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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冷战升温，斯大林着手改革和重组情报机构。1952年11月，他就如何组织新的情报机构发表了意见。“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国，”这位年迈的领导人宣称，“但主要压力不应针对美国本身。首先应在周边国家建立法外聚居区（illegal residencies）。人民需要的第一个基地在西德。”他希望特工能时刻准备执行莫斯科的指令。这位领导人继续说道：“那些对间谍活动、对契卡（早期秘密警察的名字）工作不以为然的共产主义者，那些恐怕弄脏双手的人，自己应该先投井自尽。” [1]
1952年夏，斯塔申斯基进入外国情报学校，接受了苏联领导人所能想到的一切训练任务。他未来要被部署到的国家是西德——斯大林情报计划的核心。在基辅的两年时间里，斯塔申斯基学习了摄影、驾驶和射击的间谍技巧。他还跟随私人教师上德语课。1954年夏，斯塔申斯基终于准备开始西行之旅。此时，他已经是一名克格勃成员——当年3月苏联秘密警察启用了克格勃这个名字。机构名称更改伴随着对苏联安全部门老干部的清洗。1953年3月，斯大林死后，前乌克兰第一书记、现任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发动了一场政变，翦除斯大林最得力的助手——前安全部门主管拉夫连季·贝利亚。赫鲁晓夫及其盟友于1953年6月逮捕贝利亚，同年12月对其执行枪决。他们还逮捕了贝利亚的主要助手，包括苏多普拉托夫将军。他在苏联监狱被关了几年。王牌杀手虽已成明日黄花，但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掌控的力量已今非昔比，追捕班德拉的任务传递给了新一代情报人员。斯塔申斯基成为克格勃为在中欧地区对乌克兰移民采取行动而投入的新生力量。
斯塔申斯基途经波兰前往德国。载着秘密特工的车辆穿过了利沃夫西边的苏波边境。经波兰指挥官事先提点，边境警卫解除过境障碍，停止对边境两边的车辆进行检查，将边境开放了将近一个小时，等着斯塔申斯基和上司搭乘的车辆通过检查站。他们开车穿过了波兰，前往以前的德国城市斯特丁（Stettin）。该市原先位于东普鲁士，1945年波茨坦会议后东普鲁士被波兰和苏联瓜分。现在它是波兰领土，改名什切青（Szczecin）。他们最终到达什切青旧城斯塔加德（Stargard），这是一个中世纪城镇，镇子的中心区域在二战后期全部毁于盟军轰炸。城中的德国居民被驱逐，由波兰人、乌克兰人取代，其中乌克兰人也是从新划的苏波边境地区被驱赶过来的，目的是削减那边支持乌克兰反抗军的民众。
斯塔申斯基在斯塔加德获得了新身份。他之前在基辅使用的名字叫莫罗兹（Moroz），现在他成了布罗尼斯瓦夫·卡乔尔（Bronisław Kaczor）。他和一名波兰秘密警察住在一起。由于一旦到了德国就要启用伪造的新身份，他花了五个月时间研究为这个身份编造的履历。新身份名叫约瑟夫·莱曼，1930年11月4日出生于波兰东部的一个德国人和波兰人结合的家庭。他的生日没变，还是11月4日，只是出生年份长了一岁。莱曼之前经历坎坷，来东德之前曾在乌克兰和波兰生活。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他说德语时会带有口音。斯塔申斯基甚至去探访了莱曼履历中所写的在波兰生活的地方。等他将莱曼的经历背得滚瓜烂熟，他的克格勃上级将他领到奥得河（Oder）边的波德边境。夜晚他们走上大桥，越过奥得河。斯塔申斯基上交了卡乔尔的身份文件，自此成为约瑟夫·莱曼。
