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异见者”

“明天”降临的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一同到来的，还有触目惊心的暴力。

1937年7月17日，联合通讯社驻伦敦办公室收到了一封来自马德里分部的电报：“妈妈一直受疾病折磨可能是喉炎弗洛拉姨妈即使之后要往北方去也应该回来一趟要是晚上最好……”奇怪的言语表明，这名通讯员在试图规避一场突如其来的新闻审查。当伦敦分部的记者们将各单词的首字母重新组合后，信息变成了这样：梅利利亚（Melilla）的外籍军团发动叛乱，戒严令通过。

梅利利亚是位于北非西属摩洛哥殖民地的一座城市。在这场精心策划的叛乱中，数百名军官命令数万名士兵同时夺取了该地区和西班牙国内的政权。对于西班牙这个军队素来由尾大不掉的各路将军所把持而广为人知的国家来说，军事政变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次的政变却同往常不一样，显然经过了周密的计划，这样的做法并无先例。例如，在此次政变中，有关命令都是由遍布西班牙全境、身着便衣的情报员组成的情报网络谨慎地下达的。这种将一切化为焦土，纯粹为争权夺利而发动的战争在欧洲人发动过的殖民战争中屡见不鲜，可是，自中世纪以来，此类行动就几乎没在欧洲本土发生过。军官们收到的开始行动的口令是“科法敦加”（Covadonga）——这是18世纪一场被视为“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即西班牙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伊比利亚半岛战斗开端的战役的名字。叛军的心中有一种相似的使命感，他们要将这个国家从对他们来说与异族无异的新统治者——人民阵线组成的左倾政府手中解救出来。

除了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许多欧洲国家，包括葡萄牙、波兰、希腊、立陶宛、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在内，也都受独裁者或军政府统治，或建立了极右翼政权，他们中的多数都存在露骨的反犹倾向。可是，虽然其民主并不稳定也不完美，西班牙却是个在五年前就在海内外无数人盼望其早日进入现代社会的期待中建立了民主政体的民主国家。历史上，在19世纪晚期，共和主义者曾经进行过民主制度的短命实验。直到1931年，在挤满街道的游行队伍和各地被推倒的雕像的见证下，前国王乘坐飞机仓皇出逃，这个曾经由君主制和军事强人控制的国家才被新生的西班牙共和国代替，和其一并到来的，是民选政府、一部新宪法以及彻底改革的承诺。

然而对发动叛变的一小撮将军来说，民主本身具有深远的威胁，人民阵线在选举中的胜利让他们极端厌恶。他们相信，这一切将导致俄国式革命在西班牙重演。叛军自称“国家主义者”（Nacionales），历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解释道：“究其内涵，这个词‘唯一纯正的西班牙人’的含义要比翻译成英文后的‘国家主义者’（Nationalists） 的意思强烈许多。” ^[1]

尽管尚未成为叛军领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却是策划此次行动的关键人物。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直到政变显现出必胜把握，他才加入为之出谋划策的行列之中。为了弥补先天不足的身高（5英尺4英寸 ）和丝毫不似行伍出身的肚腩、双下巴以及尖利的嗓音所带来的形象缺陷，他很早便因对细节的极端掌控和严酷治军而闻名，即便有时，这些意味着对不服从命令的士兵下令枪毙。

佛朗哥被广泛认为是军中最有能力的将军。作为国家军事学院——该学院已被共和国政府下令关闭，这令军方大为光火——的院长，他被上百名年轻军官所熟知。作为西班牙军队中的精英——外籍军团的缔造者，他是一名清教徒似的人物，并且富有野心，一直被一种强烈的信念所驱使：自己命中注定要将西班牙从共产党员、共济会和犹太人的危险阴谋中解救出来（尽管斐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其实在1492年已经通过异端裁判所审判将犹太人驱逐出西班牙的土地，从此犹太人几乎再未踏上西班牙半步）。人民阵线政府将他与其他右翼军人分别发配到加那利群岛与其他边远据点驻守的决定犯下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样只会使他们更加方便地隐瞒自己的叛变计划。

大多数叛变的组织者都在各殖民地度过了他们军旅生涯的大半时光。他们是一群“非洲通”，一群曾在1920年代与反叛的柏柏尔人（Berbers）在西属摩洛哥利夫山区（mountainous Rif）进行过血腥战斗的老兵。在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本身便出生在驻扎于殖民地的军旅家庭。他们自视为保护传统的西班牙价值观不受殖民地叛乱者和现代世界侵蚀的坚忍不拔、久经战阵的捍卫者。佛朗哥曾经宣称：“要是没有非洲，我甚至无法说得清自己是谁。” ^[2]

这些人将殖民者心态带回了西班牙本土：一名杰出的将军将贫穷的西班牙农民轻蔑地称为“利夫部落民” ^[3] 。在摩洛哥度过的十多年中，有一次，佛朗哥曾骄傲地从一场针对叛军游击队的远征中带回了12颗人头。其他与摩洛哥叛军作战的“非洲通”们有时会在战斗中使用一战结束后购自德国的剧毒芥子气炮弹和芥子气炸弹。当佛朗哥和他的同谋者发起这场与在非洲的战斗同样残忍的叛乱以控制西班牙时，他们手中掌握的最专业化的军事力量恰恰是这支非洲军团，其中就包括了恶名远扬的外籍军团。尽管名字里有“外籍”二字，这支部队中的多数人其实都是西班牙人，其中很多都是为减刑而应征入伍的犯人。

非洲军团大多是阿拉伯人或柏柏尔人新兵，或者说是摩尔人——西班牙人叫他们摩洛人（moros）。军队中的穆斯林会被指挥的西班牙军官告知，他们将同妄图废黜真主安拉的异教徒及犹太人作战。讽刺的是，他们将要投入的，却是一场与头戴红色软帽、战斗口号是“我主基督万岁”（iViva Cristo Rey）的西班牙君主主义军人一起进行的战斗。

在来自英国的支持者的帮助下，政变领导者们雇用了一架英国飞机用于秘密将佛朗哥从加那利运到摩洛哥，在那里，他取得了非洲军团的指挥权。这批人数超过4万、富有作战经验的部队是政变策划者最倚重的力量，但此时他们却陷于摩洛哥无法脱身。由于众多在西班牙海军战舰上服役的水手拒绝加入叛军，还杀掉了领导他们的军官并对共和国政府效忠，原定将这批部队快速运回西班牙本土以使国民军顺利夺权的计划遭到破坏。政变领袖们对此感到十分忧虑，因为他们试图取得局势控制权的努力遭到了意料之外的抵抗，而他们最强有力的军队此时却只能被困在地中海的另一侧作壁上观。没有几架飞机能被用来将部队运到本土，因为大多数属于共和国势力的飞机都拒绝与政变产生瓜葛。接下来该怎么办？

