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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类当下的处境而言，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其构成中的一种明显的矛盾性，而这种矛盾性又总会让人类摇摆不定。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我们都以公民身份生活，并遵从法律；从民族与民族的关系来看，每一民族都享有天然的自由。这种状况比不区分两者使我们的处境更糟，因为这种同时在社会秩序中和自然状态下的生活让我们不但屈从于两种状态的局限，而且不论在哪种状态中都找不到安全感。的确，社会秩序的卓越之处体现在力量与法律的角逐中，但这仅限于在法律能够控制力量的情况下；当君主处于绝对独立的意志下时，这唯一的力量将以法律的名义向公民，或者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向外人发号施令，从而剥夺前者反抗之权利和后者反抗之意志，因此真正的公正之名只会被用来确保暴力在各处能够得以实施。
关于我们一般所称的民众权利，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没有惩罚，保障它的法律只不过是比自然法更无力的空想。自然法至少为具体个人所体会，而民众权利则除了对它的服从者有益之外，并无任何保障，其裁决也只有在确保有利可图时，才会被尊重。因此，在现今所处的混合状态下，我们不论偏向哪一边，我们不论做得过多还是过少，都劳而无功，我们处于可以到达的最坏的境地。 [2]
请允许我在这里引用让-雅克·卢梭关于战争状态的一个片段。《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这本书就是以这个古典论点作为起点的：国家间的自然状态（或潜在战争状态），本质上不同于国家内部的公民状态。公民们遵从法律，即使法律表达权力的同时也掩饰权力。因此，本书涉及的是 国家间体系 ：在这个由国家组成的 体系 中，各国互相监督以确保自身安全；说是 国家间的 ，是因为战争不是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国家间的一种关系。“战争绝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国与国的关系，在战争中的个人并不是作为人或者公民，而仅仅是作为战士而碰巧成为敌人；他们不是作为祖国的成员，而是作为祖国的保卫者而成为敌人。” [3]
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哲学理论诠释为一种理想类型模式。在自然状态尚未被超越，因而和平状态（或者说国家间的公民状态）无法实现的情况下，纯粹的国家间战争既可以被看作社会学模型，也可以被看作理想模型。
那么，我对法律或者哲学假定的使用是否让本书犯了材料使用中的时代错误？这本书是否过于关注过去？它是否在重复一种狭隘且过时的对国际社会的描述？有些人批评我太拘泥于那种或多或少反映了欧洲协调的战争的传统含义。我认为这种批评并不恰当。当然我也可以把书写成另一种样子，不过我还是给了这本书“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对我而言，更确切的是“国家间的”）这个题目。我所说的战争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理解的这个词的意思，即国家间的武装冲突，或者那些多少由国家组织的军队间的力量较量。暗杀、恐怖主义和经济竞争全都没有包含在我称为战争的这个概念之中。
我一直都强调20世纪末国家间体系的独特之处，这个全球性体系即便在和平时期也是好战的。国家间体系并不等同于国际社会，它体现的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具体方面，在我看来也是一个根本方面。我没有忽视国际社会的其他方面，只是我没有系统地对它们加以研究。我期望知道的是，我做的选择是否合理，或者我做的选择是否迫使我回顾过去而非揣测未来、预见未来。
虽然我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但是几乎没有使用经济体系的概念。很显然，国民经济实际是属于一个体系或者位于一个体系之中的——如果我们将“体系”一词理解为一个整体，它的各个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话。说到底，任意一个要素的改变都不可能不引起其他要素的变化。当然，要素单元之间的交互影响并非对称。即便在那些不遵循调控中心机制的体系中，一些单元也会因其规模和力量而在整个体系中行使一种实际权力。
当前，在那些致力于 和平研究 （peace research），并认为和平研究这一说法比国际关系或国家间体系这类说法更可取的机构中，世界经济体系就取代了国家间体系。经济体系可以两分为中心和边缘，工业化国家处于经济体系的中心，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处于体系的边缘。体系的中心包括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前者剥削后者，而它们又一起对处于体系边缘的国家实施剥削。每个国家的内部也完全可以出现同样的双重性。富国将它们所抽取利润中的一小部分留给它们的边缘国家，以维持这些国家的生存。而这些边缘国家同样包含中心、特权者以及与那些处于经济体系中心的外国资本主义存在部分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
这种描述显然是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得出的。所有财富都是由剩余价值创造和提供的，而剩余价值又是剥削者从他们自己国家的劳动者和边缘国家的劳动者身上抽取出来的。国家间结构与国家内结构之间的一个相似之处因此而显现出来。这个隐含理论，无论是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还是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都没有，至少没有以这种方式被阐明，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他们的论断中推断出来。这一理论有意回避谈论严格意义上的国家间对抗或国家间冲突。它通过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而将这种分析扩展到了全世界。
国家间体系和经济体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在后面将有机会对这些联系加以论述。不过，从它们中的哪一个开始论述更合适呢？是从对独立自主和国家主权的诉求开始，还是从社会内部不平等结构或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开始？在这点上，我准备忠实遵循《和平与战争》（指本书，下同）一书的主要思想。纵观历史，服从于一个中央权力机构的各个领土共同体（collectivités territoriales），它们之间的武装对抗或武装冲突是历史进程中的正常现象。伟人或英雄领导着军队，管理着人民。假设征服者和立法者在今天有的仅仅是我们对他们的固有印象，或仅仅是那些被载入教科书的回忆，那么，就应该对国家间交往的古典描述予以保留，而不是对国家内部主体身份或公民之间的对立以及国家间的战争状态置之不理。即便这种对立不再成立，为了明晰最终可能消除这种对立或超越它的那些现象，我们首先应该做的还是去重述这种对立。
让我们更进一步分析。建立在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之上的经济体系，其成立的前提是社会关系对于国家间关系而言是主导原因。然而，实际情况却与此不符。苏联既非中心也非边缘。伊拉克和伊朗展开了一场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其附会于经济体系的战争。作为世界中心的美国，它的行动也许推动或加速了战后重大事件的发生——两个阵营瓜分欧洲以及非殖民化——而这些事件也可能是正在演化的经济体系的政治表达；不过，它们看起来首先还是像有组织的国家间斗争的偶然结果，抑或是臣服于外部势力的国家或居民之间的斗争所得到的偶然结果。我们最好还是从那些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现象出发，然后再进入——如果可以进入的话——这些现象的深层现实。
针对国家间体系所具有的优先性还存在另一种异议，它涉及国界的失效和超级大国的自我抑制，即超级大国禁止自己使用它们拥有的所有杀戮手段和摧毁手段。可以为民族国家的衰落和国界的消失辩护的理由从不缺乏。当下，所有欧洲民主政体的军事边界都居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一旦处于战争状态，两大集团都将被卷入其中，它们将构成行动的主体。只有像瑞士和瑞典这种装备精良的中立国家，才有机会保住自己的政治自主性。领空被如此小心地戒备，针对外国飞机的布防又是如此严密，以至于对卫星国而言领空已经不复存在。所有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然而我们从中又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尤其是欧洲，由于苏联军事力量的存在及其对东欧诸国的控制，民族国家被降级了。一边矗立的是一个军事帝国，另一边则是一个维持了和平状态的军事联盟。无论在分界线以东还是以西，民族国家都没有被真正地抹去。如果交上诸如苏联撤军这等好运，如果克里姆林宫让自己的盟友暂时解散，那么这些盟友将重新回到以前的状态，捷克、波兰和匈牙利不会合并为一个将丧失民族认同的整体。它们充其量也只会像西欧那样寻求建立共同市场，但并没有因为共同市场简化商品和服务交换的需要而取消国界。
这也不代表欧洲民族国家的存续问题亦会在其他大陆上演。在非洲，各国都期望向欧洲模式靠拢，为此，它们不但需要建立一种为别国所承认的主权，而且还需要创造一个有民族意识的公民社会。民族国家，对于这些以殖民边界为国界的国家而言，是作为领导者的少数人期望达到的目标。同样的注解还可以用在拉丁美洲或亚洲国家身上。在此之后，国家会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如此巨大的影响，以至于让人们脱离了游离状态且期望归属于这个国家，并对它施加影响。
