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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在日本的侵略计划中占据特殊地位，东京分别于1875年、1882年、1884年试图入侵朝鲜。通常，这些尝试始于朝鲜抵制外国的起义，终于安抚朝鲜、消除日本侵略理由的清军的介入。
自1876年2月2日《江华条约》签订以后，每次入侵，东京都试图强迫汉城签署协议，赋予天皇子民在朝鲜半岛行动自由和国籍特权。
1884年危机以日中两国签署双边协议告终，双方承诺在无相互行文告知的情况下不向朝鲜派兵。事实上，清政府全方位干涉朝鲜的内政外交。1890年初，高额的税收和腐败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朝鲜南部的反日势力准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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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2月21日，驻东京公使希特罗沃向彼得堡报告称，日本人正在为抵制即将发生的暴动做准备。
3月10日，驻北京公使卡西尼（Артур Павлович Кассини）也汇报了此事，他认为这场暴动具有反日倾向。
俄国外交官认为，暴动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卡西尼写道：“显然，朝鲜的骚乱和暴动令清政府深感不安，唯恐动乱扩大范围，为第三国干预提供借口。”
北京自诩拥有“特别干预权”，正准备对朝施加干预。清政府的立场为日本的强硬反击创造了条件。对此，公使声明：“我强烈怀疑，在朝鲜拥有重大利益和大量定居侨民的日本能够同意对直接触动自身利益的事件袖手旁观，并且自愿接受清政府所提供的庇护。”
1894年5月，朝鲜爆发起义，国王高宗向清政府求助。在朝鲜履行总督职责的清政府重臣李鸿章下令出兵朝鲜，首支入朝的部队仅有1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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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清政府的回应，东京立即向朝鲜派出等量兵力，并且在朝鲜沿岸集结舰队。6月底，驻朝鲜半岛的日军人数大幅增加，远超清军。此时起义已被镇压，然而维护秩序的外国军队之间的冲突演变为各方均需正视的现实问题。6月22日，李鸿章建议卡西尼担任关于同时从朝鲜撤兵的北京谈判的调解人。
彼得堡决定采取行动，但仅限于提出建议，后来希特罗沃试图说服日本接受清政府提议，然而并未成功。他本人认为，实际上，自日本开始动员军队起，事情就已经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1894年7月7日，俄国驻华公使卡西尼表示：“东京方面狡猾而隐秘地告知我关于日本政府对于我方提议的答复。根据答复可知，日本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我们的提议。”
朝鲜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快速演变，战争一触即发。1894年7月23日，日本人攻占汉城王宫，高宗及其亲眷被日军俘虏。
北京迅速反应，决定增兵朝鲜半岛。海上运兵是达成此目标的最快方法。清政府雇用3艘英国商船，其中2艘——爱仁号和飞鲸号顺利运兵抵达朝鲜，另一艘悬挂着伦敦港旗帜的高升号高速轮船尾随其后。高升号载有1200名士兵、2名将军及其护卫队150人，另有船员75人，其中7人为英国籍。25日清晨，日舰在朝鲜湾口袭击中国舰队，广乙号鱼雷巡洋舰搁浅，济远号防护巡洋舰投降。
在这场战役中，日本不宣而战。面对日舰浪速号的劝降，清军官兵愤然拒绝，日舰遂向高升号开炮，最终在舰长东乡平八郎的指挥下浪速号击沉了开往朝鲜的高升号。清军官兵和欧洲船员尽数落水，日舰仅对欧洲船员展开救援，对清军士兵开枪射杀。后来，英国接受了日本政府的道歉。海战过后，日本向朝鲜南部增兵5000人。
1894年8月1日，日本正式向中国宣战。
