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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概念像 权力 （法语为puissance，英语为power，德语为Macht）一样被如此广泛运用却又如此含混不清。表述“强权政治”一词英国人用power politics，德国人用Macht Politik，分别带有批判或顺从、憎恶或仰慕的不同意味。法语中，“强权政治”（politique de puissance）的表达有些不顺耳，仿佛它是从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一样。很少有法国作者会像某些德国学说信奉者颂扬Macht Politik那样去颂扬权力政治。也很少有法国作者会像某些美国的道德主义者指责power politics那样去指责权力政治。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权力指进行创造、生产或摧毁的能力。一个炸弹有着可以量度的威力，潮水、风还有地震亦是如此。一个人或者一个共同体的权力则因为其肩负的目的和拥有的手段具有多样性而不能被精确测量。人们主要是在他们的同类身上运用权力的这一事实，从政治上给予了这个概念本来的含义。个人的权力是 做 （faire）的能力，但首先还是指能够影响其他个人行为或感情的能力。在国际舞台上，我把一个政治单元所具有的能够把它的意志强加给其他政治单元的能力称为权力。简而言之，政治权力不是一个绝对存在，而是一种人类关系。
这个定义表明了多种区分： 防守权力 （puissance défensive，一个政治单元不让别的政治单元把意志强加于自身的能力）与 进攻权力 （puissance offensive，一个政治单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的政治单元的能力）之间的区分；能够被客观估量的 一个共同体的资源或军事力量 （les ressources ou la force militaire d’une collectivité）与并不仅仅依赖于物质或者工具的作为人类关系的 权力 之间的区别； 力量政治 （politique de force）和 权力政治 之间的区别。所有国际政治都包含了意志的持续冲突，因为国际政治是由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国家又声称具有自由决定权。只要这些政治单元没有服从于外部的某些法律或者仲裁人，它们便会遵循本性互相对抗，这种对抗也是因为每个单元都被其他单元的行动所影响且不可避免地怀疑对方的动机。但这种互相对抗的意志并不一定会导致潜在的或实际的军事竞争。政治单元之间的往来关系并不总是兵戎相见，和平交往虽被过去或未来的军事进程所影响，但并不被它们所决定。
法语、英语和德语都同样区分了两个概念： 权力 （puissance）相对于 力量 （force），power相对于strength，及Macht相对于Kraft。我觉得对这种区分做如下理解并不会违背语言的精神，即把前者用于人类关系及行动本身，把后者用于其能力，也就是个人的肌肉或国家的武装。
从体质上说，强壮的人因具有重量优势或强健肌肉而拥有抵抗他人或让他人屈服的能力。但力量如果离了神经冲动、机敏和决心也会一无是处。同样，对于共同体而言，我们建议把军事、经济及精神的 力量 与 权力 区分开来，正是权力使这些力量为了既定的目标在不同的情势下运作。力量能够被大致地估计，权力则能够以它所拥有的力量为参照在更大的误差范围内被估计。然而，在防守权力与攻击权力之间，在战争时期权力与和平时期权力之间，以及在一定地理区域内的权力与这一区域之外的权力之间，存在的差异可能非常大，以至于在我看来，把权力的衡量视为绝对的和固有的这一做法，弊大于利。这样的做法对国家决策者是有害的，因为它会让他们以为自己拥有了精确信息，然而他们所掌握的不过是含糊意义组合在一起所呈现出的看似严谨的评估。这样的做法对科研人员也有害，因为它让他们把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即对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替代为对数量之间对抗的研究，从而剥夺了其研究对象的真实含义。
应对力量这一概念进行辨别。至少直到原子时代来临前，战争无论从本质上还是从结果上来说都是战斗。即使武器装备的发展让战线之间的距离有了变化，战士间的对抗依然是一种极度考验，它可以被比拟为：所有的信用行为最终还是要用现金来兑现。兑现之日，即投入战斗之时，唯一对命运有影响的是被动员起来的现有力量，是由原材料转化来的大炮和炮弹，以及那些受到作战训练的公民，“不是那些我们需要用来制造火药的碳粉、硫黄和硝石，或是用来制造火炮的铜和锡，而是具有效能的现成的武器” [17] 。
我们把 名义上 每个单元拥有的物质、人力及精神资源称为 潜在力量 （force potentielle），把在战争或和平时期动员起来以开展对外政治的那些资源称作 现有力量 （force actuelle）。在战争时期， 现有力量 和 军事力量 相近（但现有力量与军事力量也并非能够完全混同，因为行动过程中的军事力量还部分取决于斗争的非军事模式）。在和平时期，现有力量和军事力量不能混同，因为师团、舰船或飞机都是 现有的 （in being）但未被使用，它们不过是服务于对外政治的工具之一。
潜在力量和现有力量之间隔着动员。对于各个政治单元来说，它在与其他政治单元的对抗中所能使用的力量，不是与潜在力量成比例，而是与 动员潜力 （potentiel de mobilisation）成比例。而动员潜力又依赖于多重情势，我们可以把这些情势精简表达成两个抽象术语： 能力 和 意志 。由首脑们确认并由大众支持的各种经济或行政能力的情况及集体决心的情况是因时而异的。
掌权人物的权力是否与政治单元的权力具有相同的性质？
政治单元内部之 权力 （pouvoir）和政治单元本身之 权力 （puissance）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很容易弄明白。政治单元在对抗中存在，在变得具有对外反应能力的同时成了它自己。然而，它作为政治单元来活动却只能够通过一个人或一些人来达成。 获得权力 （arrivent à la puissance）的人（按德语的an die Macht kommen逐词翻译而来）指的是政治单元对外的领导和代表人。不过，为此他们得负责对政治单元进行动员，以让自己的政治单元在“冷酷巨兽”互相争斗的丛林中得以生存。换句话说，正因为国际关系并没有从自然状态中脱离出来， 掌权者 （hommes du pouvoir），即那些对外而言对民族负责任的人，同时也是 权力人物 （hommes de puissance），即具有能够影响他们同类的行为及共同体自身存亡的这一广大能力的人。