人们还可以反驳我说，民族国家的基础已被腐蚀，各个民族都受到了次级民族起义或微观民族起义的影响，即便在欧洲也一样（在法国，有科西嘉人、巴斯克人、布列塔尼人）。在非洲各国，部落之间的争端更多是被国家压制了，而非被解决了。更何况，还有大量国家被倚仗了某种意识形态或某个外国势力的革命者弄得四分五裂。所有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可以称之为“民族国家危机”，我会在本书稍后部分
对此加以分析，它们有时因体系本身的异质性而起，有时则缘于殖民者划定的边界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异质性。正是通过把实际情况同民族国家的理想类型进行比较，才让这些所谓的危机现象获得了意义。这个理想类型甚至在欧洲都没有实现；在其他大陆，最经常的情况是，国家的人口无论从客观意义上还是从主观意义上来讲，都未形成民族（除去日本这个明显的例外：臣服于唯一主权之下的人口都具有异质性）。不过，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还是无法说明为什么把国家间关系的古典理论作为历史模型和国际社会的简化表现是不合理的。
尽管内战与国家间战争的次数很可能同样多，但通过历史可以看出，政治单元内部的各种冲突与不同政治单元之间的冲突的区别还是十分显著。即便在那些边界尚未清晰划分、领导群体尚未清楚指定的无文字社会，人种学家也发现了这两种争端之间的分隔线，一种是用商谈和妥协的方式来解决，另一种则要用暴力来了结。
简而言之，卢梭总结出的理想类型反映的不是当前的现实，恰恰相反，它的功能在于让国家间体系的不完美性凸显出来，而导致这种不完美的因素在于各自宣称主权独立的单元之间的那种极端异质性。不过又正因如此，对《和平与战争》的另一种驳斥才可能出现。我是否对虽然本身并不在国家间体系中，但又对国家间体系产生了影响或被其所影响了的那些现象给予了足够多的重视呢？
我将对跨国（transnationaux）现象、国际（internationaux）现象和超国家（supranationaux）现象进行区分。跨国现象是指跨越国界并在某种程度上逃脱国家权威或国家控制的现象。一旦国家开放了边境，取消了关税，而且本质上不再存在交换方各自国家的干预，商品和服务交换便是在个人之间进行的。所谓的多国公司——在一定数量国家拥有子公司的公司——构成了一张在母公司控制下的跨国网。母公司的领导人不可能不关心外国政府对他们的决策所做的反应，比如当母公司所在国强制对诸如法国公司、德国公司或英国公司这些子公司实施禁运的时候。
经济体系从多个角度避开了国家间体系；更确切地说，国家通过政治而对经济体系的形成做出贡献，但经济体系却是由不同国家根据其权重不同而以不均衡的方式决定的，它因此成了一个不同于国家间体系的体系，我们因此应该将其定性为跨国的而非国家间的甚或国际的。
非经济领域中的跨国现象并没有少受力量的支配。信仰、意识形态、科学发现也都没有忽视国界的存在。即便是在像天主教这样的超国家的等级组织中，各国教会也没有失去各自的特征，尽管所有或几乎所有的教会都会被同一些潮流所影响，而这些潮流会驱使它们时而趋于右派，时而趋于左派。天主教会由于自身结构而自称是跨国的，即便它在现实中无法完全实现这种跨国性。
第三国际自称是国际的，因为它既是国家间组织又属于跨国组织。它首先包括的是那些因在国内获胜而代表了国家的国家政党。基于这一事实，这些国家政党因为它们所取得的胜利而被尊重。然而，它们的存在也动摇了苏维埃政党期望维持的等级结构，尽管后者口头上还是宣称兄弟政党之间应该平等相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不仅是服从中央权力的跨国现象，也是在全世界传播、在各国以一个国家政党为化身的超国家意识形态，同时它还是由属于不同国家的个人或群体之间的关系创造并维持的国际社会。
超国家现象则构成了另一个种类，尽管我们有时候很难把超国家现象同国家间关系或国际关系清楚区分开。海牙法庭被定义为一个典型的超国家现象，虽然法官们是被各国政府任命的，但一旦任命，他们就如同法律解释者一样从事其职业，这些法律都是被所有国家接受了的（至少是所有加入了国际法庭的国家）。联合国则是另一回事，这个组织由多个国家创建，主要任务是解决冲突、维持和平。事实上，联合国中的所有国家都是在 按习惯 施政。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的那些动议或决议表达的都是绝大多数国家的信念或利益，很少有一项动议体现的是国际社会共同体的真实想法。安全理事会中五个常任理事国所享有的一票否决权，使它在两个超级大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卷入冲突时，无法有效地起作用。
或许，我们可以把囊括了国家间体系、世界经济（或世界市场，或世界经济体系）、各种跨国现象和超国家现象的整体称为 国际社会 或 世界社会 ，其中“国际的”这个形容词适用于我所区分的所有现象。为方便起见，我们把所有能让我们向往全人类统一的国家之间及个人之间关系的集合称为国际社会。我不认为“ 国际社会 ”或“ 世界社会 ”这个说法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概念。它在没有被描述的情况下指代一个总体，这个总体同时包含着国家间体系、经济体系、跨国运动、公民社会与公民社会之间多种形式的交换（18世纪宽泛意义上的贸易）以及超国家机构。它是一个几乎不包含任何一种社会典型特征的总体，我们真的能够将这样一个总体称为社会吗？我们真的能够对一个包含了所有国际生活形式的国际体系加以讨论吗？我对此表示怀疑。
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从整体上来分析。就不是很严格的“体系”概念而言，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体系。国家之间维持着或多或少的往来。对自己有被卷入普遍战争的风险这点有意识的国家，都是属于同一体系的国家。今天的所有国家都以某种方式隶属于国家间体系，只就它们参与了联合国以及两个超级大国无孔不入的状况，就足以做出此种判断。世界体系分割成了多个次级体系，次级体系中的单元多少都感觉不会受到来自自己所属地带之外的势力的干预与侵扰，这种感觉的产生要么是因为超级大国的影响在此相互抵消，要么是因为距离，又或是因为这些国家不具太多利害关系而让它们的相对自主得到了保障。体系或次级体系都名副其实，因为在其中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都会引起整体的反应。
我也用“体系”这个术语指代世界经济。严格说来，我们可以将世界经济分为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是社会主义的；前者以美国为中心，后者以苏联为中心。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社会主义体系的雏形，只是它还尚未超出东欧范围；最多越南和古巴也属于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这个体系又与另一体系有着联系：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中，美元和美元价格经常被用作统一计量单位；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从西方借走了数目可观的钱；还有某些人民民主政体已经加入或期望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实上，能被定性为世界经济体系的经济体系只有一个，就是那个大部分苏维埃国家把自己排除在外的资本主义体系。
批评者可能会就国际社会中国家间体系的位置提出质疑。我们是否可以用18世纪和19世纪的那些模式，也就是欧洲协调时期或欧洲支配世界那个时期的模式，来理解这个从两次大战的战火中重生的20世纪的世界？虽然对此的争论没有停止，不过，和平与战争的交替主宰了德意志第三帝国被摧毁后的这些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我认为，并且现在还依然认为，必须把国家间体系摆在首要位置。
国家间体系的这种优先性 先验地 排除了经济体系在因果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更何况，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列宁主义对战争的解释在战后这些年中已经遭遇了无法逾越的障碍。列宁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是经济对抗的结果。然而，这一次，经济对抗却是在大西洋联盟或美日联盟的内部进行着。我还记得战时又或是战争刚刚结束后的一张苏联宣传单，传单的作者指出，美国和英国因为重大矛盾而对立，而这种矛盾又是在一个紧密的联盟中显露出来的。
经济对抗不但继续在工业化国家之间进行，而且还因增长速度的放慢而被激化。不过，还没有任何这类对抗转化成战争。直到现在，集团与集团之间、政体与政体之间的敌对仍然比经济对抗更尖锐。在本书第三部分中，我或许还应该加入对国家间体系和经济体系之间所具有的独特关系的分析。1961年，世界经济的扩张缓和了竞争；盟国互相原谅了彼此做出的就他们的原则而言算是错误的那些行为。即便在今天，“经济战争”也还没有发展到让大西洋联盟破裂的地步。支撑国家间体系存在的那些理由战胜了经济体系引发的不满。
我会不会因为视国家为“行为体”且认为国家间体系是由行为体组成的而被斥作是犯了整体论的错误呢？因为做了如此选择，我无法让自己再采用社会学的一般方法来分析。在我的论述中，好像是一个国家在决策，而不是一个人或很多人在决策。不过，每当我们进入微观决策层面，每当我们面对的是有血有肉的行为者时，我们就会发现——很显然地——种种磋商、种种意见不一致、种种个人创意以及种种错误，而所有这些最终又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奥匈帝国给塞尔维亚下了最后通牒”或“奥地利开炮轰炸了贝尔格莱德”。每一次外交危机都有待辨识，历史学家对1914年7月到8月之间发生的事就是这么做的。美国的社会学家在遇到古巴危机时也是这么做的。对于把国家视为行为体这样的虚构做法，我们应该认为它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呢？应该说它对我们的研究和理解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呢？