中日战争的爆发让俄国外交部始料未及，甚至没人能够预测东京的陆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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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8月21日，俄国外交大臣主持召开特别会议，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П. С. Ванновский）、海军上将奇哈乔夫（Н. М. Чихачев）、财政大臣维特、外交部次官希什金（Н. П. Шишкин）、亚洲司司长卡普尼斯特（Д. А. Капнист）等人参会，共同商议战争问题。会议主席在向参会人员介绍情况时指出，日本拒绝了李鸿章提出的两国以平等地位共同治理朝鲜的提案。此时，彼得堡仍旧不愿干涉中日冲突。在危机的第一阶段，吉尔斯提议与伦敦、巴黎、华盛顿、罗马和柏林进行磋商，明确各国对远东局势的看法，而后接受英国的提议，伙同他国共同侵占朝鲜，然而此时战争已经爆发。参会者一致认定，俄国不应以任何形式干涉中日冲突；对俄国而言，最佳出路是维持战前秩序。亚历山大三世对这些提议表示赞同。
俄国观察员指出：日本的军事动员能力，铁路、水路的运兵能力均处于理想状态，“这足以令任何一个欧洲大国羡慕不已”。
结果快速显现。日本迅速在朝鲜增兵，短时间内通过50艘运输舰运兵25000人。
在不通铁路的情况下，为了快速加强朝鲜半岛的兵力部署，清政府决定依靠海路优势再次运兵。在中国舰队中，铁甲舰和装甲炮舰共5艘，其中所有铁甲舰均在1881～1890年从伏尔铿造船厂采购而来。除此之外，1881～1891年，清政府先后收编9艘装甲巡洋舰（6艘为英国建造，3艘为国产）和41艘德国建造的鱼雷艇。
日本舰队共有35艘舰船，大多数产自英法两国，少数为国产，其中28艘处于战备状态。
此外，日本还有4艘建于1864～1879年、配备9.4英寸和6.6英寸口径火炮的旧式铁甲舰，其中最大者的排水量为3780吨，航速为13.2节。日本的巡洋舰为新型战舰，排水量为2450～4150吨，航速17.5～19节。另外，日本还有若干艘通信船和40艘鱼雷艇。
1894年9月15日，1.65万名日军击败了1.5万名清军，攻占清军的平壤阵地。先前，清军未能把握时机合理利用长达6周的喘息期建造防御工事。事实上，在战役打响后，大部分清军几乎立即逃跑，而日军的表现则堪称典范。
1882年，明治天皇就军事教育问题颁布诏书，明确了日本模范军官、模范士兵的行为准则：应当忠于祖国、“感恩祖国”，对帝国的其他军人和子民彬彬有礼；纪律严明、诚实可靠，在生活中温和待人；当然，必须勇敢无畏。
诏书指出：“军人应当崇尚勇敢，要记住，这是日本人的天性，每个人都应当勇敢，否则他就不是日本人。”
1884年，未来的日本陆军总司令大山岩元帅与一队军官同游欧洲。在所见所闻中，他格外关注德国的军事体系，特别是总参谋部，后来它成为东京模仿的典范。日本的地方军事院校邀请德国军官讲学，
军事体系的构建成果和学习效果在战场上显现出来。在纪律和训练方面，日军明显优于清军。日本士兵的受训程度很高，首先在“军旗下”服役3年，而后在陆军预备役服役4年，然后在地方部队预备役服役5年。每年，预备役士兵需接受为期60天的集中训练和1天的实战检验。
日军迅速将清军赶出朝鲜，对抗的重心转移到了界河鸭绿江附近。
清政府调兵鸭绿江，5艘载有四五千人的运输舰从大连起航，在舰队的掩护下抵达鸭绿江口。1894年9月17日，北洋水师的主力舰队（2艘旧式装甲战列舰、4艘重型巡洋舰、4艘轻型巡洋舰、2艘鱼雷艇）在此遭遇由伊藤中将指挥的日本舰队（主力4艘装甲巡洋舰、4艘轻型巡洋舰）。日军在舰船质量和船员训练方面占据优势，北洋水师水手在快速射击和备战训练方面不如日本海员。清舰火力涣散，攻防布控毫无章法；日舰的火炮齐射量超清舰的两倍，射速是清舰的5～6倍。若提及弹药质量（中国人用煤炭装弹），日舰的优势令人印象深刻，毕竟弹药的质量直接影响战争的胜负。北洋舰队呈楔形梯队前进，铁甲舰和重型巡洋舰位于舰阵中央，它们遭到日本舰队的集中打击，结果1艘重型巡洋舰被击毁，1艘铁甲舰、3艘重型巡洋舰被击沉。后来日本舰队离开战场，这令清政府有了可能取胜的谈资，但是北洋舰队再也无法与日本舰队在海上抗衡了。
很快，日本的陆战成果与舰队的胜利相互呼应。10月24日至25日，日军击败驻守鸭绿江的清军，这再次反映出日本对中国的碾压性优势。
正值甲午战争如火如荼之际，1894年11月2日（俄历10月20日），亚历山大三世去世，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继位。1895年1月26日，长期主持外交部工作的吉尔斯因病去世。
他去世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А. Б. Лобанов-Ростовский）出任外交大臣。随着领导层的变动，俄国外交政策的侧重点也发生了改变，年轻的沙皇支持建立海军且在远东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面对东京在远东问题上日益强硬的立场，尼古拉二世决意展现自己的实力和斗志。
1月29日，尼古拉二世在恭贺自己新婚的贵族、地主、市民和哥萨克部队代表团面前发表讲话，表明了此意。