斯塔申斯基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新上级，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达蒙（Sergei Aleksandrovich Damon）中尉，至少介绍时是这么说的。达蒙45岁上下，微卷的棕色头发向后梳着，鼻梁很尖，脸庞看着显年轻，带着愉快的微笑，看着让人不由得放下防备。而在这样的表象之下，他其实是个久经沙场、强硬的反叛乱作战人员。他来自乌克兰，能说乌克兰语，曾与那里的民族主义反抗军作战。从今以后，他们两人将组成一个小团队。 [2]
达蒙把斯塔申斯基从边境带到东柏林。这是斯塔申斯基第一次来卡尔斯霍斯特（Karlshorst，意为卡尔的巢穴）。这里是位于东柏林郊区的由重兵把守的大院，是苏联军队和情报部门——克格勃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格鲁乌（GRU，军事情报机构）设在德国的中心。这块大约一平方英里的土地周围建有三米高的围墙，由一支克格勃特勤队守卫。苏联的高级军事指挥官、文职人员和间谍不仅在卡尔斯霍斯特工作，也在这里生活。有些东德高级官员认为卡尔斯霍斯特守卫森严，在这里生活、养育孩子更为安全，于是也搬进来居住。
1954年时，分裂的柏林是冷战世界的原点，是分割欧洲东西方的铁幕中唯一的透气孔。从理论上说，这座城市仍然被美苏英法四个战胜国占领，但真正有意义的是西方世界和苏联占领区之间的分界，此时这条界线还没有用铁丝网或混凝土的柏林墙隔开。柏林位于东德中部，但那里有通往西德的高速公路。苏联派遣了数百名军官和特工在西欧各地执行秘密任务。他们还利用柏林基地为苏联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间谍活动提供支持。从东柏林出发，一会儿就可以到城西的坦佩尔霍夫（Tempelhof）机场，然后就可以飞往世界任何地方。
柏林这个透气孔可不是一条单行道。如果说从东柏林到西方国家易如反掌，那么反过来也一样简单。几十个——甚至成百上千的——西方情报官员和特工利用这个孔洞来到东方以监视苏联和东德的军事、工业设施。“在东柏林和西柏林间穿行，就像从哈默史密斯
到皮卡迪利
一样容易，”英国双重间谍、获得苏联颁发勋章的明星间谍乔治·布莱克（George Blake）写道，“虽然主要街道上都有检查站，但人们可以自由往来。地铁则根本没有人检查。这使得柏林成为最理想的情报活动中心，各方都充分利用机会浑水摸鱼。有人认为柏林每两位成年人中就有一位为情报组织工作，不少人还同时为多个机构服务。”
[3]
斯塔申斯基在卡尔斯霍斯特住了大约一个月，才获准可以到市里居住。他在基辅学的德语还不足以让他独立生活：他能看懂文字，但当地人说话就听不懂了。1954年圣诞节，他一个人住在东柏林的一家旅馆。对于一个来自异国他乡说着异国语言的农村孩子来说，那一定是个寂寞的假期。他的家人远在千里之外。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家人可言，他的克格勃家人也都度假去了。
1955年头几个月，斯塔申斯基一直在学习德语和当地的生活方式。4月，他的上司达蒙认为已经可以启用新身份了。斯塔申斯基被派到茨维考（Zwickau）为一个苏联东德合资企业工作。原计划要他做办公室工作，但他的德语还不过关，所以他们让他当了工人。约瑟夫·莱曼现在成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有了第一份真正的工作，第一张工作记录，证明文件上盖了第一个真实的印章。1955年夏，因他工作卖力，克格勃奖励他去黑海度假。秋天，他又回到东柏林，在城里租了一间房子，对外称自己是东德对外贸易部的雇员。东柏林成为他的行动基地，但他的最终目的地是西德，特别是慕尼黑，那是班德拉以及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其他领导人的活动总部。
