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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远东政策活跃的下一阶段与英俄在中亚的大对抗密切相关。俄国在远东的成就很快就对中俄关系造成了影响。1877～1878年，北京成功击溃了阿古柏。 [1] 清政府取得上述成就的时间与英国挑起第二次英阿战争的时间基本一致。
应当指出，早在1871年5月，突厥斯坦总督、侍从将军冯·考夫曼（К. П. фон Кауфман）命令俄军向以伊宁为中心的伊犁地区进军，此后当地的官员成为俘虏并被关押在韦尔内山上。
就这样，俄国行政机关接管了这个多民族、多宗教的杂居地区。1871年10月，北京提出在伊犁重设中方行政管理机构的请求。考虑到北京当时基本不可能向伊犁调派军队，而俄军守备部队也不可能服从清政府伊犁将军的命令，因此考夫曼同意了该请求。作为交易，俄国甚至获得了与清朝自由通商的优惠条款。双方约定，当清政府做好准备向此地派遣足以维持秩序的部队时，俄国方可归还占领区。
1872年底，沙皇主持召开特别会议，通过决议：在清政府有能力恢复在伊犁的政权时才将此地归还清国。虽然米柳京（Д. А. Милютин）对此表示反对，但俄政府还是决定：只有在北京过于弱势而无法掌控该地区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将伊犁并入本国版图。
1878年，在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告捷后，俄国面临着从伊犁撤军的问题。此前，俄军在伊犁修建了诸多防御工事、兵营。截至1881年，上述举措的花费加上十年来相关军费支出，俄国在伊犁的开销高达226.54万卢布。
1879年3月16日，米柳京主持召开会议，就伊犁的未来归属问题展开讨论。陆军大臣指出：“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为了维护国家尊严，我们应当诚实地履行承诺。我们一再重申将归还伊犁，但前提条件是中国在贸易问题上、在北部天山的划界问题上，特别是在保证服从我们的伊犁中国人的安全问题上做出积极让步，满足我们的多项要求。”
1879年10月2日，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Н. К. Гирс）、俄国驻华公使布策（Е. К. Бюцов）与清政府钦差崇厚签订《里瓦几亚条约》。根据该条约，俄军从伊犁撤退，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及塔尔巴哈台地区斋桑湖以东土地划归俄属。此外，清政府还需做出特赦承诺，并且赔偿俄国500万卢布的“代收代守”伊犁兵费及恤款。然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拒绝批准此条约，准备与俄国开战，同时希望获得在此地活动频繁的英国的支持。1880年3月，突厥斯坦、东西伯利亚、西西伯利亚军区司令部收到了准备与清政府断交的指示。
此时，俄国处境十分艰难。即使在1880年黑龙江沿岸军区兵力得以增强后，那里也仅有11550人和32门火炮。
如与清军发生冲突，其军力完全不足以保全该地区。与此同时，突厥斯坦的状况也不容乐观，在伊犁仅有若干支中队和哥萨克部队，并且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清政府已在通往伊犁的干道上大量屯兵。俄中双方兵力悬殊——1.54万对10万。
面对中俄冲突，伦敦已经做好了趁火打劫的准备。1880年7月，应清政府之邀，戈登（Charles Gordon）将军抵达北京。他不仅在远东家喻户晓，而且在中国也拥有良好的军事声誉。他向清政府提议：“如果贵国发动战争，那么就烧毁北京郊区，让皇帝和档案资料撤离北京，将其安置在中原地区，然后再与俄国打五年游击战，（那时）俄国就无法对贵国造成任何伤害了。”
[2]
他的建议使清政府确信与俄国发生冲突是毫无前途的，虽然这可能违背了戈登最初的意愿。尽管这个建议绝对符合逻辑，但它无法说服北京赞成通过引发冲突的方式解决中俄争端。
