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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9日下午，西柏林坦佩尔霍夫机场，法国航空公司的乘务员登记了一名要飞往慕尼黑的年轻人，此人出示的是西德公民西格弗里德·德雷格尔的证明文件。他的口袋里还有一份文件，上面写的是东德居民约瑟夫·莱曼，1930年11月4日出生于波兰卢布林省（Lublin）。这位叫德雷格尔或莱曼的年轻人，行李里带着超过1000西德马克，还有两罐法兰克福香肠。他似乎做好了万全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包括东德突然接管西德，或者西德商店突然断绝了食品供应。
这些文件、钱和香肠都是他们在卡尔斯霍斯特交给斯塔申斯基的。他们让他在飞往西德的航班上使用西德护照，之后就使用东德护照；如果被抓住就声称自己是东德公民，这有可能会增加他返回东方国家的机会。行李中最确凿的罪证就是香肠。他带着两罐香肠，但只有一罐是真的。另一罐已经由卡尔斯霍斯特的克格勃技术人员打开过，并重新设计以来藏匿武器——喷雾枪。武器用棉花包着，装在一个金属圆筒里。然后，圆筒放入盛满水的锡罐中。武器和圆筒都是铝制的，而假香肠罐和真香肠罐的重量相同。他们在假罐子上做了特殊标记以区分，除此之外，两个罐子看起来一模一样。
原先一度计划通过外交渠道将武器运到西德，即先请一名东欧外交官将武器带到慕尼黑，再把它交给斯塔申斯基。海关官员不会对外交官进行检查，克格勃的策划者认为这样可以确保秘密武器顺利通过边境。不过后来还是放弃了这一计划，因为有人指出外交官可能会被西德的反情报人员跟踪，还会把特工引向斯塔申斯基，那他就可能因持有武器而被抓个现行。最终的决定是斯塔申斯基随身携带武器飞往慕尼黑。如果因检查发现行李里的假罐子而被抓，就告诉调查人员他在东德遇见一个人，那人付钱请他把两个罐子带到慕尼黑，然后把它们交给马克西姆酒吧里的一个女人。如果是在使用武器之后被抓获，就说那是他刚才在楼梯上捡到的。
斯塔申斯基在边境没有遇到检查。10月9日星期三傍晚，他安全抵达慕尼黑。他得到的指示是在卡尔广场8号的办公大楼内行动。如果执行起来有困难，可以由他选择在达豪大街的办公楼或是奥卡姆大街的住宅楼内行动。10月10日星期四上午8点左右，他服下了第一粒解药。他总共备有十粒药丸，两支安瓿——这是为他执行任务十天分配的补给。一切都准备妥当。他把武器放在口袋里，外面用报纸包起来，然后在报纸上扣了个洞，这样就能操作保险栓和扳机。他把装武器的罐子扔进了英国花园的垃圾箱。
上午8点30分，他在街上观察着办公楼的入口。卡尔广场8号里也有许多专业办公室，包括医生的诊室。如果他在行动中被抓，就说自己是东德游客，正在欣赏慕尼黑的建筑，突然觉得牙痛，想在大楼里找个牙医。如果行动结束刚好被人撞见，他就假装刚刚发现受害者躺在地板上，正想帮他。那天他一直等到10点30分，里贝特都没有出现。当天下午也不见他的踪影。10月10日星期四和11日星期五，他都没有露面。每次里贝特不出现，对斯塔申斯基来说都是一种解脱，但他内心的焦虑也在与日俱增。斯塔申斯基每天早晨醒来，都感到焦虑也开始苏醒。心理压力会在早上指定要执行任务的时间达到顶峰。然后随着早晨过去下午临近，斯塔申斯基又会感到有些宽慰。他会走在城市的大街上，努力忘记内心深处的不安，但第二天早上一切又会重演。摆脱压力，让生活重回正轨的唯一办法看来只有执行命令，但他又觉得自己做不到。这简直是个恶性循环。 [1]
里贝特通常周末不去办公室，而在家里进行惯常的阅读和写作。10月12日星期六，他决定破例一次。前一天晚上，他熬夜读了亚历山大·杜甫仁科（Alexander Dovzhenko）新出版的自传体小说《迷人的捷斯纳河》（ The Enchanted Desna ）。这是那位著名电影人的最后作品，他已于头年在莫斯科去世。长期以来，斯大林一直禁止杜甫仁科回故乡乌克兰生活和工作。在这最后一部小说中，充满了他对童年时代的怀念，那里是他曾经生活的风景如画的乌克兰乡村。对于自小在乌克兰村庄长大、长期流亡在外的里贝特来说，他对这一主题自然深有共鸣，尽管两人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他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而杜甫仁科是苏联电影制作人，信仰共产主义。
10月12日上午，十多岁的儿子安德里练习钢琴时，里贝特似乎表现得很感兴趣，这可是几个月来头一次如此，他甚至拍了拍他的头。他通常不愿向孩子展现自己温柔的一面。妻子达里娅在厨房里向他大声说，不要工作太久，不要太晚回来误了午餐，他告诉她不用担心。他还开玩笑说，说不定还没走到办公室他就回来了。家里人后来觉得，里贝特对那天要发生的事情有预感。