社会学家， 更不必说 历史学家，从来就没有对这点掉以轻心，即决策者——君主、国家或政府首脑，为幕僚、佞臣和执行者们所环绕，并不是一人在做决策。一些人或机制负责向他传送信息，另一些则执行或违背他的意志。很多个世纪以前，宠妃（或宠臣）常常被认为是鼓动了君王的人，但历史学家却也没有因此而犹豫大谈“法国”政治或“英国”政治，这些实体在他们的谈论中就如同人一样，它们可以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只要我们静下来好好思考，这种本就只存在于表面的矛盾便会自然消弭。
国家——国家间体系的行为体——被根据不同方法管理着，从白宫和国会之间的美国式持续对话到希特勒的催眠性专制主义。然而，一方面，元首自己需要从别人那里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他也需要让别人去执行他的意志。另一方面，不论美国总统曾经多么心怀犹豫，无论他与同事的会议进展如何，无论他在国会遇到怎样的阻力，他最终还是拍板决定了于1917～1918年向欧洲派出几百万人以及在1965年向越南派出超过50万人的远征军。在有组织的国家结构中，最高层的决策会引发一系列效应，而这些效应还常常是出乎决策者预料的，假设我们能够辨识出那些决策者的话。
当前的决策者，无论他是美国总统还是克里姆林宫政治局，他们更少依赖个人（幕僚或宠臣），更多依赖官僚体制，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他们依靠的是复杂的组织机构，而那其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利益且与他人存在对抗关系。艾利森（G.A.Allison）在他那本围绕古巴导弹危机写就的优秀著作中，阐明了这些组织机构、机构领导人以及总统私人幕僚所发挥的作用。 [4] 肯尼迪是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三人统筹小组”就他提出的问题的回复来制定最终决策的。或许类似的商议也在莫斯科进行着。社会学家显然必须分析一个人或一些人决定成千上万同胞命运时所处的环境条件。不论国家的政体如何，国家对外行动的背面都属于社会学家要研究的问题。正是这些对外行动的发生处，决定着是战争还是和平。历史学家无法确切知道是否存在一个于1914年发动了战争的“决策者”。关于这些事件的记述仅记下了主要参战方的宣战，然后它们就进入了战争状态。
致力于国家间关系研究的学科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也可以遵循个人主义方法论。当我们谈论苏联、苏共中央政治局或美国总统时，谈论的其实是对被考察国家的对外行动有决策权的那些机构，不论这些机构在以怎样的方式运行，不论它们的运行方式能以怎样的方式被研究。
在《和平与战争》的第二部分中，我没有对影响或限制外交家的各种机构进行研究，或许我当时是应该对其加以研究的。我当时秉持的主旨是反驳有关政体或民族国家的普遍性主张。对于根据地理位置或持久利益制定的外交政策的稳定性，我表示了怀疑——这意味着国家或行为体是无法在撇开被我称为“对外行动的背面”这一点不谈的情况下被定义的。或者把我的观点提升到理论层面来说，我一直认为克劳塞维茨和列宁之间的对话很重要。克劳塞维茨丝毫没有对共同体福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民族利益）这个概念加以怀疑，在该概念中，被拟人化的国家所拥有的智慧，即政治智慧，才是评判者。在他的眼中，存在一种以君王为化身的共同福利。列宁反击了克劳塞维茨，他认为，在一个存在阶级的国家中是不可能有共同福利的。国家的对外行动表达的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意愿。在我看来，自1917年革命以来发生的历史事件都在共同驳斥这类极端理论：苏联在外的行为虽既不像沙皇政体曾经做的那样，又不像它可能会去做的那样，但也没有把罗曼诺夫帝国的传统和所有实践都抛诸脑后。
因此，我不认为在分析国家间关系时使用理性行为体这一概念就意味着某种整体论，或者说就是在提出某种关于历史进程的泛灵论或理性视角。我们知道且要重申的一点是，人们造就了属于他们的历史，但无法知道他们造就的是怎样的历史。对一场战役的记述是无法具体到每个人的行为的，但它没有否认这种或那种行为的重要性。战役的结局通常都只体现为一个总的结局，但这并不代表一种整体论概念。社会学家往往采用“事与愿违的结果”（effets pervers）这一表达。个体行为组合后的结果也会与个人意图相矛盾：每个企业家都用机器替代劳动者；竞争让他们不得不这么做，但这么做却会导致利润率降低，他们因此得到的也是一个与所有人利益都相悖的结果，尽管其间的每个人都理性地遵从了自己的个人利益。社会运行的一个面向便是以这种个体行为组合所产生的事与愿违的结果为特征的。我们几乎可以用德皇威廉二世的说法“我想要的不是这样”来展现这个事与愿违的结果的概念。
国家间体系不同于国家内部体系，它不服从于某个中央权威或中央控制机构。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每个行为体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最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它们不得不靠自己来维持自己的存续及利益。负责人要在无法清晰辨识的局势中做出决策，他们既要面对盟友也要面对对手，且向来无法知道这些关系会持续多久。结果这让历史学家倾向于把个体同一场战争或一个时期的整体结果结合起来思考，而任何人都不想要这些结果。由此便产生了对重大事件的两类解释，以1914年战争的发动为例：一方面，大部分历史学家重构了从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下最后通牒到战争爆发之间，各方都城中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列宁及马克思主义者则试图根据战祸程度的不同用各种原因来解释战争。有时候历史学家会在进行微观记述前先用一章来讨论深层力量，但他们没有发现深层力量与微观事件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联系。
也许，在《和平与战争》的第三部分中，我确实具有一种高估“行为体”逻辑及其不言自明的理性的倾向，因而低估了对外行为的“背面”以及独立于决策者的那些经济、社会和心理变化。我将“历史”作为第三部分的标题，它讨论的是既定时期内全球社会的情势。基于一个我没有加以掩盖的悖论，“历史”这一部分探讨的是一些同时发生的事情。在二十年之后再观察1983年的世界，我将试图去理解演变的动力，而不会再次低估对外行动的“背面”的影响和那些可归因于跨国现象的改变。
我们或许可将今天的情势与1961年的相比较，因为今天的情势的确可算是似曾相识。体系依然是两极的；欧洲两大部分之间的界线分毫未动；国家决策者和评论者继续讨论着核武器在欧洲防御中起到的作用和核战争的风险；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比关系在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转变；相对于美国来说，经济落后的欧洲，甚至是日本，都追赶上了美国。美国丧失了承担帝国重负的能力或决心。
在《和平与战争》中，我讨论过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并对外交-军事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列宁并没有把经济或殖民冲突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或军事冲突清楚区分开。1914年战争（一战）是资本主义国家（国家或它们的银行家和企业家）间争端的结果，因为它们没法做到和平分享它们一起掠夺来的财富。要驳斥这个被简化为大线条的论点并不困难。“欧洲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瓜分——部分是欧洲各大势力之间传统对立的副产品，部分是冒险家的杰作，还有部分则是国家权力意志的表达——一些政治人物真诚相信本国商业依赖国家在全世界拥有的基地和领土。那些殖民帝国主义的支持者，以法国的朱尔·费里（Jules Ferry）为例，为殖民帝国主义辩护，理由是需要向外售卖商品或需要外部向国内工厂供应原材料。无论以怎样的方式去思考执政者或世界事务，无论海外冲突应当对欧洲国家的协调统一负有多大责任，1914年战争都是从巴尔干——这个斯拉夫人和德国人利益交锋之地——开始的。这种说法过于华美壮丽，如果用更简单的语言来说，它是从奥匈帝国同斯拉夫国家摩擦交锋之地开始的，而这些斯拉夫国家都心怀针对二元帝国的斯拉夫领土收复主义。比起摩洛哥问题，阿尔萨斯-洛林对法德敌对情绪的助长更甚。比起 德国制造 的商品带来的商业竞争，英国更担忧公海上的德国舰队。
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两次世界大战加速了欧洲帝国的解体，终结了殖民时代和旧大陆对世界的统治，加快了欧洲大势力的衰落。当然，由于人们永远也无法知道自己造就了怎样的历史，他们也会忽视他们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不过，银行家、工业家和国家决策者，他们期望通过用次级武装冲突来解决他们几乎不会有任何所得的非洲或亚洲领土问题，我们只能用“异常盲目”来形容这种做法。
1914年以前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被英国所主导，以伦敦和伦敦商界为中心。自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那个时期开始，英国就失去了工业先锋的角色：在前沿领域，比如电学和化学领域，跻身于世界一流的是威廉二世统治时期的德国。不过，尽管德国在出口方面的进步比英国快，英国还是保持了数量上的优势。而且，德国的扩张继续指向了欧洲而非海外。英国的出口分布则完全相反。
英国在19世纪建立了经济体系或资本主义市场，这并没有阻碍其他国家实现比支配国更快的增长速度。货币体系为金本位，又或是以与黄金挂钩的英镑为中心；价格高低的长期变动也没有动摇体系。英国有所谓的隐形收入（对外投资的利息、货运、保险），从而抵消了商业收支上的赤字且有所盈余。它继续将国际收支的部分盈余用于向外放贷。
从在南非发现金矿的19世纪末到1914年战争，这一时期是以经济的迅速扩张和前所未见的繁荣为特征的。社会民主派中的修正主义者纷纷行动起来，希望促成一种与马克思的（或被人们说成是马克思的）某些预言相抵触的变化：“无产者”的生活水平随着国家整体财富的增长提高了。列宁把受到资本主义“臭钱”吸引而背叛了无产阶级利益的“工人贵族阶层”的形成视为殖民的战利品。
