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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赖特大街三楼的公寓里，雅罗斯拉娃·班德拉（Yaroslava Bandera）——邻居们都叫她波佩尔夫人，正等着丈夫回家吃午饭。她听到车开进院子的声音，从阳台望去就看到那辆欧宝车停在车库前，于是转身去打开公寓门。班德拉夫人，这位42岁的家庭主妇，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正准备迎战一场早上就拉开序幕的激烈争吵。让他们吵架的话题是一个女人。
多年来，她一直怀疑丈夫班德拉有婚外情，还竭尽全力与之缠斗不休。据班德拉的保镖说，她常在工作时间打电话查岗，看他是否在办公室。她解雇了帮忙料理家务的女佣，总觉得他在勾引她们。后来她不允许家里接待一切女客，只能勉强招待男客，因为丈夫总会主动提出要送他们回家，然后几个小时不见人影。然而，班德拉夫人的不少朋友都认为，尽管婚姻里有些不如意，但她仍然深爱着丈夫。
班德拉平常工作日尽量不待在家里。他总是最早上班，最晚离开办公室，经常工作到晚上10点以后。的确，他对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有好感。他的朋友、同事都知道，多年来他一直和一个比他小十多岁的女人有来往，即便在此女结婚后，也没有断绝联系。现在班德拉夫人怀疑他又在引诱年轻姑娘。那是个受过训练的护士，正在公寓一楼的韦纳（Weiner）家里当女佣，照顾家里的三个孩子。熟悉班德拉的人都认为他被迷住了——他抓住一切机会与女佣见面，有时在大楼前，有时趁她出入雇主寓所的时候。班德拉夫人觉察到了危险，每次在大楼里见到那个女人都要怒目相向。她还要求丈夫解释清楚。那天早上他们一直争论的就是这个事儿。班德拉很烦恼，比平常早一些离开了公寓。他听到妻子甩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等你回来吃午饭，咱们再慢慢‘算账’。”
班德拉夫人满怀期待地等着丈夫上楼来继续早上的话题。但她打开门时，只听到楼下传来吓人的尖叫，还有一楼邻居沙亚·盖姆斯夫人（Frau Chaya Gamse）的声音：“我的上帝啊！”沙亚和丈夫迈拉赫（Melach）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身体状况都不好。班德拉夫人还以为可能是他们家的哪个出了事。随后就见盖姆斯先生跑上楼来，她还问他是否需要用电话，他却让她下楼去：她丈夫躺在一楼楼梯平台上。她一把抓起公寓钥匙就奔下楼去。她的丈夫躺在电梯门和韦纳公寓门口之间，嘴巴、鼻子和耳朵都流着血，但他还活着，眼睛还能睁开闭上，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声音。
玛格达莱娜·温克曼（Magdalena Winklmann），韦纳公寓的女佣，也是班德拉夫人认定的丈夫外遇对象，就坐在他身边帮他擦着脸上的血迹，他似乎还紧紧握着她的手。周围站着盖姆斯夫妇，还有其他人。盖姆斯的公寓和韦纳家隔着走廊，就在对面。当时他们正准备吃午饭，听到楼梯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然后好像听到一声惊呼。盖姆斯夫人第一个走出公寓，只见他们认识的斯捷潘·波佩尔躺在地板上。她和刚从韦纳家出来的玛格达莱娜一起，帮着班德拉躺成侧卧姿势，这样他就不会被嘴里流出的血呛到。这是盖姆斯夫人在集中营里学到的。
班德拉夫人一声尖叫，坐倒在地板上。她双手捧着丈夫的头，一边轻轻拍着，一边用乌克兰语问：“斯捷潘，发生了什么事？斯捷潘，快说说发生了什么。”盖姆斯先生已经叫了救护车，救护车几分钟后就到了。班德拉夫人怀疑丈夫是突发中风。她打电话给丈夫在齐柏林大街办公室的助手，告诉他们出了意外：丈夫摔倒在楼梯上，需要治疗。她明显已惊慌失措。几天后，接听电话的人回忆说：“她说得前言不搭后语。我只听到什么摔倒了，躺在台阶上之类的。”他答应马上就到。班德拉夫人陪着丈夫到拉撒雷特大街（Lazarettstrasse）的医院，那里离公寓只有几分钟路程。 [1]
