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平凡的时代。这个时代结合了空前的人类灾祸与充盈的物质进步，而我们改变，或者说摧毁我们星球地貌的能力，甚至向外辐射影响外太空的能力，也在此期间前所未有地提高了。我们该如何回顾这个“极端的年代”，或是如何展望从这一旧时代中浮现的新时代的前景？这本文集是一名历史学家调查、分析和理解第三个千禧年开始时世界的形势以及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些主要政治问题的一次尝试。它补充并更新了我在早期著作中写就的内容，特别是我关于“短20世纪”（short twentieth century）的历史书写《极端的年代》（ The Age of Extremes ）、《新世纪：与安东尼奥·波利托的对话》（ The New Century: In Conversation with Antonio Polito ）以及《民族与民族主义》（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这样的尝试有其必要。历史学家能为这一课题作出什么贡献？除了记住别人已经忘记或希望忘记的东西外，他们的主要职能就是尽可能从当代记录中脱身，以更广阔的语境和更长远的视野进行观察。

在这本主要围绕政治主题的研究文集中，我选择了今天需要清晰而明智的思考的五个领域：战争与和平这一宏大问题在21世纪的发展，诸世界帝国的过去与未来，民族主义的性质与其不断变化的语境，自由主义民主的前景，以及政治暴力和恐怖主义的难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发生在一个由两种相互关联的发展所主导的世界舞台之上：一是人类通过技术和经济活动改变地球的能力急剧而持续地加速增长；二是全球化。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第一项发展尚未对那些政治决策者产生显著影响。最大化经济增长速率仍然是各国政府的施政目标，同时目前也没有任何有效措施来应对全球变暖的危机这一现实前景。而在另一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目前不受控制的全球自由市场的主导形势之下，全球化——此处的全球化即是指，整个世界变为承载着不受地方边界阻碍、相互关联的活动的环境——的加速发展造成深远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此处收录的文章没有具体讨论全球化的这些影响，主要是因为政治是人类活动中唯一几乎不受全球化影响的领域。在量化这一影响的尝试中，瑞士KOF 全球化指数（2007）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衡量经济和信息流动、个人联系或文化传播的指标——例如，人均麦当劳餐厅和宜家家居的数量——但除了一个国家的大使馆数量、参与国际组织数量以及参与联合国安理会任务的数量之外，它想不出更好的衡量“政治全球化”的指标。

对全球化的通盘讨论可能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关于全球化的三点整体观察与本书主题尤为相关。

首先，当前盛行的自由市场全球化造成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水平急剧上升。尽管极端贫困现象普遍减少，但没有迹象表明这种两极分化不会在国家内部延续。此类不平等的激增，特别是在经济极端不稳定的情况下，像是20世纪90年代全球自由市场造成的情况一样，是新世纪社会和政治主要紧张局势的根源。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可能给国际不平等带来压力，这既对北方旧世界人民原先天文数字般优渥的生活水平构成威胁，也使得像印度和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实际上不可能达到类似生活水平。只要这种压力存在一天，国内以及国际的紧张局势就将延续。

其次，从全球化中获益最少的人对此种全球化冲击的感触最深。因此，在那些能够规避其负面影响的人——能把成本外包给劳力廉价国家的企业家、在任何高收入市场经济中都可以找到工作的高科技专业人士和高等教育毕业生——与那些无法如此的人之间对于全球化的看法越来越两极分化。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大多数生活在旧“发达国家”，依靠工资或薪水生活的人来说，21世纪初带给他们的是一个就算不说险恶至少也是令人不安的前景。全球自由市场侵蚀了国家和福利体系保护他们生活方式的能力。在全球经济中，他们得和国外的男男女女竞争，后者与其有着相同的资质，所获薪酬却只需前者薪酬的一小部分；而在国内他们又受到来自全球化的另一种压力，即马克思称之为“劳动后备军”（the reserve army of labour）的来自全球广大贫困乡间的移民。诸如此类的情况可并不预示着一个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年代。