在英国时代的最后阶段，只有一个国家通过自身的努力跻身这个成员数有限的大国俱乐部，它就是日本。日本也采用了当时在属于俱乐部成员的欧洲国家中通行的那种规则态度：它在中国台湾地区（1895）和朝鲜（1905）实施了殖民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对日本的经济增长并非必需，就像西方黑非洲或赤道黑非洲同样没有与法国的经济需求相对应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继续实施这种帝国主义，这导致了1931年“满洲国”的成立，随后还导致了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以及1941年日本对美国和英国的战争，最后以1945年日本的战败收场。从此以后，卸掉武装的日本在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市场中欣欣向荣。
以伦敦为中心的世界市场，在某些方面不同于1945年以后的围绕美国的世界市场。追求增长的意识形态当时还不存在：当然了，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依然是被增长的动力机制推动的。1914年前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对国民生产总值进行了计算。当时的国家决策者们已经模糊察觉到国家之间有着发展上的不同，而且他们也大致估计了国家增长速度的差异、各自财富的差异以及大国和小国之间的差异。当时的国家决策者们并没有把谋求经济增长率作为优先目标，他们不太关心增长率以及那些无法确知的东西，通常更关心的是货币或价格的稳定性。而且，那些处于伦敦政府和巴黎政府统治下的被剥夺了自主权的广袤土地，当时还仅仅是在以缓慢的速度进入工业阶段。诚然，印度的英国统治者还是建成了现代社会所需的基础设施。但20世纪的情况已经不再符合威斯敏斯特
在19世纪的说法了：“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印度驻留。”不管怎么说，英国的世界市场都不是像1945年后美国的世界市场那种意义上的存在。
在殖民地消失的同时，人们看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的诞生。不过，确切地说，这个市场不能算是可与资本主义市场匹敌的对手。两个市场的规模差距非常大，这让社会主义这个小市场以某种方式依赖于资本主义这个大市场。
这样一种世界市场，就其本身和相对于国家间体系而言，分别有着怎样的特征呢？在经济体系中，货币体系构成了游戏规则的第一条。从1945年起，两种不同的货币体系相继占过上风，一种是由《布雷顿森林协议》于1945年定义的货币体系，另一种是从1973年开始实施的浮动汇率制，或许也可说它相当于没有制度。
布雷顿森林体系禁止浮动汇率在用黄金表示货币价值的同时也用美元比价，这使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纸文书负担起了维持美元和黄金之间可兑换性的责任。布雷顿森林体系看起来给了美元一种特权，这点被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指了出来：美元成了黄金的等价物；美元在作为国家货币的同时还是跨国货币，它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兑换，这让（现在依然让）美国人可以用自己的货币买到任何一种商品。美国成为唯一一个在对外收支出现赤字的情况下，可以不用采取限制措施的政治实体。
《布雷顿森林协议》的绝大部分措施都对应的既不是某个单一概念又不是单一的美国利益。英国以凯恩斯勋爵为代言人，期望建立另外一套类似于世界中央银行的体系。但阻止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汇率的稳定性，在当时似乎符合了绝大部分经济学家和国家决策者的期望。一如既往地，决策者们在倒退着走向未来。他们试图防止20世纪30年代的局面重演。其时，金本位制的崩溃导致了一场货币混乱，在这场混乱中所有手段都变得合法，而这最终又让所有人都得不偿失。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否因为自身的固有缺陷而注定失败呢？以雅克·吕夫（Jacques Rueff）为最持久、最雄辩的阐释者的那个思想学派指出了这个体系建构的缺点所在：金本位建立起了黄金和美元之间的等价关系，中央银行通常把黄金和外汇（尤其是美元，不过也有英镑）作为储备货币。就美国的情况来说，由于美元被认同为储备手段，美国国际收支中出现的赤字便给各国中央银行（尤其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或日本的中央银行）带来了投在美国国债上的外汇盈余。因此，国际收支赤字就无法对导致赤字的那些因素产生任何中和作用。在雅克·吕夫看来，金本位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它创造且维持了通货膨胀和美国在对外收支中的赤字。
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外收支赤字都保持在每年十亿美元上下的水平；它促成了一种符合华盛顿政府目标的黄金再分配。肯尼迪总统是第一个严肃对待国际收支赤字的总统，他让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为此做出报告。其中大部分经济学家——尤其是萨缪尔森（P.A.Samuelson）——都认为存在对美元的高估，至少相对于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联邦德国、日本等）的货币而言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萨缪尔森是否提出了让美元贬值的建议，又或者他是否像他的大部分同事那样也认为基准货币是不能贬值的，并进而认为纠正不均衡的责任理应落到那些被低估的货币身上，或者说理应落到那些接收了过多美元的中央银行身上。
20世纪60年代，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都采取了多个局部措施，以减少对外购买或限制他国资本进入美国市场。正如人们很容易就能预见的那样，这些措施在实际运用中毫无效率可言。然后，便是约翰逊从1965年开始在越南展开的那场真正的战争，而且为了让绝大部分美国公众不被这场远征所触痛，他并没有为开战多征税。因此通货膨胀在美国日益严重，外贸赤字也越来越大。1971年，尼克松总统强迫欧洲人接受了美元贬值。他向蓬皮杜总统承认了美元相对黄金部分贬值的事实（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他接受了对黄金的价值重估，1盎司黄金从原来的35美元变成了42美元）。不过，这种贬值对于重建国际均衡依然是不够的。
二十年间，华盛顿领导层的思想状态发生着变化。肯尼迪依然把美国的赤字视为国家的失败或者说屈辱。渐渐地，美国经济学家传播了这样一种简单思想，即货币是围绕美国基准（或太阳）在运行。为什么美国人要为日益堆积于联邦德国央行和日本央行中的美元担忧呢？这些银行所属的政府才是应该去应对这场危机的人，换句话说，应该是他们去让自己的货币升值。至于美国人，则应对此保持一种善意的漠不关心、一种 善意的忽视 （benign neglect）。
1971年，理查德·尼克松以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为中间人强迫欧洲人听任美元贬值，然而，这个在美国总统和法国总统于亚速尔群岛会晤后的第二年秋天达成的协议将不会长久。记得我当时写了一篇名为《被废黜后的美元统治》的文章。尽管被贬值，美元依然保留了它的跨国角色，它依旧是记账货币、交易货币，甚至还是储备货币，而这也并非出于华盛顿想要实现帝国主义的意愿，而是出于经济体系的需要。虽然黄金没有完全货币化，但中央银行从1969年开始就不再对黄金市场加以控制。黄金价格实现了市场浮动，它就像其他随便哪种金属的价格一样是浮动的。黄金重新回到它原来的状态，即一种投机品——至少从短期来看是如此（我们可以这样估计，长期而言，黄金的价格是会上涨的，至少是一种与主要货币磨损成比例的上涨）。
美国当局在1973年将自己的意图推行到底。两年前，尼克松曾在其他货币由黄金定义而黄金兑马克、日元或法郎的比率固定这一基础上，接受了一个新的黄金兑美元价。在这两年间，美元一直是基准货币和体系的中心；而那些接受了过剩美元的国家能做的，只有让它们的本币汇率上升。华盛顿的负责人表现出的 善意的忽视 也达到了顶点。
然而，这些负责人对尼克松在欧洲压力下所做的让步感到遗憾。尼克松仅仅满足于让美元相对于主要货币整体贬值10%——这种贬值程度很可能本来就不够，更何况在1971年，他因为要准备选举而大开贷款阀门，引发了新的通货膨胀。1973年，尽管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相关原则，但这些负责人却依靠他们自己的威信，不征求任何意见，直接带来了浮动汇率：同黄金一样，货币价值也将由市场决定。
因此，美国在战后不久建立了以稳定汇率为基础的一套货币体系，然而在二十五年后，它又把一套与之完全相反的货币体系强加于世：不再有固定汇率。这样的决定，确切地说，就是用协商达成了第一套体系、后又将第二套体系强加于人的做法，是根据自己的利益还是自己的学说做出的？既然学说如此经常地局限于对利益的理性化，就很难在利益和学说之间做出选择。
1944～1945年，在商议布雷顿森林协定的条款时，美国人害怕的是竞争性贬值，他们害怕20世纪30年代那种争先恐后的贬值情况再次重演，当时各国都努力利用汇率把失业重担扔给其他国家。由于美国在经济和金融上的强大，它在类似的混乱中便有可能成为第一个牺牲者，不过，其他国家理应有同样的担忧。各国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既定体制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最好的体制。那种以国家机构为模型却更加接近超国家组织的体制，即便有凯恩斯在，也是无法吸引美国人的。当时的美国人担心的是，（在那种体制下）自己会被中央银行的规则束缚而无法作为；而面对大国压倒性的优势，尤其是面对美国压倒性的优势的其他国家，在当时担心的则是这类组织建成的后果。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否在有利于美国人的同时损害了美国的竞争者呢？欧洲人在1947～1973年这段时间里缩小了与美国人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那是他们经济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然而，正是多亏了美国人，欧洲人才有了他们的黄金三十年。美元的过高估价有利于日本和德国的出口。欧洲国家的扩张从某种角度上说是由出口引发和支撑的。而且，美元的过高估价还鼓励了美国企业在欧洲投资。出于民族主义，法国的部长们会时不时谴责一番美国的投资。但是，美国人用短期借贷的方式借走了欧洲的资金，后又通过购买破产公司或开设子公司等长期投资的方式把钱投回了欧洲。撇开政治不说，美国投资对欧洲的扩张和繁荣确实做出了贡献。这些投资增加了投资的整体规模，随之带来了生产和管理技术，加上它们引起了竞争，从而刺激欧洲各国的公司更加努力地寻求进步。美元的过高估价还有利于投资本身；当美元跌到1美元兑4法郎水平的时候，资本也随之改变了流动方向。欧洲人对美国的投资随之增加，而美国人在欧洲的投资则随之下降。