班德拉的同事从齐柏林大街赶来时，救护车已经离开了。他们和班德拉十多岁的女儿谈了几句，她说父亲应该是中风了。他们想知道细节，又和盖姆斯夫妇聊了一会儿。大门口和电梯附近的地板上还能看到血迹。此外还有班德拉遭暗杀时拿在手里的那一袋番茄，端正地摆在地板上，仿佛是他倒地前小心翼翼地放下的。班德拉的同事获知此事自然痛心疾首。等他们离开后，盖姆斯夫人和玛格达莱娜拿着扫帚、拖把和水桶把一楼地板彻底清扫了一遍。几分钟后，事发痕迹已被清理干净。盖姆斯先生把那袋番茄也拿走了。 [2]
当班德拉被送到医院时，医生宣布病人已经死亡。值班医生检查了尸体，同意死因是中风。班德拉在楼梯上摔倒时磕伤了颅骨，导致鼻子、嘴巴和耳朵出血。没有任何谋杀的迹象，也没有理由怀疑其他可能，只是不幸发生了意外。然而，班德拉的同事不这么想。其中一个人问：是否还能抢救，能不能给他注射强心针或是吸氧。在得到否定回答后，这位同事又问医生是否有可能看起来像意外，实际上却是一场暗杀。医生认为不是，在楼梯上突发中风跌落很危险，有可能导致死亡。班德拉的同事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医生签署死亡证明时的结论：突发中风。 [3]
班德拉的同事们回到总部，开始对当天发生的事进行调查。10月15日上午，齐柏林大街67号大楼里有不少班德拉秘密组织的分支机构，像往常一样开始工作。班德拉由保镖瓦西里·尼诺夫斯基（Vasyl Ninovsky）陪同，8点过后到达。班德拉进了办公室，尼诺夫斯基去了位于大厦一楼的组织报纸《胜利之路》（ Shliakh peremohy ）的印刷厂。
班德拉的助手和办公室职员9点左右陆续来上班。当天上午，班德拉与三名同事有一次会议，这三人后来都接受了警方和班德拉组织内部安全部门的调查。大约上午11点30分，班德拉离开办公室来到楼下的报社。他的老友尤金妮亚·马克（Eugenia Mak）就在那里工作。他问她能不能陪他去市场买些水果，但她拒绝了。“她拒绝了三次，说自己没心情，”目击者回忆说，“她表示也没什么要买的。班德拉坚持要她陪伴。其他员工都催促她一同去，她才勉强答应。”
两人才要走到一楼，班德拉突然想起把贝雷帽忘在办公室了。他犹豫了一下，对尤金妮亚说，午饭后再来拿吧。班德拉通常是在家里吃午饭，他想先去慕尼黑著名的批发市场（Grossmarkthalle）买些水果和蔬菜。圈子里的人都知道他是“亲力亲为”的一家之主，喜欢跑腿办事，亲自为家人采买食品，他自己也很喜欢美食。他的另一个爱好是车，会耗费几个小时亲自维护，保持车况整洁、运行良好。有时引擎发生些小问题，他也不找修理工，全靠自己动手修理。班德拉和尤金妮亚走出大楼，坐进他的深蓝色欧宝，驶向齐柏林大街西南边位于伊萨尔河对岸的批发市场。
班德拉在市场里买了些葡萄、李子和番茄，看来打算腌泡菜。买完东西，他们俩把袋子放进车里，开车回齐柏林大街。他在离办公楼不远处放下尤金妮亚。她想拿上在市场里买的核桃，但核桃在后备厢里，被他买的东西压着了，班德拉答应午饭过后给她送去。现在他着急回家。“稍等一会儿。我叫尼诺夫斯基来陪你回去。”尤金妮亚说，她说的是班德拉的保镖。但班德拉历来不服从安全团队的指挥，这次也不打算听话。“等尼诺夫斯基下来，我都到家了。”他如此告诉这位秘书。“一会儿见。”自此之后，关于这位领导人生命最后时刻的事，他的同事就无从知晓了。 [4]
后来医务人员叫来负责刑事调查的慕尼黑警察，这并不是对他的死亡原因有什么疑问，只是例行公事。在检查尸体时，医生在班德拉右臂下发现一根枪带，里面装着一把瓦尔特765PKK。这是一种相对小型的手枪，易于隐藏，最初是为德国警察设计的。在德国，随身携带枪支很不寻常——事实上，携带枪支是非法行为。按照规定，医务人员遇到此类案件时应向当局报告。警方起初也不太感兴趣：医学检查没有发现任何暴力死亡的迹象。最终决定将班德拉的遗体送往慕尼黑大学法医学研究所进行尸检。尸检定于第二天进行，警方必须等待检验结果才能展开调查。负责此案的探员赫尔曼·施密特（Hermann Schmidt）和奥伯科米萨·阿德里安·富赫斯（Oberkommissar Adrian Fuchs）都认为这事不着急。