另一方面，圣彼得堡绝不愿意因为一块俄国实际不需要的领土而冒险发动战争。1880年底，俄军总司令部亚洲事务负责人索博列夫将军递交报告，阐述中俄一旦爆发战争时的作战计划，并且排除了俄军“一击必胜”的可能。为了对清军施加决定性打击，需向远东地区调派2～3个军，频繁调用舰队封锁中国港口并且派遣陆战队完成登陆任务。为此，所需军费高达两三亿卢布。
俄国在滨海边疆区的据点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此地仅有房屋493栋，居民8800人，其中朝鲜人和中国人占3900人。如果说朝鲜人愿意加入俄国国籍，那么中国人则很少这样做，因为他们在此工作几年后通常会返回家乡。除此以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还有几座可容纳2000名士兵的营房，显然每间营房都有空位。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一座依赖进口的城市。
1878年，滨海边疆区的贸易进口额为175.6万卢布，出口额仅为104521卢布。
由于没有连接远东与欧洲中央地区的铁路，俄国只能依靠海运向远东输送军队、粮食和弹药。俄国既不具备相应的运输能力，也不具备在太平洋上制衡英国舰队的海上实力。1880年8月末，在海军中将列索夫斯基（С. С. Лесовский）的指挥下，太平洋舰队——2艘装甲护卫舰、3艘巡洋舰、8艘炮舰进驻符拉迪沃斯托克。同年秋天，若干个沿海炮台修建完工。
改变远东局势非朝夕之功。与此同时，俄国不得不考虑中国未来可能构成的海上威胁。1881年，清政府向德国订购了2艘装甲舰；同年12月，该系列的第一艘战舰（配备4门12英寸口径、2门150毫米口径的火炮）下水。
1883年4月，战舰被运至德国基尔进行武装，而后应由德国船员开回广州。由于中法关系恶化，战舰运送受阻。1883年，北京又向德国订购了4艘驱逐舰。1884年，一艘装有2门8.27英寸口径和1门5.97英寸口径火炮的轻型装甲巡航舰（重型巡洋舰）再次下水。
联想清政府所有舰船出现在太平洋上的情景，俄国无法淡然处之。1878年以后，俄国经济衰退，因此与“天朝”维持贸易关系至关重要。1880年12月，圣彼得堡决定向北京做出让步，但是这些让步不应威胁俄国在远东的前景。
恰当的时机、彼此的退让使双方得以寻求一个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1881年2月24日，在俄国侵占盖奥克泰佩后的一个月，吉尔斯、布策与钦差大臣曾纪泽在圣彼得堡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以解决伊犁问题。根据条约，俄国将伊犁的大部分地区归还中国，自清政府特派大臣抵达塔什干之日起的3个月内完成领土移交，居民有权迁居俄国，伊犁西部地区归俄国管属。此外，清政府还需向俄国支付900万卢布，用以补偿俄国代守伊犁所用兵费及俄民所受损失。
同日，中俄两国约定款项支付流程。清政府承诺，自批准本条约后，两年内缴清这笔款项。按照条约签署时的汇率，金额折合1431664英镑2先令。
1881年8月19日，该条约获得批准。
1881年3月，俄国逐步向清政府移交伊犁政权。8月25日，俄军开始撤离伊犁。
很明显，远东地区的划界推进了中英联盟的形成。很快，联盟显现加强之势。中亚地区的对抗再次影响了政治大环境。1882年5月，亚历山大三世对西伯利亚铁路方针做出批示：“勘测刻不容缓；务必在大臣委员会上探讨西伯利亚干线方针。”
1881年初，除梅尔夫绿洲
外，土库曼全境划入里海东岸地区。在盖奥克泰佩被占领后，梅尔夫几乎立即引发了英国外交部和英国媒体的特别关注，因为此地独立于俄国政权之外。梅尔夫人骁勇善战，曾多次突袭邻邦。1855年，他们击溃了4万西瓦军；1860年，他们用32门火炮击溃了2万波斯军，波斯军仅有数百骑兵幸免于难，其余被俘、被杀。由于被俘者众多，梅尔夫的奴隶价格从300卢布跌至5卢布。
该绿洲被誉为“世界王后”“通往印度的钥匙”。1882年，乔治·阿盖尔（George Argyll）公爵将当时的局面命名为“梅尔夫恐慌”。
[3]
公爵指出：“这是一个可怜的村庄，最多就是个满是肮脏窝棚的贫瘠小镇，没有任何掩护，或者说只有土堆掩护。这是个土匪窝。”
1884年1月13日，梅尔夫绿洲土库曼族代表召开会议，决定加入俄国。2月12日，梅尔夫长老在阿什哈巴德宣誓效忠沙皇。