再次，尽管除了在一些面积较小的国家（主要在欧洲）之外，全球化的实际规模仍然不大，但其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却大得不成比例。因此，在西方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移民都是一大政治难题，哪怕世界上居住在非出生国的人口比例还没超过3%。在2007年KOF经济全球化指数中，美国排在第39位，德国在第40位，中国在第55位，巴西在第60位，韩国在第62位，日本在第67位，印度排在第105位，然而除巴西之外，上述所有国家“社会全球化”的排名都要来得更高一些（英国是经济和社会全球化同时排名前10位者中唯一的主要经济体） 。虽然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历史上的暂时现象，但在短期内，全球化这种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很可能造成严重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后果。我估计，无论如何，政治方面的阻力虽然不太可能复活正式的保护主义政策，但可能会在未来一二十年里减缓自由市场全球化的进程。

我希望书中关于战争、霸权、帝国、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现状以及公共暴力和恐怖转型的那些章节，无需我的进一步说明，读者就能理解其含义。同样地，我希望关于民主的那两章也能如此，尽管我意识到，试图证明西方庸俗政治话语中最神圣的“奶牛”之一所产出的“乳汁”比通常认为的要少，是一项非常有争议的尝试。如今，比起几乎所有其他词语或政治概念，在西方关于民主的公共话语中，充斥着更多的废话和无意义的胡言乱语，特别是关于选举产生的政府具有神奇品质的那些，而那种政府充其量只是算术上占多数的选民在竞选政党之间作出的选择而已。在最近美国的辞令中，“民主”一词已经完全脱离现实。我这两篇文章在坚定地站在致力于服务人民——一切人民，无论贫穷或富有，蠢笨或明智，见多识广或愚昧无知——并征得他们同意与之磋商的政府一边的同时，是对这一必要任务的些微贡献，即通过运用理性和常识来冷却热潮。

在此收录和在必要处更新的这些作品，大多是针对不同观众的讲演，试图阐述和解释当今世界或其中大部分地区所处的情势。它们或许有助于明确在新世纪开始时我们面临的问题，但它们并没有提出方案或实际的解决办法。它们写于2000年至2006年之间，因此反映了这一时期特定的国际关切，以美国政府在2001年决定维护“单边世界霸权”，通告废除迄今为止接受的国际公约，保留随时发动侵略战争或其他军事行动的权利，并实际如此开战为主。鉴于伊拉克战争的失败，不再需要证明这一课题不切实际，我们是否希望它取得成功的问题因此就完全变为学术性的。然而，应当很明显的是，读者要记得，我的文章是由一个深刻批判这一课题的作者所写的。这一部分出自我倔强而坚不可摧的政治信念，包括对帝国主义的敌意，无论是那些声称征服他们是在帮助这些受害者的大国，还是那些认为自己和自己的安排比其他肤色的人天然优越的白人。这同样也基于对自大狂的合理怀疑，那是国家和统治者的职业病，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或成功没有限制。

自2001年以来，美英两国的政治家、有偿或无偿的拥护者、话术师、公关代表、游说者和业余意识形态专家为美国行为辩护的大多数论点和谎言不再像先前那样拘禁我们的思想。不过，有人提出了一个不那么声名狼藉的观点，不是针对伊拉克战争，而是针对这样一种普遍主张，即在一个全球日益野蛮、暴力和混乱的时代，为维护或确立人权而进行跨境武装干预是正当的，有时是必要的。对某些人来说，这意味着世界帝国霸权，特别是由唯一有能力建立这种霸权的大国——美国来行使的世界帝国霸权的可取性。这一被称为人权帝国主义的主张，在共产主义南斯拉夫解体引发的巴尔干冲突，特别是在波斯尼亚冲突的过程中，进入了公开辩论之中。其似乎暗示着，只有外部武装力量才能结束无休止的相互屠杀，而只有美国能够并愿意使用这种武力。美国在该地区没有特殊的历史、政治或经济利益，这使得它的干预更加令人印象深刻，而且显得更为无私。在我的文章中我已关注到了这一立场。虽然我后面的文章，尤其是《传播民主》一文包含了拒斥它的理由，但关于这个立场更多的观察可能并非不合时宜。