佛朗哥迅速向两个欧洲国家派出了使者，他有信心，它们的领袖——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将会向他伸出援手。希特勒在拜罗伊特（Bayreuth）举行的歌剧节上观看了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 Siegfried ）演出后便接见了到访的使者。元首穿着他褐色的纳粹冲锋队制服；他的随行人员穿着晚礼服，在希特勒与佛朗哥的代表们会谈期间等待晚宴开始。代表们向希特勒当面递交了一封佛朗哥的亲笔信和一张地图，经过几个小时的会谈之后——多数时间都是希特勒自说自话，此时的他仍因西班牙在一战当中保持中立而恼怒——这位独裁者同意向佛朗哥提供他所需的一切。随后，他叫来了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向后者下令派出比佛朗哥所要求的数量更多的飞机前去支援。

没过几天，首批飞机便启程前往西属摩洛哥，并在不久之后开始大批运送佛朗哥的军队。随后，这些飞机又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把将军本人送回了国内。在纳粹高层观看过那场歌剧演出——描写无畏的齐格弗里德英雄般地穿过火焰之中唤醒了沉睡的布伦希尔德（Brünnhilde）——之后，这次德国运输机开展的行动被命名为“魔火行动” ^[4] 。对于希特勒来说，自从他三年半前开始执政便被西方民主国家鄙弃，这次能有其他国家的军队向他求助，他感到十分高兴。

墨索里尼也同意为佛朗哥提供帮助，他比希特勒更希望被国民军们视为头号大救星，这将给他提供一个为意大利在地中海这个有时会被他按古罗马人的说法称为“我们的海”的地区提升影响力的机会。他为佛朗哥派出了一个飞行中队的萨沃亚-马尔凯蒂（Savoia-Marchetti）三引擎轰炸机，并特意让国民军来访使者中的一人乘坐在飞机上的尾部机枪操作舱内回国。

希特勒则派出了更多飞机：20架容克52运输机（Ju-52）——一种拥有三引擎、被西班牙人昵称为“三个玛丽亚”（Three Marías）的大功率运输机。尽管每架飞机正常情况下能够容纳17名乘客，可一旦将座位拆掉，它就能装下最多40名浑身文满刺青的外籍军团士兵，或是身穿长袍、头戴头巾或毡帽的摩尔士兵，只不过，他们得成排坐在机舱地板上，膝盖紧贴着胸部。许多摩尔人一生当中从未见过飞机，更没有几个人坐过飞机。数天之内，1.5万名士兵被运至塞维利亚，这里是国民军向北进攻的起点。这次运送行动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军事空运行动，没有这次行动的帮助，政变也许早就被轻松瓦解了。

七月叛乱爆发之前，纳粹高层便曾和这些西班牙将军有过交集。威廉·卡纳里斯 是希特勒手下会说西班牙语的军事情报局长，他认识并且很喜欢佛朗哥，二人是在后者几年前到德国参观德军军事设施时相识的。何塞·圣胡尔霍 是政变中的关键人物，曾在1936年早些时候到访柏林，住在高档的凯瑟霍夫酒店（Hotel Kaiserhof），不过，当时他做了什么以及见了什么人却是个谜。虽然希特勒本人此前显然并不了解政变一事，但事实证明，政变为他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葡萄牙，这个就在西班牙隔壁的由右翼独裁者统治的邻居，同样在不久之后向叛军提供了帮助，并允许国民军以葡萄牙国土为起点发动了一场攻势。约8000名葡萄牙人加入了佛朗哥的外籍军团，葡萄牙政府还允许国民军从里斯本港口向葡萄牙海岸运送部队和补给，向叛军提供电台、军火、国民军空军起降的基地，甚至还将共和国方面的难民交到叛军手中任其枪杀。

整个西班牙正在恐惧地战栗，因为国民军整个行动的目的就是要尽最大可能进行杀戮。仿佛是欧洲在几年后所经历灾难的先兆，当穿着日常服饰的被俘者排成令人压抑的队列，将双手举过头顶列队走过时，指挥官的嘴里说出了“肃清”或者“大清洗”的字眼。一些射击队在晚间执行任务，受害者们在汽车发出的刺眼灯光的照射下排成一排，工会领袖和包括40名来自人民阵线议会代表在内的共和国政治家被刺死或枪杀，同样遭到不幸的还有部分拒绝加入叛乱队伍的军官。军衔并不是军队中异议者的护身符——七名陆军上将和一名海军上将同样因为不愿参与政变而被枪决。家庭纽带也在此时被弃置角落：一名军官拒绝国民军接管一座军事机场，发出处决该军官命令的正是他的大侄子和童年玩伴——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

就以韦斯卡（Huesca）发生的事情为例。在当地一座城镇，命令里的人数只有十来个，却有一百人被当成共济会成员遭到枪决。有人枉死也没关系，这些无关紧要：由此引发的恐慌依然能够激起恐惧。（西班牙共济会之所以进入叛军决策层的视线，是因为一直以来他们都反对教会干政。）不论国民军是否会在进军路上遇到抵抗，类似的屠杀行动依然在各地不断发生。

政变最初阶段的领导者，“非洲通”埃米利奥·莫拉 将军宣称：“散播恐怖情绪十分必要，我们应通过毫不犹豫、毫无顾虑地消灭异己树立权威……任何帮助共产党、协助他们藏匿的人，以及人民战线的支持者都将被执行枪决。” ^[5] 尽管西班牙共产党被右翼宣传渲染成巨大的威胁，可实际上，共产党员数量并没有多少。不过，人民阵线倒是的确拥有数百万支持者。莫拉的命令被以令人战栗的方式得到了彻底执行。在北部的纳瓦拉省，根据粗略统计，1/10曾为人民阵线投票的人遭到了处决，该地一位年长的神父由于反对杀戮而被砍头。自由主义与左翼报社纷纷被关。工人若上街游行将被执行死刑。有时候，根据受害者的不同，恐怖的定义也会发生残酷的变化。在哥多华，一名身患糖尿病的社会主义者议会代表竟被国民军狱卒强迫喂食食糖而死。

