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21世纪初的战争、和平与霸权

我要讨论的主题是战争、和平与霸权，但我将会像历史学家的做法一样，从过去的视角来说明当下的问题。我们无法谈论世界在政治方面的未来，除非我们牢记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亦即这个人类社会和生活的变化进程以及人类对全球环境的影响正以惊人的步频加速的时代。如今，它正以一种危及人类和自然环境的速度推进。当柏林墙倒塌时，某位轻率的美国人旋即宣告了历史的终结，所以我不愿采用这个已经明显不足信的短语。尽管如此，从20世纪中叶起，我们确实进入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这给我们所熟知的过去一万年的历史，亦即人类开始定居、从事农业以来的历史，画上了句号。我们尚不知道我们将去向何处。

在我“短20世纪”的历史书写中，我曾试图勾勒出世界历史这一突然和戏剧性的断裂。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转型显而易见。仅考虑通信革命的速率，就实际上已经消解了时间和距离。到2004年互联网才刚刚走过第十个年头。在书中我还特别指出了这一转型与国际未来相关的四个社会意义上的面向。这四个面向是直到19世纪还是人类主体和经济基础的农民的急剧衰落；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相应崛起，特别是人口以八位数计的超级城市；口头交流的世界被普遍通过手写或机器阅读和书写的世界所取代；以及最后，女性状况的转变。

在发达国家，从事农业的人数明显下降。如今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这一数字仅占从业人口的4%，在美国仅占2%，在其他国家这一数字的变化也同样显著。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欧洲仍有5个国家有半数以上的从业人口以务农维生，美洲则有11个国家，亚洲有18个国家以及（除了3个例外，即利比亚、突尼斯和南非的）非洲所有国家。今天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实际上，现在欧洲或美洲没有一个国家有超过半数的农业人口，而伊斯兰世界也是如此。就连巴基斯坦，这个数字也跌破了50%的关口。而土耳其的农民人口也从四分之三变为三分之一。甚至农业在东南亚的主要堡垒也从几处隘口被攻破：印度尼西亚从67%降至44%，菲律宾从53%降至37%，泰国从82%降至46%，马来西亚从51%降至18%。到2006年，就连中国——1950年中国85%的人口是农民——也降至50%左右。其实，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之外，目前农民社会仅剩的牢固堡垒——也就是说，农业人口在2000年超过从业人口60%的地方——就只有英法从前的南亚帝国：印度、孟加拉国、缅甸和中南半岛的国家。但是，鉴于工业化的加速，这种情况还能持续多久？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半：而如今，这一比例分别降至8%和10%。过不了几十年，我们将不再是人类出现以来的样子，不再是那个主要从事采集、狩猎或生产食物的物种。

我们也将不再是农乡物种。1900年，全世界只有16%的人口居住在城镇，195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不到26%；如今，这一比例仅略低于二分之一（48%） ^[1] 。在发达国家和全球许多其他地方，即使是在农业生产区，农村也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沙漠。在那里，车外和小聚落外几乎看不到人类的行踪。但是在这里要如此推断城市化的未来殊为不易。诚然，旧的发达国家城市化程度很高。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不再构成当前城市化的典型特征，现在城市化的形式是农村不顾一切地跃升为我适才称呼的超级城市。发达国家的城市，即使是正常增长的城市，所面临的也只是围绕着最初的一个或多个中心的城郊化。今天，世界上前50大城市中只有10个、世界上18大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中只有2个位于欧洲和北美。超过百万、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除了一个例外（葡萄牙的波尔图），都位于亚洲（20个）、非洲（6个）和拉丁美洲（5个）。无论城市化的其他后果如何，这一进程都极大地改变了高度集中的城市人口和地理上分散的农村人口之间的政治平衡，特别是在选举代表大会或总统的国家。