继俄国实施内政改革后，其外交政策也做出一系列调整，它们的成功给沙皇的初步行动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影响。此时，君主立宪制计划与1905年革命几乎同时萌芽。1895年2月1日，在彼得堡再次召开远东问题特别会议，此次会议由海军上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主持。在探讨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时，参会者指出：为保护俄国利益，必须做好干预中日战争的准备。
临时主管外交工作的希什金呼吁俄国按兵不动：“在一定程度上，渤海湾属于俄国的势力范围，或许日本在渤海湾沿岸的旅顺港和威海卫所发表的声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利益。但是，如果日本将朝鲜据为己有，我们的利益必将受到侵犯。鉴于日本政府向我们保证它不打算破坏朝鲜的独立性，因此，此时担心此事仍为时过早。”
此时，彼得堡几乎对日本的目标和英国可能持有的立场一无所知，因此，会议建议采取行动，联合欧洲各国维持现有秩序；若此计划失败，则再次探讨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但是仅限于以下事宜，如“扩大我们在太平洋水域的舰队规模，使我们在这些水域的海军实力尽可能地强于日本”
。
俄国太平洋舰队拥有8艘巡洋舰（分两个级别）、5艘炮舰和4艘鱼雷艇。这些战舰分散停泊在不同的据点，并且俄国未在这些水域布置装甲舰，因此俄国在这些水域处于弱势地位。1895年2月5日，以尼古拉一世级战列舰为首的地中海舰队接到了向远东行进的命令。4月18日，海军少将马卡罗夫率领该舰队与太平洋舰队会合，
他对这片水域了如指掌，舰队的战时作战计划正是由他在1891年制订的。事实上，当时俄国可能与英国爆发战争，人们普遍认为巡洋舰足以应战。
1895年3月5日，俄国海军部向太平洋舰队下达指示（3月23日收到该指示）：“之所以要强化太平洋舰队，是为了维护我们与参战国谈条件的权威。很难预测，捍卫我们在东方的利益将把我们引向何方。无论何时，战舰都应储备充足的物资，做好应对各类事件的准备。请阁下瞄准朝鲜或中国的某港口，使其成为舰队的集结地。此前，不要给其他国家提供借口抢占您所中意的港口，因此您的意向必须对下属严格保密。”
此时，日本完全掌握军事行动先机。在黄海遭遇惨败的北洋舰队躲入旅顺港，不再对日本运兵大陆构成威胁。
1880年代初，德国教官选择旅顺港作为中国海军基地；1890年代初，中国大力兴建旅顺港周边海岸线的防御工事，因此旅顺港被视为一座无法从海上攻破的港口。旅顺港的陆路防御较为薄弱，
守兵训练不利，武器规格十分混乱，老式、新式良莠不齐，步兵持有7个不同系列的步枪。
北洋水师的残存舰队无力干扰日舰，撤回威海卫，在战争结束前一直躲藏在那里。
11月3～4日，日本陆战队登陆辽东半岛；5日，占领关东门户金州城和通往金州城的狭长地带，
在突击中损失17人。
次日，距离旅顺港20英里的小城大连失守。随着战争的爆发，清政府积极强化舰队基地的陆路防御，但是已经无法全面兼顾了。
专家评价大连湾是包围旅顺港的“理想的登陆地点兼作战基地”
。21日，在经过5个小时的突击后，日军占领了旅顺港。
日本仅损失400人，中国损失4000人。据传闻，差异如此之大是因为占领这座城市的士兵发现了被肢解的日军尸体，因此他们展开屠杀。三天里，日军烧杀抢掠，妇孺老幼皆不放过。
旅顺港沦陷后，日本司令部筹划远征山东。为此，日本需要时间。日本的商船舰队拥有179艘汽轮机船和260艘帆船，总排水量分别为88838吨和159085吨。东京既无法同时满足本土和作战部队的需求，也无法组织大规模的登陆行动。
1895年1月10日，25000名军人乘坐50艘运输舰从广岛启程，陆战队的运输未经战舰掩护，因为对日本而言，中国舰队不足为惧。14日，陆战队逼近关东，运输舰从那里取道山东。1895年1月20～22日，日本陆军登陆胶东半岛；
2月2日，日军对威海卫发动进攻；12日，日军经过数日猛攻占领了这座要塞，中国的残余舰队不复存在。2艘铁甲舰、2艘巡洋舰和12艘鱼雷艇被日军击沉；10艘大型舰船——1艘铁甲舰、1艘装甲巡洋舰、1艘巡洋舰、1艘鱼雷巡洋舰及6艘炮舰，连同大量小型舰船被日军收缴。丁汝昌及其同僚自杀殉国。日本仅损失了1艘鱼雷艇。
这些胜利不是天皇的陆军和海军所取得的全部成绩。日军不仅占领了中国东北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还占领了澎湖列岛和台湾岛。清政府迅速衰败，但资源尚存。为了进行这场战争，日本动员了6个师团。截至1895年初，日本向大陆派遣了其中的5个师团，总计75000人。
1886年，日本总人口约为3900万（其中城市人口约为350万）；