诗人兼剧作家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 是“异见者”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曾宣称“我将永远站在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一边”，还在最贫困的乡村进行过巡回戏剧表演。他在自己的家乡格拉纳达（Granada）被枪杀，仅此一地，约5000人与他一同遭此厄运。大量的尸体甚至使当地墓地看守精神崩溃而被送入了精神病院。

不论是有关素食主义的活动、学习世界语的活动、在蒙台梭利 学校教书还是加入“扶轮国际” ，一旦你涉足过任何不那么“西班牙”的活动，都将立即受到怀疑。光是戴红色领带，就可能因被怀疑具有共产主义倾向而遭到逮捕。在莱昂（León），一名男子被告密者告发，原因是他曾参加过一场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演讲活动，并在会上提出了几个听起来显然对此颇有研究的问题，结果该男子被实施了枪决。 ^[6] 在梅里达（Mérida），一名国民军军官带着他的一名犯人在街上散步，此人是一名拥护共和国的医生，他将和这名医生打招呼的人一一记录下来，以此作为他识别逮捕目标的凭据。随后，他枪毙了这名医生。 ^[7]

得益于德、意敞开供应的武器弹药支持，仅仅几周时间，国民军便几乎控制了集中在南部和西部，占西班牙国土面积1/3的区域。他们的杀戮造成了数以万计的死亡，这远远超出了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夺权时造成的后果。作为对其他人恐怖的警告，共和国支持者遭到屠杀后，他们的尸体被丢弃在街道上、广场上和十字路口。然而，杀戮并不全都是国民军造成的。几个世纪以来被压抑的社会对立情绪也在此时爆发，人们心中的怒火化为了狂风暴雨般的杀戮。

得知西班牙爆发军事政变、城镇一个接一个落入国民军之手的消息时，鲍勃和玛丽昂与世界上的其他数百万人一样感到惊骇。在玛丽昂担任校对的《莫斯科每日新闻》报社，雇员们开始募集食品救济金以支援西班牙共和国控制区的平民。由于自己和妻子无法做到更多，鲍勃感到很懊恼。不过，他们的朋友路易斯·费舍尔很快便启程前往了共和国控制区。对像他这样的记者来说，这场战争就是欧洲目前最大的事件。他在战争爆发两个月后发现，自己正在报道的冲突“比过去在苏联和世界其他地方见过的任何冲突都更激烈、更有故事、更有趣”。 在巴塞罗那着陆以后，他看到身背步枪的工人们控制了机场。他的下一站是巴伦西亚（Valencia），当他在机场餐馆示意要结账时，人们放声大笑：外国同志吃饭一律免费。他乘坐火车一路向马德里进发，途中经过了一个大型汽油贮藏站，因为德国飞机的轰炸，那里正不断冒出滚滚浓烟。

除了为《国家》杂志撰稿，费舍尔也为一系列欧洲和美国的日报写稿。尽管也曾目睹过破坏，但他更多的还是被所见所闻所鼓舞着。装备虽然是老旧过时的双翼式战斗机，共和国依旧展开了对叛军据点的进攻。来自法国的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还组建了由来自多个国家志愿飞行员组成的空军中队。政变策划者原本的快速夺取西班牙全境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持久战将会把他们从未停止思考过的补给问题摆上桌面。比如，国民军要从哪里为军队获得燃油？作为他们的盟友，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都是原油进口国，不是出口国。

在西班牙，费舍尔比以往更进一步地跨越了记者身份，不断向政治人物建言献策。他曾给共和国总理写信：为何不停止一切民用工程的施工，在马德里城外30公里处构筑一条固若金汤的防线？为什么不在敌后组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一次，他在见到共和国外交部部长时向对方提出，既然国民军控制着西属摩洛哥，“共和国方面不妨宣布其正式独立，这样一来便能对佛朗哥与摩尔人的关系造成麻烦”。 ^[8] 他曾喋喋不休地向苏联驻西班牙大使提出建议，可能是想早点儿摆脱费舍尔的纠缠，后者最后终于给出了回复：“给我写份备忘录吧，我会发给莫斯科的。”

尽管有过上述种种举动，可从他那时的日记里，我们却能看到一个与在苏联时的高傲记者形象大不相同的费舍尔。在西班牙，他被这里波澜壮阔的理想主义精神所打动，被并非宣传机器产物的革命热情所打动，被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拯救这个国家尚处于襁褓之中的民主的人们所打动。当前去报道轰动世界的阿尔卡扎围攻战 时，他还第一次亲身经历了战斗。在这座14世纪建成、位于托莱多（Toledo）的城堡之中，国民军与包围在外的共和国部队僵持了长达两个月之久。

尽管一支叛军部队最后解除了为期68天的包围，并将战斗变成了又一场被佛朗哥广为宣扬的胜利，可对费舍尔来说，这却是一场令他感到兴奋的浴火考验。脚穿网球鞋的费舍尔坐在坦克上，与共和国军队一起向阿尔卡扎进军，试图占领那里。“我那时终于明白，军人们是如何怀着巨大的热情和野兽般的激情毅然向前冲锋陷阵的了。重重的危机与剑拔弩张之中，有种令人兴奋的存在。” ^[9] 在一次交火中，空气中烟尘弥漫，子弹横飞，费舍尔和另外两名士兵一起将一名正在流血的战友抬上担架，然后又帮忙把他抬到战地医疗站。“就在他的心脏位置，血渍越来越大……［他］呻吟着想要喝水，但已经没有水了。”他的膝盖骨被子弹打飞了一块，一块铁片插进了他的肋骨之间。衣服被鲜血浸染的费舍尔，成了第一批从西班牙战事报道者转变为参与者的记者之一，但他们绝不是最后一批。