阿里汗诺夫-阿瓦尔斯基（М. Алиханов-Аварский）中尉为促成此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游说梅尔夫长老，让他们在效忠俄国与战争之间做出抉择。长老们做出了一致的选择。
1884年3月14日，在反俄势力做出微不足道的反抗后，科马罗夫（А. В. Комаров）将军率领俄军进驻梅尔夫绿洲，随后解放了当地的奴隶，其中贴金人、波斯人、布哈拉属民近700人，他们获得了重返故乡的机会。
因奴隶问题而对呼罗珊
发动的袭击停止了。在当地很快就流传起了这样一句话：“真主安拉派沙皇来保护我们免遭土库曼人袭击。”
继梅尔夫之后，其他土库曼部落也加入俄国。此时，英国外交部的“梅尔夫恐慌”有增无减。比利时军事观察员敏锐地指出：“‘梅尔夫恐慌’终将会被俄国威胁赫拉特的噩梦所掩盖。” [4] 英国纸媒大肆制造恐慌的舆论氛围，鼓吹英属印度俄国威胁论。 [5] 某刊物指出：“虽然梅尔夫被征服了，但是亚历山大三世失去了并且永远无法重新获得英国人的信任。” [6] 英国议会公开表示，由于赫拉特距离梅尔夫240英里，距离奎达514英里，赫拉特的命运已经完全掌控在了俄国人手中。 [7]
1880年，土库曼继续积极修建铁路。1882年底，土库曼加紧修筑克孜尔-阿尔瓦特至撒马尔罕的铁路。该线路全长1126英里，于1888年竣工。
这些变化同样引起了伦敦的注意。据英国媒体报道，从里海海岸延伸至克孜尔-阿尔瓦特217英里的铁路正是俄国准备进军印度的有力证据。
[8]
很快，这种担忧被清楚地证实了。由于土库曼部落与阿富汗边界不清，喀布尔一口咬定土库曼部落是阿富汗的属民，引发了双方严重的争议，即通往英属印度、开伯尔山口最便捷的路线以及前往赫拉特的必经之路的归属问题。首先应当指出，潘迪绿洲
的土著居民是土库曼部落。英国的立场简洁明了、始终如一，即完全支持酋长国主张，认为它是绝对合乎规律且尊重历史的。
1884年6月，阿富汗人在潘迪绿洲逮捕了一名俄国旅行者。俄国政府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后来阿方释放了被捕者。虽然该事件得以解决，但是尚未敲定的划界问题引发了各方的担忧。
1885年2月，此地开始爆发小规模冲突。
3月，在英国人的唆使下，阿富汗开始向库什卡河沿岸派兵。随后，阿方在库什卡划界谈判中频繁挑衅。
对此，科马罗夫将军命令下属尽量避免冲突。
在俄属库什卡河左岸只有3座俄军哨所，且每个哨所仅有几名驻军。
趁俄软弱，阿方立即采取挟制措施。阿军建造了若干个多面堡，靠近俄军哨所，侮辱哨兵。因俄军未做出武力反击，阿军的挑衅愈演愈烈。显然，冲突的爆发无法避免。
3月30日，一支由2600名骑兵和1900名步兵组成的阿富汗部队向争议地区挺进。当日，在阿军拒不接受撤军提议后，科马罗夫率兵击退阿军，取得胜利。
俄阿火拼分外激烈，伯丹系列步枪大显神威，射击总数为122021发，每支步枪的子弹射击数为85～95发。
土库曼骑兵与俄军步兵联手抗击阿军。在阿军落败后，俄土联军发起反攻、追击，
阿军四散而逃，丢下4门英国野战炮、2门英国山地炮、2门阿富汗山地炮。
在对战发生前的几天，当地气候潮湿，降雨连绵不断；当天，天降大雪，道路泥泞，马匹足迹无从辨别，因此追捕逃兵效果欠佳。在库什卡河左岸及跨河大桥上堆满了阿富汗士兵的尸体。
战俘的证词和相关资料均表明，阿军的此次行动受英国指使。
土库曼土著居民——撒拉尔部落和贴金部落欢庆胜利。他们憎恨阿富汗人，故而因其战败欢欣鼓舞。
战后，仅掩埋尸体就用了若干天。在科马罗夫的部队中，1名军官、10名士兵战死，3名军官、29名士兵负伤。
俄国这支1500人的队伍，在4门火炮的支援下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成绩，不仅给喀布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是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
这场微不足道的冲突向中亚证明了俄国的实力，各部落开始派遣代表团寻求科马罗夫的庇护。