1956年年初，达蒙把斯塔申斯基派去慕尼黑见一个名为“纳迪钦”（Nadiychyn）的克格勃特工，这个代号源自乌克兰语“希望”。纳迪钦的真名叫伊凡·白沙迦（Ivan Bysaga）。白沙迦于1919年出生于外喀尔巴阡的一个乌克兰农民家庭。他出生时外喀尔巴阡刚成为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省，但1945年又归苏联控制。二战结束后，白沙迦在基辅受训成为间谍。1953年，他以难民身份出现在奥地利。1954年，那一年斯塔申斯基开始在波兰接受培训，为今后以约瑟夫·莱曼的身份开展行动而做准备，白沙迦搬到了慕尼黑。他起初尝试与班德拉等人搭上关系，但未成功，因为他们怀疑他（就像其他1945年以后从乌克兰来的人一样）为克格勃工作。白沙迦倒是成功地赢得了班德拉的竞争对手的信任。这些人是以一家报纸为核心组织起来的，这张报纸名为《乌克兰独立派》（ Ukrainian Independentist ），报纸的主编是当时44岁、原先做律师后来成为政治活动家和记者的列弗·里贝特（Lev Rebet）。 [4]
里贝特和妻子达里娅（Daria）带着孩子安德里（Andrii）和奥克萨娜（Oksana）住在慕尼黑。达里娅也是一名政治活动家及记者。夫妻俩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内部反对派的领导人。支持班德拉的一方指责里贝特及其支持者是美国中情局的傀儡。斯塔申斯基的克格勃上司达蒙认为里贝特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知识分子领导，他的作品抹黑了苏联的国际形象，阻碍了乌克兰移民停止敌对活动返回乌克兰。斯塔申斯基开始为卡尔斯霍斯特和白沙迦送信。克格勃计划绑架里贝特，然后带回东柏林，让他像其他“叛逃者”一样为反西方的宣传活动做贡献。斯塔申斯基也算这个计划的接应人员。
斯塔申斯基根据卡尔斯霍斯特高层的指示，建议白沙迦在里贝特的食物里加点料，让他暂时失去知觉，这样实施绑架就容易多了。白沙迦虽然从未直接拒绝，但不愿采取这种冒险手段。他告诉斯塔申斯基，自己还没法这么接近里贝特，所以这个方法根本行不通。里贝特的儿子安德里后来回忆称，当时他还只是个13岁的孩子，和4岁的妹妹奥克萨娜去报社办公室看望父亲，白沙迦对小奥克萨娜表现出特别的喜爱。这一点很可能吸引了里贝特的注意，但他固执的妻子达里娅对白沙迦持怀疑态度，所以他一直没能成为这家人的密友。 [5]
斯塔申斯基的任务不仅是为白沙迦的活动提供资金，把他的书面报告送回卡尔斯霍斯特，也为他提供精神支持。白沙迦作为一个克格勃特工，除了无法接近里贝特之外，还有着其他烦恼。他明显抵抗不住压力，处于崩溃边缘。他认为班德拉的安全人员、西德和美国的反情报机构都在追踪他。最终，斯塔申斯基协助他回到了东柏林。遇到这种情况，克格勃就会把特工从西方国家撤回来当宣传工具。苏联媒体发表了白沙迦的“叛逃”信，谴责乌克兰移民领导人以及他们针对苏联的颠覆活动。 [6]
白沙迦走了，但里贝特还在。斯塔申斯基很快就明白，将由他继续对白沙迦的目标进行监视。1957年初春，达蒙给斯塔申斯基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戴着圆框眼镜的秃头男子，这人就是里贝特。达蒙知道里贝特在慕尼黑市中心工作的地方，但他还想让斯塔申斯基去核实一下此人的家庭住址。4月，斯塔申斯基前往位于西柏林的坦佩尔霍夫机场，登上了飞往慕尼黑的航班。
在慕尼黑的格林瓦尔德酒店（Grünwald Hotel），斯塔申斯基填写了一张登记卡，上面写道：西格弗里德·德雷格尔（Siegfried Dräger），埃森-哈扎普夫（Essen-Haarzopf）居民，1930年8月29日出生于波茨坦（Potsdam）附近的雷布吕克（Rehbrücke）。文件是伪造的，但达蒙向斯塔申斯基保证，伪造证件的质量很好。真正的德雷格尔确实住在埃森，所以斯塔申斯基在飞往慕尼黑之前还去了一趟埃森，好熟悉一下那个城市。他还去看了他准备冒充的那个人住的房子。这次探访是要以防万一。如果他被逮到，警察询问他居住的城市或街道的情况，他就能应答自如，令人信服了。