然而，这种分析不应该导致我们混淆 两种权力 。国家决策者的行动根据它是对内的还是对外的而属于不同的领域，哪怕在这两种领域中它都在试图对其他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不论成为统治者的是世袭君王还是党派领袖，不论他是靠出身继承还是由选举产生，他都自称合法。这种合法性越是被广泛承认，他就越容易得到服从。至于决定谁会获得统治权的那些条件有被系统化的趋势，统治者施以统治的模式同样也在渐渐被系统化。国家首脑的决策及其领导的实现模式也都在慢慢被制度化。制度化在现代社会中具有一种法定特征，它由抽象规则所表达。不过，在任何时期，人们对征服者发出的指令和合法统治者发出的指令至少还是默默地进行了区别对待。至少在统治的最初，征服者是运用或借助纯粹的力量在统治，统治者自称是共同体的化身，这符合了那个对首领继承规则有所规定的传统或基于财富或群众情感来进行推选的法律规定。
不过，对
两种权力
的混淆并不能仅仅从权力持有者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中得到解释。这些掌权者常常从本源上讲就是那些成功的权力人物。政治单元和宪政政体都有其暴力起源。我们在学校里教导法国的孩子说：千年以来，国王造就了法国。我们教材的编著者们似乎从来没有因为要叙述国王们同封建领主或外夷的战争、为民族统一而进行的战争而感到尴尬，他们似乎也从来没有因为追忆了革命者们在1789年、1830年及1848年为推翻统治使用暴力而感到不安。即使在1958年，国民议会的选举与其说是给予了新政府完全的合法性，还不如说是掩盖了它的非法性。用暴力进行威胁——伞兵部队登陆
——同样也是一种形式的暴力。
这些无可厚非的事实滑向所谓的现实主义阐释不过一步之遥，帕累托的社会学理论就是其体现。对权力的争夺因此成为权力的对抗，重要的少数
在每一刻都是这场对抗的行为者。权力的合法化并没有改变这一现象的含意：不同的领导阶级像政治单元般相互争斗，胜利的阶级将用征服者的统治方式来行使权力。
在我看来，这种阐释歪曲了政治
的本意，它一方面是由不同个人和群体为了升至领导之位及分享稀缺资源而进行的争斗构成，另一方面又在寻求公正秩序。然而，在共同体内部为了权力及其行使而进行的争斗，的确保留了某些与不同自治政治单元间的权力对抗相同的特点。
依据法律来发号施令的人事实上掌控着或大或小的权力，即将其意志强加于他人的能力，这是由他在其同事、搭档、对手或者下属间所具有的 占上风的影响力 以及由他在一小群或一大群人中的 威望 形成的。然而，这种权力，不论是被执政者拥有还是被利益集团拥有，都永远无法确切地用合法配置的职权或特权来定义。这些个人或群体实际拥有的影响力，以及他们在对外关系中或者在涉及共同体各部分关系的国家事务决策中所占的分量，不但依赖于这些个人和群体所能使用的行动手段，还取决于他们每次运用这些手段时所表现出的才能。宪法不允许公开的暴力，它勾勒出的是一个框架，在其中明确了争夺权力必须遵循的规则。但它没有废除其中“权力对抗”的要素。
内部政治游戏的行为者同样既被权力的欲望推动又同时被意识形态信念激励。权力的主人们满足着自己的野心，即使在他们被说服去服务共同体时，这些野心也很少是完全不带个人私利的。宪法的条款，议会、行政机构或政府的官方做法，都不能够让我们确切地知道一个国家内部权力的实际分布。那么，富人、政客、政论家或是阴谋家，这些人在说服或强迫执政者时，在争取媒体或行政机构的支持时，在唤起无私奉献的精神时，在使精英或大众的观点发生转变时，到底拥有着怎样的能力？这样的问题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答案。倘若只从宪法文本或司法程序来考虑这个问题，那太天真了；倘若只把宪法当作一纸空文，认为合法当权者有的只不过是一个头衔或是发声器，那就是错误的犬儒主义观点。因为我们从没有见过对游戏者的输赢没有影响的游戏规则，也没有见过心甘情愿地实施别人意志的权力合法拥有者（即使是那些让他获得权力的人的意志）。
因此，“对外政治”行为和“对内政治”行为的相似点和不同处就都清楚了，从而两种政治理论的分野也变得清楚了，至少在初步分析中是这样。在对外政治理论中，具有多个行为体（政治单元）、仲裁人或法律缺席、将战争作为一种可能性来加以参照，这些都是被允许的，所以对外政治理论必须包含力量计算，否则，领导一个被进攻威胁的政治单元就会是不理智的行为。相反，政治理论则是具有含糊性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就它的基本概念进行争论。为了减少其基本信息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从持久竞争的角度去看待政治（谁得到了什么？怎么得到的？什么时候得到的？）；可以从要求不计代价地建立和平秩序的角度去看待它（如果认为内战是坏的极致，不论怎样的秩序都比它好些的话）；可以从寻求最优秩序上去看待它；最后还可以从在既互补又存在分歧的愿望（平等和等级制、特权和彼此尊重等）之间协调的角度去看待它。
互相承认主权与平等的国家，从定义上来讲，彼此之间是没有凌驾于对方之上的权威的。指挥着行政、军队及警察的国家决策者处在合法的等级制的顶点。即使外交-战略行为和（国内）政治行为之间有着众多相似点，在我看来，它们还是有着根本上的区别。国际舞台上的权力不同于国内舞台上的权力，因为它和后者相比，规模不同，使用的手段不同，也不在同一领域中被实施。
许多学者都列举出了权力或者力量的构成要素，虽然我们并不总是明白他们指的是军事力量还是整体行动力，也不清楚他们是在以和平时期还是以战争时期为参照。由于缺乏这些区分，这些学者的列举显得随意且不均，似乎还没有一个清单是完整且不容置疑的。
比如美国地理学家斯皮克曼（Spykman）列举了以下十个要素： [18] （1）领土面积；（2）边界的性质；（3）人口规模；（4）原材料的缺乏或具备；（5）经济和技术发展状况；（6）财力；（7）种族同质性；（8）社会整合度；（9）政治稳定性；（10）民族精神。
汉斯·摩根索（H.J.Morgenthau）教授则列举了八项： [19] （1）地理；（2）自然资源；（3）工业能力；（4）军事准备状态；（5）人口；（6）民族性格；（7）民族士气；（8）外交质量。
鲁道夫·斯泰因梅茨（Rudolf Steinmetz）也列举了八项： [20] （1）人口；（2）领土大小；（3）财富；（4）政治制度；（5）指挥质量；（6）民族的统一性和凝聚力；（7）对他国的尊重和友好程度；（8）民族士气质量。
最后，德国学者吉多·菲舍尔（Guido Fischer） [2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把权力的各要素整理归为三个类别：
（1）政治要素：地理位置、国家大小、人口数量及密度、组织技巧、文化水平、边界类型和邻国态度。
（2）心理要素：经济灵活度和创造技巧、恒心和适应能力。
（3）经济要素：土壤肥沃度和矿藏丰厚度、工业组织和技术水平、商业和贸易的发展、财力。
除了最后这种分类方法外，其他所有的分类方法都大同小异。它们都同时包括了地理（国土）和物质（原材料）条件，经济和技术条件，以及政治组织、人民精神士气之统一和领导者素质这样的人力条件。毋庸置疑，所有这些因素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政治单元的潜在或现有力量。但这些列举中没有哪一个在我看来达到了理论有权提出的要求。
被记入的要素必须是 同质的 ，换句话说，它们必须处于同一基于历史的普遍性的尺度中：人口数量、领土特征、武器或组织质量这些要素无论在哪一时期都会影响民族国家的力量；而财政资源对蒙古征服者毫无意义，对亚历山大大帝也意义甚少。