冲突的发生是出乎意料的，因为解决争议问题本应是英俄划界委员会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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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新闻引发强烈反响，伦敦怒火中烧。英国首相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在下议院发表讲话，谴责俄国侵略阿富汗，提议政府拨付特别费用100万英镑。该提议获得一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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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议会表决通过1100万英镑的军费拨付提案。
俄英关系陷入严重危机，英国媒体开始为赫拉特的命运痛苦呻吟，仿佛科马罗夫的部队即将攻城而入。
1884年，查尔斯·麦格雷戈（Charles MacGregor）将军的著作《印度国防》（
The Defence of India
）在英国出版，其中谈到了坚决抵制俄国侵略印度计划的必要性。麦格雷戈认为，侵占赫拉特是俄国图谋侵略最重要的英属殖民地印度所迈出的第一步，他呼吁在英属印度边境全线，首先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构建与俄国对抗的防御体系。
阿富汗认可英国解决印度国防问题的激进观点，
其中的关键在于赫拉特。麦格雷戈断言：“俄国占领赫拉特将对英国在印度的政权构成极大威胁。”
他呼吁英国与德国、土耳其、波斯结盟，突袭俄国在外高加索和高加索地区的属地。
他在书中写道：“只有将俄国赶出高加索和突厥斯坦，才能真正解决印俄问题，我郑重声明，我对自己的见解确信无疑。”
该书一经出版，便激怒了英国当局，然而在库什卡战役后，该书所表达的思想给执政者带来了许多启发。
伦敦下达了加强建设印英联军的命令，印军扩编12000人，英军扩编11000人，最终印军增至128636人，英军增至70000人左右且配备414门火炮。
[11]
事实上，在印度爆发1857年起义后，几乎所有的炮兵部队都集中在了欧洲。当地部队1/3的军官是英国人，印度军官指挥中队和骑兵。印英联军中的印度士兵主要来源于以下地方部队：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这些由当地大公供养的部队属于封建民兵组织，士兵通常缺乏训练、武器不足，因此只适合维持秩序。1885年春，危机达到高潮，为了保护后方阵地，英国决定建立印英联合作战部队（由2.5万英军和3.1万印军组成）和后备师（由0.6万英军和1.35万印军组成）。
英国海军部一直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俄国巡洋舰的增加情况。1885年3月，英国盘点了本国的巡洋舰，共计29艘：1艘装甲巡洋舰、5艘甲板装甲巡洋舰、23艘轻型巡洋舰。除此之外，还有6艘可用作袭击舰的商船“志愿舰”，2艘正在舾装的一等巡洋舰，1艘近期即将下水的巡洋舰。在波罗的海上分布着3艘甲板装甲巡洋舰和12艘轻型巡洋舰；在黑海上分布着2艘轻型巡洋舰、1艘“志愿舰”；另外12艘巡洋舰分布在俄国领水之外。在此情况下，以宗主国为据点的英国舰队可以轻易封锁俄国在波罗的海的出海口，这令俄国人坐立不安。1885年3月14日，海军部向英国政府提议与日本、中国、法国、美国及某些南美中立国家展开秘密合作，一旦爆发英俄战争，便可游说这些国家不向俄国巡洋舰供应煤炭和淡水。与此同时，鉴于国际法未对此类问题做出规范，且有伦敦开创的不良先例（例如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曾向南方提供袭击舰），因此军部专家承认这项任务的艰巨性。
