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七爷

民国十三年，春天。

成都附近的金堂镇的街口，有一个茶馆。茶馆的显眼处，坐着一位额头上带着疤的中年人，脸上的皱纹在暗处放着光，手里搓着一对尺寸蛮大的铸铁球，油黑铮亮。几位茶客正喝茶，有一位起身，吆喝了一句：“老板，舵爷的茶钱，算我账上！”

那位中年人只欠了欠身，说了声“哪里，你忙你的”。

不一会儿，一大拨人吵吵嚷嚷地进了茶馆。人们进来之后，前前后后地向中年人作揖，“舵爷”“七爷”“舵爷”“七爷”地叫着。

中年人努努嘴：“坐。”回身喊了一嗓子，“老五，来一哈啥。”

一个精瘦的中年汉子也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招呼一干人在一个角落坐下。叽叽咕咕说了一阵儿，精瘦的汉子回过身来，对舵爷说：“不中了，还是七爷您老来吧。”

原来，这是一桩财产纠纷。一个寡妇带一个遗腹子，族人说遗腹子不是他们王家的种，所以，寡妇名下的房产地契得交出来。

舵爷静静地听完双方的陈诉，只问了一句：“这孩子姓王吗？”

“是姓王。”

“你们说他不是王家的种，可有真凭实据？”

经过一阵儿沉默之后，族人中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们怀疑……”

“证据！”

这一次，大家都沉默了。

舵爷说：“家去吧。”

寡妇拉着半大的儿子，给舵爷磕了一个响头，走了。她的一帮族人也讪讪地走了。

在不经意间，茶馆的一角多了一个穿长衫的客人。他在茶桌上摆了两个茶杯，斟满了茶，茶杯旁还摆了两支红烛。这个姿态，源于袍哥的海底，是一种正式的联络方式，人称切口，一般没有急事，不会使用。

精瘦的中年汉子走上前去，端起其中一个茶杯，就要一饮而尽。舵爷拦住了他。舵爷当然知道这是袍哥的切口，是有急事相求的意思，按规矩，是该接下。但舵爷发现来人袍褂干净，一点疲色也无，多半是成都过来的，而且从他的打扮来看，多半是个大堂口的人，有事就小不了。

“来客可是成都仁字堂口的人？”

“舵爷圣明。”

“仁字堂口的老大，是我们的前辈，有事吩咐就好。”

来客站起身来，走到舵爷身边，“七爷，我这次来，是给杨督理办事。”

七爷站起身来，戏谑地来了一个有点不规则的立正敬礼：“长官好！”

穿长衫的人马上躬身施礼，“不敢不敢。”

七爷放下手，“你知道，金堂小地方，以前杨督理的兵一直都是黑军装，这下冷不丁换了黄军装，我一时置办不齐，我们这个营，还没换装呢。”

“军装好说，我这次来，不是为的这个。”说罢，他附在舵爷耳朵边儿，嘀咕了几句。七爷的脸色沉了下来。

川人不在帮的几乎没有。袍哥分清水和浑水两种，清水在乡，浑水在山。所谓在山，就是绿林土匪；而在乡，就是正常的士农工商。但清水袍哥也有武装。

原来，袍哥属于第三社会，在正常的上流和下层社会之外存在，类似于今天我们说的黑社会，但又不完全像。随着清末以来统治力量的削弱，袍哥作为民间力量，越来越走强。而四川又是个移民社会，士绅势力原本不强，宗法网络不密，袍哥在官方统治力减弱的情况下，逐渐浮出水面。辛亥的保路运动，让袍哥正式走到了前台。清亡之后，无论上流还是下层，嗨袍哥，成为一个时尚。袍哥也成为在乱世整合全川社会的一个融合剂。无论士绅还是草民，无论官还是兵，都成了袍哥。尽管我们说，官还是官，民还是民，绅还是绅，匪还是匪，但大家有了一个可以交流的平台。上下左右，都有了沟通的可能。

在别的地方，帮会还是个特殊的第三社会；在四川，可以说，袍哥就等于整个社会本身。

但是，上流和底层社会要想完全融合，也是不可能。上流社会中人进入袍哥之后，把他们原来的特质也带入了袍哥。四川一向市场经济发达，无论士绅还是绅粮，本质上都是生意人。但是，他们对于乡土又有强烈的责任感。所以，袍哥领袖也就替代了过去的乡绅，成为社会的组织力量、护卫乡里的力量，同时，也是乡里纠纷的调解人和仲裁者，喝茶谈事，喝茶排解纠纷。特别明显的变化，是原来士绅的儒家伦理，现在被悄然掺和了些江湖道义，而且，还占有特别明显的地位。当然，他们都是传统的中国人，在意自己的家人，在意自己的乡亲。血缘和地缘的纽带，是维系他们、让他们活下去的最根本的要素。

川中各路军头也有好多是袍哥大爷，军队的编制跟袍哥的组织高度重叠。身边带着走的，那是自己的嫡系，剩下的，都是各县袍哥，谁得势，就算谁的队伍。假如一个军头，比如说刘文辉，三万大军，至少一万多都是各县的武装，你刘文辉赢了，就都是你的队伍，穿你的军装；如果你败了，比如眼下是杨森得势，那么，大家就都是杨森的队伍，至少在杨森的辖区，都是杨森的队伍，换杨森的服装，挂杨森的旗帜。