要列举 完整 ，就意味着被列举的要素必须是用涵盖现象之具体多样性和时期之变化性的概念来表达的。即使某一地理条件的军事含义会随运输和战斗技术的变化而改变，但地理条件对政治单元的行动可能性的影响却是一个常量。
最后，分类应该是这样的，它能够使我们明白， 为什么随着世纪变迁，权力的构成要素会不同，以及为什么对权力的量度从本质上来说只能是近似的 。这种近似性既显而易见，又在著作中显得不合常理。在阅读理论家的著作时，人们常常以为他们有着可以准确称量政治单元权力的可靠天平。倘若这种称量真的可能，那战争也就不会发生了，因为其结果在战争开始前就已经被知晓了。不然，战争就只能用人类的疯狂来解释。正如阿纳托尔·法朗士在《企鹅岛》中写下的，因为没人对舰队的等级怀有质疑，所以没有海战。所有的军队都是世界第一，只有战争的考验才能让真实的等级得以建立。
让我们重新回到克劳塞维茨。没有谁会像这位理性主义理论家那样强调战争中偶然性所占的比重。“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没有其他的人类活动领域像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如此广阔的天地，因为没有一种活动像战争这样各方面都与偶然性持久相关。偶然性会增加各种情况的不确定性，并扰乱事件的进程。” [22] “战争中，关系的多样性及所有关系界限的不确定性使得要考虑的因素数量巨大。而且这些因素大部分还只能按概率法则来估计。在这点上，波拿巴说得很对，必须由统帅做出的许多决定，就像需要牛顿和欧拉的才干才能进行计算的数学难题一样。” [23] 最后，“战争中一切情况的不确定性构成了战争的一种特殊的困难，因为一切行动都仿佛是在朦胧中进行，这让一切往往都像在云雾里和月光下一样，轮廓夸张，样子古怪。因此，在对客观情况缺乏了解的场合，只好依靠才能，甚至靠幸运” [24] 。
我们怎么能够想象，权力理论家在把权力的不同构成因素的权重相加的同时，居然还做到了消除掉战争的不确定性？诚然，权力，或者说一个共同体向别的共同体强加自己意志的能力，与军事力量并不相同。但是如果战斗的结局是不确定的，就说明军事力量不是能够被确切测量的，那么，整体的权力比起军事力量来就更加无法被确切测量了。
我的建议是把以下三种基本要素分开：首先是政治单元所占据的 空间 ；其次是能够转化成武器的 可用资源 和 知识 ，以及 人口 和把人转化为士兵的艺术（ 或者说工具和战士的数量和质量 ）；最后是 集体行动能力 ，它包括军队的组织、士兵的纪律、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民事和军队指挥的质量，以及不论好运或坏运公民在考验面前所具备的团结度。这三个术语，从它们的抽象表达来讲，涵盖了所有，因为它们与以下这个主张一致：一个共同体的权力取决于它行动的舞台和它运用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能力；各种证据表明， 环境 、 资源 、 集体行动（能力） 不论在哪个世纪，不论在怎样的政治单元竞争模式下都是权力的决定因素。
这三个要素也同样适用于对权力的各个层次的分析，从小单元的战术层次至有百万大军交战的战略层次，乃至持久对立国家间的外交层次。法国正规军的一个连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一个连对决的胜负取决于战斗场地、兵员数、武器及两军的纪律和指挥情况。在战略或政治的高层次上，组织军队的能力、动员公民的能力及训练士兵的能力几乎都整合在了军事力量中，不过它们似乎更偏向于第二个要素。似乎只有战时统帅的行为、他们的战略和外交才干以及人民的决心代表了第三个要素。
我们列举的目的主要不在于提出普适的主张，而是提出一种把历史变迁包括在内的考虑方式。其中只有第一个要素部分地避开了生产和摧毁技术更迭的影响。
有些情况有利于防守权力
，换句话说，就是它增加了征服者道路上的障碍：山岳、河流、沙漠及广阔的距离。最常见的是，地形在给共同体提供了相对保护的同时也减少了对外出兵的可能。这些“小国”
将天然屏障作为天降恩赐，因为它们并不期望扮演头等角色，从而也对进攻权力不感兴趣。而一个共同体的防守权力取决于它所占据空间的特征。
正是得益于起伏的山峦，瑞士有了它那卓越的战时防守能力；正是由于幅员辽阔，俄国自莫斯科公爵摆脱蒙古人束缚以来，就再未被完全占领过。不论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虽然在这里或那里取得了这样或那样的辉煌成功，却都无法征服沙皇及其农民的抵抗抑或共产主义国家及其人民的抵抗。对莫斯科的占领没有击溃亚历山大一世的意志，希特勒终归没有真正拿下莫斯科。同样，在1941～1942年，苏联也因为其地理条件、现代化的不充分（欠佳的公路系统）以及在冲突开始前就在乌拉尔地区建好或被转移到那里的工厂而得救。
野心勃勃的国家必须在确保自己有领土屏障的同时也有向外出兵的可能。直到近期，距离剥夺了沙皇俄国或苏联很大一部分进攻能力，同时也加强了它的防守能力。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一直有着一块他国不便侵略的远离大陆的领土，从而成了远程行动，甚至是向大陆派遣远征军的理想基地，而不论威尼斯还是荷兰都不具备有此种安全性的领土基地。法国因为自己的首都相对靠近开放的北部边境而具有一种特殊的脆弱性，从而不得不让陆军和海军共享资源。
三个要素中没有哪一个不受历史变迁的影响，即使是第一个要素——空间，也不例外。不过，难以进入的地形会增加防守能力而降低政治单元的进攻能力，这一点总是对的。得益于起伏的山地，在阿尔及利亚生活的人今天在抵抗法国镇压中所具有的能力并不亚于17个世纪前他们在抵抗罗马人镇压时所具有的能力。但是，从战斗技术的角度来看，英国既可以是脆弱的又可以是不脆弱的，因为海峡既可以是战略道路的枢纽，也可以在陆地和天空提供了更加实用的通行渠道的情况下，成为两个封闭海域之间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狭窄通道。
至于另外两个要素，那些试图对它们加以概括的最具普遍性的主张通常都少有价值。我们能说的是，如果所有东西都是可以被同质比较的，那么不论在外交领域还是在战争领域就都会由数量说了算。然而事实上，所有方面是永远不可能被同质比较的，所以这种普遍性主张让我们一无所得。不过，我们还是能够把三种要素——武器的效能、集体行动和士兵数目——进行排序而让其具有意义：武器的极端不均衡不可能用纪律或者士兵数量来补偿。组织和纪律上过大的不均衡也不可能用士兵数量来补偿（这是罗马人之所以相对于野蛮人有优势，正规军之所以相对于民兵部队和暴动队伍有优势的根源）。然而，我们期望——但不可能——精确那些无法被弥补的不均衡程度。非工业民族在20世纪找到了一种战斗方法，那就是打游击，这让他们可以防御那些装备了一切现代武器的人。即使在一方与另一方相比具有压倒性技术优势的两个政治单元的冲突中，机敏和决心对弱小者来说，即使非取胜之道，也是让其能够实现持久抵抗的秘密。
历史学或社会学对单元整体力量构成要素的研究包含了两个主要步骤：
第一步是确定军事力量的要素。每一时期的战争机制都要靠某些种类的武器、某些组织方式及足够数量的武器和战士来保障其有效性。