我一直认为，在这个虽然不能说是最糟糕的，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以美元为主导货币的世界中，那个一直持续至1973年的货币体系才是对我们而言——也就是对法国人和欧洲人而言——在可能条件下的最好制度。
对于那些以国家间体系为首要关心对象的人而言，问题在于：货币体系与国家间体系的关系如何？国家间体系是否至少部分地被货币体系所决定，尤其被美国当局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则的利用所决定？
起初，在各国协商《布雷顿森林协定》的条例时，那个完好无缺地从战争中走出来的美国，那个因为工业机制的动员而致富的美国，享有经济和金融的超强实力。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有几乎是说一不二的决定权。这就是说，一旦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做到了遵守这些规则——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它自己制定的——它就会比它的竞争对手更少享受这些规则。
从1973年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十年的经验中，我们观察到市场会抬高或压低美元的价格。高估和低估交替进行，美元永远没有处于那个与购买力平价吻合的汇率点。显而易见，美元继续享有它的好处，而正是这些好处保障了它的跨国特征：允许用美元购买外国产品，就是让华盛顿的执政者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容忍国际收支中赤字的存在。低估美元的时期同高估美元的时期一样，都对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而言既有利又有弊。
当美元汇率以自由落体方式下降时，欧洲人埋怨的是美国用比当初借款时更低的利率偿还了债务，以及美国在第三世界市场上进行了不正当竞争。面对在三年间从1美元兑4法郎升值为1美元兑8法郎的情况，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又抱怨说石油及其他用美元结算的材料对除了美国人以外的其他所有人都价格更贵。诚然，作为补偿，美国贸易赤字为出口国提供了额外的机会。对大部分国家而言，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对法国而言，价格高估与过度出口并不是相等的。
是否正是由于美国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强迫其他中央银行用美国国债的形式积累美元？是否应该像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论述的那样，认为德国人或欧洲人之所以同意积累一无是处的美元，是因为作为交换他们可享受美国的保护，而有了这种保护，他们便可以仅部分支付自己防御的开销？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来或写出来，但欧洲人的确应该支付美国提供给他们的这部分安全保障。
当欧洲人同美国人商谈商业和贸易问题时，他们显然会考虑到外交-战略情况——不过，1973年的变故却让人们对这种解释产生了怀疑。与重估价值并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对那些被过剩美元淹没的国家而言，对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而言，难道不比浮动汇率更好吗？法国人埋怨作为国家单元进行的美国投资。大城市的市长们，一方面在巴黎的意识形态论战中谴责美元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却毫不犹豫地对美国公司在法国建设工厂予以优待。如果波恩的执政者能够预见到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后果，他们也许就不会在1973年之前继续力挺美元了，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而不是为了顺从他们的保护者。
当下，罗纳德·里根的政策刺激并激怒了主要国家（除了日本）的大多数领导人。这项政策在于把数目可观的预算赤字（1000亿美元，大约6%的国内生产总值）同货币紧缩（直至1983年8月）结合起来。货币紧缩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大幅减退及利率上扬。这样，在复苏的最初阶段，利率会达到一个就这一阶段利率水平而言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样的利率会将外国资本吸引过来，并在市场上让美元价格上涨。但这个经济复苏面临很快被喊停的风险：为了避免在经济复苏中再次出现通货膨胀，美联储很可能重新回到紧缩政策上。
我们就此可做出第一点评论。美国再一次因为它所处的特殊位置而获利。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能在拥有大量预算赤字的情况下还把外国资本吸引过去（即便在外贸赤字会被外部投资利率部分抵消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能够允许如此巨额的预算赤字，它们也没有能力仅用货币武器就能有效对抗通货膨胀。［日本曾不得不容忍比这个数额更大的预算赤字，但因为日本人将收入中的很高比例（约32%）用作储蓄，所以个人储蓄弥补了预算赤字，故而没有发生通货膨胀。］
里根是不是因为自己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才实施这样的政策？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意义。当然，军事力量属于整个“美国”的一部分。问题是：“如果美国在陆、海、空没有这种实力，它还会有同样的举动吗？”我不清楚如何才能给这个问题一个明智合理的答案。在我看来，在“是”与“不是”之间去选择这个问题的答案并非一种切合实际的做法。我觉得根本的一点在于，美国管理跨国货币的方式就像它是在管理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国内货币一样。美国总统虽然下决心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但无力减少国家的开支，更何况他还同时决定重整军备，于是他便把减缓价格上涨的责任交给了美联储主席。美联储主席从美国独一无二的条件中获得了帮助。无论这个国家的公共财政和国际收支状况如何，跨国货币都会发挥它的功能。
诚然，有段时间卡特总统不得不干预市场以维持美元价格走势。总有一天，美元会重新从最高点回落。而且，也并非所有外国资本都向高利率国家流动，它们还流向国际危机下的避难国，流向无论怎样都算得上最富庶，也许还能算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那个经济体。
如果欧洲在安全问题上没有依赖美国的话，情况会不会有所不同？或许吧，然而，真正会让经济面貌改变的，其实是一个真实欧洲统一体的形成。如果欧洲共同体成了与美利坚合众国对等的存在，跨大西洋对话会完全进入另一种进程。欧洲货币或许会让美元失去垄断地位，让它不再是跨国记账单位；不论德国经济还是英国经济都未达到可支撑跨国货币的规模。
我们能够就货币帝国主义进行讨论吗？美国是否从不合理的美元角色中获得了好处？市场经济意识形态肯定了华盛顿负责人的善意：“人们”没法抵制市场运行。美元价格必须跌到很低的水平才能让卡特下决心进行干预。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1美元已经升值到可以兑换8法郎，里根重新回到了另一种形式的 善意的忽视 。债务人，即那些以固定价格签订了石油和天然气长期售卖协议的国家，为美元价格的飘忽不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美元相对于对应了购买力平价的货币均衡价格上涨或下跌，这对美国而言是有利可图的吗？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答案。过高估价的美元会导致贸易收支赤字（在危机时期，国家更多会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去谋求货币的估价过低）；1978～1979年美元的价格被低估有利于美国出口，便于美国银行和美国国债履行借方义务。接近于购买力平价汇率的汇率是否会在有利于美国本身的同时还有利于整个经济体系呢？
就个人而言，我对此毫不怀疑，但我也不抱妄想，认为自己能够说服华盛顿的幕僚或负责人。他们保留着对20世纪60年代的记忆，那是个瘫痪的年代。其时，与黄金挂钩的美元无法自由波动；它的汇率仅仅通过其他货币的浮动才会变动。当美国在1971年要求对美元进行一次完全合法的贬值时，它遭遇的是其盟友和竞争对手的一致反对。从那时开始，美国便抛弃了所有形式的刚性。美国人对在货币上也能实践“市场总是有理”这一想法感到满意。市场规则扩展到货币领域，这导致了一种普遍相对性。货币不再是某个真实物品的体现，它同任何商品之间都没有优先联系。美元，同其他货币一样，其价格是由外汇购买者为了换取法郎、马克或日元而准备支付的美元数量决定的。
美国将用多长时间来强加浮动汇率呢？没有人会去冒险预测。由于西方国家没有就替代体系达成协议，这个制度很可能会继续延续下去。恢复金本位和金兑换本位（让一些货币同黄金一起成为储备手段）意味着要让美国专家转变观念，而新观念仅处于零星可见的阶段。经济学家和领导阶层目前的主导舆论依旧更多是对以往刚性的拒绝，而不是对今日浮动汇率的忠实支持。然而，所有的改革都是在限制政府对内行为自由。里根总统希望的是增加国防支出，降低收入税，战胜通货膨胀。美联储的政策补充和调节了那些即便不算自相矛盾但看起来也分歧重重的意愿。利率升高和美元汇率下滑就是这种政策的结果。