有趣的是，俄罗斯帝国舰队的领袖严重质疑巡洋舰战争的前景，认为本国的舰队实力绝对无法胜任海上战争，并且在海上获得补给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在英俄两国发生冲突时，俄政府下令，要求位于境外水域的本国舰船驶入中立国港口。1885年4月，英国开始监视俄国舰船。在海上，每艘俄国战舰都被一两艘英国战舰监视跟踪。在此情况下，俄国海军部开始武装部分商船；加强防御措施，如进行速成训练、武装布雷船、新建沿海炮台（特别是在此时防护薄弱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前往重要军港和商港的通道上埋设大量水雷。俄军在喀琅施塔得水域埋伏水雷1230枚、芬兰堡523枚、维堡180枚、德文斯克141枚，在塞瓦斯托波尔、刻赤、敖德萨、新罗西斯克、波季、巴统等地水域均埋伏了水雷，总计2000余枚。
虽然英属印度总督达弗林伯爵（The Earl of Dufferin）对俄国威胁论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依旧奉命筹备军队，以便在必要的情况下保卫赫拉特。
[12]
3月9日至31日，应印度总督之邀，阿富汗埃米尔做客总督府夏季公馆。
达弗林伯爵试图说服埃米尔允许英军借道阿富汗。在此，埃米尔偶然得知了关于库什卡战役的消息。
根据阿卜杜·拉赫曼汗的说法，他之所以与达弗林见面，“是为了向俄国证明我是英国的朋友”
。在会晤过程中，英方决定向阿富汗提供物资援助，并且授予埃米尔荣誉宝剑。拉赫曼神气活现地手持宝剑，声称：“我希望能用这把宝剑为英国政府扫除一切敌人。”
[13]
在库什卡战役后，英国在阿富汗的权威遭到严重动摇，因此这一承诺对英国而言格外重要。
为了让阿富汗对英国的实力充满信心，英属印度政府计划向喀布尔支援2000万卢比、2万支步枪、4门重型火炮、2门榴弹炮、1门山地炮及其配套的弹药装备等物资。为应对与俄国即将爆发的战争，英国政府甚至推迟了征服缅甸的计划（1886年征服缅甸）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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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885年6月，英国始终在积极筹建一支由16艘战列舰组成的海军舰队。
然而，此事并未引发英俄冲突，因此英国无法向欧洲盟国寻求帮助。除了英俄问题外，英国还被非洲问题所累。自俾斯麦联盟建立后，虽然对英国占领埃及耿耿于怀的法国被孤立在外，但是英国仍警惕地关注着法国海军力量的增长及与法国的殖民地竞争，特别是在非洲的殖民地竞争。1885年春，法国的行动出人意料。1882年3月，法国对东京（越南北部）采取军事行动。尽管法国的军事行动获得了当地盟军的支持并且占据武装优势，但是最初的行动并不顺利。
从海上作战到河上作战，法军都有舰队支持——2艘装甲舰、1艘二等巡洋舰以及2艘炮舰。
这种辅助优势在战争中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清军还是越军，都无法抵挡法军的炮火。1883年8月25日，在对沿海要塞进行封锁和炮击后，安南（越南中南部）的统治者被迫承认法国对安南和东京的保护国地位。
和平不会就此降临。法国继续封锁海岸，截断军队和武器运输。
此后不久，法越两国爆发新冲突。
此时，法国舰队实力大增，拥有4艘装甲舰、5艘一等和二等巡洋舰、16艘炮舰及6艘运输舰。
1883年12月，在东京驻扎的法军从4000人增至15000人（其中包括欧洲部队、非洲步兵、地方警察），同时配有88门火炮。在舰队的协助下，法军迅速占领了沿岸地区与河流通航地区。
1884年5月11日，中法两国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承诺从东京撤军；法国不向中国索要军费赔偿，保证中国与越南北部毗邻边界的安全。
实际上，此时的巴黎已经掌控了东京和安南。
此后，法国从新殖民地撤军5000人，留下近6000名欧洲士兵与当地的辅助部队（约6000人）共同驻守此地。此外，还留下了26艘军用船只、18艘内河炮舰及10艘运输船。在此情况下，经常出现划界问题。法国希望将谅山划入殖民地范围，然而中国认为这是其疆土，因此在那里与法军对抗、拒绝撤军。1884年6月，法军不宣而战，再次展开军事行动。清军以9艘蒸汽式海防帆船（在法国专家的帮助下建造的）、2艘铁炮舰及12艘军用帆船迎战法军的4艘装甲舰、7艘二等巡洋舰、3艘三等巡洋舰及10艘炮舰。虽然清军试图抵抗，但是由于与法方实力差距悬殊而彻底落败。1884年8月23日，中国舰队被摧毁。