关于教育变革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因为普遍识字的社会、文化影响，不容易与我们都身处其中的公共和个人通信媒体的突然而完全前所未有的革命的社会、文化影响分开。且让我仅指出一项重要事实。如今，有20个国家，超过55%的就学年龄人口在中学毕业后选择继续学习，但除了韩国以外，所有这些国家都在欧洲、北美和大洋洲（即旧资本主义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创造人力资本的能力方面，旧的发达世界仍然大幅领先21世纪主要的新兴国家。亚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多快能够赶上来呢？

关于20世纪最伟大的那项社会变革，我在这里不想多说什么，只想说一个观点来补充我刚才说的内容：衡量女性解放最好的标准是她们赶上甚至超过男子教育的程度。难道我还需要在印度强调世界上有些地方仍然严重落后这一点吗？

让我从鸟瞰过去半个世纪左右前所未有的转变的视角降回地面，来仔细看看在21世纪初影响战争、和平和权力的因素。总的趋势不一定能成为现实的指南。例如，显而易见的是，在20世纪的进程中，除美洲外的世界人口不再像过去那样由世袭君主或外国势力的代理人进行从上到下压倒性的统治。全世界人口现在生活在一个严格地说是独立国家的集合中，这些国家的政府通过援引“人民”或“国家”来宣称合法性，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包括所谓的极权主义政权），它们通过真实或虚假的选举或公民投票，和（或）象征着当局和“人民”之间联系的大规模定期公共仪式来宣称合法性。不管怎样，人们从臣民变为了公民——包括在20世纪期间，这一转变不仅包含男性，还包含女性。但是，严格按法律来说，大多数政府目前都有不同形式的自由主义民主宪法，并进行竞选，尽管有时会因军事统治而暂停，后者虽然被认为是暂时的，但往往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们今天距离以上的现实有多远呢？并非遥不可及。

然而，在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可以观察到一种普遍趋势：独立领土国家本身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它曾逐渐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政治和制度单元。在它的起源之地，在北大西洋地区，其起步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几项创新。它垄断了权力和强制的手段——武器、武装人员、监狱——并通过中央权威及其代理人，在收集信息的能力日益增强的基础上，对国家领土上发生的事情行使越来越强大的控制权。它的活动范围及对其公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不断扩大，凭借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该政体对其居民的动员也同样越发成功。这一阶段的国家发展在大约40年前达到顶峰。

一方面，想一想20世纪70年代西欧的“福利国家”，其中“公共消费”（即用于公共目的而非私人消费或投资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约占20%至30%。接着另一方面，再想想公民不仅愿意让公共当局向他们征税以筹集业已如此庞大的资金，而且愿意在20世纪的大战中被征召，为他们的国家战斗和牺牲数百万人。两个多世纪以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现代国家的崛起一直在持续，而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无关，无论其采取的是自由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然而现在情况就不同了。这一趋势正在逆转。如今我们拥有迅速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其基础是跨国民营公司，它们尽最大努力存活在国家法律和税收范围之外，这甚至严重限制了大政府控制其国民经济的能力。事实上，出于对自由市场的信奉，各国实际上正在放弃许多最为传统的直接活动——邮政服务、警察、监狱，甚至是其武装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将其让与盈利导向的私人承包商。据估计，目前有3万或更多的这类武装“私人承包商”活跃于伊拉克。 ^[2] 由于这一发展以及冷战期间小型但高效的武器泛滥全球，武装力量已不再由国家及其代理人垄断。甚至像英国、西班牙和印度这样强大而稳定的国家也已经学会了如何与一个由政治异见者组成、实际上又无法消灭（如果不是真正威胁到国家的话）的武装团体长期共同生活。我们看到，出于各种原因，许多联合国成员国迅速解体，其中大多数但并不全部是20世纪帝国解体的产物。在此类情况中，名义上的政府无法管理或实际控制国家大部分领土和人口，甚至是它们自己的政府机构。

