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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夏夜，一名便衣警察出现在利沃夫附近博尔晓维奇村（Borshchovychi）的一户普通农舍门前，这里住着斯塔申斯基一家。父亲是个木匠，平时爱看书，颇受村民尊敬。母亲执掌家务。两人育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纪。 [1]
这个家庭只有不足两英亩的土地，但他们并不欢迎共产主义政权。他们是忠诚的乌克兰爱国者。许多邻居在他们家里第一次听到了乌克兰国歌，第一次看到带三齿鱼叉的徽章——1920年被布尔什维克摧毁的乌克兰国，虽然存在时间很短，却曾采用这个图案作为国徽。他们居住的地区在1939年之前一直受波兰统治，因此演唱乌克兰国歌、展示乌克兰国徽绝不仅仅是本地人爱国这么简单。苏联接管该地区后，斯塔申斯基一家发现周围都处在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下。1940年10月，苏联特工逮捕了他们的一位亲戚，36岁的彼得罗·斯塔申斯基（Petro Stashinsky）。彼得罗是乌克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成员。1941年6月，就在苏联人撤离利沃夫的几天前，甚或是几个小时前，彼得罗在狱中被枪杀。数千名乌克兰爱国者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斯塔申斯基一家为彼得罗被捕并最终被杀痛心不已。
1944年苏联人重返之时，斯塔申斯基一家都成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竭尽所能地帮助丛林中的部队，这个家成了安全的避难所。有时会有二三十人前来，斯塔申斯基太太会到附近乡邻家里为他们收集食物。女儿伊琳娜（Iryna）和玛丽亚（Maria）则为地下组织送信。两姐妹都曾被秘密警察逮捕并关押过。多年后据他们的一位邻居回忆，“当时她们被举报了，秘密警察把她们送去了亚里奇夫（Yarychiv）的监狱”，他所说的是附近城镇的监狱。“她们遭殴打被侵犯，甚至玛丽亚都放弃了以后结婚的希望。她常说：‘我都被毁了，还能指望什么？’”伊琳娜本来是当地学校的老师，也被解雇了。斯塔申斯基一家都上了秘密警察的嫌疑人名单。父亲身边总带着一份面包，以防被捕后遭流放，要长途跋涉去西伯利亚。 [2]
警察这次前来是要和19岁的博格丹谈谈。儿子是这个家庭的骄傲，家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也很受当地女孩青睐。年轻人瘦高个子，大长脸，鼻梁挺拔，下巴中间有一条明显的美人沟，瘦长的身子总是挺得笔直，蓬松的头发向后梳着，出现在人前时很注意自己的仪表。博格丹生于1931年11月4日，先后在波兰、苏联、德国，然后又是苏联的统治下接受教育。波兰人统治时，学校主要使用的语言是波兰语。在德国人和苏联人统治时，主要语言是乌克兰语，然后根据占领者的要求，把德语或俄语设为一门外语课程。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去了离家17公里的利沃夫继续深造。他梦想着成为医生，但没能进入医学院，而是在当地的师范学院学习数学。他每隔几天就要坐火车回家拿些吃的东西，但他买不起车票，经常逃票蹭车回去。
便衣警察出现是让博格丹马上去火车站警察局把前几天的车票事情说清楚。原来前几天博格丹坐车逃票被抓，当时警察记下了他的名字和地址，就打发他走了。现在他们让博格丹回去谈谈。由于他的家庭背景以及家人和地下组织的关系，结果会如何看来不是什么问题。他可能会被指控犯有严重罪行。或许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博格丹跟着警察到了车站。令他吃惊的是，等着他的是一位高级军官。“康斯坦丁·西特尼科夫斯基（Konstantin Sitnikovsky）上尉。”军官自我介绍道。他很热情，似乎对年轻学生的生活状况和处事态度比对火车上的事件更感兴趣。他问了博格丹的学业、他的家庭和父母的情况，谈话就此结束。友好交谈后，军官就让他回家了。博格丹不知道警方是否还会来找他，但至少目前警方没动他。这是个好消息。玛丽亚地下组织的同伴因参加抵抗运动被逮捕后，西特尼科夫斯基上尉将她痛打一顿，并用枪顶着她的头，模仿枪决。 [3]