其他许多来自美国的记者也加快了前往西班牙报道战争的脚步，《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翰·T.惠特克（John T.Whitaker）在国民军控制区域的塔拉韦拉-德拉雷纳（Talavera de la Reina）租下了一间屋子。两个月的时间里，这里成了他去往前线进行报道的基地，在它附近，坐落着一座军营。“没有一天我不是黎明时分就被军营里士兵操练的射击声吵醒的。”“‘处决’大概平均一天会有30起。我见过被他们带进军营的人。他们就是普通的农民和工人。”各地都能发现人们被处决的迹象。“你能看到四个农妇的尸体被摞在沟里，三四十个双手反绑的民兵在路口遭到枪杀。我还曾在一个城镇的广场上看到，两个共和国突击队 的年轻成员被背靠背绑在一起，然后被人浇上汽油活活烧死。” ^[10]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 Chicago Daily Tribune ）记者杰伊·艾伦（Jay Allen）报道过一件事，一名摩尔人士兵曾试图以1比塞塔的价格卖给他一只人耳朵。 ^[11] 不过在他的报道中，最引起广泛关注的消息出自巴达霍斯（Badajoz）——一座靠近西葡边境的城市，这里的成千上万名农场工人在共和国政府治下得到了大片土地。现在，国民军夺得了这一地区，成千上万名来自各个党派的共和国支持者，被驱赶进了该市的斗牛场，他们中既有民兵，也有平民。“一队一队的人将手举在空中。他们大多是穿着蓝裤子的年轻农民和穿着工作服的年轻修理工……早上四点，他们被赶进场内，中途穿过了一扇门，以前，人们就是从这里进场观看斗牛的。场内等待着他们的是机关枪……1800个男人——也有女人——在12小时内像被收割的麦子一般倒在了那里。你根本无法想象1800具尸体流出的血会有多少。” ^[12] 三天后，艾伦发现这座竞技场的地面仍被凝结了的几英寸厚黑色血块覆盖着。这场内战也使政治分歧在各地暴露无遗：由于对巴达霍斯暴行的报道使极端保守的报社老板大为震怒，艾伦被炒了鱿鱼。

在与外国记者的谈话中，国民军丝毫没有掩饰他们的真实想法。“我们当然是枪毙了他们的，”负责巴达霍斯行动指挥的将军告诉约翰·T.惠特克，“不然你想怎么样？要我在部队急行军的时候，带着4000名赤色分子一起走？”从一位留着八字胡的新闻官——阿尔瓦德艾尔特斯伯爵贡萨洛·德阿吉莱拉·伊-蒙罗（Gonzalo de Aguileray Munro）上尉那里，他听到了差不多的言论。他告诉这位美国记者：“你知道西班牙出了什么毛病吗？现代化的管道系统！在更‘健康’的时代——我指精神意义上更健康的时代，你应该明白——瘟疫能减少西班牙人口……可现在有了现代污水处理系统，他们繁殖得太快了。普通大众其实和牲口没什么区别，你应该明白，你也不能指望他们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病毒的感染。毕竟，老鼠和虱子最善于传播瘟疫。” ^[13] 这位伯爵——同时也是一名骑士和马球狂热爱好者——说当政变爆发时，他把自己领地上的工人们排成排，然后枪毙了其中六个，目的仅仅是为了警告他们，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到底是来自哪些阶层的人在支持这场军事暴动是十分明显的。当国民军士兵亲吻西班牙国旗，为他们的行动宣誓效忠时，主教在为他们祈祷，戴着黑色蕾丝头纱、穿着考究的贵妇们在为他们欢呼喝彩。在另一场发生在巴达霍斯附近，面向大批观众公开执行的大规模处决现场，先由乐队进行演奏，再由神父做弥撒，然后，行刑队才会开始行刑。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 写道：“地主的儿子们组织进行骑马‘狩猎农民’的活动。这种活动被他们戏称为‘土地改革’——通过参加这种活动，无地的短工们最终将能分得属于自己的一小块土地。” ^[14]

政变发生10周之后，随着左派的数名潜在敌人被一一清除——一个有名的右翼政客在政变爆发前被左翼分子刺杀，另一个被关押在共和派的监狱，曾计划发兵马德里的圣胡尔霍将军在一场空难中死亡——43岁的佛朗哥成了叛乱的最高指挥官。他矮小且不引人注目的外表下潜藏着无限的野心，而面对竞争对手，他则能展现出不露声色的老练官场技巧。身穿金色流苏装饰的军服，佛朗哥先是取得了国民军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头衔，随后又在包括德国、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外交官员的到场见证下，在一场精心筹备的典礼上获得了“国家元首”（head of state）的称号。（这让其他好几位将军惊诧不已，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只是选他做政府首脑［head of government］而已——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职位。）由他严密掌控的宣传机器开始将他称作“神选领袖”。不久之后，他又将自己封为“大元帅”，这在以前是只有西班牙君主才能获得的称号。在整个国民军的等级制度体系当中，每个人都在夸耀显示身份和地位的各色标志：佛朗哥在特定场合会佩戴一条金红相间的绶带；总参谋部的军官会佩戴一条蓝金相间的肩带；何塞·巴莱拉（José Varela）也是个“非洲通”，这位作风强硬的高级将领甚至会将军队勋章别在套在睡衣外穿的晨衣上。

欣喜于自己的政权获得了各法西斯国家的承认，佛朗哥曾夸张地宣布：“这一事件标志着人类历史的顶峰。”通过盟友们的帮助，“大元帅”在政治竞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由于希特勒只同他一个人打交道，这使得佛朗哥可以亲自负责将来自国外的大批武器弹药分派给他想赠予的对象。这一优势加上他对非洲那些举足轻重的部队的掌控，使他得以将所有竞争对手挤在一边。作为佛朗哥仅存的潜在对手和政变行动初期的领导者，莫拉将军出乎佛朗哥意料地死在了第二年发生的另一场空难事故当中。

就像其他许多宗教激进主义者发起的运动一样，国民军决心在其所到之处对妇女严加约束。他们禁止女人穿裤子，裙摆和袖子也必须足够长。在共和国治下已完成世俗化的教育又重新落入教会之手，对女孩来说，教会所擅长的，只是教她们缝纫和宗教教义而已。男女同校被废除；一名地位显赫的国民军派人士相信，这一制度是犹太人的阴谋。对于共和国的女性支持者，国民军无所不用其极。同佛朗哥一样，贡萨洛·凯波·德利亚诺（Gonzalo Queipo de Llano）的军旅生涯也发迹于非洲，这位酷爱穿着军服、佩戴勋章、身边常备骑马侍卫的国民军南部指挥官在广播中反复向麾下的摩尔人士兵承诺，马德里的女人们将任由他们支配：“狠踢她们的大腿，让她们知道，挣扎是没有意义的。” ^[15] 在托莱多的一家妇产医院，由于被认为是共和政府的同情者，20名孕妇被带到当地一所墓地枪杀。在塞维利亚附近某地，国民军士兵将一卡车女囚先奸后杀。在将她们的尸体扔进井中后，他们来到了附近另一座城镇，他们手中的步枪上，还挂着刚刚被他们杀害的女人们的内裤。