9年后，人口增至41122899人，其中达到兵役年龄且符合兵役条件的青年人数为：1893年248429人，1894年248424人，1895年241913人，1896年286637人。
与敌国日本不同，实际上，中国没有训练有素的后备力量。在此情况下，北京被迫承认战败，在下关与日本展开谈判。3月19日，以李鸿章为首的中国使团乘德国轮船抵达下关，谈判未取得实质性成果。23日，日本陆战队登陆澎湖列岛，月底占领澎湖列岛。24日，日本民族主义者小山六之助暗杀李鸿章。此后，明治天皇同意休战。
日中两国再次恢复谈判。4月3日，在谈判结束前，俄国驻华公使卡西尼已将日本对中国提出的赔款要求告知彼得堡。
4月6日，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大公递交谏书，指出：日本的这些要求，特别是针对本应宣告独立的朝鲜的要求，对俄国而言极为不利。洛巴诺夫认为，日本吞并旅顺港的计划侵犯了俄国的利益。另一方面，此前俄国希望欧洲各国联手维持现状，显然这一愿望也落空了。英国拒绝举行抵制日本的游行示威；法国是否认同俄国的计划、是否愿意采取行动仍不可知；德国在远东问题上的立场尚不明朗。
当日，外交大臣向尼古拉二世阐述了俄国的备选行动方案。他断言：“我们在亚洲最主要且最危险的对手显然是英国。毫无疑问，它对我们在远东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心怀嫉妒、充满敌意。一旦我们在亚洲遇到任何困难，英国的朋友总是落井下石。每当与俄国发生冲突，英国习惯向清政府施加高压以达成目的。与之相反，作为海洋强国的日本早晚都将与英国成为竞争对手，在本国的水域中至少如此。”
基于洛巴诺夫的提议，俄国制订了两项计划：第一，占领太平洋上的不冻港。此事极为必要，1894年，在甲午战争开始前，日本政府颁布新令，限制外国舰船在其港口停泊，同一国家在日本港口同时至多只允许停泊2艘舰船。在下关和谈后，新令生效，然而自身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不允许日本长期维持现状。第二，占领中国东北北部地区，支援西伯利亚铁路建设。对于这些计划，清政府必然不愿配合，因此，外交大臣建议与日本达成协议。洛巴诺夫在报告结尾处写道：“我们当然可以与其他大国联手，特别是同样担心日本因这场战争而实力大增的英国。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避免受到日本敌对国的影响，以免日后破坏我们与日本政府的良好关系。”
在这份文件提交5天后，即1895年4月11日，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主持召开大臣会议，会上通过决议，决定继续执行与弱邻中国交好的政策。显然，此时德、法两国支持俄国维持现状的做法。
坚决支持向日本下达最后通牒、要求日军撤离中国东北的维特出席了此次会议。维特后来回忆称：“那时，我就得出一个结论，并且这是我一贯坚持的立场。对俄国而言，如果中国这个邻居强大而死板，则最为有利。这是东方安定的关键，也是俄国未来幸福的保障。因此，我很清楚不能让日本渗透到北京周围，并且占领辽东重地。从某种意义上说，谁占领辽东半岛，谁就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何必须阻止日中两国达成上述协议。”
维特在会上指出：“如果我们现在允许日本进驻中国东北，那么，为了保护我们的领地和西伯利亚铁路，需要动用成千上万的军人，同时大幅扩充我们的舰队，因为我们迟早会与日本发生冲突，这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在侵华问题上，先与日本和解，而后在西伯利亚铁路竣工后自食苦果，还是现在下定决心积极干预日本侵华？哪种方案对我们最有利？…… 对我们而言，最为有利的做法是在力图不变更我们在黑龙江及其他占领区边界的情况下，尽量不同时与中国和日本对立，礼貌而不失分寸地对待欧洲各国，积极运作。同时，严正声明我们不允许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南部，如果我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我们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当日本和欧洲各国确信，我们确实已经做好准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将果断行动，那么极有可能不爆发战争。如果事情超出预期，日本不理会我们的外交主张，那么我们则命令舰队驶离驻泊地，袭击日本舰队，炮击日本港口。在此情况下，我们是中国的救世主，中国将感恩我们的援助，然后同意以和平的方式重划边界。”
对于俄国新的政治方针，只有军方包括海军上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将军和总参谋长奥布鲁切夫（Обручев）将军持反对意见。