博格丹从他在利沃夫的朋友处得知，自从哈兰被暗杀之后，秘密警察就一直特别关注学生。其中一名凶手已经确认，是当地农业大学学生、18岁的伊拉里·卢卡舍维奇（Ilarii Lukashevych）。当局几乎立即逮捕或驱逐了所有与卢卡舍维奇关系密切的同学，他们还对来自该地区的学生加强了思想教育。那次行动是由乌克兰共青团第一书记、未来苏联克格勃主管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Vladimir Semichastny）亲自领导的。1949年10～11月，秘密警察逮捕了100多名大学生和学校员工。就在赫鲁晓夫发表那场被字条打断的演讲后不久，利沃夫学院开除了50名学生。这一年，利沃夫职业技术学院（Lviv Polytechnical Institute）一共减少了344名学生，占学生总数的8%。从全市范围来说，利沃夫有2%的学生受到这次清洗行动的波及，他们几乎都来自最近才划归苏联的西乌克兰。 [4]
同时，秘密警察加紧在利沃夫学生中招募线人。这些学生的家庭都在农村地区，那里常有游击队出没。为了避开秘密警察的注意，有些人转学到了其他学院；有些人则转投函授课程，离开利沃夫回家去了。1950年夏被迫离开利沃夫的学生中有一位后来成为顶尖的乌克兰历史学家：尼古拉·科瓦利斯基（Mykola Kovalsky）。1949年秋，他被免去了学生会主席的职务。1950年3月，他被迫加入共青团。是年夏季学期结束时，他收拾好东西，签署了转学函授课程的申请。他将这个离开的决定归因于当时的社会氛围：“那时斯大林主义肆虐，针对西乌克兰青年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恐怖活动横扫利沃夫的高等教育机构。（秘密警察）线人常向警方告密揭发，背叛是迫于上面的压力。”科瓦利斯基的密友泽农·马蒂西亚科维奇（Zenon Matysiakevych）——后来也成为历史学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他被学校开除了。科瓦利斯基和马蒂西亚科维奇都和地下组织毫无瓜葛。 [5]
博格丹可能也是不走运的那个。过了几天，那个警察又出现在他家门口，再请他去见西特尼科夫斯基上尉。这次上尉想谈谈地下组织以及他的家人参与其中的情况。听起来他似乎什么都知道。博格丹后来回忆道：“西特尼科夫斯基熟悉我们村子里的情况，知道我的姐妹与地下组织合作。”毫无疑问，西特尼科夫斯基想把博格丹招为线人。“他给了我两个选择：要么将我逮捕，判处25年监禁，父母流放西伯利亚，要么我也可以帮自己和父母摆脱困境。”他回忆起与西特尼科夫斯基的第二次会面时这么说道。博格丹心知这位军官并非虚言恫吓。被秘密警察逮捕的那些人所犯的“罪行”，大多没有他们家的情况那么严重。 [6]
博格丹居住的博尔晓维奇村周围都是森林，那里活跃着一支乌克兰反抗军游击队。游击队由邻村名叫伊万·拉巴（Ivan Laba）的人率领，他以19世纪的著名乌克兰农民起义者“卡玛琉克”（Karmeliuk）为化名。1941年德国人把班德拉的追随者驱赶到地下活动后不久，拉巴就加入了民族主义运动。和其他许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一样，拉巴被盖世太保抓获并关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但他设法活到了战后。战争结束他再次加入游击队，成为当地的领导人之一。拉巴曾和博格丹的妹妹玛丽亚约会，也认识博格丹。博格丹还认识不少地下组织成员，因为他们经常来他家。 [7]
西特尼科夫斯基上尉解释说，抵抗毫无意义，博格丹心里也默认。他知道如果混迹丛林就等于被判处死刑：地下组织成员十有八九都会被警察抓住或打死。他应该与警方合作来拯救自己和家人吗？如果他拒绝，接受教育的梦想将从此无望，非但如此，他还将锒铛入狱，家人也将遭遇同等命运。西特尼科夫斯基并未要求他立即答复。“虽然他是在招募我，但并没有直接那样问我，”博格丹后来回忆说，“他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这样我就不会认为自己是叛徒。”为了救家人，他现在必须暗中监视他们。“我明白如果我接受了这个建议，我肯定会和父母争吵起来，但处在那种情况下，我清楚地知道还是接受他的提议比较好，”博格丹回忆说，“我相信这样能保护父母不被流放西伯利亚，姐妹俩也可免受牢狱之灾。”
