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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生日庆典之时，他原先乌克兰的部属仍在追捕地下组织的首领。不少人都没有回基辅（Kyiv）或莫斯科过节，在利沃夫度过了1950年的新年，之后又在西乌克兰待了几个月。这其中包括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将军。他是莫斯科派往利沃夫人员中级别最高的安全官员，任务是消灭武装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他服从了命令，事实上捕杀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正是他的专长。
苏多普拉托夫第一次受派执行这类任务是在1937年11月，当时他才30岁，还是个驻外国情报人员。他先去了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尼古拉·叶若夫（Nikolai Yezhov）的办公室，后来又被带去见了斯大林。苏多普拉托夫是乌克兰本地人，能讲一口流利的乌克兰语。当时他冒充乌克兰地下组织的代表，已经混入了流亡欧洲的乌克兰人士社交圈。斯大林急于掌握乌克兰各组织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便将苏多普拉托夫召入他的办公室。苏多普拉托夫表示，这些人彼此竞争想坐上未来独立的乌克兰政府的头把交椅，但最危险的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领导人尤金·科诺瓦列茨（Yevhen Konovalets）。科诺瓦列茨当时是班德拉的上级，而且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得到了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Abwehr）的支持。
“你有什么建议吗？”斯大林问道。苏多普拉托夫并没有对策。斯大林给了他一周时间，制订一个打击科诺瓦列茨及其组织的计划。一周后，苏多普拉托夫回到斯大林办公室，报称打算让科诺瓦列茨组织里的苏联特工渗透到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内部。
这个计划显然不合斯大林心意，于是又请参加这次会议的格里戈里·彼得罗夫斯基（Hryhorii Petrovsky）发言。这位彼得罗夫斯基是个老布尔什维克，苏联乌克兰领导人之一，所以受邀参会。苏多普拉托夫后来回忆称，彼得罗夫斯基“庄严宣布乌克兰社会主义国家缺席审判科诺瓦列茨，因其犯有危害乌克兰无产阶级的严重罪行，被判处死刑”——即使以政治理由当借口，那还是暗杀。他还特别提到1918年在镇压基辅布尔什维克起义中，科诺瓦列茨所扮演的角色——当时此人是曾短期独立的乌克兰国政府的军事指挥官。斯大林发言表示支持彼得罗夫斯基的建议：“这不仅仅是一种报复行为，尽管科诺瓦列茨就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拥趸。我们的目的是使乌克兰的法西斯组织在战争爆发前群龙无首，而且让这些匪徒为争权夺利而自相残杀。”
显然，斯大林在第一次召见苏多普拉托夫时，脑海里就已有了暗杀的念头：他只是不想当着未来杀手的面，率先提出暗杀的主意。苏多普拉托夫没能领会领导的意图，于是斯大林让彼得罗夫斯基来提出暗杀的建议，并且为残杀找好了法律依据。这一切完全是斯大林的主意，而不是彼得罗夫斯基的想法。因为就在他们开会的前几天，苏多普拉托夫私下见过彼得罗夫斯基，后者只字未提暗杀之类的事情。现在既然暗杀的主意已经摆上了桌面，斯大林便向这位情报人员施压：“科诺瓦列茨有什么个人癖好，尽量加以利用。”苏多普拉托夫在国外潜伏时不止一次见过科诺瓦列茨，不管他们去哪儿，这位乌克兰领导人都爱买一盒巧克力。他回答克里姆林宫的主人道：“科诺瓦列茨非常爱吃巧克力。”斯大林建议苏多普拉托夫在这一点上多动动脑筋。
离别前斯大林问这位未来的杀手，是否理解自身使命的政治重要性。苏多普拉托夫向斯大林保证自己很清楚，并且准备为之牺牲生命。斯大林与他握手，并祝他成功。科诺瓦列茨在革命期间的举动让暗杀行动在法律上找到了正当理由，他与德国军事情报机构的关系提供了政治理论基础，而将他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视为法西斯则成就了意识形态的借口。最后一点后来将成为苏联抹黑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武器。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是右翼激进的，但只有苏联这个对手给它打上了法西斯的烙印。斯大林已在准备与德国开战，正希望敌对阵营里一片混乱。所以，科诺瓦列茨必须死。
