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4年是俄日战争爆发110周年，与纪念这场战争爆发100周年不同，这一年对该战争的研究并未骤增。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历史是门关注事件发生百周年的科学。2014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社会各界的注意力普遍集中于此。然而，从俄日战争周年纪念活动的影响来看，关注俄日战争并非无益。目前，某些西方国家仍固执己见地将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战争列入日程，因此抵制这种政策迫在眉睫。

在我看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关注，无论如何都不应影响我们冷静而审慎地对待1904～1905年发生在远东的俄日战争。无论是俄日战争本身，还是当时的国际背景，都对俄罗斯帝国的内部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个充满趣味性和启发性的课题。

对于俄日两国而言，这场战争已经成了重要的象征性事件。日本因战胜了拥有欧洲顶尖军队和庞大舰队的俄罗斯帝国而赢得了加入大国俱乐部的权利。此外，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仅使日本在中国站稳了脚跟（早在1895年就已经占领了台湾），同时迫使朝鲜屈从于己。1904年2月10日，日本对俄宣战并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参战主要是为了保护朝鲜：“朝鲜的不可侵犯性始终都是我们格外关心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国家与我国的传统关系，更是因为独立存在的朝鲜对我国的安全至关重要。” 战后，日本又发表了其他宣言，例如在远东首次明确提出了“大亚细亚主义”。与此同时，日本的胜利也成了美日关系恶化的导火索，中国东北日本占领区“敞开的大门”紧紧地关闭了。

至于朝鲜，在俄日两国签署了《朴次茅斯和约》后，日本便不再关注它的独立问题了。正如一位日本作家所说的那样：“朝鲜半岛犹如一把瞄准日本心脏的匕首，因此与朝鲜建立紧密的政治、军事联系对于确保日本的安全是十分必要的。” 1911年，日本吞并朝鲜并使其成了自己的殖民地，然而很快对日本而言拥有朝鲜半岛这把“匕首”就已经无法满足其野心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俱乐部成员的日本开始有目的地进行军事训练：训练陆军以备与苏俄开战；训练海军舰队以备与美国开战。这是日本继甲午战争和俄日战争后迈向1945年的第三步。事实上，在1904年几乎没人能够预见这段历史的结局。

对于俄罗斯帝国而言，1904～1905年远东的局面已经预言了战争的结局。没有什么是比无法结束一场失败的战争更糟糕的了。早在1811年，卡拉姆津（Н. М. Карамзин）就曾指出：“为了稳固专制制度，国家权力是必不可少的。” 在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前夕，保守派批评家列昂季耶夫（К. Н. Леонтьев）指出，在不远的将来，俄罗斯帝国将“进入冰冻期”。在亚历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Ⅲ）统治时期，稳固的专制制度向百姓展现了强权的冷酷及它在没有重大军事冲突情况下的威力。应当指出，沙俄此举并非徒劳。亚历山大三世本人坚决拥护无限制的专制制度，与该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他的导师波别多诺斯采夫（К. П.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1880年代，民粹主义运动以失败告终，政治“安抚”达到了高潮。地方自治活动家罗季切夫（Ф. И. Родичев）指出：“从1881年到1894年，在这13年间，社会生活和思想运动明显减少了。参加改革派会议的人日渐减少，百姓也越来越不愿意参与密谋了。” 这种局面令统治者感到欣慰。20世纪初，作为自由主义阵营领导者之一的马克拉科夫（В. А. Маклаков）在回忆起1880年代社会动向时指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专制制度依旧保持着它的魅力。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1860年代的改革，而是因为专制制度足以体现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力量。正因如此，人们对君主制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Ⅰ）的所作所为不仅没有引起百姓的憎恶，反而成了人们崇敬的对象，这并非毫无道理。”

虽然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乐观。国家的决策者坚信他们比其他人更了解俄国，因此在如此“光明”的前景下他们无所畏惧。1882年1月，斯拉夫派保守主义者卡韦林（К. Д. Кавелин）指出：“这种观念幼稚、可笑，如果它长期左右国家政策的制定，那么最终一切将以最可悲的悲剧收场。” 任何转化成为政策的意识形态幻想都将对国家构成极大的威胁。拥有完全权力的政府必须能够预感到国家所面临的危险，因为完全的权力等同于完全的责任。当时俄国农村的处境极为艰难，国家的农业扶持政策依旧倾向于贵族土地所有者。在1880年代中期，地主在贵族银行的贷款额度比农民在农民银行的贷款额度高出七八倍。

1890年代初期，农村问题日渐尖锐，最终上升到了国家层面。1891年，农作物歉收，饥荒席卷二十余州，有些地区甚至空无一人。在农村随处可见被钉死了的房屋，这是“涌向世界各地的逃荒者留下的小木屋”。俄国杰出的立宪民主党人、国内政策研究者认为，这场危机已成为影响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场灾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各界的声音也不容忽视。托尔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指出：“今年由于农作物歉收，大家都紧绷着神经，人们总是吃不饱饭。”