对此，众多海外专家反驳道，欧洲资本之所以流向美国不是因为利率，而是因为受到了美国经济本身的吸引：如今的美国经济注定还会实现一次飞跃发展，而所有欧洲国家的经济却似乎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困境。实际上我们很可能会见到战后初期那种情景的再现，因为旧大陆依然没有找回它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信心。
没人能衡量出利率和寻找庇护（或被盼望已久的繁荣所吸引）这两大因素在此事上各自所占的分量。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对推断充满怀疑。从1973年到1982年，石油价格的两次上涨不但主导了外交博弈，还同时主导了经济和货币博弈。作为石油行业“七巨头”的这些石油公司，并没有顶住生产国的国家意愿：它们被剥夺了油井的所有权，尽管它们依然是石油配送中的顶梁柱。它们拥有与原油的价格高低成比例的利润，而这又让它们有机会到其他能源领域中投资。美国银行接收到了这些石油生产国无法花出去的那些收入中的最大部分。石油市场是从1982年开始失去平衡的。即便发生了两伊战争，即便处于战争中的这两个国家减少了石油生产，石油供应还是不停地超过需求。石油需求降低的原因众多：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以外的国家发现油田，替代能源使用的增加，更加节约地使用石油这种日益昂贵的资源。对美国而言，石油的价格上涨从未造成什么严重问题，它也不会引发美国的通货膨胀或外贸赤字。石油危机后，日本和联邦德国没有花很多力气和时间就重新确立了它们的国际收支平衡。然而，第三世界中的那些最发达的国家，比如巴西，却被债务缚住了手脚。委内瑞拉和墨西哥这两大石油生产国，在使用石油这一大自然偶然赐予它们的资源时表现得十分糟糕，以致它们在重建国际收支平衡和减少债务的过程中于1982年陷入了通货紧缩的政策泥潭。
两次石油危机既没有让华盛顿的领导者生出幻想，也没有让他们明确利益的含义。他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去预防灾难在美国或美国之外发生，但没能构想出一套整体计划。发展中国家可以借走从石油美元
那里得来的美元。为了维持本国的生活水平和一贯的生活方式，这些国家不断借贷，长年累月下来，它们变得不再有能力偿还合同规定的借款利息，更别说偿还借款的本金了。
或许，一套可以与马歇尔计划相媲美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亚洲的那些发展很快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譬如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地区，是靠自己的努力摆脱困境的。韩国虽然债务沉重，但保持了足够高的经济增长率，这让它一直是信誉良好的借贷方。另一方面，诸如委内瑞拉和墨西哥这样的石油生产国行事却十分轻佻随便，美国需要大费周章才能强迫它们遵守那些在整体计划的实施中所必需的规章。不管怎么说，这些都还无法解决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在数量上整体过量的问题，或者更笼统地说就是石油生产国数量过多的问题。上一阶段遗留下来的是各国对内对外的普遍负债和企业负债问题。美国对此没做什么特别处理，不过，只要债权人对美国依然存有信心，美国就可以通过接收从外部流入的资本而继续增加自己的负债。美国人对此毫不担心，因为美元继续吸引着全世界的资本——他们同样不担心的还有跨国货币的数量，作为最后借款人的他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制造所需的跨国货币以免于倒闭。
我还要再次说点题外话：关于国家间体系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我们能根据上面的这些分析做出哪些评论呢？总体而言，就世界市场需要一种跨国货币及这种角色可以由美国货币在黄金缺位的情况下扮演这点来说，美元的货币统治并不是美国军事主导地位的结果或副产品。只要美元还与黄金相连，与美国人相比，欧洲人就会更偏向于带来更小幅度的通货膨胀的政策，但比起浮动汇率而言，他们又会偏向于或应该会更偏向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当然，如果缺了美国军事实力在美国货币背后提供的支撑，美元应该是无法扮演如此角色的；英镑在19世纪之所以有那样的地位便是基于英国皇家海军和黄金的支撑。不过，各国还是让自己或多或少适应了随华盛顿经济政策而生的形势。从帝国主义经济政策谋求的是支配和剥削这层意义来看，这种经济政策还不能说是十足的帝国主义。战争刚结束后的那些年中，美国的经济政策被一种“深思熟虑的私心”所驱动，这是用一种传统的表达方式来说；如果不那么悲观的话，就是被他们的世界责任所驱动。随着美国相对它的竞争对手——欧洲和日本而言在主导地位上的下降，随着苏联军事实力水平逐步上升到了可以同美利坚合众国媲美的地步，美国人的这种感觉在一点一点减弱。里根和他的政策象征着他的国家在向自然私心回归（私心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自然现象），这种政策是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施加于总统的各种压力，总统自己的想法，以及领导团队制定的各个施政目标之间的矛盾。至于美国的行为将在世界其他部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问题在美国的决策机制中根本就没有被关注。因此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才可以这样写：比起会让经济活动整体减慢的通货紧缩而言，与带有美元高估特征，即与包含进出口盈余的通货膨胀做斗争让国家付出的代价更小。某些出口部门的确因此受到了打击，但比起采用其他反通胀措施而言，这样做的代价更小。
世界市场中的美国经济政策是为它的外交-战略政策服务的，还是正好相反？美国的外交战略政策和经济政策是互相独立的吗？这两种政策（而且至少就经济层面而言，货币及商业政策本身是来自华盛顿的）既非相互独立，也非不可割裂。在第一阶段中，国家间体系问题会影响到世界市场中的政策。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形成并非由于确立了重建西欧这一唯一或者说是优先目标，之所以它们会形成，是因为美国领导人期望在马歇尔计划之上建立起一种国际经济秩序。这种经济秩序当然要符合美国利益，但它同时也要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因为美国领导人相信自由交换的世界是符合共同体（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西方共同体）利益的事情。
与此同时，加入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家，其实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对一种规章表示了臣服；不过，这些国家还是有不遵守这种规章的自由，而且也有自由从多少带了自由主义或独裁色彩的政体转换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社会主义政体。何况，也的确有苏维埃集团的国家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剩下的便是世界市场的组织倾向于使属于该市场的国家免受苏维埃的诱惑。
美国在国家间体系中所做的重大决策并非全都出自经济动机，向韩国或越南派兵便不是。美元被用来服务于外交-战略政策，马歇尔计划是其第一例证。对第三世界援助的分配在一些确定的情况下是出于外交或战略利益，并且继续被这类原因所影响。
直到这里，温和或理智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可以几乎不持异议地跟着我的思路走。在他们眼中，正是这种对世界经济的组织方式构成了 帝国主义 ，因为它让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或者说正是这种组织方式拉大而非缩小了贫富差距。乍看起来，这样的说法似乎并没有被历史经验证实。
1947～1973年，欧洲人和美国人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不是拉大而是缩小了。因此，我们不得不把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这种理论中剔除。一旦工业化国家进入大幅增长阶段——有时候这种增长还具持续性——所有事实都表明，最富的国家或最先进的国家并不一定能保持住它们的优势。德意志帝国在丝毫没有借助于殖民剥削的情况下便接近了英国的水平。虽然在这35年间各欧洲国家的增长率参差不齐，但这与它们是否对欠发达国家进行了剥削没什么关系。工业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其本身并不会对具有支配力的经济体或最先进的经济体构成帮助。相反，落后的国家可以将已经跨越到后一阶段的那些国家作为范例。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会以增长率提高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法国在1950年拥有比英国更多的农业人口储备。
即便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也会接受这些断言，因为这些断言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有人也会对此存有异议，尤其假如他是一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会反驳道，欧洲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利用了美国的帝国主义。那篇关于“经济帝国主义”（l’impérialisme économique）的论文就把世界划分为了中心和边缘两部分（更确切地说是多个中心和多个边缘）。美国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而在美国内部，也存在一种二元性：中心的一元为资产阶级，他们占有了由外国生产且从外国及边缘抽取而来的剩余价值中的绝大部分；边缘则是被中心剥削着的人民大众，他们领到了美国人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总体中的皮毛部分。以同样的方式，我们在作为工业中心边缘的发展中国家里也能区分出作为中心的民族资本家和作为边缘的大众——他们是国内中心和世界中心的双重牺牲者。