星期六上午9点刚过，斯塔申斯基就到了卡尔广场的观察点。这天阳光明媚，天气舒适宜人。他把大衣忘在了旅馆里，穿着西装四处走动。和往常一样，他很紧张。他吃解药的时候还服了些镇静剂，可镇静剂没什么作用。等待目标出现的过程，焦虑会逐渐增加。压力感在上午9点后达到顶峰，然后就开始消退。现在已经接近10点，而里贝特还没有出现，斯塔申斯基开始放松了。突然，他发现一个身影，现在他已经可以从成千上万的人中认出那个人了。里贝特已经下了电车，径直向他的猎手走来。斯塔申斯基转过身，向卡尔广场8号的大门走去。这一切都像在梦里一样。“那刻之前和事情发生当时，我觉得自己仿佛半梦半醒，”他后来回忆道，“我的周围、人群、街道上来往的车辆似乎并没有进入我的意识。一切都在阴影中，仿佛只能接触到我的潜意识。”不管这是卡尔斯霍斯特给的药丸产生的效果（后来化学专家说，那不是解药，而是一种抗焦虑药物），还是渴望摆脱这么多天压在心头的重负，斯塔申斯基决定执行命令。他走进大楼前，取出裹着报纸的枪筒，右手握好武器，之后人影便消失在门廊里。
他走上楼梯，到二楼的楼梯平台上停下，打开枪的保险，手指从报纸上的洞里穿过，摆好位置准备面对他的猎物。当听到楼下开门声时，他开始沿着楼梯左边往下走，这样里贝特就得从他的右手边经过。他很快看见一个人从另一边上来，正是里贝特。两人就要擦肩而过时，斯塔申斯基举起握着报纸卷的右手，扣动了扳机。他尽量不看受害者的方向，不过还是忍不住眼角瞥见他的目标正向前倒去。斯塔申斯基没有再去看他的猎物后来如何了。他把枪筒放回口袋，拿出解药安瓿，按照在卡尔斯霍斯特得到的指示，用一块纱布把它压碎，吸入烟雾。他感觉自己快要晕倒了。
斯塔申斯基出了大楼左拐，走了一段又向左拐了。离开大楼10～15分钟后，他的头脑才慢慢恢复正常。“周围的环境又开始能够进入我的意识，给我留下印象了。”他后来如此回忆说。最后，他走到了慕尼黑最繁华的街道路德维希大街（Ludwigstrasse），穿过大街，便来到宫廷花园（Hofgarten）。这是17世纪初由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Elector Maximilian I of Bavaria）建造的一处公共花园（以前是王家园林）。他朝着花园另一头走去，途中经过一座跨越科格米尔巴赫河（Kögelmühlbach）的桥梁，桥下是穿过花园的河道，他把喷雾枪扔进了河水里。到目前为止，从开始直到把武器扔进这条河，他都一丝不苟地按照在卡尔斯霍斯特得到的指示行事。
离开宫廷花园后，斯塔申斯基打算返回酒店，他忽然想到警方也许会用警犬来追踪他的气味。所以他没有直接走回酒店，而是搭乘电车漫无目的地坐了几站，然后再往回走。多年以后，他还能记得从宫廷花园出来后途经的每一个细节。他禁不住跟随潜意识的冲动，打算重回犯罪现场。卡尔广场8号的大楼前围着人群和警察。斯塔申斯基调转目光，匆匆赶回酒店。他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把德雷格尔的西德身份证明放进口袋，将法兰克福香肠留在酒店，付了酒店的账单，便赶去慕尼黑火车总站。他得到的指示是完成任务后就立即离开这座城市。他不折不扣地遵照执行。 [2]
上午10点20分至10点45分间，有人在办公楼的楼梯上发现了里贝特。他努力爬到了二楼的楼梯平台后才死去。清洁女工听到他的呼救声（尽管莫斯科的武器专家再三保证，但毒气枪并没能让受害者立即失去知觉），发现他躺在地板上，然后叫来了大楼里的其他人。他们召来救护车，然后又打电话报警。上午11点过后，巡逻警察接到电话。电话留言说：“有人倒在楼梯上了。”一分钟后，他们得知此人已经死亡。赶到现场的瓦尔德马·菲舍尔（Waldemar Fischer）医生估计死亡时间大约在10点50分，死因是心脏骤停。由于里贝特家里没有装电话，所以没有办法给里贝特的妻子和孩子打电话。不过他们有个乌克兰邻居装了电话，而里贝特办公室碰巧有人知道电话号码。他们电话通知了这位邻居，而他恰巧在家，马上就把这个消息告知了里贝特太太。这位邻居还主动开车送她去卡尔广场。
达里娅·里贝特异常震惊，因为丈夫从未提过有任何心脏疾病。但两天后，慕尼黑大学法医学研究所的沃尔夫冈·斯潘（Wolfgang Spann）博士进行的尸检证实了菲舍尔医生的诊断。里贝特有一条动脉明显变窄，慕尼黑大学的专家认为，没有理由判断死亡是由非自然原因引起的。里贝特的亲朋好友也只能接受诊断结果。他们的内心深处也希望这不是他们想的那样：这是一次克格勃行动，是准备消灭他们所有人的序幕。 [3]