第二步是分析军事力量和共同体本身的关系。具有哪种程度的武器或组织的优势才算是具有技术和社会的优势（如果我们假设技术和社会的优势可以被客观决定的话）？军队素来就是一种社会组织，是共同体整体的表现。动员系数（coefficient de mobilisation），即实际动员起来的处于战斗状态的人员比例，取决于社会结构、相对于非公民而言的公民数量（如果只有公民才有被武装的荣幸的话），以及贵族的数量（如果是在不允许普通人参加战争的社会中的话）。
在所有社会和所有时期中，都存在一个动员的极限：因为必须留有足够人手来从事共同体赖以生存的那些不可或缺的资源的生产（有过剩的农民则动员的理论系数高，条件是我们能够在工作人员数量减少的情况下依然得到同样的收成）。不过动员的实际系数很少能够达到动员的理论系数的水平，甚至连接近它也很困难，因为动员幅度取决于各种社会状况、战争的传统模式，以及给由被视为低等人或潜在敌意的人所组成的部队发放武器时心存的顾虑。
考虑到军队的组织和战斗模式由习俗而形成，我们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一支军队或一种武器的优势能够持续数十年甚至数世纪之久。政治单元内部的那些拥有武器垄断权的少数人可以几乎无限地维持其统治——除非这少数人腐化变质，失去一致性和自我意志。把多种武装（重骑兵和轻骑兵、重步兵和轻步兵、重击武器和投掷武器、矛和护甲等）有效组合起来的政治单元将有机会把它的优势保持很久。历史学家或哲学家常常会忍不住把帝国人民的伟大归于他们的 美德 ，从而将帝国人民所具有的武装优势视为他们总体风尚和文化优势的证明。
我们虽对这点不做深究，但很清楚的是，越是理性化地进行战争，越是会把对国民和生产的动员视为正常，且将其实施，从而让共同体所拥有的资源和军事力量之间的相称性变得越精确。正是在20世纪，我们才错误地有了以为通过测算资源就可以测算军事力量和权力这样的幻觉。的确，在全面动员时期，军事机构无法不与共同体中的大众休戚相关。但少数人的
美德
仍然能够让天平向这一方或另一方倾斜，而且，质量也会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数量的主导权有所限制。由一个首领及其部下就能完成的庞大帝国的征服行为已经属于过去。
或者说，现在，小型部队至少不得不从征服它自己的国家开始，将其作为进一步扩张的基地。不过还是只有那些喜欢历史性类比的人才能够把成吉思汗的经历和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扯到一起。毕竟，成吉思汗首先是一位军事天才，列宁则首先是一位政治天才。前者集结军队称王称霸并消灭了自己的对手，后者则是没有武器的预言家出身，最终同时赢得了精神和武器。
一个政治单元在和平时期的权力也能以同样的分类方法来分析——地理位置、资源及行动能力。不过，战争时期的权力尤其取决于军事力量及其运用，而和平时期的权力，换句话来说，是不让别人把意志强加在自己身上或是能够把自己意志强加给别人的能力，它还取决于对不同时期的国际惯例所规定的各种合法手段的运用。比起军事机构，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非暴力手段（或者说那些在和平时期被允许的暴力手段）。至于集体行动的能力，从进攻上讲，它是在不诉诸暴力的情况下运用的说服或限制的艺术，从防守上讲，它则是不被欺骗、恐吓、震慑或分裂的能力。
在“和平时期的权力”和“战争时期的权力”之间，欧洲的传统外交从原则上假设了资源和军事力量之间有着大致的相称性。我们之所以把一些政治单元称为大国，首先是因为它们所拥有的资源储备（领土和人口）和军事力量。18世纪的普鲁士及20世纪初的日本之所以能得到“大国”俱乐部的平等对待，是因为它们在战场上经受住了考验。
大国地位赋予了一定的权利：在没有参考过所有大国意见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重要事务可以在体系内被处理。当某个大国从某处获得或是夺得某种好处时，其他的大国，不论敌友，都想分一杯羹。
在力量关系是由和平交换与协议来体现的条件下（假设这种力量关系符合实际的话），“大国”地位是有利可图的。小国倾向于向大国让步，因为对方比它强大。大国在国际会议中陷入孤立时，会屈服于联合潜力大过于它的联盟。我们之所以能够参考力量关系而和平地达成协议，正是因为国际会议似乎提供了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并以此代替了武力较量，因为关于较量的结局，我们假设它在一开始就已经是由力量关系决定了的。不过，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文明交往，这种明智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渐渐地消失了。
在两次大战之间，外交家们犯了许多错误，他们把意大利的力量高估至荒谬的水平，而且还对苏联的力量有错误认识，以至于连“大国”的概念也变得令人怀疑。昔日的欧洲大国（英国和法国）希望在全球外交中保持大国地位，它们的抱负似乎也因为之后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下简称“安理会”）具有常任席位而被认可。但这些大国的实际地位事实上是很不确定的，以至于这种官方地位很少给它们带来威望或好处。核武器让传统概念重新受到质疑：武器因为变得更加残暴可怕而使用性下降。今时不同往日，彬彬有礼和上层社会的犬儒主义已经远离了大使馆。传统意义上的外交虽然在盟友之间还扮演着一定角色，但其作用不但在敌对关系中，而且甚至在政治阵营和中立国之间的关系中都大大降低了。既然更强者不能或是不愿意实际使用它的力量，那么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不认为向它让步是必须的。“挑战”战术（“你不敢强迫我”）已经属于国际关系中的惯常做法。
为了强迫或是说服一个国家屈服，另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可以借助经济施压。通过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的决议，一系列针对意大利的惩罚措施被颁布：禁买某些商品，禁售另外一些商品。但这种名义上的封锁缺乏实际效率，因为它不是全面封锁。意大利能够找到足够的客户，让它能够获得保障自己最低限度需求的外汇。对意大利商品的禁售没有涉及那些一旦短缺就会给意大利造成致命打击的物资。苏联试图肃清南斯拉夫反对派而进行的封锁也没有获得更多的成功，西方在当时向这个国家施以援手，而这个国家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护和对苏联领导阵营的效忠之间是有可能发生分裂的。而后，又轮到了美国，它徒然努力，试图用封锁征服菲德尔·卡斯特罗。
然而，经济手段并不因此而总是无效。我们刚刚举的例子都有一个特殊特征：它涉及的实际上是 经济强制 的企图，或者是把经济手段作为军事手段的替代品来使用的一种企图。这种尝试之所以会遭受重大失败，那是因为为了与一个国家作对而建立一种普遍联盟是不可能的事。封锁作为武器，在今天还是可能让人无法抵御，但这必须是在被视为“罪犯”的国家在封锁线外无法找到盟友的情况下。时至今日，这样一个假设条件还从未在现实中真正实现过。