苏联秘密警察听取了斯大林要求利用科诺瓦列茨弱点的建议。技术专家制造了一枚伪装成一盒巧克力的炸弹：将盒子从垂直方向放到水平位置就会启动计时器，倒计时30分钟后炸弹会被引爆。1938年5月23日，苏多普拉托夫约了科诺瓦列茨在鹿特丹市中心亚特兰大旅馆（Hotel Atlanta）的餐厅见面，给了他这盒巧克力。随后杀手借故离开餐厅，走进附近街上的一家商店，买了一顶帽子和一件雨衣作为伪装。中午过后不久，他听到了爆炸声，看到人群朝他刚才来的方向跑去。苏多普拉托夫则直接赶到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巴黎的火车。“礼物已送出。包裹现在巴黎。我购物时开的车爆胎了。”这是当天从巴黎发往莫斯科的密电。 [1]
苏多普拉托夫后来从报纸上得知，科诺瓦列茨当场毙命。暗杀过后不久，苏多普拉托夫患上了剧烈的头痛，但他从不为自己做的事后悔。苏多普拉托夫后来提到这位受害者时认为：“1938年春，我们普遍认为战争的前景已经不可避免，我们很清楚到时他将会协助德国人作战。”他实施的暗杀行动被几代克格勃官员视为经典：优雅、高效、政治上一劳永逸。如斯大林预计的那样，科诺瓦列茨之死引发了地下民族主义者的权力争斗。暗杀事件两年后，年轻而野心勃勃的班德拉率领激进的同伴，与安德烈·梅利尼克（Andrii Melnyk）上校对抗。梅利尼克上校此前长期担任科诺瓦列茨的助手，后来继续领导他的队伍。班德拉成功从梅利尼克手中夺取了组织的大部分控制权，但两个派系之间的分裂，导致了持续几十年的公开冲突，实际上削弱了民族主义阵营的力量。 [2]
这次暗杀使苏多普拉托夫成为苏联秘密警察中的名人，并迅速为他的职业生涯助力。战争期间他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负责德国国境线后的一切牵制和暗杀活动。战后他的技能依然颇受赏识，这一次的目标是亚历山大·舒姆斯基（Oleksandr Shumsky）。此人在20世纪20年代曾担任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the people's commissar of education of Ukraine），被指控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遭多年监禁和流放后，依然坚持他有权返回乌克兰。1946年9月，苏多普拉托夫溜进从萨拉托夫（Saratov）开往莫斯科的火车的车厢，和他一起行动的是他的下属——特种秘密警察毒药实验室的负责人格里戈里·麦兰诺夫斯基（Grigorii Mairanovsky）上校。“夜里苏多普拉托夫带领的暗杀小组进入车厢隔间，先悄悄蒙住舒姆斯基的嘴，然后由麦兰诺夫斯基注射毒药。”事后撰写的暗杀报告中这样描述道。麦兰诺夫斯基使用的毒药是“箭毒”（curare，一种植物提取物）。随后的尸检未发现任何毒药痕迹，认定死亡原因是中风。
两人的下一个目标是乌克兰天主教会大主教特奥多尔·罗姆扎（Teodor Romzha），他是外喀尔巴阡州（Transcarpathia）的教会领袖。外喀尔巴阡州在二战前属于捷克斯洛伐克。根据苏多普拉托夫的说法，1947年苏联情报机构收到报告，说梵蒂冈正在游说美英两国支持的乌克兰天主教会及其盟友——地下民族主义组织。罗姆扎是最后一位还没进监狱的乌克兰天主教会大主教，所以极其危险。1947年2月，乌克兰安全部部长向莫斯科提交了一份暗杀罗姆扎的计划。1947年10月下旬第一次下手，用一辆卡车撞了主教乘坐的马车。但罗姆扎幸免于难，被送往当地医院。之后还是由苏多普拉托夫和麦兰诺夫斯基来完成任务：由秘密警察招募的一位护士给主教大人注射了麦兰诺夫斯基提供的毒药。
苏多普拉托夫的回忆录和苏联秘密警察的档案都表明，苏多普拉托夫和麦兰诺夫斯基（此人也被称为“死亡博士”）犯下的所有罪行，都经过了斯大林的批准，其他人无权决定苏多普拉托夫暗杀小组手中那些秘密被害人的命运。但是，把谁列入计划名单有可能出自其他苏联领导人的提议。苏多普拉托夫声称，杀害舒姆斯基和罗姆扎都是在赫鲁晓夫的坚持之下执行的。据称赫鲁晓夫在前往乌日霍罗德（Uzhhorod）的途中曾与麦兰诺夫斯基会面。根据苏多普拉托夫的说法，是赫鲁晓夫最终下令展开刺杀罗姆扎的行动，在他与乌克兰安全部部长谢尔盖·萨夫琴科（Sergei Savchenko）通话下达刺杀指令时，苏多普拉托夫就在现场。不管这一说法真伪如何，有一点毫无疑问，最初刺杀罗姆扎的计划是在基辅起草的，而不是在莫斯科。如果没有赫鲁晓夫首肯，暗杀计划根本就不可能向莫斯科提交。 [3]
1949年12月，苏多普拉托夫接到了到当时为止最重要的任务：追踪并除掉乌克兰反抗军首领罗曼·舒赫维奇（Roman Shukhevych）。舒赫维奇是年42岁，这位经验丰富的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1941年时曾是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所辖特种部队夜莺营