到了年底，政府为了解决饥荒问题拨付的7200万卢布已经花掉了6000万，但是收效甚微。此时，国家的金融稳定性受到了威胁。时任财政大臣维什涅格拉茨基（И. А. Вышнеградский）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企业家，他反对继续拨款解决灾荒问题，主张出口谷物、缩减居民生活必需品开支。柯罗连科颇为准确地描述了这项政策的结果：“我们已经习惯了向农村索取，却没有给予的能力。” 在饥饿和流行病面前，被政府视为农村信仰支柱的乡村神职人员的弱点暴露无遗。教会学校动荡不安、牧师与教民之间摩擦不断，这一切都只是开端。

此时，在1880年代溃不成军的自由主义运动似乎又重获新生，顽强地耸立在与饥饿和随之而来的流行病斗争的土地上。米留科夫（П. Н. Милюков）回忆称：“1891年是公众情绪的转折点。这一年在伏尔加河流域爆发的饥荒震惊了整个俄国社会。” 在自由主义运动中，人们拒绝服从政府提出的援助饥民的号召。他们赞成托尔斯泰的观点：“捐赠法是最高权力机构自行确立的，其他任何权力机构都不能废除它。” 国家需要有文化的人，而他们的数量也在增加。《解放》（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杂志的编辑斯特鲁维（П. Б. Струве）在该杂志第1期第一篇社论中写道：“无论1880年代的社会形势多么严峻，它都无法抑制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和兴趣，无法遏制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 面对如此形势，必然无法找到其他出路解决饥荒问题。

研究社会运动的历史学者科列罗夫（М. А. Колеров）指出：“众所周知，1891年的饥荒对俄国社会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政府颁布的旨在‘切断’社会自发资助活动的限制措施，为稳定局势所做的徒劳无功的尝试，强制要求新闻媒体、食堂、集资机构等非政府性援助单位办理许可证，这些举措都为反对派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891年，人们对国家和政府的信心逐渐坍塌，他们不再坚信国家是充满力量的、政府是不可战胜的。事实上，此时的镇压型政权与社会舆论和社会自发性组织呈对立之势，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悲剧。毫无疑问，这场饥荒为双方的较量提供了恰当的借口、合适的背景。在此情况下，存在这样一种推断：声名狼藉的政府主动退出，自愿为反对派的自我肯定和发展留出空间。1891年，处于社会道德舆论批判中心的不仅是政府的厚颜无耻，还有民粹派的‘乌托邦主义’。此时，人们对社会主义改革寄托了全部的希望，但是改革的设想需要建立在古老的农民经济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依旧行之有效的基础上。” 1891年，国家民族主义同盟、斯拉夫派和温和民粹派的内在缺点暴露无遗。

此时，新的革命浪潮悄然而至，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受欢迎。然而，政府依旧在与饥荒、自由主义者及日渐缩减的谷物出口量做斗争。但是从整体上看，社会各界基本保持团结并且承认政府的权威性。这是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Ⅱ）从他已故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那里继承的宝贵“遗产”。然而，到了1905年沙皇政府的势力已经大不如前。在很大程度上，这已经预示了俄日战争的结局。对中日冲突的干涉使人们坚信俄日两国必将开战，而彼得堡方面几乎恰逢其时地表明了维护专制制度不可侵犯的决心。

1892～1893年灾难过后，政权与社会势力之间的对抗并未结束。1894年春天，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某位喉舌指出：“对地方自治局活动范围的限制是政府压制近期日益活跃的地方运动的手段之一。” 特维尔地方自治局与地方行政长官不睦已久。在这两年里，面对饥荒和流行病，双方甚至就赈灾资金的分配问题发生了正面冲突。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后，人们对自由主义变革的期望日趋强烈。所有人都期待着改革，“所有人都毫无头绪却满怀希望地看向年轻的沙皇尼古拉二世”。

1894年11月1日（俄历10月20日），年轻的君主发表了登基宣言。他宣誓将秉承先人遗训治理国家，即“始终将维护俄罗斯的和平繁荣、强盛荣耀以及为忠诚的臣民谋福祉作为唯一目标”。就这样，尼古拉二世给了地方自治局模糊的希望，地方自治局的成员也逐渐活跃了起来。地方自治局的温和派和自由派开始聚集。 1894年末，当日本海陆两军战胜清政府基本已成定局时，特维尔地方自治局期待尼古拉二世推行改革（沙皇登基后通常会实施改革）。1894年12月20日，地方自治局通过了上书沙皇的提议，上书文件由州会贵族领袖罗季切夫执笔。