博格丹未置可否便离开了，但是他的沉默意味着默许。他没向家人吐露心声，也没有试图寻求他们协助以找到解决办法。他确信自己是在拯救家人，即使这样做违背了他们的意愿。博格丹也是在拯救自己。他才19岁，对政治并不热衷，还梦想着光明的未来。现在光明的未来受到威胁，他决定采取合作的态度。村里熟悉他的乡邻认为他只是被吓坏了。下一次与西特尼科夫斯基会面的地点安排在上尉的私人寓所。
这位新特工得到了乌克兰语的代号“奥列赫”（Oleh），这个名字源于中世纪基辅的第一位王子。从此以后，博格丹提交的所有报告都要以这个名字签署。最初报告中大部分地下组织的情报都是他从姐姐伊琳娜那里听来的，但这些还不够。西特尼科夫斯基表示，为了让自己在当局眼中完全恢复名誉，为了保护家人，博格丹必须再执行一项任务——混进伊万·拉巴领导的抵抗组织。他的任务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西特尼科夫斯基上尉已经得知暗杀哈兰的凶手之一最近加入了这支队伍。博格丹要进入丛林找出这个人，获得他的信任，并弄清楚是由谁下令实施暗杀的。西特尼科夫斯基答应博格丹这是他最后一次任务，任务完成就可以继续学业。他再次感到除了同意之外，别无选择。这一次他还是没有向家人求助。
博格丹从报纸上看到过哈兰遭暗杀的事。他还知道其中一个杀手是林业大学的学生卢卡舍维奇，此人被逮捕并判了死刑。他不知道其实他早已见过第二个杀手米哈伊洛·斯塔胡尔（Mykhailo Stakhur），那时他知道的是对方的化名：“斯特凡”（Stefan）。斯塔胡尔加入了拉巴的队伍，常在他家村子附近活动。1951年3～4月时，秘密警察散布谣言说他们要逮捕博格丹，因为他和地下组织有联系。秘密警察假装到处在找他。博格丹从利沃夫赶回家乡，和亲戚们说秘密警察对他紧追不舍。如此一来，大家都同意确实别无选择，只能让他遁迹丛林，加入游击队了。
博格丹的姐姐伊琳娜给丛林里的朋友送了消息，于是拉巴亲自来接他。地下组织有些成员怀疑博格丹的意图，但伊琳娜很坚持，拉巴还是把他带进了队伍。拉巴承认他手下确实有一个暗杀了哈兰的凶手。1951年5月，博格丹遇见了斯塔胡尔，后者证实自己曾与卢卡舍维奇一起参与暗杀行动。他们俩去了哈兰的公寓，在和他谈话的过程中，让作家去关上窗户。就在哈兰转身背对他们的时候，他用一把藏在外衣下的小斧子砍死了他。博格丹觉得掌握了这些信息就算完成了使命。他寻到了凶手，摸清了暗杀的情况，现在可以告诉西特尼科夫斯基上尉罪犯的藏身之处了。
1951年6月中旬，博格丹突然脱离地下组织。他将自己完成任务的成果报告给了西特尼科夫斯基。不到一个月后的7月8日，一个秘密警察特别行动小组逮捕了斯塔胡尔。秘密警察逼迫当地一对老夫妻在给抵抗分子提供食物时，把安眠药粉放到果盘里给他们吃。安眠药生效后，秘密警察逮捕了斯塔胡尔以及和他一起的另外三个人。其中一人是雅罗斯拉夫·卡奇（Yaroslav Kachor），他早在几个月前就建议拉巴不要接收博格丹。斯塔胡尔于1951年10月受审并被执行绞刑。 [8]
博格丹突然不见踪迹，随后斯塔胡尔被捕，这使得他的身份暴露无遗：他是为秘密警察工作的。这个消息令斯塔申斯基一家震惊不已。现在村里的人见到他们都避之不及，因为不少村民都是地下组织的支持者。这下博格丹试图拯救的对象成了他的敌人，他们拒绝承认这个儿子和兄弟。博格丹的世界崩塌了。他是获得了继续深造的权利，但若失去家人的支持，他也无法继续学业。教育贷款是没有的，奖学金也少得可怜。那些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家庭支持的学生通常六个人住一个宿舍，靠吃廉价的小鱼过活，能吃上土豆就是大餐了。 [9]
然而，秘密警察总算信守诺言。其他人陆续遭到逮捕，斯塔申斯基一家安然无恙。他们又给了博格丹两个选择：他可以继续完成学业，也可以加入秘密警察下属部门，月薪为800～900卢布——是乡村图书管理员工资的三倍——按学生的标准来衡量简直是一笔巨款。博格丹后来回忆说：“这（只）是一个建议，但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继续为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工作。事到如今，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的确，博格丹·斯塔申斯基
