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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申斯基的地位正在冉冉上升。1959年4月，达蒙告诉他莫斯科召唤他，可能是克格勃首脑想见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荣誉，斯塔申斯基并不知道。但过了些时候，他收到一张车票以及旅行证件，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火车。
抵达莫斯科后，克格勃派人来接他，给了他苏联货币并帮他在乌克兰饭店（Hotel Ukraine）登记入住。这是斯大林下令建造的“七姐妹”
——七座高层建筑之一。乌克兰饭店（现在为丽笙莫斯科皇家酒店，Radisson Royal Hotel，Moscow）是一座崭新的建筑。饭店始建于1953年，也就是斯大林去世那年，耗时四年完工。在此期间，长期代表斯大林管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赫鲁晓夫，充分巩固了手中掌控的权力。1957年5月，饭店正式营业，苏联媒体将之誉为欧洲最大的酒店。毫无疑问它肯定是最高的建筑，从地基到塔尖高650英尺。饭店的正面和外墙装饰着苏维埃政权的象征：星星、锤子和镰刀。这家饭店坐落在以苏联标准看来迷人的、新建成的库图佐夫大街（Kutuzov Avenue）的一头，大街两旁的住宅里住着苏联首都中最有名、有权势的居民。
[1]
斯塔申斯基到达的第二天，一位克格勃官员来到他的套房。对方只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和中间名：格奥尔基·阿夫克谢耶维奇（Georgii Avksentievich）。斯塔申斯基从不知道此人的姓氏或其在克格勃的军衔和担任的职务。“克格勃的做法是，”他后来回忆道，“你和某个同事谈话时，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职务。”他是秘密警察的首脑吗？不清楚。然而，斯塔申斯基后来回忆称，达蒙曾说“克格勃的首脑”会亲自找他谈话。不管他是谁，这个人给斯塔申斯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似乎40多岁年纪，和斯塔申斯基以前见过的克格勃官员都不一样。“我看他像个贵族，坐在我身旁，从容淡定，用毫不动摇的口吻表达他的想法，让人感觉要反驳他简直不可想象。说话行事绝对自信……不难看出他惯于发号施令，在克格勃中担任要职。” [2]
根据解密的克格勃官员传记，格奥尔基·阿夫克谢耶维奇的姓氏是伊先科（Ishchenko）。他们两人会面时，伊先科上校再有几个月就要过50岁生日了，但他把深色的头发向后梳着，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年轻。他的家庭并没有贵族血统。1910年，他出生于俄国库班地区克里姆村（Krymskaia）的一个劳动人民家庭。尽管有着乌克兰姓氏，但他自称是俄罗斯人——这可能是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国籍政策剧烈变化的结果。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过后，斯大林下令关闭库班地区所有乌克兰语出版和教育机构，该地区所有乌克兰人都要重新登记为俄罗斯人。伊先科最初在党的机关工作，1937年斯大林实行大清洗后，开始转向秘密警察。斯大林统治的最后几年，他在库班地区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分支机构。斯大林去世后，他被派去匈牙利管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相关机构，后来担任匈牙利安全事务联络人。1956年秋，他积极参与镇压匈牙利革命。当时，他与被派往布达佩斯的克格勃负责人伊万·谢罗夫（Ivan Serov）将军密切合作。 [3]
伊先科上校坐在斯塔申斯基饭店房间的桌子旁，向他询问最近完成的任务：成功追踪到班德拉。苏联方面认为班德拉是西方世界人数最多也最危险的乌克兰移民群体的领导人。斯塔申斯基受宠若惊，将自己所知的班德拉的情况都一五一十地如实汇报。