在甲午战争之初，对于俄国干预这场冲突将引发的后果，奥布鲁切夫将军曾清楚地表达过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示威抗议，但是不能做出任何严肃、强硬的举动。若因（英国可能对每一步都施加干预的）示威而导致我们与距离俄国军队中心一万英里的国家开战，那实在是太过冒险且损失惨重。假设我方的计划暂时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将与日本结仇，给自己再树强敌，日本将彻底成为英国对抗我们的武器。俄国在欧洲和中亚已经树敌颇多，因此不要在远东另立强敌。与日本的4000万人口、强大的舰队、组织完善的军队和发达的文化相比，我们在整个东西伯利亚的人口简直微不足道，那里的工厂甚至都没有实现工业化。对于日本而言，一切都是触手可及的，它距离我们在太平洋上的领地仅一步之遥；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几乎在世界的另一端。若与日本为敌，反俄同盟的阵营将进一步扩大，因此，在确保俄国西部和高加索（军队集结速度减缓）的战略安全前，在远东问题上任何复杂化的政治关系都将使俄国立于危墙之下。由此得出结论：面对当前局势，我们不应与日本产生争端，而应与日本尽量达成符合我们利益诉求的协议。在向日本提出撤离中国东北的友好建议后，如遭拒绝，我们应当就赔偿问题展开谈判，而非以战争为威胁奉行大公无私的政策。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逼迫日本倒向英国。”
总参谋长始终坚持己见，反对俄国在该地区积极行动、“开疆扩土”，因此他与年轻沙皇意见相左。
1895年2月1日，在远东政策问题特别会议上，他对以欧洲大国的集体行动为导向的英俄联手施压日本的主张持反对意见（此前特别会议已通过该提案）。
奥布鲁切夫坚信自己的判断，并且发表了一系列补充意见：第一，反对吞并“任何朝鲜岛屿”，实际上是反对变更阿穆尔州边界；第二，反对派遣波罗的海舰队远征太平洋。
奥布鲁切夫1895年4月11日在特别会议上发表的观点确有先见之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参与战争，对我们而言，这至关重要。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拥有4000万人口、工业高度发达且在万里之外的文明国度。一旦开战，对日本而言，所有的军事装备都近在咫尺，而我们却不得不向人口不足150万的落后地区从远方调运每一杆枪支、每一颗子弹。距离军事行动现场最近的部队抵达战场需3个月，从伊尔库茨克和鄂木斯克出发需5个月。侍从将军奥布鲁切夫坚决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现在卷入战争也许是被欧洲大国拖入战争，对我们百害而无一利，因为我们既无法保证西部的安全，也无法保证高加索的安全……我们可以与日本达成一致意见，进而获得我们所需的一切；而中国对我们而言不足为虑。通过与日本达成协议，我们可以占领北满。”
会上，维特的观点占了上风。他指出：“我认为，必须向日本下达最后通牒，我们无法容忍日本破坏中国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原则，因此我们无法赞同日中两国所达成的条约。当然，中国作为战败国被迫签订。日本作为战胜国，应当允许它在某种程度上向中国索要大笔赔款以补偿各项开销。如果日本不赞成此方案，那么除了采取积极行动外，我们别无他法。现在商讨如何采取积极行动为时过早，但是我相信，到时候我们可以炮击日本的某些港口。”
显然，俄国未能坚守不干涉他国政治的方针。会上达成了力求恢复战前秩序的决议，决定对东京“先礼后兵”——先提建议，后提要求。
后者的基础是俄、法、德结盟。
1895年4月16日（俄历4月4日），尼古拉二世在日记中记载了远东政策会议的结果：“会议决定：坚决要求日本人撤离满洲南部和旅顺港。如果他们不听取建议，那么只能诉诸武力。愿上帝保佑，千万不要卷入战争啊！”
拉姆兹多夫在日记中记载了尼古拉二世本人对此问题的态度：“总体上，沙皇同情中国，怀疑日本。”
1895年4月17日，在特别会议召开六天后，日中代表在下关签署《马关条约》：中国需承认朝鲜独立，这为日本在朝鲜的扩张铺平了道路；将辽宁南部——从鸭绿江起至营口诸地，即辽东半岛让与日本，此外中国需割让台湾岛和澎湖列岛；在七年内将库平银两亿两（按照当时汇率折合约3亿卢布）交与日本，用于赔偿军费；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城市、通商口岸从事各类活动；为确保中国履行赔款条约，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日本守备部队（根据条约其人数限制为一个旅团）所需开销的1/4由中国承担。