几乎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生活在其领土上的人们，无论是作为公民还是作为臣民，越来越拒绝接受国家的合法性，越来越不再自愿承担对统治当局及其法律的义务。如果大多数时候广大民众缺乏将任何实际建立的国家权力接受为合法权力的意愿，那么即便是相对少数的外来政权，即19世纪或20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也将无法存在。过去，只有在如阿富汗和库尔德斯坦等罕有的完全不愿响应此种意愿的地区，外国势力才会彻底倾家荡产。但是，正如当前伊拉克的情况所展示的，面对权力，甚至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人们的自然服从现在已经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的回归也不复可能。公民的服从也在迅速削弱。我非常怀疑今天是否有国家能够征召到义无反顾地准备战斗和为国捐躯的军队来进行大规模战争。现在，没有几个西方国家能够，像大多数所谓的“发达国家”曾能做到的一样，依赖于除开社会秩序边缘的罪犯和其他边缘人口外，基本守法和有序的人口。让公民处于监控之下的技术和其他手段的迅速崛起——全时段监控的闭路电视摄像头、电话窃听、对个人数据和电脑的窃取——尽管减少了公民的自由，却并没有让国家和法律变得更加有效。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个全球化急剧加速的时代，这导致全球范围的地区差异，因为全球化本质上带来的是不平衡和不对称的增长。它还凸显出当代生活中屈服于全球化以及全球标准化影响的那些方面（科技、经济、各种技术基础设施，以及受影响程度较小的文化机构）与未受其影响的那些方面（特别是国家和政治）之间的矛盾。例如，从逻辑上讲，全球化会导致劳动力从较贫穷地区向较富裕地区的流动增加，但这一流动在许多国家（受影响的主要是旧北大西洋地区的富裕国家）造成政治和社会的紧张局势，尽管从全球来看，这种流动的幅度不大：即使在今日，也只有3%的世界总人口生活在出生国之外。与资本、商品和通信的流动不同，迄今为止，国家和政治在劳动力迁移的道路上设置了强大的障碍。

除了20世纪90年代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经济体戏剧性的去工业化历程之外，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最引人注目的新失衡现象，是世界经济重心日益从北大西洋沿岸地区转移到亚洲的部分地区。这一失衡仍处于早期阶段，但其正在加速。毫无疑问，过去十年间世界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亚洲引擎拉动的，尤其是中国工业生产非比寻常的增长率。2003年，中国工业生产增长30%，而全世界仅增长3%，北美和德国仅增长不到0.5% 。显然，这还没有大规模地改变亚洲和旧北大西洋世界的相对比重。美国、欧盟及居于两者之间的日本仍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70%。但亚洲已经让人感受到了其庞大的体量。购买力方面，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市场已经比美国市场大三分之二左右。这一全球变化将如何影响美国经济的相对实力，自然是21世纪国际前景的核心问题，回头我再来谈谈这个问题。

现在让我切入新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国际秩序的可能性的问题。乍看之下，世界和平的前景似乎一定好于20世纪，因为20世纪有着无出其右的世界大战和天文数字般的死亡人数记录。然而，最近英国的一项民意调查将2004年英国人的回答与1954年首次提出这一问题时的回答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如今人们对世界大战的恐惧实际上比那时更为强烈 ^[3] 。这种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越来越明显的事实，即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范围普遍存在武装冲突的时代，冲突通常发生在国家内部，但因外国干预而加剧。尽管相比20世纪的军事标准，这种冲突规模很小，但对平民的影响相对更为惨烈深远，他们正日益成为冲突主要的受害者。自柏林墙倒塌以来，我们再次生活在一个种族灭绝和人口强制大规模迁移的时代，非洲、东南欧和亚洲的部分地区就是其明证。据估计，在2003年年底，有大约3800万难民流离于其母国内外，这一数字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离失所者的数字大致相当。举一个简单的例子：2000年，缅甸因战争死亡的人数不超过500人。但是“国内流离失所者”——主要是由于缅甸军队的活动——的人数约为100万 ^[4] 。伊拉克的情况证实即便是（按照20世纪标准的）小规模战争也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20世纪典型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形式急剧减少。目前，没有正在进行的此类传统国家间战争，虽然在非洲和亚洲的各个地区，或者在现有国家的内部稳定或团结受到威胁的地方，不能断言此类冲突并不存在。另外，尽管一场大型全球战争的威胁并非刻不容缓，但其始终未曾消退。这种威胁可能来源于美国不愿接受中国崛起为其超级大国对手。避免这样一场冲突的机会比1929年后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会要好。然而在未来几十年内仍然存在爆发这场战争的现实可能。