的指挥官，在那里习得了军事技能。他在班德拉被囚禁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期间，接管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中班德拉的部队。苏多普拉托夫和乌克兰安全部副部长维克托·德罗兹多夫（Viktor Drozdov）将军动用了大批秘密警察和特工追捕舒赫维奇。1950年3月初，事情总算有了突破，一名前地下组织成员供出了舒赫维奇的信使：25岁的达里娅·胡赛克（Daria Husiak）。达里娅被捕后由苏多普拉托夫亲自审问，但她什么也没交代。随后秘密警察把她和一名女线人关在同一间牢房，线人从达里娅手中拿到了一张要交给舒赫维奇的字条，上面的收信地点是利沃夫附近的一个村庄。600多名官兵迅速赶到比洛霍斯卡村（Bilohorshcha），搜捕这位抵抗运动领导人。
当苏联军队闯入舒赫维奇躲藏的房子时，他曾试图反抗突围，最终在战斗中被打死。苏多普拉托夫在报告中写道：“我们一群人进入房屋开始行动，其间曾要求舒赫维奇投降。对方开始用机枪扫射，以武装抵抗作为回答，他打死了乌克兰安全部的处长列文科（Revenko）少校。虽然本打算要活捉，但他在枪战中被一名中士击毙。”舒赫维奇有一处伤口表明，他是在枪战中为了防止落入秘密警察之手而自杀的。不过，苏多普拉托夫已经可以向莫斯科报告任务完成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又一位领导人倒下了。 [4]
舒赫维奇离世后，班德拉作为地下组织象征性的领导人以及地下组织持续抵抗的标志，其意义变得格外重要。这与他实际参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已不成比例。地下民族主义者成功暗杀了为苏联鼓吹的哈兰，更将班德拉推上苏联政权敌对分子名单的首位。赫鲁晓夫打算结果他的性命。据说苏联最高法院是在1949年秋对斯捷潘·班德拉做出死刑判决的。苏多普拉托夫后来回忆称，赫鲁晓夫一到莫斯科就请他准备一份计划，“消灭目前在西欧的乌克兰法西斯运动领导人班德拉，他的存在是对苏联领导人的傲慢侮辱”。 [5]
[1] Sudoplatov， Special Tasks ，24-38.
[2] Myroslav Yurkevich，“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in Encyclopedia of Ukraine ，vol.3（Toronto，1993）；Roman Wysocki， Organizacja ukraińskich nacjonalistów w Polsce w latach，1929-1939：Geneza，struktura，program，ideologia （Lublin，2003）.
[3] Sudoplatov， Special Tasks ，249-253，378；Nikita Petrov，“Shtatnyi gosudarstvennyi ubiitsa（reabilitirovannyi）：Dva dnia iz zhizni Pavla Sudoplatova，” Novaia gazeta ，August 7，2013；Nikita Petrov，“Master individual'nogo terrora：Portret Ėitongona，kollegi Sudoplatova，” Novaia gazeta ，February 26，2014.
[4] Sudoplatov， Special Tasks ，255-256；Dmytro Viedienieiev，“Iak zahynuv Shukhevych i shcho mohlo statysia z ioho tilom，” Istorychna pravda ，August 8，2011；Olesia Isaiuk， Roman Shukhevych （Kharkiv，2015）.
[5] Aleksandr Pronin，“Likvidatsiia‘Volka，’” Stoletie ，March 25，2014；Andrei Sidorchik，“Palach dlia terrorista：Ubiitsu Bandery nagradili ordenom，” Argumenty i fakty ，March 12，2014；Posivnych， Stepan Bandera ，216；Sudoplatov， Special Tasks ，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