相反，在双边关系中，为了加固友谊或强化联盟，经济手段会显得很有用处，甚至不可或缺。马歇尔计划促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个国家因为是另一些国家的主要客户而有了影响这些国家的能力（初级产品市场的崩溃对从这种产品的出口中获得大部分外汇收入的国家而言是一场大灾难）。一个国家也能影响正等待着它施以财政援助或觉得自己的经济系统对其有依附性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在我们的时代，那些被认为欠发达的国家是否同意留在某个政治区域内，取决于它们在其中能否为工业化找到援助。今后，一个国家如果无法负担那些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所需的必要投资的话，就很难有机会保住它的最高权力。
在经济领域也同样有防守能力和进攻能力之分。一个欠发达国家常常对可能发生的制裁具有巨大的忍耐力：只有小部分人民会被对外贸易的中断影响。相反，一个想要用最少力量来创建和领导一个联盟的大国需要各种经济资源（技术，可以用在对外投资上的资金，等等）。
纵观历史中各个国家在和平交往时期使用过的政治手段，它们要么是政治单元中精英的行动，要么是政治单元中群众的行动。有史以来，大国以人或钱为中介渗透到各小国中以贿赂其思想、收买其忠诚。“外国党”的长时间存在被认为是国家弱小的后果和象征。在那些“巴尔干化”的国家中，对外政策是党派间争执的对象，因为每一方都对某个大国有所偏向，因此都有可能会受到其侍奉的外国主子的指责。
在我们这个世纪，民主风尚意味着一种新的做法：发起进攻的国家的话语和发言人在针对作为社会少数的领导层的同时，也针对了民众。每一方的阵营，每一个巨头势力都努力想说服分界线另一边的被统治的人，让他们相信自己是被剥削、被压迫和被愚弄的。宣传战和广播战标志着国家间的持久冲突和对媒体手段的不间断借助。在这个游戏中，权力不取决于军事力量或经济资源。比如，有些国家更有能力进行广告性输出，有些国家更有能力招募到无私的宣传者，又或者更愿意花钱来“强奸”民意。
在这方面，防守能力和进攻能力的因素迥异。防御能力最重要的条件，也差不多是唯一的条件，乃是共同体的凝聚力、大众对政权的拥护，以及政府精英成员之间就民族利益达成的一致意见。瑞士或瑞典虽没有能力或欲望去影响其他民族的思想或行为，在面对外部压力时却也并不脆弱。
除了经济手段和政治心理手段——在我们的时代这也是越来越常见了——国家在和平时期所使用的是暴力。我将 象征性暴力 （violence symbolique）与 秘密或突发性暴力 （violence clandestine ou dispersée）进行了区分。象征性暴力是由我们所谓的“炮舰外交”体现的那种暴力。将作战船只派遣到这样一些国家的港口：欠债不还的、拒绝兑现承诺的或是把让与外国公司的物和权收归国有的。这象征着用武力去强迫对方的能力和决心。象征就足够，几乎从来就不需要过渡到行动。这是在提醒对方遵从，而“弱者”在找不到支援的情况下就会屈服。到了向行动的过渡成了情势所需的那一天，象征性暴力就不再受欢迎了。如果存在为推翻纳赛尔做好了准备的内部反对势力，又或者纳赛尔在危险时刻孤单无助或突然失去勇气，那么英法在1956年对苏伊士的突发性远征就有可能成功。只有暴力的幌子是不够的。
如果象征性暴力是属于19世纪的，那么秘密或突发性暴力就是属于20世纪的。秘密暴力——在暗处进行的袭击——总是突发性的，但游击队员的突发性暴力却常常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城市恐怖分子的网络是隐秘的，而游击队虽分散行动，但在有必要时也可能穿着制服在山地和密林中光明正大地活动。那些没有相互开战的国家，在和平时期会通过恐怖主义和游击队来互相争斗。埃及组建了恐怖主义袭击队并将其派往以色列。阿尔及利亚的游击队员曾在埃及或摩洛哥受训，“解放军”从突尼斯或摩洛哥获得补给。正如我们所见，和平时期为了颠覆国家秩序而使用言语和小型武器，已经不再被认为与国际法相悖了。在此，防守权力仍然依赖于民族团结：革命者如果无法取得哪怕最低程度上的人民的自愿“同谋”，那就不可能达成目标。暴力镇压的能力也是对抗颠覆举动所需防守权力的一个决定因素。在匈牙利，苏联当时的确在“道德威望”上失败了，但在“残酷威望”上成功了。就像马基雅维利所言，对统治者而言，有时候让人民畏惧比让人民爱戴更可取。
在和平时期，集体行动的能力体现在对各种手段的运用以及对敌人实施的各种手段进行的抵制上。确切地说，外交能力具有两面性：从广义上讲，外交能力是指对这些手段的整体实施以及对合适的手段加以选择；从狭义上讲，外交能力是行动的质量，可用以结交朋友并尽可能击垮对手，让面对面协商最终达成满意的结果。
如果外交缺少了进行经济或政治施压的手段，也不含象征性暴力或秘密暴力，它就是纯粹的说服。或许这样的外交其实并不存在。或许自诩纯粹的外交一直隐晦地提醒着人们，如果它想让人惧怕，它就得有做到这一点的手段。至少纯粹的外交在设法让敌人和旁观者相信它意在引诱而非强迫对方。敌人必须是感到自由的，即使他其实是在向力量屈服。
当外交针对的是中立方和独立方时，当外交的目标是赢得好感或打消戒心时，它就接近了“纯粹”外交。尤其在单独会面的外交中，当商谈者交换意见时，承诺是作数的，因为交谈者在说也在听。磋商之于外交就像交战之于战略一样。
但外交和战略之间还是存在一个根本区别。外交准备走向的是国际会议，就如同军事准备走向的是战争考验一样。不过，磋商者的操作空间被联盟的潜在力量（当交火敌对还没有发生时）和战争达成的事实（当战争在进行时）所限制：通过运用各个对手之间的分歧，磋商者有时能够对战争造成的意外不利结局进行补救。在这种情况下，改变局势的是不纯粹的外交游戏——力量的重组——而不是单独磋商。相反，战争开始之日就是胜利和失败成为天平的两端之时。纯粹的外交对话确认了事件的必然后果，事件裁决着相互敌对的意图。
或许，用一个特殊的例子来明确那些反映了三种基本要素（ 环境 、 资源 和 集体行动能力 ）的不那么抽象的概念，在一个既定的历史时期（1919～1939年）内，也并非无用。
两次大战间的军事技术和军队的组织都有利于全面动员，且使其成为可能。战争状态下，所有公民都可以在工业能够将他们武装的限度内成为士兵。全面动员是规则，军事力量的潜力与经济潜力成正比。然而实际上，在对这种相称性进行认识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需要做出一定保留。
怎样的经济总量才能够满足军事潜力的需求呢？无论我们是选择用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工业生产总值抑或某些工业统计数据，选定的这个指标总有差错。国民生产指标是一个不确切标准，因为农业生产或服务业不像钢铁冶金工业或机械工业那样可动员作战动力。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工业生产指标上，因为我们把饼干业的工人和机器转移到航空工程部门，不像把汽车工业的工人和机器转移到坦克制造中去那样容易。最后，如果我们只看重工业或是机械工业这一个指标，我们就有可能犯下相反的错误。在有时间的条件下，工人和机器的转移也可以进行到相当的程度。比如，1914～1918年的法国，虽然一部分领土被占领，但其战时工业的成就却令人吃惊：直到战事尾声，美国军队还在使用从法国兵工厂出厂的炮筒和炮弹。不过，当时的武器，甚至是飞机，所要求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水平的确都相对简单。