即使没有大大小小的传统国家间战争，今天也很少有现实的观察家会预言我们的世纪将带给我们一个武器和暴力不持续存在的世界。但是，让我们抵制像布什总统和布莱尔首相这样的政府试图为全球帝国政策辩护时所用的非理性恐惧的言辞：离开比喻，则不可能有反恐战争（‘war against terror’）或反对恐怖主义（against terrorism）的战争，战争只是政治行为者的策略而非计划。作为一种策略，恐怖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无论其是由民间团体还是由国家使用。国际红十字会认为野蛮浪潮日益高涨，为此它同时谴责了伊拉克战争的交战双方。人们也非常担心小型恐怖组织可能会使用生物武器。但是，如果操纵包括人类生命在内的生命过程的新能力不受控制（其必然不受控制），也可能导致更大和不可预测的危险，对此人们反倒更少忧虑。然而，美国发动全球战争的对象，即恐怖主义网络的活动，或目前正在行动的所有恐怖主义运动的总和，对世界稳定或任何稳定国家带来的实际危险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尽管他们杀死的人比他们的前任多得多——如果能说比国家杀死的少得多的话——但从统计数据来看，他们对生命的威胁微乎其微。相较于军事侵略，他们几乎不算什么。除非这些组织获得核武器——这并非不可想象，但尚不是当下的难题——否则面对恐怖主义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而不是歇斯底里。

然而，世界的失序真实存在，又一个世纪的武装冲突和人类灾难的前景也是如此。我们能像从滑铁卢到苏联解体的175年里除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外的所有时间一样，再次将其置于某种全球控制之下吗？

两大原因使得这一难题在今天更为棘手。首先，不受控制的自由市场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现象急剧增长，而这是不满与动荡的自然温床。最近有学者观察到，“即使是最先进的军事机构也无法应对法律秩序的普遍崩溃” ^[5] ，我前面提到的国家的危机使这一情况比以前更有可能发生。其次，除了1914年至1945年的大灾难时期，不再有一个多元的国际大国体系能够阻止全面崩溃发展为全球战争。这一体系的基础是可以追溯到17世纪结束三十年战争的条约体系的假设，即世界各国的关系受特别是互不干涉内政等规则所制约，并且，战争与和平之间存在明显区别。今天这两者都不成立。此外，它还建立在多元权力世界的现实境况之上，即使是在小规模“第一等级”的国家们（少数“大国”）在1945年后减少为两个超级大国的情况下。曾经，没有人能建立绝对优势；在西半球的大部分地区之外，即使是地区霸权也被证明是暂时的。苏联的解体和美国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已经终结了这一权力体系。此外，自2002年以来，仗着它在高科技进攻战争中可能具有持久的优势，美国的政策已经废止并放弃了其履行的条约义务和国际体系所立足的公约，这使得它成为唯一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在世界任何地方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的国家。

