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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东政策变得活跃的同时，俄国极力维护欧洲和平。与此同时，巴尔干形势已然发生重大变化，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塞尔维亚。自1885年执行冒险政策后，米兰·奥布雷诺维奇（Milan Obrenovic）政权逐渐失去民心。尽管与奥匈帝国缔结了关税同盟，但是该国的经济状况依然举步维艰，工业停留在起步阶段，税负不断增加。米兰的财政政策使王国陷入严重危机。1867年，为了购置军火，米兰首次向外国申请贷款，此次借贷的债权国为俄国。同年，塞尔维亚的负债总计230万法郎。此后，该国借贷的主要对象变为奥匈帝国和德国。结果，1880年塞尔维亚的国家债务增至1600万法郎；1887年增至2.64亿法郎；1895年增至4.14亿法郎。相比之下，政府支出增速相对缓慢。1869年政府支出为1250万法郎；1890年为4620万法郎，1900年为7630万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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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被寄予厚望、与奥匈帝国合作的铁路项目，在世纪之交，塞尔维亚也仅完成了570千米的建设工程。
1887年4月，米兰·奥布雷诺维奇在与奥地利使臣谈话时坦言：“您知道吗，除我以外，在塞尔维亚找不出第二个亲奥派，因为贵国导致我的国家彻底破产了。我道德败坏，他们都认为我是叛徒。在此情况下，我要离开塞尔维亚，管它如何呢。”
当然，米兰耍了滑头，他一直在努力维持政权。1889年1月2日，他被迫实施新宪法，该宪法与1869年宪法相比更具自由主义倾向。然而，这些让步并没有改善他的处境，于是他开始思考如何将手中政权卖个好价钱。1889年3月6日，为了自己年仅13岁的独子亚历山大，米兰被迫退位。离开前，米兰与议会达成协议。根据协议，他每年可获得30万法郎。此后，令该国臣民无比喜悦的是，这位35岁的“唯一的亲奥派”放弃了盘踞21年的王位并且离开了塞尔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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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方面对事态发展走向极为不满。此后不久，奥地利外交大臣卡尔诺基（Кальноки）在评价该事件时指出：“没人能比米兰国王更善于对付塞尔维亚人了。”
奥地利外交大臣具有如此立场，完全不足为奇。1889年2月9日，在退位前夕，米兰与奥匈帝国签署秘密协定，将1881年签署的奥塞密约有效期延长至1893年，到那时他的继承人将成年。亚历山大·奥布雷诺维奇（Alexander Obrenovic）继位后，成立了以里斯蒂奇（Ristic）为首的摄政组织。政府则由激进分子格鲁伊奇（Grujic）将军领导。政治流亡者陆续回国。在将政权正式移交给亲俄派的同时，米兰为自己的继位者提前定下了对奥方针。作为交换，维也纳方面继续为奥布雷诺维奇家族继承塞尔维亚王位保驾护航。
他们不仅令奥匈帝国满意，而且令德国满意。德国外交大臣毕洛夫（Bülow）回忆道：“奥布雷诺维奇王朝的米兰国王，虽然由于自己的轻举妄动而给奥地利造成了许多麻烦，但是他一直都是奥地利的追随者，他从奥地利那里获得了丰厚的补贴……米兰离开了令他感到无聊的贝尔格莱德，他在多瑙河畔的卡普亚——在美丽而快活的维也纳享受生活，偶尔去巴黎旅行。在政务方面，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紧随父亲的脚步。因此，维也纳对他们的表现十分满意。”
事实上，米兰在巴黎和维也纳大肆挥霍所得补贴，偶尔申请追加借款，并且以回国相威胁。1891年，他提出希望回归故土、回到儿子身边。以此作为交易筹码，若要他放弃此举，则应支付200万法郎的“赔偿金”。塞尔维亚政府向圣彼得堡申请贷款。亚历山大三世断然拒绝：“我不相信，米兰能够信守承诺不返回塞尔维亚。在他收下这200万法郎后，他将继续哄骗我们，哄骗塞尔维亚。”
沙皇的判断是正确的。1892年，因米兰签署了与儿子断绝亲属关系、放弃塞尔维亚公民资格的文件，议会向其拨付百万法郎。在得知此事后，亚历山大三世一针见血地骂道：“米兰真是卑鄙无耻，竟然签署这份文件！”
1893年4月3日，亚历山大·奥布雷诺维奇成年，摄政时代终结。1894年1月，米兰返回贝尔格莱德。他十分担心儿子依赖里斯蒂奇等政客。回国后，米兰统帅陆军，开启了陆军的现代化征程。在父亲的建议下，亚历山大重新推行1869年宪法。在越来越多的不满声中，米兰被迫再次离开贝尔格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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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塞尔维亚正在缓慢地脱离奥地利的主导，偏离原定路线。