10月16日星期五，法医学研究所所长沃尔夫冈·拉弗斯（Wolfgang Laves）教授带领一个医生团队进行尸检。拉弗斯教授已经60岁，秃顶戴眼镜，这位医学博士兼科学家自1945年起就领导该研究所。拉弗斯的助手是年轻的沃尔夫冈·斯潘博士。后来希特勒得力助手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的尸检也是由这位博士主刀的。班德拉的尸检持续了两个小时。检验结果让警方大吃一惊。凶杀案组负责人施密特回到警察总部时，脸色苍白，显然十分震惊。遇到记者询问时，他只生硬地回答：“我什么都不会说的！”随后他召集下属，又打电话给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Bundesamt für Verfassungsschutz）巴伐利亚分部，该机构也负责西德的反情报工作。施密特与对方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不想透露给记者的消息使得这些西德宪法保护者忧心忡忡。
由于施密特保持沉默，记者希望城市警察局局长安东·海格尔（Anton Heigel）能发表些意见，但也收效甚微。海格尔说：“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报告，我对这事一点儿也不感兴趣。”警察局局长的评论令人失望，但也耐人寻味。警方在尸检结果公布前发布的唯一声明，证实了记者从自己的渠道获知的消息：斯捷潘·波佩尔并非真实身份。新闻稿中写道：“不幸意外造成死亡。1959年10月15日午饭时分，现年50岁的无国籍记者斯捷潘·波佩尔，又名斯捷潘·班德拉，在位于城西的住宅楼梯口跌伤，于送医途中伤重不治。警方将对意外发生过程进行调查。”
10月15日晚上10点左右，“班德拉”这个名字首次与波佩尔联系起来，当时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广播（Bayerischer Rundfunk）发布了以下消息：“乌克兰移民领袖之一，现年50岁的斯捷潘·班德拉今日在慕尼黑去世。据说他在住处楼梯上摔倒，于送医途中不治身亡。警方尚未掌握其死亡的确切情况。”播音员在总结班德拉的经历时说：“他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二战之前及战争期间被关押在波兰和德国的监狱或集中营里。”班德拉是西方世界里乌克兰反苏运动中最深居简出的神秘领导人，许多人虽闻其名却从未谋面。媒体只知道他的组织影响着德国、英国、美国、加拿大及其他国家数以万计的新移民。
记者们追着警方寻找解答而不可得，确实有理由恼火——警方显然在向媒体隐瞒着什么。《慕尼黑晚报》（ Abendzeitung ）解释了媒体穷追不舍的理由：“慕尼黑已经成为特工、间谍和移民的乐园，这些人大多来自东方地区。他们的活动笼罩在秘密的阴影之中，不知情的居民通常对此一无所觉。极偶然地掀起帘幕一角，透露出其中的罪恶行径——他们对一个联邦共和国给予政治庇护的人犯下了罪行。”其他慕尼黑报纸的周末版也将刊登班德拉神秘死亡的报道，但对于他到底是中风还是意外，并没有确凿证据。 [5]
10月19日星期一，慕尼黑刑警凶杀组发布了一份新闻稿。这下部门负责人施密特上周五表现得心烦意乱又遮遮掩掩的理由显而易见了。新闻稿中声明，班德拉的尸检于星期五开始，一直持续到星期六。报告中明确说：“10月17日法医学研究所进行的调查发现，班德拉死于氰化物中毒。凶杀委员会正在调查这是自杀还是犯罪行为。”
星期五那天，拉弗斯教授的年轻助手斯潘从尸体解剖的大脑中闻到淡淡的杏仁味。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胃中残留氰化物痕迹——这是两支枪管一起发射的结果。胃中未发现胶囊，残留的氰化物也不足以致死，但毫无疑问有氰化物出现，并且不知何故进入死者胃里。警方决定公布氰化物中毒的消息，但不说明细节情况。对班德拉胃中发现的化学物质进行全面调查，要很久之后才会有结果。当天，路透社和其他国际新闻机构播报了这则消息。10月20日班德拉葬礼当日，德国报纸也刊登了消息。 [6]
班德拉因毒药致死的新闻，不仅让认为他死于自然原因的人感到震惊，连追随他左右、相信他被暗杀的人也大吃一惊。氰化物中毒且没有任何暴力迹象，表明这是自杀而不是谋杀，但班德拉的同事更愿意把他描绘成一个为事业牺牲的殉道者，而不希望他是理想破灭、灰心丧气——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自寻死路的形象。然而，进行尸检的医生和参与调查的警方更愿意采信自杀的说法。拉弗斯教授对此毫不怀疑。他向波佩尔夫人（现在人们称她为班德拉夫人）和她丈夫的同事保证，他对“自由斗士”的自杀行为有着丰富经验，因为他对七八个这样的人进行过尸检。他认为“自由斗士”在持续的压力之下，往往倾向于选择死亡。