经济潜力向军事力量的转化，在我们的时代，还取决于以技术-管理能力的形式表现的“集体行动的能力”。一位今天已经鲜为人知的德国教授，约翰·普伦格（J.Plenge） [25] ，在1916年发表过一部很有意思的著作，这本书的主题是把1789年的观念和1914年的观念加以对照。1914年的观念最终可以归纳为一个关键词： 组织 。为了使全国都为战争工作——一部分人成为军人，一部分人从事制造或坐办公室，其他人在田野劳作以生产出居民和战争所需的粮食，行政管理必须能够把人口分配到不同的工作中，能够做到尽可能地减少生产非必需品的劳动者数量，以及尽可能地人尽其才。在二战期间的西方诸国中，英国达到了最高的动员率。希特勒的德国在没有全部动员其工业和人手的情况下就开启战端，而且德国不论在波兰战役后还是在法国战役后，甚至在 德国国防军 挺进苏联后，都没有决定进行全面动员。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德国才进行总动员，而且还在占领区招募了数百万工作者。
在战时，动员系数尤其表现为行政能力的作用，虽然也有部分来自群众对牺牲的同意。超过了某个点，战争动员的效果只能以降低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来获得增长。哪种程度的降低才不至于失去民心呢？这个问题没有一般性的答案。不过，习惯了低生活水平的民众似乎比习惯了高生活水平的民众更容易接受艰苦的生活。这就会颠覆一个纯理论主张：一些民众在和平时期享有较高生活水平，所以对他们进行动员的余地是非常大的。抽象地来讲，人民实际条件和不能再压缩的最小限度之间的差，在富国要比在穷国大。然而，富国人民不总是能够放弃那些被穷国归为不必要的东西。
最后，各交战方并不是用潜力而是用现时已经动员起来的力量在进行战争。而这些现时动员起来的力量，依赖于空间、时间、地理条件及敌对进程。整体潜力有可能因为缺乏某种初级材料而瘫痪或者不完整。（如果燃油储备持续空仓，数千辆坦克还能发挥什么作用？）相反，把制海权同外汇储备或对外放贷相结合，就能把那些合法中立国的潜力也算进自己的潜力中（正因如此，1914～1917年美国的潜力才能被协约国算进他们自己的潜力中）。不过，一战的经历在1939年给予英法联盟的却是一个不可靠的想法。它们在事前假设了长期作战会给它们带来好处。它们认为，长期看来，西方世界的资源动员会保证这两个国家具有优势并取得消耗性胜利。然而这必须是在从敌对最初阶段开始，这个联盟的部分工业潜力一直不会为敌所用的条件下。如果没有1914年马恩河战役的胜利，就不会有法国潜力的总动员。如果没有不列颠战役，就不会有从1940年开始的首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的潜力总动员。1939年，如果英法两大民主国家没有在海上行动的时间和自由，那它们的潜力也不过是纸上数据。法国当时没有这种时间，而英国，不管怎么说总还是保住了在海上行动的自由。
既然军事力量被认为取决于人力与工业潜力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各种储备，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其质量如何。在每一阶段，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及美国的一个师团的相对价值是多少？唯一真实的量度标准是战斗本身。在和平时期，近似估量也是根据前面已经发生过的战斗来进行的。直到耶拿战役前，普鲁士军队都保有腓特烈大帝取得胜利所带来的声望。直到1940年，法国军队看起来仍然是在凡尔登战役（1916）或香槟战役（1918）中的那支军队。
不管涉及的是大炮还是军队，我们心中都会出现同样的疑问：武装的质量在怎样的程度上反映了工业的质量？军队的效率在怎样的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军事活力？换句话说，我们能否根据国家状态来判断军事力量的强弱？军事力量是不是尤其取决于军事体制本身的各种因素？
希特勒并不相信美国能够在当时的敌对过程中得到一支一流军队，因为美国大众彻底的和平态度与商业精神让美国没有可以与德国军官群体相媲美的军官阶层，从而也就缺乏相应的军事传统。纳粹德国的元首对此做出了错误判断，这对他而言是不幸的，对我们而言却是幸运的。我们可以对此给出令人信服的双重论证：部队干部编制的重要性在20世纪并不比在19世纪低，但这种编制不再要求用从事军队职业的专属社会阶层来达成。许多军事上的问题——组织和后勤——同工业或运输上会遇到的问题相似。技术人员很快就会意识到，他们在军事机构中要完成的任务，同他们原来是平民时的本职工作很相似。而且还要加上：繁荣国家的富有公民能够提供经受得住现代战争的严酷和危险的战士、下级军官及上级军官。
换句话讲，领导人能够靠天赋或好运让国家拥有在世界舞台上受人尊敬的地位，即像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éhémet-Ali）那样的奇迹，在19世纪还可能出现，但在20世纪却已经不再可能。当涉及正规军的时候，人力潜力和工业潜力把统帅的行为限定在了狭窄的限度中。没有大型工业就没有大型现代军队，而拥有大型工业的国家都有能力建成一支大型军队。
正因为在理论上有着可能和不可能这两个命题，因此赋予某种无可争辩的关系它所不具备的精确性是错误的。以同样的方式装备的两个师团在二战中就并不等效。德国的那十多个装甲师在波兰战役和法国战役中起了部分决定性作用，而且它们稍后还在苏联边境获得了初期的胜利，这些战绩都在提醒我们——假如我们需要被提醒的话——在这个重视数量的世纪还有精英战士的存在。在上面这个例子中，似乎训练和技术准备同军官和士兵的激情相互结合，共同形成了一部战争机器，而它于1941年11月到12月在莫斯科不可挽回地耗尽了。德国国防军以及其他突击部队依然节节胜利，但再也找不到能同这支曾部署在东线，后部署在西线，最后又重新回到东线的装甲部队相媲美的先头部队了。
军人阶层的质量和武器的效能会被政治体制和民族心理所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根据武器行业声誉的不同，根据民族国家的物质条件和对军官职业的尊重情况，军事干部的招募会有好坏差别，国家精英可能心系国防也可能对国防毫不关心。德军曾经得益于良好的指挥质量而拥有很好的状态，然而，这种状态是否能够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时期被再造出来，这一点实在令人怀疑。由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既没有东边殖民地，也没有帝国的前景，其军事贵族、对祖国伟大性的信仰和给予军人职业的声誉都无法继续存在。
从这些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来看，曾在某些时期流行过的主张给出了这样一个讽刺的观点：“国家中若无规矩，军队中就无纪律。”这个论断被厄恩斯特·勒南以赞扬的方式援引：事实上民主制内部的无政府表象并不与工厂之规矩和军营之纪律相排斥。从1945年到1958年，一方面，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曾在寻求一个稳定的政府——所有军官都能为当时参军者的纪律性做证；另一方面，法西斯右派的宣传者最终陷入了他们自己的想象，认为墨索里尼把意大利人化为了雄狮般的人民且给予了（既没有煤炭也没有钢铁的）意大利一流的军事力量。斯宾格勒当时就把落入衰落的法国民主制之手的北非帝国划给了墨索里尼。