保加利亚的情况也与塞尔维亚类似。获得英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支持的斯塔姆博洛夫（С. Н. Стамболов）专政，尽管不受农民待见，却得到了商界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支持。斯塔姆博洛夫逐渐被自己的政策所牵制，成了它的“人质”。为了支持保加利亚伟大的民族思想，他虽然在保加利亚与土耳其的关系上做出了让步，但是拒绝支持马其顿革命党。1889～1891年，贝尔格莱德方面和雅典方面屡次劝说斯塔姆博洛夫在马其顿进行势力范围的友好划分，以便在该省形成统一的反土阵线。他不仅拒绝了该提议，甚至还向奥斯曼政府透露此事。作为回报，他获得了苏丹的许可，允许在斯科普里、奥赫里德和比托里的保加利亚都主教管辖区内开设都主教讲坛。于是，保加利亚人在马其顿的关系网逐渐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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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上，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和希腊人在发展民族学校方面自然未受如此“礼遇”
。尽管起步较晚，但得益于斯塔姆博洛夫的运作，保加利亚的教育在马其顿开始蓬勃发展。
1865年，在马其顿仅有1所塞尔维亚学校；1866年增至6所；1867年增至32所；1868年增至42所。1889年，第一本塞尔维亚教科书在伊斯坦布尔出版。此后，塞尔维亚学校不再遭到迫害。1895～1896年，在马其顿分布着157所塞尔维亚学校（6831名学生、238名教师）。事实上，其中80所学校（3958名学生和120名教师）位于原塞尔维亚国土。也就是说，这些区域是塞尔维亚居民的聚居区。在都主教的庇护下，保加利亚学校后来者居上，很快便从数量上赶超了塞尔维亚学校。1896～1897年，在马其顿已开设843所保加利亚学校，学生人数达31719人，教师人数达1308人。此外，还有14713名儿童就读于保加利亚幼儿园。 [5] 应当指出，保加利亚革命者积极干预教育进程，在潜在争议地区试图驱逐异国民族学校和教会代表，其中最活跃的当属1893年在塞萨洛尼卡成立的“内部马其顿革命组织”。该组织致力于团结马其顿和保加利亚，其成员自诩为1870年代中期解放运动的继承者。斯塔姆博洛夫的政策并未受到他们的欢迎。来自马其顿的移民对保加利亚的政治精英阶层和军官团体产生了巨大影响。
由于土耳其在马其顿做出了让步，斯塔姆博洛夫主张保加利亚与土耳其敦睦相交，同时以保加利亚反俄派大公被扣留为由激怒反俄派，后者陷入歇斯底里，斯塔姆博洛夫的政策引发了国内外的强烈不满。1891年3月27日，亲俄分子在索非亚市中心刺杀斯塔姆博洛夫，而后逃之夭夭。
此后，独裁者不再信任本国警察、军队乃至首都居民，在鼓励告密的同时，展开大规模镇压。因此，在1893年末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斯塔姆博洛夫反对者人数激增。1894年5月31日，依靠军队和拉乔·彼得罗夫（Рачо Петров）将军登上皇位的科堡的斐迪南一世罢黜斯塔姆博洛夫，这为俄国与保加利亚恢复正常关系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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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时代人而言，一切都很明了：科堡不再需要这位政客，王子也抛弃了他。
当然必须做好善后，摆脱独裁者遗留下来的问题。
多数被监禁的亲俄派重获自由，特尔诺沃都主教克利缅特（Климент）也走出了监狱。部分移民获准重返家园。独裁者斯塔姆博洛夫的大部分财产被查封。同时，由于出国护照申请被拒，他也无法走出国门。1895年7月15日，斯塔姆博洛夫在索非亚的大街上被淬毒的弯刀砍伤头部，留下了致命伤。此次暗杀的主使是马其顿革命者。18日，保加利亚前任独裁者去世。 [7] 在去世前，他谴责斐迪南一世是这宗谋杀案的幕后黑手。在料理了斯塔姆博洛夫后，斐迪南一世独掌大权。在治国方面，他遵循两个原则：“分而治之”和“人尽其才”。
科堡王子是一名工于心计、善于钻营的政治家。他的施政原则是以维护个人权力为前提的。终结了前任君主——巴滕堡的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1885年政变令斐迪南一世记忆犹新，并且使他变得敏感多疑。此外，关于政变的记忆使其内政和外交风格具备了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对后来的诸多事件造成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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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保加利亚沙皇”相熟的特鲁别茨科伊（Г. Н. Трубецкой）回忆道：“斐迪南不爱自己的人民。在评价他们时，他毫不避讳地表达自己的轻蔑之情，而我不得不聆听他的这些言论。”