1958年春，达蒙曾让斯塔申斯基去西柏林书店，寻找一位叫波佩尔（Popel）的作家出版的作品。这是斯塔申斯基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事实上，封面上印着这个作家名字的书全世界只有一本：1943年出版于利沃夫，书名叫《国际象棋入门》（ A Chess Player's Beginnings ），由乌克兰棋手斯捷潘·波佩尔（Stepan Popel）撰写。战后，波佩尔赢过无数次巴黎锦标赛，20世纪50年代移居美国后，连续三年获得了密歇根州的冠军。所以1958年夏天，斯塔申斯基没有在西柏林书店找到15年前波佩尔用乌克兰语写成的这本书，也就不足为奇了。斯塔申斯基告诉上司，他没见到这位作者的书，后来达蒙再也没提这件事。 [4]
波佩尔这个名字很快就再次出现在斯塔申斯基的生活中。1958年5月，欧洲的乌克兰移民纪念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创始人科诺瓦列茨被暗杀20周年。这位创始人是经斯大林亲自下令，由苏多普拉托夫出手杀死的。克格勃官员决定利用科诺瓦列茨的纪念活动，开始策划暗杀他的继任者。纪念仪式定于1958年5月25日，在鹿特丹科诺瓦列茨埋葬的克罗斯维克（Crooswijk）公墓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都聚首于此。对立派系的两位领导人班德拉和梅利尼克都出席了仪式。达蒙想让他的特工去现场看看，好认识他以后将奉命刺杀的对象。但他当然没有透露真实意图，而是让斯塔申斯基带着相机出席仪式，拍几张民族主义组织领导人的照片。因此斯塔申斯基去了鹿特丹。 [5]
尽管安保工作严密，斯塔申斯基不仅想办法混进了墓地，给纪念队伍中的人群拍了照。他还走到科诺瓦列茨墓碑近前，看着发言人致辞。其中一位发言人比其他人更受关注，演讲时间也最长，那人他之前没见过。发言人哀悼死者，谴责凶手。“今天我们可以说，就像之前一样，那些与上帝、乌克兰和所有热爱自由的人类为敌者，并没有因为杀害这位创始人、领导者，就摧毁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和乌克兰解放运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到这是巨大且无法弥补的损失，即使过去20年，依然无法弥补。” [6]
斯塔申斯基不知道这位演讲者是谁，但他注意到了他的车——一辆深蓝色欧宝。刚从鹿特丹回来，达蒙就给他看了一份报纸，上面刊载了纪念仪式上发言的演讲稿。其中演讲时间最长的是斯捷潘·班德拉。直到此时，斯塔申斯基才知道这位发言人、那辆欧宝车的主人是谁。
达蒙不仅对斯塔申斯基拍摄的照片以及他在鹿特丹见到的人感兴趣，还对公墓和科诺瓦列茨墓地周围的环境感兴趣。他问斯塔申斯基是否可以在墓地里藏些东西。斯塔申斯基第一反应的回答是可以。但他猛然意识到达蒙此时脑子里想到的肯定是要再放一枚炸弹，这次不是放在巧克力盒子里，而是放在科诺瓦列茨的坟墓里。于是他改变了答案，说要这样做很难。他还提出由于空间小、人员密集，这种袭击的杀伤对象不仅是民族主义领导人，还会波及妇女和儿童。于是达蒙不再谈论这个话题，但暗杀班德拉的打算显然一直在他心头萦绕。 [7]
1959年1月初，达蒙给斯塔申斯基布置了一个任务：去慕尼黑找到班德拉的住处。达蒙告诉他，班德拉很可能使用斯捷潘·波佩尔这个名字。克格勃档案里有他的地址，他或许还住在那儿，但他们想要确认或者更新信息。斯塔申斯基飞到慕尼黑，这次换用了西德的汉斯·约阿希姆·布迪特（Hans Joachim Budeit）的证明文件。没多久他就证实，之前在鹿特丹见到的那个人没有住在他们给的那个地址。此人现在住在哪里，谁也说不清。
任务完成了。斯塔申斯基可以回到柏林上报他的成果。但就在离开前他灵光一闪，想到要查看一下慕尼黑的电话簿。结果找到了！斯捷潘·波佩尔，上面有他的电话号码和家庭住址：克赖特大街7号。这就是那位波佩尔先生吗？第二天早上，斯塔申斯基来到克赖特大街。在通向7号楼院子的拱门里，他一眼看到了那辆眼熟的欧宝车，还有鹿特丹的那位发言人，正在修理自己的车。大楼入口处的住户铭牌上写有斯捷潘·波佩尔。那天早上晚些时候，斯塔申斯基看到同一辆欧宝车，停在当地乌克兰组织总部附近的齐柏林大街上。毫无疑问，克赖特大街7号的斯捷潘·波佩尔不是别人，正是斯捷潘·班德拉。斯塔申斯基是个优秀的特工。他放弃了西乌克兰游击队的藏身之所，一路走到柏林那令人垂涎的职位，自然不是无能之辈。达蒙听取报告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欣喜地对斯塔申斯基说：“我们终于抓到了班德拉的狐狸尾巴。”