同国民军一起向马德里进发时，《先驱论坛报》记者惠特克在一个岔路口看到两名十几岁的女孩被带到了一个少校面前。她们的罪过，仅仅是其中一个纺织厂女工身上带着一张工会会员证。问询过后，这位少校“派人将她们带到了一座学校的校舍里，那里大约有40名摩尔人士兵正在休息。看到两名少女被带到门口，屋子里的士兵们发出了兴奋的号叫。我被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所震惊，心底涌起无奈的愤怒。”当惠特克提出抗议时，少校只是回答道：“哦，她们反正活不过四小时的。” ^[16]

诸如此类的强奸行为算是标准流程了，为了放大恐惧的力量，国民军军官还故意利用几个世纪以来跨越各政治光谱而存在的种族情绪，指使摩尔人士兵进行强奸行为。国民军士兵曾向英国《每日快报》（ Daily Express ）记者诺埃尔·蒙克斯（Noel Monks）大肆吹嘘他们对抓到的妇女所做的一切。“但那些都算不上真正的暴行，先生，根本不算。把抓到的民兵女孩和20个摩尔人士兵锁在一起这种甚至都算不上，先生，根本不算。那么做就是很有意思而已。” ^[17]

“在我曾经用过餐的几个军队食堂，我听见过西班牙军官们就对这一政策的看法展开辩论，”惠特克写道，“没人否认这种做法是佛朗哥的意思，但也有人觉得，即便是赤色分子，她们首先也是西班牙的女人。” ^[18] 这样的论点从未占据上风。行进中的国民军会在墙上涂标语：“你们的女人将会生下法西斯分子的种。”除了强奸之外，在一个又一个城镇，那些唯一的罪过是支持人民阵线的女人会被剃成光头。国民军还从意大利法西斯那里学来一招：给她们灌服蓖麻油（一种强力泻药）后游街示众，有时会让她们全裸或者半裸，然后任凭她们在人群的嘲笑声中拉得满身污秽。

受人民阵线内部的重重矛盾所困，在对抵抗叛乱的有效动员上，西班牙政府的效率极其低下。大部分军官站在了国民军一方，导致留给共和军的仅仅是由部分忠心的士兵和缺乏训练的民兵所组成的军事力量。即使那些民兵部队也是在几年前才由一些左翼政党和工会联合组建的。大多数民兵都没有军装，几乎没人有靴子，他们头上五花八门的装备——船形帽、贝雷帽、带帽檐和流苏的礼帽、一战剩下的头盔——一方面体现着共和军成员们洋溢的热情，另一方面，这也是混乱的表现。

此外，考虑到西班牙国内长久以来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的历史，一开始的时候，很多政府内部的官员都对武装民兵这一想法深感不安。当他们最终决定这么做的时候，由战争部发给马德里工会成员的6.5万支步枪中的6万支都因为缺少枪栓而无法正常开火。出于长久以来对工人夺取军械库的恐惧，当局决定把枪栓另外单独存放——存在了几处已被国民军占领的军营里。后来，当民兵们成功找到三组重炮群对军营进行攻击时，他们得搭乘一辆运送啤酒的汽车才能前往攻击地点。

然而，自西班牙传出的倒不全是坏消息。尽管国民军希望速战速决，但几个月以来人民的英勇抵抗使共和军仍控制着一大块略超国土面积一半、形状不十分规则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了西班牙最大的三座城市：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路易斯·费舍尔因首都地区的防守大部分由临时拼凑的民兵负责而深受感动。有一天，他偶然发现了一座里面的士兵都是由运动员组成的军营：他们中有斗牛士，拳击手（其中一个绰号“人猿泰山”），一个滑雪选手，西班牙5000米长跑冠军，以及一整支足球队的所有队员。还有1300名理发师加入了同一支部队，这支部队的名字——费加罗营（Batallón de los Figaros）——来自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 ^[19] 里面主角的名字。

西班牙共产党虽然成员人数很少，但其自上而下严密的组织纪律使其民兵组织被视为同类军事力量中最有效率的部队。无政府主义者的民兵组织人数增长到约10万人，里面男女都有，其规模由于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外国同情者不断来到西班牙加入其中而不断壮大。工人们也以其他方式加入了共和国的防御作战。举例来说，当战斗使国家电话网瘫痪时，信奉社会主义的铁路工人利用铁路系统自己的电话网络搜集了佛朗哥部队动向的情报。在战争爆发后的早期几个月中，与国民军对抗的主要力量不是职业军人，而是自发武装起来的平民。

平民所做的不仅限于此。在共和军控制的西班牙，工人们接管了上百座工厂的生产活动，将部分工厂迅速改造以生产前线急需的军需用品。有一家原来生产口红外壳的工厂被改建成了弹夹制造厂。工厂里出现了标语横幅——“工人们，国家属于你们”。农民分掉了大量田地，过去，他们在这些土地上的身份是雇农。以上种种事迹的报道使外国的激进主义者深受触动：人民最终夺取了生产资料，这难道不就是长久以来他们一直梦寐以求的吗？除去短命的巴黎公社运动，这样的事情几乎从未在西欧发生过。这里所发生的并不是俄国那种一党独大的情形下由单一政党操纵的革命，而是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西班牙冲突的非凡之处在于，它同时囊括了右翼势力主导的军事政变和左翼力量发起的社会革命的双重属性。

在数百万为这些消息所着迷的人当中，有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与鲍勃和玛丽昂·梅里曼惊人的相似，他们同样是大学经济学讲师。洛伊丝和查尔斯·奥尔（Lois and Charles Orr）当时正在欧洲度蜜月。洛伊丝身高五英尺六英寸，长着一头淡棕色的头发，说话带有肯塔基口音。在家乡的路易斯维尔大学念到二年级的时候，她与年长十岁的查尔斯在一次校园政治集会中相遇，并在1936年年初嫁给了他。