这种表述引出了无数的问题和反驳。问题首先出在用词上。假设各个中心社会的“中心”都剥削着自己的边缘——通俗说来就是资本家或特权者剥削着下层阶级，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这叫作帝国主义？领导着大型国企或私企的少数人，管理着政府的少数人，对人民大众而言算是帝国主义吗？我们可以假设把收入、实力、威望上的平等分配（或近乎平等的分配）作为标准。这样一来，所有持有比在平等分配假设下应得数量更多的物质或精神物品的人，都会被视为剥削者，抑或被视为剥削的同谋者或剥削的受益者。如果把一国的经济管理者视为社会的支配者，那么他们就属于中心的中心，也可以说是卓越的支配者，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便是各种支配者-被支配者，或者说是支配者中的各种被支配者。
这样的用词选择是从超科学（extra-scientifique）角度考虑的。自新石器时代小型社会以降的所有复杂社会都包含着社会角色或社会功能的分化，因此也就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异质性。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很坦率，他一劳永逸地把他观察到的社会中的人分成了精英和大众（或大多数人）两种。内含了理论的这些概念被无数社会学家批判过、提炼过、反驳过、辩护过。不过，从这些不停翻新的争论中，还是涌现出了一些平凡无奇或显而易见的结论。既然社会异质性被作为了假设，既然精英的存在被人所公认（即存在一些身处关键位置的人），社会学家肩负的任务便不是强调同时代的各种复杂社会之间有着怎样的相似特征，而是比较这种异质性的多种形态，比较精英们的各种梦想形式，又或是比较精英和大众的关系。尤其在我们期望保留剥削概念的情况下，就更须去探究，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特权少数”因为享受了相对于他们提供给共同体的服务而言过多的好处，而对某些阶级或整个社会实施了剥削。
世界市场里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必要的话也可以被界定为是帝国主义的。从本义上讲，帝国主义意味着一国或一个共同体攫取了某一地区、某国人民或他国的所有权或支配权。将战败国纳入战胜国主权区域的做法就体现了帝国主义的纯粹形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征服，构成的则是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的一种特殊形态。通过引申概念，我们还可以在一个政治实体对别的政治实体实施某种支配的时候——要么在对外行动上对别的政治实体有所强迫，要么禁止别的政治实体按照本身意愿选择政体——谈及帝国主义。东欧国家就属于苏联帝国主义的范围。哪些第三世界国家又属于美国帝国主义范围呢？
苏联在1956年损害了匈牙利的利益，在1968年损害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在1981年又损害了波兰的利益，这表明苏联会对已经信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且属于苏东集团的那些国家的政体变动行使否决权。在东欧，帝国主义国家保留了最后的救济手段，即动用军事力量。在古巴问题上，苏联没有考虑使用武力这一最终手段，不过，古巴的政体，更确切地说是古巴政体和苏联之间的联系，让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大可能破裂。
美国在哪些区域中以哪些手段实施着“帝国主义”呢？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个美国邻国，它们在政体上没有受到同苏联向东欧国家实施的那种支配相似的来自美国的某种支配。我们可以说，加拿大或墨西哥的行动自由其实受制于美国可能对其实施的那些制裁的威胁。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限制了比它弱小的其他国家的自主性。但是，自1933年“睦邻政策”实施以来，美国容忍了墨西哥对美国石油公司的国有化。对加勒比国家和中美洲国家实施的支配曾有所改变；派遣海军陆战队的做法曾过时；但在冷战气氛下这又重新变得可能。华盛顿的执政者不再为了保护美国投资而向外派出精锐部队，他们派兵干涉的目的在于防止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掌权。
要划出美国“帝国主义区域”的界限是件困难的事。如果我们把有美国驻军的国家都纳入这个区域的话，大西洋联盟成员国（退出了北约统一指挥部的法国、不接受美国在本国修建基地的挪威和芬兰这些北欧国家除外）就都属于这一区域。这种说法要在满足了以下这个意义明确、含义有限的条件的前提下才成立：是西欧国家自己请求与美国组成一个联盟或让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美国以工会或特工组织为中介成为意大利和法国冷战的一部分——那里的冷战存在于共产党与其他中间党派或反共产党党派之间。共产党人其实在西方国家内部已经输掉了冷战。里根团队没有因为共产党人进入法国政府而感到愤慨。而以前的那些总统团队［尤其是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团队］就尽其所能地阻止过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主义与共产党之间达成的“历史性妥协”。如果我们减弱“帝国”一词的强度，那么大西洋共同体所构成的整体可以被称为“帝国区域”。这个区域针对的正是苏维埃集团，而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也对形势估计得恰如其分：苏联如果想攻击这个区域，是不可能不冒任何风险的。不过，这个区域整体依然没有远离苏联的野心。在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之后的那些年里，共产党人、共产党和居住在苏联大使馆中的某些行动人员都参与到了最终会对民主党人有利的战斗中。
至于那些处于苏维埃集团和大西洋共同体之间的国家，美国对它们所抱的态度则根据形势和世界区域的不同而不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组织推翻了那位名为阿本斯
的总统，他被怀疑心怀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林登·贝恩斯·约翰逊以保护美国的人员和财务不受其内战威胁为借口，将海军陆战队派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约翰·F.肯尼迪则试图通过组织1500名古巴流放人员的登陆来推翻卡斯特罗政府。就美国没有把这些小国家纳入自己的主权区域，但有权向这些国家派遣军队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这点来讲，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在历史上曾是美国的帝国区域之一。这个帝国区域有别于大西洋共同体，尽管我们用了相同的方式去指代它们：欧洲人是自愿进入美国的帝国区域的，而美洲国家则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纳入这个区域，更何况为了在这些国家中维持听命于华盛顿帝国意志的当地政府，华盛顿还用上了外交（或武力）手段。
拉丁美洲并没有完全臣服于美国。在19世纪时，英国才是在那里占显要地位的国家，它通过资本输出参与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巴西和智利在精神上更多受到了欧洲而非北美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半球南部的大陆才开始引起外交和公众舆论的兴趣。连在英国人自己那里都引起了争议的《门罗宣言》首先反对的就是西班牙和法国朦胧的帝国愿望。
从1945年起，美国通过美洲国家组织（Organisation des États américains）想方设法地对拉丁美洲国家施加外交压力，并期望把这些国家统一起来以防止可能发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美国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尽管华盛顿特工组织对所有反对左翼力量的人都予以了支持，阿连德政府还是主要被智利人自己推翻的，而不是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推翻的。尽管美国中央情报局对那些阴谋或袭击提供了帮助，但它似乎对那场最后让皮诺切特（Pinochet）将军掌权的军事政变并没有什么直接责任。
如果我们要对这些散乱评论做个综述的话，那就是，美国没有在拉丁美洲创建一个美国的（yankee）帝国，它甚至没有以至高无上的方式在那里行使帝国的权威。美国人既没有导致也没有阻止那里的国家政变和军事首领（西班牙语：caudillos）掌权；他们在那里实施的外交从性质上更没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就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内部政治争斗中多少扮演了重要角色这点来说，美国在那里实行的依然是可被我们称为帝国主义的外交。它在那里对自己支持的势力的胜利加以保证。就偏好而言，美国倾向于支持敌视游击队的民主党人，譬如委内瑞拉的贝当古（Bétancourt）。但是，它更经常偏向于保守的专制者，这些专制者有时也是肮脏卑劣的，但他们又都是反对被怀疑具有滑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倾向的左派革命的。美国在其他大陆上实施外交时也怀有同样的打算或想法，比起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而言，它更加关注西方式民主制度的传播（不过，这经常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我们把所有不仅限于同外国政府打交道，而且还设法帮助在外国的、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名声大的当权者或最高权力竞争者的外交统统归为帝国主义外交，那么我就只有在小国家里才能找到非帝国主义外交了。不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没有抛弃使用这样的帝国主义外交，尽管它们都没有保留可以同两个超级大国媲美的手段。依照这种对帝国主义的定义，两个超级大国就是典型的帝国主义的，而且它们也不可能不是帝国主义的。一来，它们拥有的实力让它们打消了作为旁观者的想法；二来，在这个革命性的世纪中，大多数国家的不稳定状况让反对、点燃或助长叛乱的机会大大增加，这些都在吸引着它们的干预。换句话说，这两个超级大国如果仅仅靠单纯的相互为敌，抑或只是靠互相达成半同谋关系，是无法支配政治历史的进程的。