在本国臣民的背后，在外国人面前，这位君主确实不克制自己，时常出言嘲讽本国臣民。
他刻意推行瓦解国家政治精英阶层的政策，以期使其投靠并依附于自己，最终收归己用。
在俄国许多人不曾重视斐迪南一世，但是专家提出警告：“科堡的王子们始终都在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既定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权力。
斐迪南一世认为，保加利亚人民只有一个理想，那就是发财。对贪污受贿和其他滥用职权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亲自赦免这类罪人，在背后收集他们的名单以防万一。在斐迪南一世看来，这就是保加利亚统治者的任务。斐迪南一世断言，当他们占总人口的10%时，君主就安全了。
自斯塔姆博洛夫当政之后，国内诽谤、贪腐之风盛行，这为达成上述目标提供了便利。斐迪南一世管理风格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偏爱恶行、不好美德，因此他喜欢让那些因滥用职权甚至犯罪而被自己亲自宽恕或赦免的人围绕在自己身旁。此外，他还认为唆使敌对政党及其领袖相互迫害并不可耻。“保加利亚人终将宽恕我的罪行，但是，他们永远无法原谅我将科堡送上了保加利亚的王位。”
1895年2月，斐迪南一世宣布自己的长子——1894年出生的鲍里斯王子改信东正教，此子为他与波旁-帕尔马的玛丽亚·路易莎（Maria Luisa）公主的婚姻结晶。让后代按照天主教仪式受洗是这场联姻的条件之一。保加利亚宪法规定，只允许登上王位的第一任大公不信仰东正教。承认科堡王子是第一任大公已属破例，而巴滕堡的亚历山大一世也是如此。如今，科堡希望巩固王朝势力，与俄国恢复正常邦交，扶植一名东正教继承者，以期图谋俄国君主之位。1895年7月，特尔诺沃都主教克利缅特率代表团向亚历山大三世之墓敬献花环。虽然此次拜访属于私人行为，但是大主教克利缅特受到了尼古拉二世的接待。克利缅特以“宗教界和人民”的名义请求尼古拉二世宽恕“保加利亚的错误”，并且“向公国释放善意，恢复对公国的强大庇护”。
作为回应，尼古拉二世给予他“恢复与保加利亚一如既往友好邦交的希望”
。
俄国告知波尔图，承认科堡的斐迪南是保加利亚大公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1896年1月30日，奥斯曼苏丹承认了他保加利亚大公的地位。2月14日，鲍里斯王子按照东正教仪式受洗，尼古拉二世成了他的教父。梵蒂冈的反应极为消极，禁止斐迪南一世踏入天主教堂，直至其长子成人。
在鲍里斯受洗的同时，俄国外交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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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土耳其代表抵达索非亚。他们的来临意味着保加利亚已经摆脱了被孤立的境地。
俄国恢复了与保加利亚的外交关系。1896年3月，科堡首次出访君士坦丁堡，苏丹接待了他并且授予其马希尔
头衔，相当于土耳其的陆军元帅。
继宗主国奥斯曼土耳其正式承认附属国领主后，同年5月，俄国、德国、英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希腊、比利时等国陆续正式承认斐迪南一世为保加利亚大公。当月中旬，各国代表纷纷向斐迪南亲王递交国书。
在土耳其局势急剧恶化的背景下，俄国与保加利亚的关系最终稳定了下来。
[1] L. S. Stavrianos， The Balkans Since 1453 . New York：NYU Press，2002，p. 459.
[2] Stavrianos， The Balkans Since 1453 ，p. 457.
[3] Stavrianos， The Balkans Since 1453 ，pp. 451-452.
[4] Stavrianos， The Balkans Since 1453 ，p. 521.
[5] The Other Balkan Wars：A 1913 Carnegie Endowment Inquiry in Retrospect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and Recollections on the Present Conflict by George F. Kennan . Washington，1993，pp. 25，27.
[6] Stavrianos， The Balkans Since 1453 ，p. 438.
[7] Stavrianos， The Balkans Since 1453 ，p. 438.
[8] George Buchanan， My Mission to Russia and Other Diplomatic Memories ，vol. 1. London：Little，Brown，1923，pp. 70-71，83.
[9] Tcharykow， Glimpses of High Politics ，p. 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