在不知情的外人眼里，这位新来的德雷格尔先生热爱户外运动，而且对慕尼黑建筑格外钟情。他在市中心一待就是几个小时，观察建筑物和人群。此外，他还很喜欢慕尼黑北部的施瓦宾格（Schwabing）。根据克格勃的档案记载，里贝特和家人就住在这一带。斯塔申斯基从卡尔斯霍斯特得到的地址是弗兰兹-约瑟夫大街（Franz-Joseph-Strasse）47号。大楼的入口处没有上锁，斯塔申斯基把每层楼都逛了个遍，查看门上钉着的铭牌，但里贝特这个姓氏遍寻不着。斯塔申斯基接下来花了几天时间，想弄清里贝特是否真的住在这里。他每天早上7点到10点、中午午餐时间、下午3点到5点，都会来观察大楼和附近的街道，但始终不见里贝特的踪影。星期天，斯塔申斯基去了乌克兰天主教堂做礼拜，慕尼黑的大多数乌克兰移民都会去那个教堂。他希望能在那里遇上里贝特，但里贝特还是没有露面。
斯塔申斯基又把观察哨挪到了慕尼黑市中心。他爱流连于慕尼黑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卡尔广场。另一个喜欢的地方是慕尼黑最长大街达豪大街（Dachauerstrasse）的起点。根据克格勃的情报，里贝特在这两处都有办公室。斯塔申斯基在卡尔广场运气更好些。有一天，他认出了照片上那个秃顶的男子正从卡尔广场8号的大楼里走出来。里贝特向附近的电车站走去，跳上了一辆电车。斯塔申斯基跟着他上了车。车子开动起来，他意识到这是在向施瓦宾格区开去，那可是他很熟悉的地方。斯塔申斯基这时正站在他的目标背后。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但这不太容易做到。他搞不清该买哪种票。票价是根据乘坐距离的长短区分的，但他不知道里贝特要坐到哪儿下车——里贝特有电车通票，所以不需要买票。如果他买了一张25芬尼
的票，而里贝特坐到了下一个区，那该怎么办？犹豫了一下，他买了一张30芬尼的票。然后，他发现电车里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戴着太阳镜。根据克格勃的训练，他带上太阳镜是为了融入环境，不要引人注意。那天天气晴朗，戴太阳镜也很合适，但电车里没有其他人戴。他忙把眼镜摘下。
斯塔申斯基突然感觉自己被跟踪了。他的感觉对吗？为了安全起见，他赶紧站得离里贝特远一些。电车到了离英国花园入口不远的慕希纳菲特站（Münchner Freiheit station），里贝特下车了。斯塔申斯基不敢再跟，就没下车。第二天，他离开慕尼黑回柏林。他得到的指令是不能在慕尼黑停留超过十天，而他已经超过了这个时间。但是，他在慕尼黑的时光没有白费。克格勃档案中保存的旧地址现在可以扔进废纸篓了，里贝特新住址所在区域已经探明。克格勃现在知道他是乘坐哪路电车上下班了。
1957年6月，斯塔申斯基回到慕尼黑进一步搜集目标人物的信息。这一次他又住在格林瓦尔德酒店，但这回他要了一间朝向达豪大街的房间，里贝特的办公室就在这条街上。这下里贝特早上走路上班，就会从斯塔申斯基的窗户下经过。如此一来，要跟着他从一处办公室到另一处办公室就容易了，最后还可以跟着他回家。有一天，斯塔申斯基跟着他乘电车到了慕希纳菲特站，然后走到附近的奥卡姆大街（Occamstrasse）。这次跟踪他搭乘了另一辆电车，没有戴太阳镜。尽管如此，他还是很紧张：他感觉自己已经被发现了。才走到奥卡姆大街，里贝特就拐进了右侧一条路的拱门，那条路通往一家电影院。斯塔申斯基跟着他走进了拱门，出乎意料的是，里贝特就站在前面，正抬头看着电影海报。斯塔申斯基出现的那刻，里贝特从拱门里走了出来。