拉弗斯教授确实有不少这方面的经验，尽管大多是自杀，但自杀的也不都是“自由斗士”。之前他最著名的诊疗对象希特勒就是在1945年4月自杀的。在与班德拉夫人的谈话中，拉弗斯教授向伤心的未亡人解释说，对于像她丈夫这样的人来说，自杀差不多是一种职业危害。当面对来自敌方的巨大压力时，不论对方是想从心理上击垮他或者胁迫、威胁他的家人朋友，一名“自由斗士”可能会自愿选择自杀。任何以上情境都可能导致班德拉吞下氰化物自杀。
拉弗斯的结论是，毒药是班德拉在死前三个小时之内通过口服进入胃里的。但班德拉夫人及其丈夫的同事依然争辩说如果了解死者的性格，就会知道他根本不可能自杀。拉弗斯博士失去了耐心。“那么是谁杀了他？幽灵？”他不无谦逊地反问对方。事情到此似乎就该结案了。 [7]
[1] “Delving Behind the Scenes of the Death of Stefan Bandera，”CIA report，July 14，1960，Stephen Bandera Name File，vol.2，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NARA），RG 263，E ZZ-18，B 6，15；“Ivan Kashuba's Comments Regarding Bandera's Last Moments of Life，”CIA，January 4，1960，Attachment D，ibid.，1；Wiesław Romanowski， Bandera：Terrorysta z Galicji （Warsaw，2012），5-8.
[2] Moskovs'ki vbyvtsi ，23-24，33，42；Romanowski， Bandera ，8.
[3] “Delving Behind the Scenes，”11； Moskovs'ki vbyvtsi ，24-25.
[4] Edward Page Jr.，AmConGen，Munich，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Mysterious Poisoning of Stepan Bandera，Leader of the 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Banderists），”October 26，1959，Stephen Bandera Name File，vol.2，NARA，RG 263，E ZZ-18，B 6；“Delving Behind the Scenes，”9-10； Moskovs'ki vbyvtsi ，39； Stepan Bandera u dokumentakh ，3：85-88；Rossoliński-Liebe， Stepan Bandera ，350.
[5] Moskovs'ki vbyvtsi ，465-466；Romanowski， Bandera ，9.
[6]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249；Münchener Merkur ，October 20，1959；cf. Moskovs'ki vbyvtsi ，26；Rossoliński-Liebe， Stepan Bandera ，349.
[7] David Irving， The Secret Diaries of Hitler's Doctor （London，2005），108，119，138，242-243，247，269，280；Gilbert Shama，“Pilzkrieg：The German Wartime Quest for Penicillin，” Microbiology Today 30（August 2003）：120-123； Moskovs'ki vbyvtsi ，3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