洛伊丝的父亲是一名建筑承包商。她把自己身上具有的正义感归功于母亲，一个自由派周刊《新共和》（ New Republic ）的订阅者。洛伊丝和查尔斯都是美国社会党的支持者。和大萧条年月里的许多人一样，美国的社会主义者确信，现存的经济体制已经失败。不过他们相信，新社会的建立要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而不能向苏联那样，经由专制统治而完成。带着这样的观点，这对新婚夫妇开启了对世界一睹究竟的旅行。在欧洲亲眼看见了纳粹的威胁之后，他们计划去印度旅行，到那里了解殖民主义产生的影响。在二人共同持有的护照里，照片上的洛伊丝穿着一件印花衬衫，查尔斯打领带，穿一件夹克衫。二人都严肃地盯着镜头，好像在告诉人们，他们的新婚旅行不是去享乐，而是要完成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法德两国游历期间，奥尔夫妇对西班牙发生的一切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站在这场西班牙社会革命舞台中心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相比世界其他地区，无政府主义在西班牙的兴盛程度举世无双。无政府主义者信奉无政府共产主义，可理解为自由共产主义或无国界共产主义。他们认为，警察、法院、货币、税收、政党、教会和私有财产都应该被废除。社区和工厂应直接由其人民经营，最终释放无政府主义者确信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人类天然的互助本性。这种观点并不等同于奥尔夫妇想象中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但二者秉承的精神却令人兴奋地相似。

无政府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在前工业社会就已经存在的意识形态，即便从最乐观的角度出发，它的构想在现代拥有复杂经济体系的社会当中实现的前景也一片模糊。但它仍然是激励数百万西班牙人的梦想，无政府主义者们也一直在狂热地将他们的梦想付诸实践。比如，出于对曾将众多战友囚禁的监狱系统的憎恨，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控制的城镇打开了监狱大门，将政治犯和普通犯人一股脑地放了出来。在一场与法国大革命中进攻巴士底狱如出一辙的行动中，巴塞罗那一座极其臭名昭著的监狱被拆除。几百名前犯人甚至还在一支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的以钢铁部队而著称的民兵部队中服役。

最令查尔斯和洛伊丝着迷的消息大都出自西班牙东北的加泰罗尼亚，特别是它的首府巴塞罗那。里赛奥大剧院（Liceu opera house）——欧洲最大的剧院之一——被改造成为人民剧院，几层楼高的政治招贴画覆盖了众多建筑的表面，当铺被责令将典当品归还给他们贫穷的顾客。富人的豪宅被没收供无家可归者居住；工厂面向文盲工人开设了识字班；在城中的丽兹酒店（Hotel Ritz），厨师和侍者们联合起来，将这家拥有华丽吊灯、白色亚麻桌布和印花瓷器的高档宾馆的桌子拼成长排，把它变成了为工人阶级家庭和城中穷人提供伙食的人民食堂。

只是被动地接受消息已经无法令二人满足。1936年9月，这对当时正在法国度假的夫妇中止了接下来的蜜月计划，搭车前往巴塞罗那，那里是像他们这样的人口中“西班牙革命”运动的中心。决定是由两人中更具冒险精神的洛伊丝做出的。当时她19岁。

西班牙内战的消息传遍全球时，共和军正在向外界请求援助。背着背包、扛着步枪、脚踩片儿鞋、在夏日酷暑中将袖子高高卷起的工会成员和民兵们固然能够得到人民致以握拳礼的鼓舞，但他们既缺少重武器，又缺乏与对方训练有素的部队作战的思路。一队刚刚离开巴塞罗那开往前线的士兵出发几个小时便不得不派回一名信使，目的竟是通知后方他们忘了随身携带食物。

共和政府如此迫切祈求的不是物资帮助，而是希望能够得到采购军火的权利。西班牙国库仍在共和军掌握之中，其黄金储备量在当时排名世界第四，足以令他们支付购买军火的费用。当其他欧陆大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肆举债变得贫困不堪时，中立的西班牙却正享受着出口激增的红利。它向交战双方出口食品、衣物、军事装备和其他许多物资，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中获益颇丰，这些都是各交战国无法做到的，其黄金储备也增至战前的三倍。1936年，共和国政府拥有635吨黄金储备支持本国货币，这些黄金按今天的购买力换算，价值超过120亿美元。

共和国的领袖们无疑希望美国、英国和法国这些民主国家会愿意将武器卖给一个正竭力挫败由纳粹武装挑起的军事叛乱的民选政府。当时，法国政府同样由自由主义左派的人民阵线领导，与意大利、德国、西班牙都接壤的他们当然不希望邻居中再诞生第三个法西斯国家。共和国总理何塞·希拉尔 向其法国同志匆匆发去了一封电报：“军事政变爆发，出乎我方预料，情况十分危急，望贵方立即伸出援手，提供武器与飞机，你们的兄弟，希拉尔。”在巴黎举行的集会上，上千名法国左翼人士大声疾呼：“给西班牙飞机！”

然而，法国的右翼势力十分强大，该国还有一些高级将领私下对佛朗哥十分欣赏。即便没有令局势更加复杂的西班牙内战出现，法国内部也是高度分裂的。罢工运动正不断撕裂这个国家，全国的政治激情极端高涨，以至于国民议会内外同时上演全武行的景象频频出现。在巴黎爆发的一场街头冲突中，一栋政府大楼被点燃，两千多人受伤，还有15人死亡。出于对本国爆发内战的担忧，再加上右翼报纸的激烈抨击，法国政府并不愿意卷入另一个国家的内战当中。他们允许西班牙购买包括民用飞机和老旧军机在内的少量物资，有些还是以高得离谱的价格出售的，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连这些法国也不再向西班牙提供了。

英国则更是对帮助西班牙兴趣寥寥。对西班牙大部分铜矿、硫黄和铁矿进行开采的英国公司一直对与共和军方面的工会武装纠缠不清感到头痛，相比之下，他们对未来佛朗哥的统治表现得更为适应。英国的右翼军官们也在努力为佛朗哥的军队提供帮助。驻守西班牙边境要塞直布罗陀的英国基地指挥官允许国民军使用基地的通信设备同他们的罗马、里斯本和柏林盟友保持通信，还一度向他们提供过军火支援。 ^[20] 英国精英阶层中的很多人觉得西班牙共和国并不比苏联好到哪里去，当时的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曾说：“要是有那么一个地方能让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互相残杀的话，那实在太好了。” ^[21]