回到大街上，他看着里贝特走进街角的一栋大楼。他紧随其后假装经过那栋楼，就在入口处看到了里贝特的名字。第二天他又回到那栋大楼，等着里贝特上班离开后，走进大楼拍了几张住户铭牌的照片。卡尔斯霍斯特的克格勃官员对结果非常满意：这个冒用德雷格尔名字的年轻特工成功找到了里贝特的住所，还完全确定了他上下班的路线。是年7月，斯塔申斯基又回到慕尼黑，除了再次证实之前的情况外，还要看看里贝特居住的大楼入口大厅里有没有邮箱。
斯塔申斯基不知道克格勃对付里贝特的计划是什么。他知道克格勃的规矩，所以从来没问。他知道克格勃曾要求慕尼黑的前联系人白沙迦绑架里贝特，但白沙迦现在已经回苏联了。与此同时，斯塔申斯基接到了一项新任务——跟踪与里贝特同在《乌克兰独立派》报社工作的另一位办报人。至少在他看来，里贝特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7]
[1] Leonid Shebarshin， Ruka Moskvy：Zapiski nachal'nika Sovetskoi razvedki（ Moscow，1996），150-152.
[2]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38-141； Shchit i mech maiora Zoricha ，television documentary，www.youtube.com/watch？v=pm5q_32UluE；Viedienieiev and Bystrukhin， Dvobii bez kompromisiv ，photo of Colonel Aleksei [Oleksii] Daimon following p.504；O.Daimon，“V okupovanomu Kyievi，” Z arkhiviv VUCHK-HPU-NKVD-KHB：Naukovyi i dokumental'nyi zhurnal 12，no.1（2000）：245ff.；Sannikov， Bol'shaia okhota ，18.
[3] David E.Murphy，Sergei A.Kondrashev，and George Bailey， Battleground Berlin：CIA vs.KGB in the Cold War （New Haven，CT，1997），256-259；George Blake， No Other Choice：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1991），166-167.
[4] Dmytro Lykhovii and Lesia Shovkun，“Demokrat v OUN i persha zhertva KGB，” Ukrainska pravda ，October 12，2011.
[5]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41-146；Andrii Rebet，“Lev i Dariia Rebet：Moï bat'ky，”paper delivered on June 24，1998，at the Ukrainian Free University，Munich，manuscript，13.
[6] Ivan Bysaha and Vasyl Halasa， Za velinniam sovisti （Kyiv，1963）；Stepan Mudryk-Mechnyk， OUN v Ukraïni i za kordonom pid provodom S.Bandery（Prychynky do istoriï，spohad） （Lviv，1997），128-129； Moskovs'ki vbyvtsi ，145，616-617.
[7]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54-160；Karl Anders， Murder to Order （London，1965），25-28.
