快牛的歉疚，便转移话题。他环顾客堂间，有意走到后面的楼梯间向上张望，特别注意到楼梯下堆满的柴爿。前来倒茶的王会悟见此低声提示：“这里，可以藏文件。”“哦，”陈独秀说道：“房子，小是小了点，书房在楼上，乾坤乃大。”
谈及房子，李达突然想起一事：“仲甫，我这里后门的斜对面有房子出顶，顶费50元，你不是正要办学培育妇女干部吗？”
“那好，我们就办一所平民女校，”陈独秀神采飞扬，“我们还要为妇女解放创办一份刊物。”
张太雷来了。
这位青年才俊能够迅速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陈独秀感到满意，此人确实是干才。
上海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地，1920年8月率先成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联络各地成立青年团组织，起到了类似发起团的作用，且因卓有成效的活动被青年国际誉为“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
1921年3月即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委会。但因陈独秀等南下广州，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领导力量削减，俞秀松等一批青年团骨干又赴苏俄留学，青年团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乘势而起，加之新渔阳里6号遭法国巡捕的搜查，青年团工作为此暂时停顿。直到中共一大的南湖会议，才商议重建青年团的工作。恰好张太雷在莫斯科参加青年国际二大后，肩负青年国际使命来沪，中央局将重建青年团的重任交付给他是再合适不过了。在张太雷的努力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率先恢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即于11月正式恢复，由此与中共中央局第1号通告的有关建团任务形成积极呼应。
“你前阶段写的《致远东人民书》，我看到了。”陈独秀一见面，还是谈工作。
“这其实是第三国际的意思，要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瓜分远东的华盛顿会议，选派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张太雷连忙解释。
“莫斯科举行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你又在筹备此事，总是要去参加喽。”陈独秀说道。
张太雷连忙摆手，“我是来告假的”。原来，马林要他陪同南下广州去见孙中山。共产国际代表为什么对孙中山这么热心呢？陈独秀若有所思，突然发问：“是坐船直下港粤吗？”张太雷回答：“是取道武汉，转乘粤汉铁路，南下广州。”他解释道，这样可以避开沪港粤航线的香港一站，马林曾在那里遭到过驱逐，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蔡和森的到来，让陈独秀有意外之喜，此时已是12月11日。
陈独秀放下手中的《妇女声》，上前迎接。“早听说你们11月23日就到上海了，”陈独秀说道，“报上有报道，被遣回国勤工俭学生不断向上海各界及地方当局、南北政府呼吁救助，声势不小啊。但，命运还是要握在自己手中。”
“我是从广州由陆路来上海的，昨天才到。经同学们前些天这么一闹，算是彻底认清了向政府当局呼吁全无意义，要改造中国与世界只有成立中国共产党，彻底改造社会。”蔡和森真心实意地说。
“是的，我们已经干起来了。这份昨天创刊的《妇女声》，名义上是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出版的，其实正是吾党领导的最早的妇女刊物。”陈独秀激昂起来：“你看，这创刊宣言写得多好：‘妇女解放’即是‘劳动者的解放’”，“‘取得自由社会底生存权和劳动权！’这是本刊第一次和读者见面时，慎重声明的、我们的标语！”
蔡和森向陈独秀汇报自己的思想，及其在法国成立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经过，特别是回顾了自己组织发动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被法国当局以“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和“过激党”的罪名，与103名同学被驱逐回国的经历。
11月18日船抵香港之际，还以为陈独秀在广州，于是，蔡和森和陈公培、颜昌颐等登岸到广州求助，结果得知陈先生已回上海。就这样，抵沪后寻找过来。
事实上，蔡和森在一年多前就在与毛泽东的通信中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国共产党”，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仅因派遣代表回国不及，这才错失了参加中共一大的机缘。于是，经陪同而来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五成员之一陈公培的介绍，陈独秀也欣然表示自己愿为蔡和森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中央局当即批准蔡和森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他在党中央工作。同时入党的还有李隆郅（李立三），当时被派往湖南开展工运。蔡和森问一同被驱逐归国的陈毅愿不愿意去苏联，陈答不愿意，他要回四川去，但答应做一些发行中共书报的工作。应蔡和森的召唤，向警予12月21日拖着孕育新生命的沉重之躯，从法国回到上海。
听说在杭州、萧山从事工运农运的印刷工人、青年团员徐梅坤为躲避迫害来到上海，陈独秀立马到其在民国日报社做临时工的印刷厂去见他。陈独秀动员徐梅坤入党，徐面对这位知名文化人不免内心忐忑：“我没有本事，文化很低，不够党员条件。”“文化低不要紧，”陈独秀热情相接，“入党以后可以帮助你。”就这样，徐梅坤成为第一个工人党员。通过徐梅坤，后将杭州印刷工人郑复他叫到上海，成立上海印刷工会，又与时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的沈雁冰发展了糜文溶、柳普青等人入党，
商务印书馆党内同志还有董亦湘。一些留俄学生从莫斯科陆续归国。陈独秀踌躇满志，已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明确以陈望道为中共上海地委书记，直属中央领导，中共中央直等在上海大干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