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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能说没有压力，斯塔申斯基过着相对来说还算舒适的间谍生活。他多次随着乌克兰移民前往慕尼黑：到情报秘密传递点送东西（在特定地点藏钱或指令等物品，以便接收者稍后来取，从而避免人员接触），监视美国和西德的军事设施。他的生活很有规律。然而，这样规律的生活在1957年9月结束了。当时达蒙请他到卡尔斯霍斯特的克格勃安全屋参加一次会议。达蒙说他们要会见一位来自莫斯科的重要客人。他意味深长地补充道：“时候到了。”斯塔申斯基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那位未透露姓名的客人从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这是一个金属圆筒，长8英寸，直径不到1英寸，附带一个保险栓和扳机。
这位莫斯科来客告诉斯塔申斯基这是一件武器，还解说了它的工作原理。金属圆筒里装有一个安瓿的液体。扣下扳机后，引爆的火药激发撞针击碎装有毒液的安瓿，药剂就从枪筒中喷出。枪筒必须对准目标的脸或胸部，让他吸入气体和液体毒物。毒药会导致昏迷，然后死亡，而药剂释放后几乎立即蒸发，不留痕迹。达蒙解释说，药剂引发的第一反应就和窒息一样。莫斯科来客表示，心脏骤停将在两到三分钟内导致死亡。他接着解释道：“液体一旦蒸发，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死亡一分钟后，静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也就无法检验出这是非自然死亡。”达蒙补充道，这种武器万无一失。 [1]
事情的转变让斯塔申斯基暗自吃惊。他们显然希望他充当刺客，否则绝不会给他看秘密武器，更不会解释它的工作原理。斯塔申斯基也明白，他不是第一个使用喷雾枪的人。他当然不可能知道，这种武器很可能是苏联在德国二战时期的液体毒药枪基础上生产的改进版。
莫斯科来客想要展示他这万无一失的武器，于是给枪里装上了清水安瓿。然后，他打开撞针扣下扳机。斯塔申斯基就听到一记好像手掌拍击的声音。喷雾枪将水射到一条钉在墙上的毛巾上，射程大约1米远。水在毛巾上留下了直径大约20厘米的印迹。来客解释说，毒药安瓿的射程可以再远0.5米，因为毒液比水轻，而且距离越远影响的范围也会更大。他从箱子里拿出一把扳手，拧开圆筒的螺栓，清洗武器后重新装弹。他又射击了几次，然后用扫帚把打破的安瓿掉在地上的玻璃碎片扫到一处。这些小玻璃碎片的直径不超过1毫米。
最后结束之前，莫斯科来客向斯塔申斯基解释说，开枪的人也有吸入毒气的危险，但有两种方法可以保证这个过程很安全。第一是在枪击60～90分钟前服用一粒药丸。它可以防止血管收缩，而且药效能维持4～5个小时。另一种方法是在枪击后立即吸入安瓿装的专用解毒剂。斯塔申斯基必须把安瓿弄碎，把解毒剂倒在一块布上，然后吸入其上的气体。这位专家说，解毒剂药效很强，如果攻击目标在一分钟之内吸入解毒剂，那人就会苏醒。最安全的办法是在枪击前服用药丸、枪击后再吸入解毒剂。莫斯科来客还表示，让斯塔申斯基看看喷雾枪中装上毒药而不是水的情况，会很有帮助。达蒙表示同意。他们决定用一条狗来测试一下武器，并说待一切都准备好了会通知斯塔申斯基。会面到此结束。 [2]
达蒙主动提议开车把斯塔申斯基从卡尔斯霍斯特送回城里。他很兴奋，还祝贺斯塔申斯基能有幸获得如此高级别的任务。达蒙看出斯塔申斯基有些沉默寡言，似乎情绪不高，便问他是否充分理解当局对他的信任。斯塔申斯基后来回忆称，达蒙表现得好像他们两个就是国家的救星。斯塔申斯基有些困惑。在背叛游戏中他不算新手，也曾和喀尔巴阡山脉及丛林里的叛乱分子一起经历残酷的生死突击。但是，他无法想象自己亲手杀死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他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父母教给他的那些价值观无法全部抛诸脑后。与此同时，他也同样明白自己不能拒绝这项任务。他又一次感到处于受困的窘境——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他用无数个日夜努力寻找解决道德困境的办法，最终却一无所获。