这一立场有着根本的缺陷，在于大国在推行其国际政策时确实有可能做符合人权捍卫者形象的事情，并意识到这样做的宣传价值，但这相对于它们的目的来说只是附带性的，而一旦它们认为有必要的话，就会在今天以20世纪遗留下来的那种残酷野蛮的方式来实现这些目的。那些以人类伟大事业为核心关怀的人与任何国家之间可能只会是暂时的联盟或对立关系，但绝不会永久地处于同一立场。即使曾有极少数年轻的革命国家真诚地寻求传播它们的普遍性——1792年后的法国、1917年后的俄国，但不包括乔治·华盛顿的孤立主义美国——那也总是短暂的。任何国家默认的立场都是追求自己的利益。

除此之外，武装干预国家事务的人道主义理由基于三种假设：当今世界可能会出现祈求此种人道主义的不可容忍的局势，通常是大屠杀，甚至是种族灭绝；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做的好处明显大于其代价。尽管所有这些假设有时是合理的，就像关于伊拉克和伊朗的讨论证明的一样，但对于什么是“不可容忍的局势”，人们鲜能达成普遍共识。人们或许能在下面这两个最明显的正当干预案例上达成共识：越南入侵柬埔寨，结束了波尔布特（Pol Pot）骇人听闻的“杀戮战场”（killing fields）政权（1978年），以及坦桑尼亚摧毁伊迪·阿明（Idi Amin）在乌干达的恐怖政权（1979年）。（当然，并不是所有迅速和成功的外国武装入侵都在当地危机局势中产生了如此令人满意的结果——更令人忧心的例子是利比里亚、东帝汶。）这两个案例都是通过短暂的入侵实现的，并且两者都产生了直接的好处，可能还带来了一些长久的改善，同时其并不意味着系统性地废除了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既定原则。顺带一提，它们没有帝国主义意图。它们也不涉及更广泛的世界政治。事实上，美国等都继续支持被废黜的波尔布特。像这样的临时干预与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的可取性毫无关系。

更何况近年来的武装干预情况并不像上面说到的那样，近期的干预都是有选择性的，并没有涉及按人道主义标准来看最严重的暴行，特别是中非的种族灭绝。在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地区，人道主义关切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它不是唯一的因素。尽管有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然而在波斯尼亚，外部干预或许有助于提前结束当地的流血冲突，而不是让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下去，但该地区仍然动荡不安。同样，根本不清楚1999年的武装干预是不是解决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者中一个极端少数群体对塞尔维亚的叛乱所引起的问题的唯一途径，或者实际上是入侵威胁，而不是俄罗斯的外交，才是结束塞尔维亚不妥协态度的原因。这一案例的人道主义基础比在波斯尼亚的情况更令人生疑，由于挑拨塞尔维亚使其大规模驱逐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以及战争对塞尔维亚长达数月的破坏性轰炸造成的平民伤亡，这一武装干预实际上可能恶化了人道主义局势。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因此得以稳定。不过，尽管到目前为止，除了克罗地亚，没有人有理由对结果感到满意，至少对巴尔干半岛的干预是迅速的，在短期内也发挥了决定性效果。

另外，2001年开始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军事行动，而非美国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行动，尽管人道主义的公众舆论将其正当化了，因为它推翻了一些相当令人厌恶的政权。若不是因为9·11事件，就连美国也不会认为这两个国家的局势糟糕到需要它立即入侵它们。阿富汗被其他国家基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理由所接受，而伊拉克则几乎普遍地受到谴责。尽管塔利班和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政权被迅速推翻，但两次战争都没有取得胜利，当然也没有达到一开始宣布的目标：建立符合西方价值观的民主政权，成为该地区其他尚未实现民主的社会的灯塔。两者，尤其是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被证明是冗长的，极具破坏性以及血腥的，并且直至撰写本文时它仍在继续，并无结束的前景。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武装干预都来自拥有优越得多的军事力量和资源的外国。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次干预给出了可靠的解决方案。在所有上述国家中，外国军事占领和政治监管仍在继续。在最好的情况下（但这显然不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干预结束了血腥的战争，带来了某种和平，但即使是这类正面的结果，如在巴尔干地区，也令人失望。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即在伊拉克，没有人会否认，解放人民是这场战争的官方借口，而其处境比以前来得更糟。而近期武装干涉别国事务的行为，即便其来自超级大国，也并不成功。