同样，高技术工业通常会提供高效的武器，不过，和平时期的西方工业是以提高工作收益为目标的，所以它们会用尽可能低的价格去生产。当我们制造武器的时候，其实成本并不重要。因为一个投入很多钱并把最好的头脑用在直接面向战争的工业生产的国家，可能会拥有和对手一样好或比对手更好的武器，而这个对手一般来说拥有更高水平的生产力（美国和苏联就是这样的例子）。
最后，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时代的武器质量事实上还远没有发展到尽头。各种敌对中的武器改良竞赛还在继续。一些武器（长距离舰炮）研发完成所需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在一战结束时使用的还是在战争初期就知道的旧型号武器。直到电子技术和自动校准兴起，大炮一直是一种传统武器，它在一战中和两次大战之间只得到一些缓慢的改进。相反，飞机先是在1914～1918年，然后在1919～1939年，最后在二战期间都飞速进步。那些可以使用最新可用的飞行装置或在敌对初期才研发完成的机型来结束战争的国家，很快就会具有压倒性优势。日本人在1941年就拥有零式战斗机这种在远东行动中最好的战斗机，但日本人没有能力在竞赛中坚持下来：1945年，他们陷入自杀式飞行的绝境，而且他们的舰队也被全部摧毁了。从这以后，还没有谁能够在军事力量对抗的科学技术竞赛中取得最终胜利。从质量和数量上来说，优势总是在阵营间不断转移。上一次大战时，法国的航空力量有超过其他所有国家的可能，但条件是法国再有六个月的时间，或者法国的工业早六个月被动员起来，又或者战争能够再晚六个月开始。大致来说，一个工业技术上先进的国家更有机会占优势。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某个领域的大量集中投入也可能让工业填补上总体的落后；同样，对于和平时期的制造业而言，胜利也不总是属于一个国家。
除了这些力量计算外，还必须要考虑到各方指挥高层的才智差异、各国决策者在战争行为上的差异，最后还要考虑人民对他们政治体制的拥护程度和面对考验时的决心如何。苏联民众是否会对要为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运动承担责任的国家和党派忠贞不贰？德国和意大利的民众是否会满怀热忱地跟随他们的元首（Führer）和领袖（Duce）？民主政体下的大众是否有能力直面战争的惨烈？不论对于战争统帅还是人民而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即使已经被事先给出也无法被证明，因为这些答案所依赖的学问是无法传授的。
事件本身给出的答案尤其构成了对人民行为和政体性质之间的所谓关系的一种反驳。意大利人从来没有完全相信，与第三帝国一起作战所做的任何奉献都是值得的。纳粹主义崩塌后，在意大利北部与德军作战的抵抗军与利比亚的士兵们（而且装备很差）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士气。德国民众没有抛弃他们的元首，但是在领导层中，7月20日的阴谋还有着更深远的意义：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其实比英国或美国的民主制更加缺乏统一性。在苏联，虽然领导层没有阴谋连连，但在敌对的初步阶段就有一部分民众，特别是那些非俄罗斯人，对侵略者不怀敌意地加以欢迎，一些部队还表现出极小的战斗热情。简而言之，1939年时只有两个欧洲国家的政体和人民是拧成了一股绳的，它们是希特勒的德国和民主制的英国，但民族统一性在英国比在德国更能经得住挫败。
根据这些计算，我们 在事后 （post eventum）分析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事件时可以加上哪些评注呢？如果把在和平时期被认为有同等力量的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相比较的话，极权国家显得比民主国家更强大。极权国家外表看起来很统一，而民主国家外表看来争吵不断。法国和英国都是安于现状和守成的国家，而意大利和德国则是有诉求的国家。那些令出单一、磋商只能秘密进行的政权，比起那些言论自由、可在议会中争辩的政体，更有能力让人们相信它有不可抵御的力量和坚不可摧的决心。在外交牌局中，极权者常常虚张声势且几乎次次得手——直到有一天它的对手不再畏惧它的吓唬。
1935～1941年，意大利当局做了一系列的“虚张声势”和“赌博”。当墨索里尼宣布他已经准备好宁愿与英国和法国开战都不愿意放弃对埃塞俄比亚的侵占时，他很可能是在自吹自擂他无法办到的事。如果墨索里尼当时发疯使意大利投入战争冲突中，那么在1943年发生的事可能在1936年就发生了，他会在与英法同盟的对抗中提前输掉。之所以他能最终得手，是因为那些赞成制裁他的人还不愿意冒开战的风险，而且法国和英国的领导层也还没有就纳粹主义被推翻会为他们带来怎样的机会和导致怎样的后果达成一致意见。至于1940年发生的事，那就不再是墨索里尼的虚张声势了，而是他打的一个赌——他赌战争已经潜在地结束，而通过出兵，会让意大利获得更大份额的战利品。
德国的举动则完全是另外一番作风，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33年1月到1936年3月，德国尚未拥有可以抵抗法国军事反击的力量。希特勒冒了风险——至少这种风险在表面上是存在的——逐渐违背了《凡尔赛和约》的所有主要条款。他的外交技法是挑战型的：他挑战法国，看法国会不会动用武力来禁止德国那些只是试图消除《凡尔赛和约》中对德不平等的规定的决定。面对挑战，法国只进行了抗议——这是介于两种极端解决办法（要么爽快接受德国的现状，要么采取军事行动，法国舆论对这两种办法都无法接受）之间的最糟糕办法。
从1936年开始，德国照旧使用挑战技法，只是换了种方式来进行。希特勒挑战法国和英国，看它们会不会使用军事手段，因为如果英法使用武力就意味着从此以后开展的是一场全面战争。虽然德国还是很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但这场战争也会从各个方面上成为那两个安于现状和守成国家的大灾难。从1938年起，希特勒德国拥有了当时实力上的优势，虽然没有它自己夸口的那样大（这一点大家当时就已心知肚明），但也足够在1938年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和在1939年征服波兰。在普遍战争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只能靠动员它们略胜一筹的潜力，通过长期作战来获胜。对于希特勒而言，只要跨越最后一步就会获得一个看起来十分可靠的机会，让德国即使在普遍战争中也能够获胜。这个机会是：它在肃清位于东方的次要敌人（波兰）和随后消灭位于西方的大陆敌人时，让位于更东方的主要敌人（苏联）保持中立。