美国的意识形态学家和他们的拥护者认为这是一个在仁慈的全球美利坚帝国下世界和平和经济增长的新时代的开始，他们错误地将这个帝国比作19世纪大英帝国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说这是错误的是因为，历史上，帝国并没有在它们自身领土之外的周边世界创造和平与稳定。如果说这一类比有什么道理的话，那也只是因为目前恰好没有重大的国际冲突才使和平与经济增长得以持续，这与大英帝国的情况一样。至于征服者的善意和带来的有利后果，则属于帝国修辞的范畴。帝国总是从道德的角度为自己正名，有时非常真心诚意，无论是声称传播（他们版本的）文明还是宗教给愚昧的人，或者传播（他们版本的）自由使（别人造成的）受害者从压迫中解放出来，或者如今天，作为人权的捍卫者。显然，帝国曾取得一些积极的成果。帝国主义将现代思想带入落后世界的说法，在今天看来毫无效力，但在19世纪，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是虚假的。然而，声称它显著加速了帝国属地的经济增长则经不起多少检验，至少在欧洲海外殖民地区以外是经不起检验的。1820年至1950年间，12个西欧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5倍，而印度和埃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没有增加。 ^[6] 至于民主，我们都知道强大的帝国把它留在了国门之内；只有衰落的帝国才给予了尽可能少的让步。

但真正的问题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由单一国家领导全球的计划是否可能，以及美国公认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是否足以建立并维持这一计划。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武力往往能建立帝国，但维持帝国需要的不仅仅是武力，就像那句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时代的老话所说的那样：“你可以用刺刀做任何事情，除了坐在它上面”——尤其在今天，即使是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也不再产生默许。事实上，大多数历史上的帝国的统治方式都是间接统治，通过地方精英长期运作当地机构。当他们无法赢得足够多的朋友和合作者时，仅凭武力是不够的。法国人已经认识到，即使有100万白人定居者，80万占领军，以及通过系统的屠杀和酷刑在军事上击败叛乱，也不足以让阿尔及利亚一直居于法国治下。

不过为什么我们必须问这个问题？这使我想到了我想在讲座结束时提出的难题。为什么在1945年后美国放弃了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即在非共产主义和非中立主义地区维持真正霸权的政策？彼时美国行使这一霸权的能力并不在于通过直接使用军事力量来摧毁其敌人或迫使其属国与其步调一致。当时对核自杀的恐惧限制了这种方法的使用。只有在美国被视为比其他军事强权更可取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冷战期间，北约欧洲需要它的支持来对抗苏联的武装力量时，美国的军事力量与霸权的相关关系才成立。

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霸权不是靠炸弹，而是靠着它的巨大财富和庞大的经济体量在世界发挥的核心作用，特别是在1945年后的几十年里。在政治上，这依赖于北半球富裕国家的普遍共识，即它们的社会要优于共产主义政权下的社会；而在没有这种共识的地方，就像在拉丁美洲，其依赖于美国与害怕社会革命的国家统治精英和军队结盟。从文化上来说，它依赖于丰饶的消费社会（美国是其先驱）的吸引力和好莱坞对世界的征服。在意识形态上，除开在那些它明显与自由的敌人结盟的地区，美国无疑从反对“暴政”的自由的捍卫者和典范这一角色中获益良多。

所有这些在冷战结束后原本都很容易继续下去，也确实曾如此继续下来。倘若这个超级大国在它这个最庞大的经济力量上采用选举民主政体这一与其他大多数国家一致的形式，并致力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席卷全球的话，为什么其他国家不应该寻求它的领导？这个国家的影响，以及它的思想家和企业高管的影响十分庞大。美国的经济虽然在世界范围慢慢失去了核心作用，在工业方面不再占主导地位，甚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外商直接投资中也不再占主导地位 ^[7] ，但它仍然规模庞大，并创造了惊人的财富。那些策划其帝国政策的人一直小心翼翼又圆滑老练地掩盖美国在真正的“意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中凌驾于其盟友之上的现实。他们知道，即使在苏联解体后，世上也并非只有美国。但他们也知道，他们是在按照有利于自己的规则，用自己发的牌来玩全球游戏，不可能出现实力相当、具有全球利益的竞争对手。真正得到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支持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以及对9·11事件的迅速反应，都显示了美国在后苏联时代的实力。