1884年10月，中国人被逐出多数争议领土；11月，法国舰队封锁台湾。
1884年底，两国暂时停止了军事行动。在扩充驻军的同时，法国组建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
此后，法军登陆台湾。2月15日，法军用撑杆水雷袭击清军海防帆船和护卫舰，致其沉没。
在台湾的军事成就弱化了法军对东京的勘察。
1885年3月27～28日，清军精锐部队在谅山击败了法军。
此次战败严重损害了法国的军事声望，并且引发了3月30日的政府危机。
至于德国，与同英国结盟对抗俄国相比，它更倾向于与俄国达成协议。1885年5月4日，普鲁士威廉王子——未来的德皇威廉二世写信告知亚历山大三世：威尔士亲王在访问柏林时透露，英国政府不愿受侵略主义者支配发动战争。他还补充道：“站在我的立场上，我由衷地恭喜您。科马罗夫将军大获全胜，这令我们乃至全军上下欢欣鼓舞。我向您保证，我们所有同志都真心爱戴为您而战的部队。我与俄罗斯军官一样，希望胜利永远伴随陛下左右。但是，很遗憾我无法用自己的鲜血为它而战！”
最后一句话显然是多余的。
伦敦呼吁俾斯麦调解阿富汗问题，但是遭到了俾斯麦的断然拒绝。俾斯麦指出：“即使最轻微的干涉……都能使英国摆脱俄国的仇视，而使其转嫁到我们自己身上。”
这种场景无论如何都是“铁血宰相”不愿见到的。1885年5月27日，俾斯麦致信威廉一世，指出：“对俄国直接或间接施加哪怕最轻微压力，甚至提出维护和平的友好建议都将招致俄国的仇恨。毫无疑问，俄国如果担心战争期间来自德国或奥地利的威胁，那么就不会与英国开战。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轻微暗示足以使俄国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但是也足以重新激发并且增强俄国本已消除了的对我们的不信任感，进而导致俄国政治的刀锋转向西方。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当保持谨慎，避免向彼得堡传递任何信息，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信息，以免彼得堡认为我们在施压或者陛下在暗示俄国不要破坏和平。”
同时，俄国也不希望开战。亚历山大三世5月1日召开会议，决定与英国就阿富汗问题进行对话。
1885年5月12日，两国就伦敦方面提出的“维护两国尊严”的提议展开讨论。
事实上，1885年的和平局面很难打破。英国1878年占领塞浦路斯岛，接着在1882年占领埃及。英国的扩张行为加剧了英法、英土关系的恶化，因此伦敦不希望在与俄国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开放黑海海峡。君士坦丁堡立即以同意开放黑海海峡要挟英国在埃及问题上做出让步，这让英国无法接受。此外，所有大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法国都警告奥斯曼土耳其不要开放黑海海峡，因为这是违背其义务的。奥斯曼土耳其也不愿成为英俄两国解决中亚冲突的舞台。
1885年4月16日，英国海军部在探讨加强黑海海峡的武装防卫问题时得出结论：除非大量派遣陆战队占领海峡，并且使土耳其卷入战争，否则无法与俄国在黑海抗衡。尽管英国未将俄国黑海舰队（2艘装甲舰、4艘轻型巡洋舰、4艘小型轮船、12艘布雷艇、2艘运输舰）和塞瓦斯托波尔、巴统（最可能遭受攻击的重要目标）的加固工程视为危险的障碍，
但是它们将地中海中队的侦察范围限制在了达达尼尔海峡之外。至于波罗的海水域，喀琅施塔得、芬兰堡的防御工事是公认的通过直接进攻无法攻克的，英国专家高度赞扬俄国自1878年以后在这些要塞所做的工作。据他们推断，只有在炮击或进攻防守薄弱甚至完全没有防御的商港时，如奥布、里加、雷瓦尔（今爱沙尼亚的塔林）、维堡、温道和利巴瓦（今拉脱维亚的文茨皮尔斯和利耶帕亚）等，英国舰队才可能取胜。