唯一向西班牙提供迅速支援的国家是遥远、贫穷的墨西哥，该国的左翼政府为西班牙提供了2万支步枪、配套军火和食品。（共和国坚持要向墨西哥付款，但时任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却只愿接受总货款的很小一部分。）这批军火于战斗爆发六个星期后运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共和军平均每三名士兵才拥有一支堪用的枪支。

美国庞大的经济力量和现代化的飞机制造工业使它成了最有希望为共和军提供急需武器的国家。可是，共和军将武器发给工会民兵的举动却令一些美国人惊恐不已。多么可怕的先河！国务卿科德尔·赫尔 警告总统罗斯福，这一举措将会导致“暴民统治和无政府状态”。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纽带十分脆弱，并且，此刻的罗斯福更为关心的是如何应付国内大萧条造成的巨大损失。罗斯福深刻意识到选民的想法亦是如此，于是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两周后便发表公开演讲，承诺美国将与之划清界限，绝不参与。西班牙内战中的血腥屠戮，他在一战期间作为海军助理部长赴前线视察时便已亲眼看见：“我曾见过陆海大战，我也见过血流成河……我还见过泥泞中的死尸……我将付出无限的精力，认真思考，细致筹划，使战争远离美利坚。”

作为替代方案，他号召全世界对交战双方实施军火“道义禁运”（moral embargo）。富兰克林·罗斯福派往西班牙的大使是他的挚友，健谈的印第安纳记者、畅销历史作家克劳德·鲍尔斯（Claude Bowers），按路易斯·费舍尔的话讲，这是个“一根雪茄先吃掉一半，然后再抽剩下另一半”的怪人。鲍尔斯靠着两根手指敲字，在打字机上向罗斯福写了大量长信，里面尽是拼写错误（“propoganda”“facists”“socilolist”），敦促罗斯福尽快向共和军方面提供支援，而总统在回复中并未明确表态：“下次多写些像上封信那样的杰作。” ^[22] 1936年11月，罗斯福迎来了他的第一次连任竞选，西班牙共和国的支持者希望，也许在竞选结束之后，他将有更大的余地，对其始终厌恶的法西斯主义势力展开行动。

然而，眼下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发现，尽管他们已经备好黄金，但美国、英国和法国却将合作的大门关闭了，那些深受大国影响的小国更是如此。正因如此，当时间来到1936年秋天，越来越多的地区落入了佛朗哥之手时——从报纸上印制的地图上看，就好像代表国民军的黑点正同时从好几个方向逼近马德里将其包围——摆在深陷苦战的共和国政府面前的成了一个离奇的悖论：唯一愿意向其出售武器弹药的大国却不是个民主国家。它是约瑟夫·斯大林的苏联。

尽管苏联媒体几乎没有报道那些发生在加泰罗尼亚，使奥尔夫妇深受鼓舞的由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革命活动，它们仍为这场战争提供了大量版面。苏联党报《真理报》（ Pravda ）有六个版面，战争的消息有时能占据一整版。当梅里曼夫妇听说志愿者们正前往西班牙为共和国而战的传闻后，鲍勃就开始经常提起加入志愿军的事。玛丽昂对此并不高兴，不仅因为若是如此二人需要分居两地或者是鲍勃可能遇到危险，更因为他们在住房极端短缺的莫斯科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体面住处：一个在苏联经商的美国商人朋友要和家人一起长时间回国探亲，他将自己宽敞的顶层公寓借给了夫妇二人。

正当鲍勃和玛丽昂就鲍勃是否该去西班牙争论不休时，克里姆林宫正就如何应对共和军愈发紧迫的购买军火需求展开辩论。斯大林此时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当中。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定将成为希特勒的盟友，希特勒此时正着手重新武装德国，对其向东扩张的野心丝毫不加掩饰，这必然会对苏联造成威胁。此外，如若苏联不向共和军伸出援手，它所一直标榜的进步世界的领导者的形象必将沦为世人的笑柄，这还恰好发生在他正同列夫·托洛茨基——自己最主要的政敌，被他逐出苏联的共产主义异见者——就这一名头展开激烈争夺的当下。但另一方面，如果他显示出任何对这场在加泰罗尼亚及西班牙各地爆发、造成深远影响的革命活动的支持行为，必然会开罪英国和法国，而一旦对德战争爆发，斯大林十分需要这两国支持。苏联显然有兴趣帮助共和国方面赢得战争，但就像斯大林在给西班牙共和国总理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它的兴趣在于“防止西班牙的敌人将其当作共产主义共和国”。 ^[23] 正因如此，苏联后来的行动显得小心翼翼，力求在各方间达成平衡。

此时的斯大林就像一名行走在钢丝上的杂技演员，谨慎地向外界展示着对共和国的支持。一方面，他在红场召集了超过10万名莫斯科市民举行支持西班牙人民的团结游行；另一方面，他却推迟了向西班牙出售武器的行动。为取悦英法，苏联与它们一起和其他24国共同在一份承诺不向冲突任何一方无偿或有偿提供军事援助的正式协议上签了字。尽管戴着圆顶礼帽和软呢帽的各国外交官在伦敦参加了“不干涉委员会”（Non-Intervention Committee）冗长严肃的会议，但这份德意同样签字表态了的协议本身却只是个幌子。德国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不无嘲讽地表示，干脆应该把这个委员会改名叫作“干涉委员会”。不过，出席大会毕竟可以使有关各国冠冕堂皇地向世人展现他们正在为避免另一场波及整个欧洲大陆的战争所做出的努力。不干涉委员会就像一潭外交死水，有这样一位代表，他的心里就在琢磨别的事情。瑞典代表埃里克·帕尔姆谢纳 男爵参会期间在忙于写一本书，名字叫作《长生不老研究》（ Horizons of Immortality ），“与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使者”的谈话是此书的卖点。

英国首相鲍德温同样心在别处。他在西班牙内战开始不久之后告诉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 ：“我希望你现在最好少拿太多的外交事务过来烦我。” ^[24] 此时更令他忧心忡忡的，是报纸头条正在大肆报道的国王爱德华八世（Edward Ⅷ）与身材苗条的社交名媛沃利斯·辛普森（Wallis Simpson）之间令人诧异的恋爱，后者已经离过一次婚，并且似乎正处于第二次离婚的过程当中。

与此同时，希特勒对佛朗哥的支持有增无减。同意大利人一样，德国人对于在增加一个盟友的同时，还能通过实战为军队增加作战经验以为将来的欧洲战事做好准备感到十分高兴。战争真正降临之时——希特勒已经在幻想着这一天的到来了——一个对纳粹友好的西班牙政权将能提供目前他们正欠缺的东西：一座位于大西洋沿岸的潜艇基地。