然而，正是美国自9·11事件以来的自大狂政策极大地摧毁了从前霸权影响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让美国除了公认的令人恐惧的军事力量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巩固冷战时期的遗产。这是毫不理性的。可能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一个在国际上几乎被孤立的美国在大多数政府和人民那里都遭到冷遇。军事实力凸显美国经济的脆弱性，其巨大的贸易赤字是由亚洲投资者维持的，而亚洲投资者支撑贬值美元的经济利益正在迅速减少。这一变化也凸显欧盟、日本、东亚，甚至第三世界初级生产国组织集团的相对经济影响力。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美国再也无法与客户顺利谈判。事实上，用不可信的“对美国的威胁”（threats to America）来为其侵略辩护的言论本身，不正暗示了美国对其全球未来的不安全感吗？

坦率地说，我不明白自9·11事件以来美国发生了什么，它让一群政治疯子实现了长期以来的狂想，即无人伴奏、独唱世界霸权。我认为这表明美国社会内部的危机日益加剧，这体现在该国自内战以来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分裂，以及深受全球化经济影响的东西海岸地区和广阔而充满怨怼的内陆腹地、文化开放的大城市和其他地方之间尖锐的地理分裂上。今天，有一个激进的右翼政权正试图动员“真正的美国人”对抗某些邪恶的外部力量，对抗一个不承认美国的独特性、优越性和昭昭天命的世界。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多么巨大、多么具有毁灭性，美国的全球政策是面向内部的，而不是面向外部的。它不是为了建立帝国或者有效的霸权而设计的。拉姆斯菲尔德原则（the Rumsfeld doctrine）——对弱小的易受攻击者发动快速战争，然后迅速撤退——也不是为有效的全球征服而设计的。这倒并不是说它不那么危险，相反，正如现在所看到的，它意味着不稳定、不可预测、侵略性和意想不到的、几乎肯定是灾难性的后果。事实上，今天最明显的战争危险正是来自华盛顿这个不受控制并且显然不理智的政府所怀有的全球野心。

在社会和政治、国家和国际构造板块的重大变化之下，我们将如何生活在这个危险、失衡以及爆炸性的世界中？如果我在伦敦演讲，我会警告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无论他们对世界各地人权的缺失多么愤怒，都不要自欺欺人地认为美国在海外的武装干预与他们的动机相同，或者可能带来他们想要的结果。希望在德里我无须如此警告。至于各国政府，其他国家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通过坚决而礼貌地拒绝加入华盛顿提出的任何可能导致军事行动的进一步倡议，特别是在中东和东亚，借此表现出美国世界权力的孤立性，以及因此的局限性。让美国有最好的机会学会从自大狂回归理性外交政策，是国际政治最直接、最紧迫的任务。不论我们喜欢与否，美国仍将是一个超级大国，甚至是一个帝国，即便是在其经济明显衰落的时代。我们只能希望它是不那么危险的那一个。

[1] Paul Bairoch， De jéricho à Mexico: Villes et écononmies dans l'histore （Paris，1985），p．634.

[2] Patrick Radden Keefe，‘Iraq，America's Private Armies’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2 August 2004，pp．48—50.

[3] Daily Mail （London），22 November 2004，p．19.

[4] Margareta Sollenberg（ed.）， States in Armed Conflict 2000 （Uppsala，2001）； Internal Displacement: A Global Operview of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in 2003 （http://www.idpproject.org/global_overview.htm）.

[5] John Steinbrunner and Nancy Gallagher，‘An Alternative Vision of Global Security’in Daedalus ，summer 2004，p．84.

[6] Angus Maddison， L'Économie Mondiale 1820—1992．Analyse et Statistiques （OECD，Paris，1995），pp．20—21．埃及的数据仅从1900年开始记录。

[7] 在1980年，美国占世界外商直接投资的40%，在1994—2005年间，美国平均只占14%，而欧盟的平均比例为43%。（UNCTA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Geneva，2006]，‘Overview’，p．19.） adk5spS76FWsV8M6A/YnXYx3Z9s0TIIzyRenypdPkHSIVEIeVdamENh3hXXF4m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