在《马关条约》签署当日，德皇威廉二世向尼古拉二世保证将对俄国的行动予以支持。次日，他将自己的另一个决定告知沙皇：“统领中国水域德国巡洋舰的海军上将已接到率德国舰队向中国北方港口进发并且尝试与俄国海军上将建立联系的指令。如您不弃，请指示贵方海军上将告知我方驻地方位，并且提前向我透漏您未来的行动计划，以便我能够向我方海军上将下达相应指令。若如此，我必感激万分。”当日，沙皇答复道：“我将向我方海军上将下达与德联系的指令，但是我强烈希望，我们的武装干涉能以和平方式告终。”
以德皇为代表的德国积极推动俄国介入远东局势。4月26日，威廉二世在写给表兄弟的信中指出：“在我的权力范围内，我将竭尽所能地维护欧洲和平，保卫俄国后方，确保无人干涉您在远东的行动。毫无疑问，续写亚洲大陆文明篇章，保卫欧洲、抵制黄种人入侵是俄国未来的伟大使命。对此，我将永远尽我所能向您提供帮助。”
尽管如此，尼古拉二世依旧不愿在太平洋上引发军事冲突。
俄国远东发展水平落后。俄国政府甚至无法确保邮路畅通，向通古斯送信甚至需要依靠犬只。1857年，外贝加尔移民迁居黑龙江沿岸，沿江建立了15个村庄。1857年，除西伯利亚十四机动营及其附属炮连的1100名军官和士兵外，此地仅有居民1950人。他们散居各处，最远相距1137英里。
同年夏天，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新建35个村庄。
目击者称，哥萨克不愿前往新领地，此次搬迁令他们深感绝望，并且伴随着“恸哭”
。1858年，依据《瑷珲条约》，俄国开始组建阿穆尔哥萨克部队。
1858～1860年，此地出现近100个居民点——村庄、军事哨所，如同黑龙江畔尼古拉耶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布拉戈维申斯克，日后它们将发展成城市。1860年代初，在黑龙江畔居住着近15000人。
这为俄国按照新边界巩固领地，进而侵占领土、安排居民落户创造了机会。
1861年，俄国政府确立了一系列移民优待措施，如每户移民家庭可获得100俄亩的土地，永久免除人头税，免除20年的土地税，免除10年兵役（这些措施实行至1901年，此后土地税免除年限下调至15年，并且所有优待措施有效期仅为3年）。
移民过程漫长且代价高昂，并且时常发生意外。途中除丢失牲畜、财产外，移民还时常散居在没有道路、无法从事生产的荒芜沼泽地。1868年，在分布于400英里范围内的乌苏里营的5920名农奴中，仅有1527名男性；788个家庭中仅有1/7的家庭能够确保全年自给自足，而其余家庭只能依靠7～8个月的粮食补贴度日。哥萨克被迫给中国人做工，有的甚至鬻儿卖女换取口粮。
1860年代，在乌苏里江地区分布着4万中国人，其中常住居民约1.5万人，其余或为采参人，或为淘金者，或为强盗匪徒。中国居民自认为是清帝子民，服从天朝官员命令，坚信俄国只是暂时占领此地，日后将会还地于清，因此他们按时向清政府纳税。
在此情况下，边境必然无法长治久安。1867年，不愿承认距离符拉迪沃斯托克50海里的阿斯科尔德岛为俄国属地的中国武装遗民遭到驱逐。此事流传甚广，自1867年底，乌苏里江地区的中国遗民不再躲藏，开始筹备械斗。随着局势不断升温，中国人拒绝服从俄国政权、法律法规，并且公开要求向中国交割领土。1867年12月，中国遗民向纳霍德卡哨所发起进攻，俄国守军艰难退敌。1868年春，阿斯科尔德岛上的冲突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国人开枪射杀俄国登岛部队。由此引发了小型战争。“红胡子”——强盗土匪——开始屠杀边境村庄的俄国民众。局势极为紧张，局部冲突立即演变为俄中两国在乌苏里江南部的对抗。
只有采取果断行动解除中国遗民武装，击溃“红胡子”部队，逮捕村社领导人才能以儆效尤，恢复秩序。
新领地的局势逐渐转变。1870年代初，整个滨海边疆区人口仅为21500人，其中11000人为俄籍，3500人为朝鲜籍（主要聚居在波西耶特地区），3000人为大清国籍，其余4000人为原居民——吉利雅克人和鄂罗奇人。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人口约为44000人，其中不包括2000名士兵，此地俄籍居民人数比其他国家多一倍（其中包括满人在内的中国人约10000人）。俄国远东只有外贝加尔相对发达，在远东的51万人口（其中蒙古人21万，布里亚特人12万）中有26万居住于此。俄国的殖民进程逐渐加速。例如1883～1886年，4710人迁入乌苏里江南部地区，国库支出100万卢布。自1887年起，敖德萨-符拉迪沃斯托克沿线的志愿舰队参与移民组织工作。截至1891年，志愿舰队的可支配舰船达10艘，总排水量为25279登记吨。移民虽需自行承担路费，但在抵达目的地后可以获得一笔为期30年、额度为600卢布的贷款。截至1892年，俄国政府又以此方式向乌苏里江南部地区输送6063人。