几天后，他们对一条狗进行了一次带毒喷雾枪试验，但这并没有减轻他的精神痛苦：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此举只增加了他的焦虑。达蒙和莫斯科的神秘来客在当地市场买了一条小狗，然后开车到城里载上斯塔申斯基。他们驱车前往东柏林郊外米格尔湖（Müggelsee Lake）附近的一片树林。莫斯科的毒物专家给了斯塔申斯基一颗药丸。他们把狗拴在树上，等了一个小时待药物起效。斯塔申斯基没法知道它是否已经起效了。莫斯科来客递给他一支装好“子弹”的枪筒。斯塔申斯基不忍心看着小狗，他为这个小家伙感到难过。他拿着枪走近时，小狗还要来舔他的手。斯塔申斯基把头扭开，扣下了扳机。喷雾射向小狗的嘴部。小狗跌倒了，四肢抽搐，几分钟后就死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受害者。”斯塔申斯基心中暗想，他知道以后还会有更多。有人把解毒剂的安瓿压碎，三人轮流吸了之后上车回东柏林，宣布测试成功。 [3]
斯塔申斯基对于谁将会是下一个受害者毫无疑问。在他第一次受邀与莫斯科来客会面时，达蒙提到会和他的“老熟人”有关。虽然这个“熟人”的名字从未在会上明确提及，但斯塔申斯基肯定那是指里贝特。白沙迦走了，目前没有其他人可以接近里贝特，克格勃决定不再绑架这个麻烦的记者，而是直接干掉他。尽管克格勃官员得到保证这支枪曾被成功使用过，但他们还未确定这种武器是否能躲过检查。事实上，他们相当肯定暗杀行动很快就会被人识破，而责任将落在里贝特的死敌班德拉一方。就和斯大林下令暗杀科诺瓦列茨一样，他的继任者希望通过谋杀里贝特来加深分歧，挑起乌克兰移民领导人之间的冲突。
说到“消灭”乌克兰移民领导人，这在卡尔斯霍斯特的移民部门看来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因为据说这些领导人阻碍他们的追随者与苏联政权达成和解并返回家乡。但斯塔申斯基从未想过，或者说不愿去想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现在他想起了达蒙说过的话，当初还以为那不过是闲扯。那次他向这位上司描述第一次跟踪里贝特去施瓦宾格区时，在电车上离他有多近，达蒙就曾说给里贝特扎一针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了。毫无疑问，他说的是毒针。同时斯塔申斯基也开始明白，达蒙为什么要他去弄清楚里贝特家的大楼门厅里是否有邮箱。克格勃可能也讨论过使用包裹炸弹来消灭这位乌克兰记者的可能性。斯塔申斯基向达蒙报告称，里贝特家的大楼里没有邮箱，此举可能就决定了他只能执行B计划的命运了。 [4]
斯塔申斯基觉得左右为难。他不想杀任何人，但他也无法想象不服从命令。不服从的后果他很清楚。刚来德国的那几个月，他在报纸上读到克格勃杀手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hlov）叛逃的消息，斯塔申斯基还问了达蒙，霍赫洛夫是谁以及他在克格勃里担任什么职务。达蒙回答说霍赫洛夫是一个冒险主义者，一个道德败坏的人。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这句话在斯塔申斯基的记忆中挥之不去——“我们迟早会抓到他的。”他们做得到。那位从莫斯科带来喷雾枪的访客很可能也参与了另一项科学“实验”：企图暗杀霍赫洛夫未遂。当月霍赫洛夫在法兰克福出现放射性铊中毒症状。克格勃言出必行，这些离群的杀手逃到哪里，他们就会追到哪里。霍赫洛夫拒绝杀害他的目标并逃到西方世界，现在他自己也成了被追捕的对象。
斯塔申斯基最终找到了解决道德难题的办法，为自己即将要做的事情在政治理论中寻求合理庇护：他杀死这个人，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找到回家的路。这是达蒙给出的理由，斯塔申斯基抓住了这个想法，把自己的疑虑深埋心底。 [5]
[1]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61-164.
[2]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64-165.
[3]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66-167.
[4]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75-177；Anders， Murder to Order ，25-32.
[5] Anders， Murder to Order ，115；Nikolai Khokhlov， Pravo na sovest’ （Frankfurt，1957），113-138；“Shpion，kotoryi byl otravlen KGB，no vyzhil，” APN Nizhnii Novgorod ，January 12，2006，www.apn-nn.ru/contex_s/26820.html；Boris Volodarsky， The KGB’s Poison Factory：From Lenin to Litvinenko （Minneapolis，2010），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