伊先科上校仔细听完斯塔申斯基在慕尼黑追踪班德拉的事情后，告诉他组织已经决定要像清除里贝特一样，“清算”他的跟踪对象。惊慌失措的斯塔申斯基表达了自己的保留意见：班德拉可不像里贝特。班德拉会配枪，还带着保镖。克格勃上校告诉他，这次他拿到的武器将是改良成双枪筒的新型号。如果有必要，斯塔申斯基可以把保镖一起干掉。“他没有理会我的反对意见，”斯塔申斯基后来回忆道，“我要负责执行，到底怎么做由我自己决定。他说我的尝试一定会成功。”他们开了一瓶苏联香槟，为这次任务成功而干杯。“这让我想起了一部以前看过的俄国电影，”斯塔申斯基回忆说，“那是讲一名间谍的‘英勇行为’，而派遣间谍执行敌后任务的军官用一瓶香槟为他送行。” [8]
伊先科上校告诉斯塔申斯基，能熟悉西欧却不了解莫斯科将是一大憾事。他想让斯塔申斯基去看看苏联的首都。这是克格勃的标准操作，特工和杀手在被派往国外之前会先让他们参观苏联的圣地。列宁墓和红场是最受崇敬的地方。伊先科给了斯塔申斯基一张特殊通行证，可以到红场大看台上观看五一节的阅兵式和大游行。斯塔申斯基在利沃夫和基辅看过游行，但那些都无法和这次的盛大活动相提并论。阅兵式上展示的新式军事装备给斯塔申斯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观看苏联展示武力的同时，他也能见到出现在广场对面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从未忘记班德拉。现在境遇和命运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纽带只是一个简单的目标：除掉班德拉。 [9]
[1]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84-185；Anders， Murder to Order ，44-45；“Sem'sester Stalina：Ili kak stroilis'pervye sovetskie neboskreby，” Fact Magazine ，February 12，2011，www.magazinefact.com/articles/72-figures-and-faces/751-qseven-sistersq-of-stalin-or-how-the-first-soviet-skyscrapers-were-built.
[2]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87.
[3] “Ishchenko Georgii Avksentievich，”in Nikita Petrov， Kto rukovodil organami gosbezopasnosti，1941-1954：Spravochnik （Moscow，2010），430-431.
[4]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82-183； Romantyk shakhiv ta ioho epokha：Stepan Popel’ ，comp.Ivan Iaremko（Lviv，2009）.
[5] Interview of Lieutenant General Vasilii Khristoforov，head of the Registration and Archives Directorate of the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in the television documentary Tainy razvedki：Likvidatsiia Stepana Bandery （2012）.
[6] Stepan Bandera，“Nad mohyloiu Ievhena Konoval'tsia，”in Stepan Bandera， Perspektyvy ukraïns'koï revoliutsiï （Kyiv，1999），587-591.
[7]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49-150，184.
[8]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86-187；Anders， Murder to Order ，45.
[9]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85-187；Nikolai Khokhlov， Pravo na sovest’ （Frankfurt，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