在此局势下，“鲸鱼与大象”之间的冲突，这是欧洲媒体沿用俾斯麦的说法，是不可能爆发的。在此，必须为德国宰相正名，他一直反对“鲸鱼”进入黑海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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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于俄国无益，因此谈判得以恢复。1885年9月10日，谈判以英俄两国签订《伦敦议定书》告终。根据协议，富有争议的潘迪绿洲划归俄属，通向赫拉特的祖尔法加尔山口划归阿属。
1887年7月22日，两国签订《彼得堡议定书》，沿阿姆河进一步划分俄阿边界。
彼得堡和伦敦坚信，能够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此类问题，这对于1895年的最后一次俄阿划界至关重要。通过此次划界，帕米尔的大部分地区划归俄属；作为俄属土库曼和英属印度之间缓冲区的“瓦罕走廊”划归阿属。
中亚危机再次证明了俄国在远东的弱势地位，因此巩固远东势在必行。
[1] P.Hopkirk， The Great Game：The Struggl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Kodashan International，1992，pp.387-388.
[2] Russia in the East，1876-1880：The Russo-Turkish war and the Kuldja crisis as seen through the letters of A.G. Jomini to N.K. Giers ，Edited by Chrales and Barbara Jelavich.Leiden：Brill，1959，p.99.
[3] N. V. Tcharykow， Glimpses of High Politics：Through War and Peace，1855-1929 . 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31，p. 161.
[4] E. Dearubaix，“L’Angleterre et la Russie en Orient，” Bruxelles et Leipzig ，No. 27，1885，p. 39.
[5] Hopkirk， The Great Game ，pp. 418-421.
[6] Charles Marvin， The Russian Annexation of Merv：what it means and what it must lead to . London：W. H. Allen，1884，p. 6.
[7] Marvin， The Russian Annexation of Merv ，p. 8.
[8] Charles Marvin， The Russian Railway to Heart and India. London：W. H. Allen，1883，pp. 10-12.
[9] “Afganistan，Marches des Russes dans l’Asie Centrale，” Revue Militaire ，no. 4 （1885），p. 243.
[10] Hopkirk， The Great Game ，pp. 428-429.
[11] Frederick Sleigh Roberts， Forty One Years in India：From Subaltern to Commander-In-Chief . London：Richard Bentley and Son，1900，p. 503.
[12] A.W.Ward and G.P.Gooch，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3，pp.8-189.
[13] Roberts， Forty One Years in India ，p. 508.
[14] Roberts， Forty One Years in India ，pp. 504-506.
[15] C.L.Smith， The Embassy of Sir William White at Constaninople，1866-1891.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