这一失败部分系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野蛮和暴政的政权不会受到内部变化的影响，因此只有外部力量才能实现其终结，并随之传播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政治或法律制度，而这也是人权帝国主义背后的假设。这些假设继承自冷战战士谴责“极权主义”的时代。它们本不应该在苏联解体后，或者，在1980年后亚洲和南美洲几个曾经令人生厌的非共产主义专制、军国主义和独裁政权已经遭遇的内部民主化进程后存活下来。这些假设还基于下面这种信念，即武力行为可以立即带来重大的文化变革。但事实并非如此。价值观和制度的传播很难通过外部武力的突然施力来实现，除非当地已经具备使之能够适应和被接受的条件。民主、西方价值观和人权无法像某些技术引进一样，后者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会被所有能够使用并负担得起它们的人以同样的方式采用，就像和平的自行车和屠戮的AK47，或者像机场这样的技术服务。倘若价值观和制度真能被这样引进，生活在（理论上）相似民主宪法下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众多国家之间将会具有更多的政治相似性。总之，历史几乎没有捷径可走——这是我学到的一课，尤其是从经历和反思20世纪的经验中学到的。

最后，感谢那些为首次发表这些研究提供机会的机构。第一章基于一篇在奥斯陆为纪念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一百周年座谈会而写的论文。第二章则基于应《印度书评》（ Indian Review of Books ）的邀请，2004年在德里举办的尼克希尔·查克拉瓦蒂纪念讲座（Nikhil Chakravarty Memorial Lecture）讲稿。第三章是2005年在哈佛大学梅西讲座（Massey Lecture）的演讲内容，第四章是2004年在希腊塞萨洛尼基大学（University of Thessaloniki）荣誉学位授予仪式上的就任演说。第五章是为新版《民族与民族主义》（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ampus Verlag，Frankfurt，2004）所写序言的细化补充。第六章最初是2000年发表及出版的诗人会社讲座（Athenaeum Lecture）讲稿。第七章是对《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2004年9月/10月刊的供稿，该期的主题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思想”；第八章较为久远，最初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对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以“恐怖”为主题的研讨会的参会论文所做的一些笔记；第九章是2006年在伯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暴力”系列公开演讲的一部分；第十章原来是2003年为《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 Le Monde Diplomatique ）撰写的文章。我还要感谢那些不厌其烦地倾听我的想法并与我讨论发言的同事和其他听众，特别是在新德里、哈佛和纽约的听众。作为一名专业作者，我要感谢我的意大利出版商，他们最早提出这样的作品集的连贯性可以形成一本值得出版的小书，我还要感谢布鲁斯·亨特（Bruce Hunter）和安尼·科利斯（Ania Corless），他们说服了我和其他出版商。

此外，由于本书收录的文章基于不同场合进行的讲座和演说，我应为本书中不可避免的重复内容道歉。我删减了一些重复之处。但是，如果把它们全部剔除，就可能破坏每一章各自论述的连续性，也许还会破坏整本书一体连贯的感觉。或许这些重复之处也有助于舒张某些章节相当紧凑的论述。此外，身为一位无法摆脱“好为人师”的终身习惯——既要说服，又要阐述——的作者，适度的重复是我工具包的一部分。我希望我没有逾越这一限度。

E．J．霍布斯鲍姆
2007年于伦敦 rFnchh+12keIsEOg6eAVPeONPMBg6MXcEbXSltKbXRbaRsekcf5lbJvKSBbRwfu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