尽管不能说没有压力，斯塔申斯基过着相对来说还算舒适的间谍生活。他多次随着乌克兰移民前往慕尼黑：到情报秘密传递点送东西（在特定地点藏钱或指令等物品，以便接收者稍后来取，从而避免人员接触），监视美国和西德的军事设施。他的生活很有规律。然而，这样规律的生活在1957年9月结束了。当时达蒙请他到卡尔斯霍斯特的克格勃安全屋参加一次会议。达蒙说他们要会见一位来自莫斯科的重要客人。他意味深长地补充道：“时候到了。”斯塔申斯基搞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那位未透露姓名的客人从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这是一个金属圆筒，长8英寸，直径不到1英寸，附带一个保险栓和扳机。
这位莫斯科来客告诉斯塔申斯基这是一件武器，还解说了它的工作原理。金属圆筒里装有一个安瓿的液体。扣下扳机后，引爆的火药激发撞针击碎装有毒液的安瓿，药剂就从枪筒中喷出。枪筒必须对准目标的脸或胸部，让他吸入气体和液体毒物。毒药会导致昏迷，然后死亡，而药剂释放后几乎立即蒸发，不留痕迹。达蒙解释说，药剂引发的第一反应就和窒息一样。莫斯科来客表示，心脏骤停将在两到三分钟内导致死亡。他接着解释道：“液体一旦蒸发，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死亡一分钟后，静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也就无法检验出这是非自然死亡。”达蒙补充道，这种武器万无一失。 [1]
事情的转变让斯塔申斯基暗自吃惊。他们显然希望他充当刺客，否则绝不会给他看秘密武器，更不会解释它的工作原理。斯塔申斯基也明白，他不是第一个使用喷雾枪的人。他当然不可能知道，这种武器很可能是苏联在德国二战时期的液体毒药枪基础上生产的改进版。
莫斯科来客想要展示他这万无一失的武器，于是给枪里装上了清水安瓿。然后，他打开撞针扣下扳机。斯塔申斯基就听到一记好像手掌拍击的声音。喷雾枪将水射到一条钉在墙上的毛巾上，射程大约1米远。水在毛巾上留下了直径大约20厘米的印迹。来客解释说，毒药安瓿的射程可以再远0.5米，因为毒液比水轻，而且距离越远影响的范围也会更大。他从箱子里拿出一把扳手，拧开圆筒的螺栓，清洗武器后重新装弹。他又射击了几次，然后用扫帚把打破的安瓿掉在地上的玻璃碎片扫到一处。这些小玻璃碎片的直径不超过1毫米。
最后结束之前，莫斯科来客向斯塔申斯基解释说，开枪的人也有吸入毒气的危险，但有两种方法可以保证这个过程很安全。第一是在枪击60～90分钟前服用一粒药丸。它可以防止血管收缩，而且药效能维持4～5个小时。另一种方法是在枪击后立即吸入安瓿装的专用解毒剂。斯塔申斯基必须把安瓿弄碎，把解毒剂倒在一块布上，然后吸入其上的气体。这位专家说，解毒剂药效很强，如果攻击目标在一分钟之内吸入解毒剂，那人就会苏醒。最安全的办法是在枪击前服用药丸、枪击后再吸入解毒剂。莫斯科来客还表示，让斯塔申斯基看看喷雾枪中装上毒药而不是水的情况，会很有帮助。达蒙表示同意。他们决定用一条狗来测试一下武器，并说待一切都准备好了会通知斯塔申斯基。会面到此结束。 [2]
达蒙主动提议开车把斯塔申斯基从卡尔斯霍斯特送回城里。他很兴奋，还祝贺斯塔申斯基能有幸获得如此高级别的任务。达蒙看出斯塔申斯基有些沉默寡言，似乎情绪不高，便问他是否充分理解当局对他的信任。斯塔申斯基后来回忆称，达蒙表现得好像他们两个就是国家的救星。斯塔申斯基有些困惑。在背叛游戏中他不算新手，也曾和喀尔巴阡山脉及丛林里的叛乱分子一起经历残酷的生死突击。但是，他无法想象自己亲手杀死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他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父母教给他的那些价值观无法全部抛诸脑后。与此同时，他也同样明白自己不能拒绝这项任务。他又一次感到处于受困的窘境——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他用无数个日夜努力寻找解决道德困境的办法，最终却一无所获。
几天后，他们对一条狗进行了一次带毒喷雾枪试验，但这并没有减轻他的精神痛苦：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此举只增加了他的焦虑。达蒙和莫斯科的神秘来客在当地市场买了一条小狗，然后开车到城里载上斯塔申斯基。他们驱车前往东柏林郊外米格尔湖（Müggelsee Lake）附近的一片树林。莫斯科的毒物专家给了斯塔申斯基一颗药丸。他们把狗拴在树上，等了一个小时待药物起效。斯塔申斯基没法知道它是否已经起效了。莫斯科来客递给他一支装好“子弹”的枪筒。斯塔申斯基不忍心看着小狗，他为这个小家伙感到难过。他拿着枪走近时，小狗还要来舔他的手。斯塔申斯基把头扭开，扣下了扳机。喷雾射向小狗的嘴部。小狗跌倒了，四肢抽搐，几分钟后就死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受害者。”斯塔申斯基心中暗想，他知道以后还会有更多。有人把解毒剂的安瓿压碎，三人轮流吸了之后上车回东柏林，宣布测试成功。 [3]