1892年，俄国阿穆尔州和滨海边疆区常住人口达到182602人（军人除外），其中包括39722名城市居民，50916名农民，26261名哥萨克，14623名“异族人”（即当地的少数民族），33000名依据1858年签署的《瑷珲条约》获得永久居住权的中国人，14684名朝鲜人，447名日本人，117名“其他国籍的外国人”及2832名流放犯。与人口总数高达1300万人的中国东北相比，这片土地堪称人烟稀少。在计算这片土地的人口时，可将萨哈林岛的人口截至1892年的20086人计入其中。1890年代，萨哈林岛南部居民以阿依努人（约3000人）为主，北部以吉利雅克人为主。日本商人、渔民偶尔登陆该岛。1870年代初，此地居住着13000人，其中3000名俄国人，3500名日本人，100名中国人，其余均为当地原住民。岛上的俄国人大多为军人，隶属于一支配备2门山地炮的步兵营。
后来，情况逐渐发生转变。自1869年该岛成为流放地之后，岛上27.4%的居民为流放犯。他们主要从事煤炭开采工作，这满足了太平洋舰队的需求。除人口因素外，阻碍岛屿开发的另一个因素在于俄国无法保障领地的粮食供应。陆军部力求通过高价采购谷物支持该地农业，因此，1884年在乌苏里江南部地区购买粮食5万普特，1891年购买90万普特。尽管粮食采购增幅如此之大，然而1892年远东依旧面临粮食短缺问题，粮食短缺量为87.7万普特。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的粮食进口填补了25万普特的粮食缺口，而剩余62.7万普特则依靠中国人从中国东北运入。
例如，1894年，乌苏里江地区从中国东北进口了价值837056卢布的商品，其中牲畜进口额为496235卢布，占进口总额的近60%。同年，中国还向该地出口各类农产品，出口额如下：食用油48201卢布；面粉47790卢布；小麦、春麦、大麦、粟米、大米、黍米和燕麦44136卢布；豆子40828卢布；烟草33207卢布。
事实上，中国商人手几乎把持了所有贸易，中国的贸易出口额远高于俄国。1894年，乌苏里江地区出口价值361948卢布的商品，其中俄国制造和外国制造的纺织品的出口额为140230卢布（占出口总额的近40%）；中国制造的商品123557卢布（占出口总额的34%）。
与此同时，中国劳工大量输出，建堡垒、铺铁路、架桥梁、播种、收割，他们无处不在。
跨越边境从中国涌入的不仅有工人、农民、工匠、商人，还有“红胡子”。直至1890年代，“红胡子”仍是乌苏里南部地区的祸患。
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在远东即使聚集小型部队并为之提供补给也只能依靠河流运输。但是，当时远东的水运尚不发达。在黑龙江上，可动员的船舶包括46艘私人蒸汽机船，载重量从4.8吨至306吨不等；44艘铁驳船和28艘木驳船，总载重量为9468吨。此外，拖船数量明显不足，共5艘。在1894年通航期间，部队需乘坐由18～20根圆木捆绑而成的木筏沿江航行，每只木筏可运送25～35人。
1894～1895年，为了扩充阿穆尔地区的兵力，陆军部一直以这种不甚安全的办法运送新兵。在西伯利亚铁路竣工前，俄国无法从根本上强化这些部队。1895年7月17日，西西伯利亚炮兵旅第五连从韦尔尼（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出发前往远东，其中采用陆路运输的8门火炮、8辆弹药车、6辆板车、1支医疗队及1支由139辆马车组成的雇佣车队直至1896年6月29日才抵达布拉戈维申斯克。可以说，这场陆路运输所耗费的时间差17天就是一整年！
尽管通向远东的运力如此糟糕，但是在甲午战争后俄国仍向日本提出了要求。
1895年4月20日，彼得堡已知悉《马关条约》条款。23日，在俄国外交部的倡议下，俄、法、德三国在东京发起了旨在修订和约条款的联合外交行动，三国公使声称他们的政府建议日本放弃辽东半岛。
与俄、法使臣不同，德国公使手段强硬，以战争威胁东京。
欧洲三大强国的干预使日本外务省手足无措，同时也令东京感觉屈辱。
柏林加入巴黎和彼得堡的阵营完全出人意料。驻巴黎公使、经验丰富的日本外交官表示：“我不知道应当如何解释德国的介入，我只能猜测德皇出现了暂时性神经错乱。”
事实上，威廉二世身心绝对健康，并且精于算计。他希望在修订《马关条约》后，俄国趁机占领朝鲜港口，而德国紧随其后占领威海卫。1895年8月31日，德皇在写给首相霍亨洛埃亲王的文书中坦露：“有例可依的事情总是更容易的。”
在当时的处境下，日本若做出抵抗，基本毫无胜算。在太平洋水域，日本以69艘舰船（功率较小）对抗欧洲三大强国的53艘舰船。在与中国缔结和约时，日本拥有26艘鱼雷艇和43艘大型舰船——10艘是从北洋舰队缴获的，包括1艘炮塔铁甲舰（镇远号，德国制造，1882年下水，在鸭绿江战役中受损，短期内无法参战）。此前，在日本舰队的编制中不存在此类大型战舰。当时，日本从英国订购的2艘大型装甲战列舰——富士号和八岛号（以英国君权级战列舰为设计蓝本，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设计方案）尚未竣工。中国被缴获的其他舰船包括2艘钢壳巡洋舰、6艘钢壳炮舰和1艘木质炮舰。