无处可去。他以背叛家人的方式救了家人。他们再也不想要他陪伴左右。秘密警察成了他新的家人。
[10]
[1]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27.
[2] Ihor Derev'ianyi，“Rozstrily v'iazniv v chervni-lypni 1941 r.Iak tse bulo，” Ukraïns'ka pravda ，June，24，2011；Lesia Fediv，“Vin ubyv Banderu，” Shchodennyi L’viv ，May 22，2008；Ivan Farion，“Iak by mohla，sama ubyla b ubyvtsiu Bandery...，” Vysokyi zamok ，October 14，2015.
[3]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25-127；Farion，“Iak by mohla，sama ubyla b ubyvtsiu Bandery....”
[4] Amar， The Paradox of Ukrainian Lviv ，245-253；Roman Heneha，“Uchast'l’vivs'koho studentstva v rusi oporu v druhii polovyni 1940-kh—na pochatku 1950-kh，” Ukraïns'kyi istorychnyi zhurnal ，no.3（2007）：97-112；Irina Lisnichenko，“Shcherbitskii postoianno tverdil Semichastnomu，” Fakty ，January 19，2001.
[5] Volodymyr Ovsiichuk，“Pivstolittia tomu...，”in Osiahnennia istorii：Zbirnyk na poshanu profesora Mykoly Pavlovycha Koval's’koho z nahody 70-richchia （Ostrih，1999），13-17；Vitalii Iaremchuk，“Students'ki roky M.P.Koval's’koho，”in ibid.，18-29；Evgenii Chernov，“N.P.Koval'skii：O vremeni i o sebe，”in Dnipropetrovs'kyi istorykoarkheohrafichnyi zbirnyk ，vol.1（Dnipropetrovsk，1997），11.
[6]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30-131.
[7] Oleksandra Andreiko，“Narys pro istoriiu sela Pykulovychi，” Forum sela Pykulovychi http：//xn—b1albgfsd8a2b7j.xn—j1amh.
[8]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35-137；Rossoliński-Liebe， Stepan Bandera ，351；Svitlana Voroz，“Ioho vchynkam nemaie vypravdannia，” Holos narodu ，November 23，2013；Roman Vasyl'ko，“Zlochyn：Khto hostryv sokyru？” OUN-UPA ，http：//oun-upa.org.ua/articles/vasylko.html；Vedeneev and Shevchenko，“Priznalsia，zabiraite.”
[9] Ovsiichuk，“Pivstolittia tomu”；Mikhail Kravchenko，“Trezubets v petle，” Russkoe voskresenie ，www.voskres.ru/army/publicist/kravtshenko.htm.
[10]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