斯塔申斯基对于谁将会是下一个受害者毫无疑问。在他第一次受邀与莫斯科来客会面时，达蒙提到会和他的“老熟人”有关。虽然这个“熟人”的名字从未在会上明确提及，但斯塔申斯基肯定那是指里贝特。白沙迦走了，目前没有其他人可以接近里贝特，克格勃决定不再绑架这个麻烦的记者，而是直接干掉他。尽管克格勃官员得到保证这支枪曾被成功使用过，但他们还未确定这种武器是否能躲过检查。事实上，他们相当肯定暗杀行动很快就会被人识破，而责任将落在里贝特的死敌班德拉一方。就和斯大林下令暗杀科诺瓦列茨一样，他的继任者希望通过谋杀里贝特来加深分歧，挑起乌克兰移民领导人之间的冲突。
说到“消灭”乌克兰移民领导人，这在卡尔斯霍斯特的移民部门看来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因为据说这些领导人阻碍他们的追随者与苏联政权达成和解并返回家乡。但斯塔申斯基从未想过，或者说不愿去想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现在他想起了达蒙说过的话，当初还以为那不过是闲扯。那次他向这位上司描述第一次跟踪里贝特去施瓦宾格区时，在电车上离他有多近，达蒙就曾说给里贝特扎一针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了。毫无疑问，他说的是毒针。同时斯塔申斯基也开始明白，达蒙为什么要他去弄清楚里贝特家的大楼门厅里是否有邮箱。克格勃可能也讨论过使用包裹炸弹来消灭这位乌克兰记者的可能性。斯塔申斯基向达蒙报告称，里贝特家的大楼里没有邮箱，此举可能就决定了他只能执行B计划的命运了。 [4]
斯塔申斯基觉得左右为难。他不想杀任何人，但他也无法想象不服从命令。不服从的后果他很清楚。刚来德国的那几个月，他在报纸上读到克格勃杀手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hlov）叛逃的消息，斯塔申斯基还问了达蒙，霍赫洛夫是谁以及他在克格勃里担任什么职务。达蒙回答说霍赫洛夫是一个冒险主义者，一个道德败坏的人。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这句话在斯塔申斯基的记忆中挥之不去——“我们迟早会抓到他的。”他们做得到。那位从莫斯科带来喷雾枪的访客很可能也参与了另一项科学“实验”：企图暗杀霍赫洛夫未遂。当月霍赫洛夫在法兰克福出现放射性铊中毒症状。克格勃言出必行，这些离群的杀手逃到哪里，他们就会追到哪里。霍赫洛夫拒绝杀害他的目标并逃到西方世界，现在他自己也成了被追捕的对象。
斯塔申斯基最终找到了解决道德难题的办法，为自己即将要做的事情在政治理论中寻求合理庇护：他杀死这个人，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找到回家的路。这是达蒙给出的理由，斯塔申斯基抓住了这个想法，把自己的疑虑深埋心底。 [5]
[1]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61-164.
[2]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64-165.
[3]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66-167.
[4] Stashinsky's Trial Transcripts，in Moskovs'ki vbyvtsi ，175-177；Anders， Murder to Order ，25-32.
[5] Anders， Murder to Order ，115；Nikolai Khokhlov， Pravo na sovest’ （Frankfurt，1957），113-138；“Shpion，kotoryi byl otravlen KGB，no vyzhil，” APN Nizhnii Novgorod ，January 12，2006，www.apn-nn.ru/contex_s/26820.html；Boris Volodarsky， The KGB’s Poison Factory：From Lenin to Litvinenko （Minneapolis，2010），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