从此时此刻开始，对潜力的计算就不再有意义，因为其采取的所有举动都由接连的战役和一系列的赌博奠定了：在法国介入之前打败波兰，在英国动员起来前及苏联参战前打败法国，在英国还没有办法登陆欧洲大陆前打败苏联。除了最后一个，其他这些赌博德国都赢了。由于受到西方给予波兰的保护承诺的影响，斯大林用和希特勒签订协定的方式来保存自己的实力。波兰在法国军队尚未开动的情况下就已经被吞并；法国无法再战斗，而英国当时只有十多个师团。不过，英国既没有在1940年被侵略也没有因轰炸而瘫痪。苏联军队尽管经历了1941年被德国入侵的灾难，还是在莫斯科战役之前重新站了起来。输了这最后一个赌博，预示了随后的事件。1941年12月，美国因为日本的进攻而被卷入战争。一战时德国已经在双线上栽过跟头，二战时的德军总参谋部依然对此心有余悸，他们认为已经提前输了战争，但双线战争最终还是发生了，无情地与元首的愿望背道而驰。那些早就宣称过普遍战争下东西方会联合起来对付德国，而让第三帝国倒台的持反对意见的德国人，见证了他们的预言成真。打赢的那些赌和暂时取得的那些胜利只不过是在推迟这个失败的结局罢了。
日本人在1941年打的赌很 荒诞 ，因为从理论上说，日出之国没有任何机会可以打赢美国，只有在美国人太迟缓或太懦弱而无法获胜的情况下，日本才能避免输掉战争。希特勒打的赌则是 冒险的 ，一个合法国家的首脑不应该打这个赌，不仅因为德国人即使不战斗仅靠对别国进行开战威胁就能得到更多，还因为打赌输了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不过，这个赌并没有在一开始就输。
直到1940年6月签署“停战协定”前，希特勒在每一步中都是赢家。这正是克劳塞维茨说的 胜利的顶点 。从这一时刻后，他就错误连连。他没有决定是要把法国当作顽强的敌人还是可弥补回来的盟友；他对侵略英国也心存疑虑，而最后还是选择把尚未投入战斗的德国国防军用在了对苏联的战役中。作为外交负责人，他缔造了一个他曾竭力避免出现的大型联盟。作为战略负责人，他没有勇气将本会让他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对力量的集中进行到底。作为军队行动的负责人，他决定把原地抵抗作为绝对命令。作为战争统帅，他直到最后还希望敌人联盟瓦解，但最后却还是因为那些早已与现实脱节的想法而在一场瓦格纳式大灾难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并不只有希特勒在犯错。在刚才的分析中，即使斯大林的手段再高明，我们也不能把全部功劳都归于他的天才。因为一旦德国被消灭，苏联长驱直入欧洲的道路中就再无障碍。而只要美国人意识到了自1942年来苏联利益和美国利益之间存在矛盾，就足以让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举步维艰。然而，这样的情况却并未在现实中发生。美国要求苏联出兵日本，以换取苏联占领远至德国中部的东欧的权利——斯大林对这一盛情邀约欣然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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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或力量有着怎样的作用？在美国的军校中，这个问题成了一个经典问题。但它的答案却不可能不含糊，因为正如我们刚才看见的一样，power这个概念本身就已经指代了 资源 、 军事力量 和 权力 。
国际关系体系中一个政治单元的地位，是由它可以用在外交-战略行动上的物质及人力资源的规模所决定的。每一时期的大国因可以把可观资源用于对外行动，特别是能够动员出众多兵团而享有盛名。国际社会包含了一种威望等级，它近似地反映出根据先前的战争经历来设定的等级。
力量关系也在更大的框架内规定了联盟内部的等级：不过这种等级不一定表达了权力对比关系，因为排在最高等级位置的国家将它的意志强加于排在它之下的其他国家。一旦排序在前的国家不能再使用军事力量，它就必须采用施压方法（间接且常常没有什么效力）或说服手段。各种联盟总是由大国领导，但小国有时也能把大国拖入大国不愿意处于的境地。正因为可以让大国陷入要么做出让步要么就动武的选择上的绝境，小国在关系到自己利益的事务上取得了最后决定权。比如戴高乐将军在1940～1944年针对英国和美国实施的拒绝战术或是阻挠战术，就让弱者多次成功地强加了自己的意志。一旦不受拘束的法国人定居在了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上，美国人就不能再用武力把他们驱逐出去，大战进行之际，罗斯福是无法下令与这些法国人开战的，因为他们象征着他们的祖国被共有敌人所占领。
在正常时期，即使是对立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并非能用力量关系纯粹简单地表达。磋商者有搞错不同国家的力量的可能，而且他们也不会坚持要得到一个对战争结果进行总结的协议。只要我们是在“说”而不是在“打”，事实和权利作为理由对磋商者就有影响。取代了战争的外交，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只是在把战争的假想结局记录在案。而戴高乐将军说的“根据各自军队之战绩来让每一方有所收获”
，只是从长远来看在大致上是对的。国家不给自己定下与它们的资源不相称的目标——这作为至理名言是对的，但如果只从字面上理解它，就意味着对相互独立的共同体之间关系的精妙缺乏了解。
国家拥有的潜力和它们的外交达成的成果之间存在的不相称，常常是因为政治单元会集合起来对付诸国中看起来扮演着“扰乱者”角色的国家。从定义上来看，主权国家会把追求霸权的国家作为敌人，即它们会把能够剥夺它们自主权的、能够剥夺它们自由做决定的能力的国家作为敌人。经典学派的外交官，比如俾斯麦，也会害怕德意志帝国力量的过度增长。他想的是让帝国限制自己的野心，通过长时间的明智且适度的行为让帝国的实力攀升，得到他国的谅解。不管自己国家的权力在欧洲秩序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在这位铁血宰相看来，这是保障德国安全的必要条件，是让普鲁士取得的那些胜利既不构成对他国的侮辱也不会引起他国的担忧，从而避免反德同盟出现的必要手段。1870年后的第一阶段，是战败的法国，而不是战胜的德国，在获取土地。1870～1914年，这位德意志帝国的代表，要么通过表现自己缺乏外交天赋，要么通过自发反对所有潜在的霸权国家并与它们发生冲突，做到了几乎不把自己国家在战争情况下能够动员起来的武装力量所具有的获胜能力表露出来。
在被一些18世纪著者称为“普世君主国”和割据势力的这两种形势之间做出选择，成了欧洲体系中的一种不成文法，它似乎潜在地存在于所有国家体系中。要是大国不愿意让他国与它平起平坐，它就必须把帝国进行到底，兼并其他所有国家；要是大国同意在成为老大的情况下让其他的主权单元与它共存，那么它就必须要让别人接受它的优势。不管做出怎样的选择，它都将在危险中存活，因为它永远无法取得让它获得安稳的所有胜利，它永远会被怀疑持有统治别人的渴望。
如果国家希望通过变成大国来享有安全，那么它们将永远是这种奇怪妄想的受害者。不过，纵观历史，集体的伟大本身就是一种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