旗帜倒是好说，当时的国旗是五色旗，但没有人挂，人人都挂自己的旗帜，就是一面大白旗，或者红旗，上面一个大大的姓氏，姓杨的，就是一个杨字；姓刘的，就是一个刘字。

无论换谁的旗，穿谁的军装，其实都无所谓。多少年，都这样换来换去的。若是非要要求地方的袍哥忠于哪个，在四川，就是笑话。不仅地方袍哥组织如此，连队伍可以拉起来走的所谓正规军，也是这样。一个师长、旅长，甚至团长，今天跟这个，明天跟那个，都挺正常。大家都是生意人，利益最重要；大家都是袍哥，江湖道义都要讲，跟哪个走，无所谓的，但如果不讲江湖道义，那就比较麻烦。江湖道义，里面也有忠义，但不会是忠于哪个人，而是忠于江湖道义的大框框。

袍哥和袍哥是兄弟，这是泛泛而言的。具体地说，一个堂口，有过交情的，才真的是兄弟。但是，即便当年是乡亲，在一个堂口，如果分别隶属各个军头，那么，袍哥之间也会刀兵相见。打仗是跟饭碗有关的公事，不得不打。但袍哥之间的纽带，不会因战争而损坏。如果隶属一个袍哥堂口的人，原来关系密切，因为分属不同的军头，各自带一帮人，最终在战场上相见，显然是会有点尴尬的，真的打起来，如果没有巨大的利益纷争，很大的可能，彼此是会徇私的。袍哥的情义，分分钟可以压倒主公的目标。也就是说，只要有可能，他们可以罢兵不打了，找个借口，各自撤兵回家。

眼下杨森得势，金堂又在杨森的辖区，金堂的袍哥队伍算是他的部下了。镇里原本有他服色的军装来着，但是，杨森这回不做督军做督理，跟北京保持一致，占了成都，要跟北京的吴佩孚主张的一样，甚至学吴佩孚的部队，都穿黄军装。军装猛地一换，小小的金堂县，一时半会儿，竟然没有备齐。

袍哥有各个舵，又叫“堂口”“公口”“山堂”不等，大体上分为仁、义、礼、智、信五个类别。但是，一般来说，常见的是仁、义、礼三种，仁字堂口一般多为有地位的士绅，义字堂口则是有钱的绅商，而礼字堂口则比较杂，什么人都有。在清朝，喜欢打架斗殴的都在礼字堂口。所以又说，仁字讲顶子，义字论银子，礼字耍刀子。其实，这就是一种说法，具体的堂口，并没有这样泾渭分明的界限。民国之后，袍哥公开化了，所谓的分别就更模糊，反正都是袍哥，仁义礼智信五个字随便安，只有清浊之分还比较清晰。

袍哥的堂口有一个舵主，又叫龙头大爷，其下有一个二排，一般都是本地的乡绅，地位高，但不管事，俨然象征着关二爷——袍哥的祖师爷，也是袍哥的神。管事的是三爷，负责堂口的财政。而真正操心庶务的是老五，人称红旗老五。地位最低的是十排小幺，也可由女人来做，地位虽低，却谁也惹不起，尤其这个位置上的人是女人的时候。

金堂县的舵主，是黄七爷，同时也是营长。这个营长，是不跟着军头们出征的，谁得势，就算谁的人，柜子里备下了好几种军装和旗帜。刘湘的部队就是黑军装，刘湘的叔叔刘文辉的部队就是灰军装，杨森的部队也是黑军装，但帽子带红边儿。谁得势，几个头目就穿谁的军装。再加上几种旗帜，谁来了，就挂谁的。若一时变得急，没换过来，上面也不会怎么怪罪。

送走长衫人，黄七爷忙忙把帮中小幺满妹喊了过来。俩人屏退所有人，黄七爷对满妹说：“你知道吗？杨森的七姨太跑了。”

“她跑她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这话，说的有名堂。说实话，你知不知道下落？”

“我怎么会知道？”

“当真不知？”

“当真不知。”

“果然不知？”

“果然不知。”

“那你敢当着祖师爷发誓吗？”袍哥的祖师爷有两位，除了关云长关老爷，另一位是隋唐好汉王伯当。

满妹沉默了一会儿，说：“敢。”

“我知道，你们是过命的姐妹。但是，这可是天大的事儿。杨森是有了名的色鬼、小气鬼、醋缸。要说他失势的时候，跑也就跑了，这种时候跑，你就是跑到天边上，他都得派人给抓回来。我们这小小的金堂县，可担不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们可以不要命，那一县的百姓，都不要过活啦？”

满妹是帮里的十排小幺，可是个响当当的女娃子，枪法好、武艺高，还喜欢唱几口川剧，要不是她的父亲是重庆一带响当当的大士绅大商人，她早就下海唱戏去了。她跟著名的川剧班子长乐班的当家花旦小红，是铁磁铁磁的姐妹儿。去年，杨森逼着小红做了他的七姨太，那是靠断了全班人的生路得逞的。只要小红不答应，整个戏班子就不能离开成都，还不许唱戏。吃开口饭的人，讲的就是一个义字，小红一咬牙，牺牲了自己。

现在小红居然跑了，满妹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