世界被划分为中心和边缘，这种划分与强大和弱小之间的不平等、强大者对弱小者实施的支配或影响没有多大关系。这种划分尤以经济关系为参照。工业化国家从发展中国家那里购买原材料。有时候，这些初级产品是由美国、英国、法国甚至是瑞士的公司开发经营的。这些外国公司只在这些原材料的原产地和出产国从事有关原材料的工作。更普遍来看，工业化国家剥削边缘国家的方式主要有三种：（1）它们用市价购买原材料，而这个市价就实际购买力而言（也就是相对于边缘国家购买工业产品的价格而言）是偏低的；（2）在边缘国家建立外国公司以积累利润，这些利润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是通过使用先进技术以及因为相对于资本而言劳动力过剩的国家遭受了低工资待遇而得来的；（3）外国公司与边缘国家的民族资本家联合：外国公司同民族资本家在一起就可以对从工薪者工资中抽取来的那些剩余也加以积累，这种方式下的边缘国家的边缘人群遭受的是双重剥削。世界中心在各处激活一些卫星中心，这些卫星中心又把它们自己的剥削添加到世界中心对边缘的总体剥削中。
要在这里详细讨论这种经济图景的表现和它之所以建立的那些依据，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毫无疑问，如果存在一部国际关系专论的话，世界市场所占的篇幅会同国家间体系所占的篇幅一样长。《和平与战争》一书仅对国家间体系进行了讨论。因此，我只在这篇介绍中描述国家间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跨国公司就是保证发展中国家顺从性的前哨站或治安力量？这种说法经不起考验。一个跨国公司如果剥削了大自然赐予小国的财富中的主要部分，它通常也会变为所谓的民族国家政府的主人。这样的风险在工业化国家中并不存在（法国在投资上欠了美国很多）。现下，没有哪个南美国家、非洲国家或亚洲国家可以在不冒重大风险的情况下，以对所有权进行补偿为条件将美国子公司国有化。
多国公司，尤其是美国公司，是否一方面对美国外交有着影响，另一方面又对它们建立了子公司的那些国家施加着影响？大型企业在华盛顿形成了压力集团，这是肯定的，它们属于各种压力集团之一。然而，认为所有这些大企业集团拥有相同的外交利益，且会因此而联合起来说服国会议员或总统团队，这样的想法没有道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执行总裁曾就智利问题给美国总统写信，这件事情表明，这些企业中的某些领导人并没有摒弃动员美国外交服务于自己集团位于某个国家的子公司的利益的做法。石油企业就在卡斯特罗政权的初期发挥过作用，不过它们最终还是拒绝了卡斯特罗的命令而服从了华盛顿的指令。根据我所做的研究来看，卡斯特罗的古巴同美国关系破裂的责任主要还是在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上，或者说是美国国务院的外交政策上。
既然我对这种国际经济已经做过一番分析，那么现在我便应该再次回到那个被支持和反对“压力集团”的人满怀激情地讨论过的问题上。对此，我也想发表一些评论。工业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从美国投资那里得到的好处应该比坏处多。并不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法国子公司阻碍了法国电信业的进步，它为法国带来了外汇；虽然它属于一家美国公司，但它还是法国主要出口商中的一员。况且这些对接待国经济而言过于强大的企业秉持的更多是一种对于它们自身利益而言理性的战略，而不是对于它们的子公司所在国而言理性的战略。有时它还会动员那些本应为民族资本主义所用的资源去服务自身利益。最后，我还要谈及一个似乎能够体现中心和边缘关系存在的论据：跨国公司，难道不就是通过对它们产品生产地经济或产品销售地经济加以损害而积累剩余价值的代理人？
我们很难对这个论据表示赞同，就像我们也很难将它弃之不顾一样。不管怎样，人人都是想同富人和“先进国”站在一起的。如果富国的企业在穷国中运营，那是因为它们能在那里获得利润。即便抛开种种次要情况不谈（比如发展中国家情愿不要的那些消费品的传播），起初为本国带来了资本的那些外国公司最终还是可能攫取民族资本，并把子公司所得的盈余全部或部分地调回本国。不过，其资本资产负债表及可抽取盈余还是会根据情况的不同而变化的。因此这种论据并没有得到普遍证实，而且，它除了让我们得出一种先验的意识形态外，是无法让我们得出中心对边缘进行了系统性剥削这类断言的。
石油行业提供了一个既典型又极端的例子：“石油巨头”，石油界的七个大型多国公司，在很长时间里将石油价格维持在了较低水平，这个价格符合的仅仅是当时的油田情况，在油田中采掘成本是（所有环节中）最低的。当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期望确保自己的土地所有权时，这些“巨头”并没有对油田的新拥有人加以抵制。“巨头们”的利润随着黑金价格的上涨而增加。直到1973年，殖民价格，即殖民地的石油价格，一直在给“巨头们”带来财富，而且还间接地为那些拥有石油业多国公司的工业化国家带来财富。只有“巨头们”和它们的竞争对手有能力运输、分配和精炼石油。在失去了油田开采利润的情况下，这些公司便从整个石油流通过程中的其他环节获取可观的利润。
还有最后一点评语，可以用来总结这篇文章。以两个超级大国或两个阵营为中心的国家间体系与一个世界市场共存于世，而这个世界市场既非各个国家外交-战略关系的原因也非它的结果。即便我们接受了“中心-边缘”这种描述，最通常的情况还是经济剥削变得不同于政治支配。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在遏制学说
中既不会相交也不会联合。地缘政治分析，比如基辛格在外交中吹嘘的那种，当然会考虑到世界市场中不同领土所处的位置和所具有的价值。海湾国家的石油财富让美国不得不担负起这个地区的防务。不过，萨尔瓦多的军事防御从战略性地缘政治概念那里汲取的思想并不亚于从政治概念上受到的启发。笼统说来，美国期望限制苏联的扩张，防止多少与苏联存在紧密依附关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的形成；有时候这种意愿会被经济利益左右，有时候对这些利益的寻求会徒劳无功——除非地缘政治学和世界市场理论既没有结合也没有统一。要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有所助益，就必须控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蔓延。为了让美国在国家间体系中保持主导地位，就必须遏制住“马克思主义国际市场”。
让我们回到我已经论述过的问题上：国家间体系，这个行为体在其中遵循着外交-战略考量的体系，是否正在一点点丧失重要性？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难道不会在尚存争议的那些国家的内部引起一场可能让它们最终倒向其中一个超级大国的革命吗？在欧洲，斗争难道不是已经通过言辞攻击、宣传攻势和恐怖主义袭击而非核武器打击进行了吗？
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还是不变。答案是肯定的，就现下而言，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为了避免向核战争的极端升级而尽力避免着直接碰撞。不过，暴力——革命者的暴力、恐怖主义者的暴力——在超级大国的对抗中占了重要位置，即便在它们没有动用武装力量时也是如此。苏维埃集团靠着军事势力得以维持。以色列掌握了一种地区性霸权（就像越南在中南半岛集团地区那样），但这种霸权依赖于超级大国互相遏制的状态。最后，苏联和美国之间假定的那种力量关系笼罩着国家间体系的冲突和联合。即便在今天，这个体系于我看来依然在国际社会中是主导性的和首要的，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似乎正在慢慢变为背景。事实上，正是这一体系形成了国际社会的结构，即便国际社会也有自身的特征：引起政治领导人忧惧的大规模战争发生的可能、边缘手段在国家间斗争中的扩张发展，与这些同时存在的还有不同社会之间交流的增多和跨国经济的出现。
[1] 此介绍是雷蒙·阿隆在1983年10月去世之前写作的手稿节选。在这份手稿的其中一页上，他清楚写明了他的两个著书计划：“我着手写作的这本小书或者说长篇介绍源自下面两项计划：为《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的再版做准备，通过对1962年的文稿的批判性介绍让再版内容更充实；撰写我在完成《回忆录》的写作时构思的论文，让它成为能够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决定时刻》（ Jahre der Entscheidung ）相提并论的随笔。”雷蒙·阿隆所说的“对1962年的文稿的批判性介绍”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这篇介绍。作者就此回应了别人对他在国际社会研究中构想出的理论框架所提出的明确异议，也审视了他的主要概念是如何经受住事实检验的（D.S.和J.-C.C.）。——原注（如无特殊说明，本书脚注均为原注）
[2] J.-J. Rousseau， Écrits sur l’Abbé de Saint-Pierre ，in Œuvres Complètes ，vol.Ⅲ，«La Pléiade»，Gallimard，1970，p.610.
[3] J.-J. Rousseau， Le Contrat social ，Ⅰ，4，同上，p.357。
[4] G.A.Allison， Essence of Decis ion，Boston，Little Brown，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