1957年10月12日下午，正当警察、医生和家人忙着弄清楚里贝特的遭遇时，法兰克福洲际酒店（Continental Hotel）的前台接待了一位客人：西格弗里德·德雷格尔。第二天，斯塔申斯基用德雷格尔的身份飞往柏林坦佩尔霍夫机场，然后穿过边境进入东柏林，接着回到市中心的马里恩大街（Marienstrasse）。在那里，他从一位叫斯坦克夫人（Frau Stranek）的妇人手中租了一间带家具的房间。老妇人只知道她的租客名叫约瑟夫·莱曼，移居中东欧的德侨（德裔）——听得出他说德语带口音。这位莱曼按时付房租，很安静，有礼貌，不惹麻烦，是女房东最理想的房客。莱曼告诉斯坦克夫人，他为东德外贸部做翻译，时不时要出差。这个星期天下午他好像就是刚刚出差回来。星期一早上，他像往常一样上班去了。
斯塔申斯基星期一的首要任务是给卡尔斯霍斯特打电话，告诉上司达蒙他已返回。达蒙问是否一切都好，这次旅行是否顺利。斯塔申斯基回答是的。两人商定在城里会面，除了口头报告，斯塔申斯基还提交了两份书面报告。第一份报告上写了旅行的日期、去过的地方、入住的旅馆以及乘坐的航班。第二份报告性质不同。报告写道：“星期六我在很熟悉的镇上遇到了那个人。我跟他打了招呼，我确信传达的问候让人满意。”
达蒙向斯塔申斯基解释，这份报告永远不会复制——只有一份，唯一一份。斯塔申斯基不会知道的是，1957年11月15日克格勃情报主管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Aleksandr Sakharovsky）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就“在德国采取的措施”撰写了一份秘密报告。这份报告是手写的，只有一份，唯有赫鲁晓夫可以过目。
斯塔申斯基真心希望不要再代表克格勃给别人“传递问候”了。随着刺杀直接触发的内心震动逐渐消退，他感到精神上产生了新的负担——他违背自己的信念杀了人。“现在想来，事情发生以后，”他后来回忆说，“我似乎在各个方面都迷失了方向。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我试着告诉自己这事发生过一次，以后不会再发生了。也许执行这项任务还有其他原因，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他再次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寻找理由。达蒙和卡尔斯霍斯特其他克格勃官员都很愿意帮他减轻心理负担。他们经常说如果移民的领导人不能顺应时代的需求，他们就应该“被清除”。而且他的杀戮行为并非通过暴力实现，也算给了他些许慰藉。他后来回忆说：“我得到的武器经过精心设计，它不需要花大力气，也不需要使用武力就可以导致一个人的死亡。”不需要瞄准，甚至不用看着目标。“我并未眼见杀戮的行为，只看到扣动扳机的动作。” [4]
[1]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70-172；Anders， Murder to Order ，35-36.
[2]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72-174；Anders， Murder to Order ，35-37.
[3]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74，248-249，615；Author's interview with Anatol Kaminsky，a close associate of Daria Rebet，July 27，2012；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Subject：Meeting with AECASSOWARY 2 [Mykola Lebed] and 29 [Fr.Mykhailo Korzhan]，April 3，1962，1，Aerodynamic：Contact Reports，vol.45，NARA，RG 263，E ZZ-19，B 23.
[4]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74；Anders， Murder to Order ，10-11，38-39，57；Dmitrii Prokhorov， Skol'ko stoit prodat'rodinu （St.Petersburg，2005），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