然而，在向佛朗哥运送武器的过程中，希特勒与西班牙进行的讨价还价远比墨索里尼多；对希特勒来说，国民军不仅是战争中的潜在盟友，同时还是纳粹政权获得工业原料的重要来源。他要求佛朗哥用铜、铁矿（德国铁矿十分紧缺）和黄铁矿（能够提炼出硫黄和其他矿物质）来回报德国提供的支持。这些资源都是希特勒在建设其纳粹国防军时所需要的。第一艘德国运输船出发时，装载的是让佛朗哥能够将部队从非洲空运回国所需的技工和零部件，返程时则装满了整整一船的铜矿石。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向佛朗哥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一部分属于赊购，但大部分由德国提供的支援都是西班牙以矿产资源换取的。要为这些武器装备明码标价很困难，因为在公开市场上，想轻易得到诸如100架配有训练有素的飞行员的最先进型号战斗机这样的好东西是不可能的。最近，一项由西班牙学者安赫尔·比尼亚斯（Ángel Viñas）进行的权威研究认为，若将德意两国对佛朗哥的援助价值按照当时货币换算，其价值会在4.32亿到6.92亿美元之间。 ^[25] 根据具体计算方式不同，这笔钱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70亿至110亿美元具有的购买力水平。 单从德国出发的运输船就多达170班次，这还没算上每周穿梭于两国之间的货运班机。

眼见德意两国加入战局，斯大林却还在徒劳地等待英国或是法国向共和军提供武器支持。然而这并未发生。政变爆发数月之后，他最终向西班牙派遣了第一艘运送武器的船。对于斯大林期待什么样的回报，人们所知不多。不过，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苏联终于开始伸出援手了。不论分属哪个政治派别，西班牙共和国的每个人都在盼望这些将令他们赢下战争的装备。

苏联不只在这个秋天悄无声息地向共和国出售武器，他们还派出了顾问、飞行员和坦克驾驶员。为了利用世界范围内左翼人士对西班牙的极端同情，斯大林用于联络各国共产党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正式下达指令，开始招募由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纵队抗击佛朗哥，这正是鲍勃·梅里曼一类人一直期盼的消息。然而，部分共和国的外国支持者根本没有等待任何指令。他们早就来到了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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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eston，Paul. The Spanish Civil War：Reaction，Revolution，and Revenge. New York：Norton，2006.，pp.102-103.

[2] Francisco Franco Bahamonde， Palabras del Caudillo ， 19 abril 1937-1931 diciembre 1938 （Barcelona：ediciones Fe，1939），quoted in Sebastian Balfour，“Colonial War and Civil War：the Spanish army of Africa，” in Baumeister and Schüler-Springorum，p.185.

[3] José Sanjurjo，quoted in Preston，Paul. The Spanish Holocaust：Inquisition and Extermin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Spain. New York：Norton，2012.，p.21.

[4] 魔火行动（Operation Magic Fire）的名字来源于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女武神》第三幕第三场的歌曲《魔幻音乐》（ Magic Fire Music ）。

[5] Preston，Paul. The Spanish Civil War：Reaction，Revolution，and Revenge. New York：Norton，2006.，p.103.

[6] Howson，Gerald. Arms for Spain：The Untold Story of the Spanish Civil War. New York：St.Martin’s，1998.，p.12.

[7] Preston，Paul. The Spanish Holocaust：Inquisition and Extermin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Spain. New York：Norton，2012.，p.312.

[8] Fischer，Louis. Men and Politics：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Duell，Sloan and Pearce，1941.，pp.363，370.

[9] Fischer，Louis. Men and Politics：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Duell，Sloan and Pearce，1941.，p.366；“on Madrid’s Front Line，” Nation ，24 October 1936.

[10] Whitaker，John T. We Cannot Escape History. New York：Macmillan，1943.，pp.111-113.

[11] Chicago Daily Tribune ，18 August 1936.

[12] “Slaughter of 4000 at Badajoz，‘City of Horrors，’ is told by tribune Man，” Chicago Daily Tribune ，30 August 1936.

[13] Whitaker，John T. We Cannot Escape History. New York：Macmillan，1943.，pp.113，108.

[14] Beevor，Antony. The Battle for Spain：The Spanish Civil War，1936-1939. New York：Penguin，2006.，p.77.

[15] Preston，Paul. The Spanish Civil War：Reaction，Revolution，and Revenge. New York：Norton，2006.，p.206.

[16] Whitaker，John T. We Cannot Escape History. New York：Macmillan，1943.，p.114.

[17] Noel Monks，Eyewitness（London：Frederick Muller，1955），pp.78-79，quoted in Preston，Paul. The Spanish Holocaust：Inquisition and Extermin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Spain. New York：Norton，2012.，p.333.

[18] Whitaker，John T. “Prelude to World War，” Foreign Affairs 21（1），October 1942.，pp.106-107.

[19] 《塞维利亚的理发师》（ The Barber of Seville ）为法国作家博马舍的剧本《费加罗三部曲》［《塞维利亚的理发师》（1772）、《费加罗的婚礼》（1778）、《有罪的母亲》（1792）］中的第一部。

[20] Voelckers to von Weizsäcker，16 October 1936，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Series D （1937-1945） ，vol.3， Germany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0），p.112.

[21] Baxell，Richard. Unlikely Warriors：The British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London：Aurum，2012.，p.44.

[22] Fischer，Louis. Men and Politics：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Duell，Sloan and Pearce，1941.，p.254；Roosevelt to Bowers，16 September 1936，Franklin D. Roosevelt Papers as President：the 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Box 50.

[23] Stalin，Molotov，and Voroshilov to Largo Caballero，21 December 1936，quoted in Bolloten，Burnett. The Spanish Civil War：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Chapel Hill，NC：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1.，p.166.

[24] Beevor，Antony. The Battle for Spain：The Spanish Civil War，1936-1939. New York：Penguin，2006.，p.133.

[25] Viñas，Ángel. Las armas y el oro：Palancas de la guerra，mitos del franquismo. Barcelona：Pasado & Presente，2013.，pp.359-363. 9owbSTnB6RbzJJBXZFmn38HZ7G+B1zEpWnJGBIiYz45BbXKn0aS//rRA3Y8Gl5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