虽然法国与德国在联合行动方面未达成协议，
但是即使不考虑法、德两国的海上威胁，仅俄国舰队就拥有1艘现代化战列舰和3艘装甲巡洋舰，对日本舰队而言，这依旧构成严重威胁。
实际上，俄国舰队的处境并不理想，舰船分散停泊在日本各大港口，且弹药储备不足。例如，俄国舰船在长崎的应急物资储备量仅能维持月余。
在甲午战争爆发一年后，马卡罗夫指出：“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我们舰队的主要任务是对抗英国。发生在1884～1885年的事件使我们发现了另一敌人，在东方它比英国更危险。”
1895年5月3日，考虑到日俄两国随时可能断交，俄国战舰（1艘装甲战列舰、3艘巡洋舰、4艘炮舰和1艘鱼雷艇）驶离日本驻泊地——长崎、横滨和神户，驶向中国港口。2天后，它们抵达芝罘，在那里驻泊至危机结束。
这段时间人心惶惶。7日，舰队接到上级命令，全面进入战备状态。
情况十分复杂，舰队司令部既不知晓陆军的作战计划，也未制订对日作战计划。
例如，为防守符拉迪沃斯托克部署了5个机动营、3个要塞炮兵连、1个布雷连和1支乌苏里哥萨克部队。
冬季，符拉迪沃斯托克港一如既往地迎来了持续数月的结冰期，因此1892年俄国政府从喀琅施塔得向此地派遣大力士号破冰船，
然而很快发现它对当地的冰层基本无能为力。为了使用大力士号破冰船在冰面上开辟航道，士兵们必须提前凿破冰面。
1896年，俄国政府从丹麦专门为符拉迪沃斯托克订购了一艘功率更大的破冰船希望号。
当时，在乌苏里江南部沿岸地区驻扎着2个机动营、1支哥萨克部队和半个山地炮兵连；萨哈林地区的防御依靠地方部队和民兵组织；而黑龙江口几乎完全暴露，没有防御。
所幸，1895年战争未爆发。5月22日，针对俄、法、德三国所提要求，日本被迫做出让步。这是日俄两国之间的第一次领土冲突。1875年5月7日，两国通过签署《圣彼得堡条约》解决了上一次争端，当时俄国向日本出让千岛群岛中的18座岛屿，条件为日本放弃整个库页岛主权给俄国。
东京特别愤怒，因为在战争前夕日本曾向俄国提议缔结中立条约，以保护彼得堡在中国的利益。日本担心可能受到他国干涉，然而在军事行动开始前，日本的提议并未得到回应。此时，欧洲三大列强竟然发表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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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二世将化解冲突视为个人的胜利，因此在帝国外交领域他试图更为积极地发挥个人领导作用。
实现这一目标突然变得容易起来。1896年8月，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去世。此后四个月，次官希什金代管外交部；之后穆拉维约夫伯爵出任外交大臣，但于1900年6月去世；后来拉姆兹多夫伯爵成为新任外交大臣，他虽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但时常缺乏在沙皇面前坚持己见的决心。此外，据其部下证实，拉姆兹多夫认为自己没必要忤逆沙皇，因为他将自己摆在了君主意志执行者的位置上。 [5]
1895年10月7日，东京放弃辽东半岛，但是要求中国赔偿3000万两库平银。
同年11月8日，日中两国在北京签署《辽南条约》，确定中国东北南部占领区的归还事宜。
这不仅无益于局势的改善，也无法保证远东的和平。
[1] Oye， Toward the Rising Sun ，p.119.
[2] Oye， Toward the Rising Sun ，p. 119.
[3] A.D.Kalmykow， Memoirs of A Russian Diplomat：Outposts of the Empire，1893-1917 .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p.24.
[4] Rosen，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vol. 1，p. 134.
[5] N. Basily， Nicolas de Basily Memoirs：Diplomat of Imperial Russia，1903-1917 . 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3，p.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