该文件既对新任沙皇的登基宣言做出了明确回应，同时也简要地阐述了地方自治局的自由主义纲领及自由主义者的期待。他们呼吁尼古拉二世与人们对话：“我们期望，无论是政府代表还是人们都能坚定不移地遵守法律法规，这样我们的幸福感将会不断增强。因此，在俄国代表君主意志的法律应当时刻高于政权内部个别人的个人意志。我们坚信，个人权利和社会机构的权利将受到保护，变得不可侵犯。陛下，我们期待有朝一日社会机构有机会、有权利就与之相关的问题发表意见。这样，无论是政权代表还是普通百姓的想法和诉求都能上达天听。陛下，我们期待在您的治理下俄罗斯能够发展一切社会力量，沿着和平与真理的道路不断前进。我们相信，在与忠于沙皇、忠于祖国的各阶层社会代表沟通的过程中，陛下所领导的政权必将找到助您实现伟大帝国构想的新力量。” 这份文件在地方自治局成员的一片掌声中通过了。读罢此函，罗季切夫欢呼道：“先生们，此时此刻，我们在向尼古拉二世表达我们的期望、我们对未来的信念以及我们的抱负。尼古拉二世万岁！”

虽然他们对这位年轻的沙皇几乎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希望沙皇能够肯定他们的倡议。人们满怀对俄国内政新时期的期待开始了新一年的生活。1895年1月20日，农业部召开了农业委员会会议，私有制土地代表出席了该会议。尽管新年的第一场会议十分普通，但人们对它期望良多。 1月26日，财政大臣收到圣谕，要求财政部每年向“科学家、文学家、政论家本人或其遗孀、遗孤”发放五万卢布援助金。此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与此同时，其他地区的地方自治局也开始积极筹备上书事宜。过高的期望最终迎来了失败的结局。尼古拉二世将特维尔人的上书交给波别多诺斯采夫并且让他批复。在这位年轻沙皇的眼中，波别多诺斯采夫是一位可靠的顾问，因为他能告诉自己：假如先皇面对此种情况，他将怎么做。早在1881年，波别多诺斯采夫就曾明确表达过自己的信条：在他看来，宪法是虚假的，是“俄国走向末日”的标志，议会是坐满了“废物和人渣”的“座谈室”。圣主教工会教院总监甚至起草了警告书。内务大臣杜尔诺沃（И. Н. Дурново）向尼古拉二世进言，提议对上书者实施行政处罚。最终，罗季切夫被剥夺了与尼古拉二世会面的资格，同时被禁止从事地方自治活动。

1895年1月29日，尼古拉二世夫妇在冬宫的尼古拉耶夫大厅接待了贵族、哥萨克、城市及地方自治局的代表。来自20个地方自治局的代表向沙皇递交了两份上书，其中一份依旧来自特维尔地方自治局。在招待会上，尼古拉二世说道：“我很高兴看到各阶级代表齐聚一堂，表达忠心。我相信在场各位的忠心与诚意。但是，我听说在地方自治局的会议上，某些人竟妄言要参与内政，这简直就是胡思乱想。所有人都应当明白，我必将全力以赴地为人民谋福祉，如同先父一样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制度的根基。” 关于当天发生的事情，尼古拉二世在日记中写道：“1895年1月17日：在进入尼古拉耶夫大厅前，想到即将面向贵族、地方自治局及城市代表发表讲话，我感到惶恐不安。”

很快，尼古拉二世的讲话被刊登在了各大报刊上。次日，尼古拉二世接待了多个代表团，但是这次一切进展得很低调，没闹出什么大动静。事实上，前一天尼古拉二世在讲话时出现了口误：他将“毫无依据”（беспочвенными）说成了“毫无意义”（бессмысленными），更确切地说，“毫无意义”一词是被他高声喊出来的（当时他将演讲稿放在了手中的帽子里）。尼古拉二世“大声疾呼”的画面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根据官方报道，招待会圆满结束：“洪亮的‘万岁’声响彻尼古拉耶夫大厅。”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社会反响和不容乐观的公众情绪。人们普遍认为，此次会面是政府在向反对派宣战，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斯特鲁维回忆道：“很难描述这场风波，尼古拉二世1月17日发表的关于‘毫无意义的梦想’的讲话传遍社会各界。”

那时，“与其说沙皇的讲话是被恶意批判的对象，倒不如说是被嘲笑的话题”。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拉姆兹多夫（В.Н. Ламздорф）伯爵在1月31日（俄历1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在城市里，陛下昨日的讲话遭到了强烈批判，此番话语让人们感到十分难过。” 同日，在首都出现了一封写给尼古拉二世的公开信，信中写道：“您的讲话现在已经传遍了整个文化界，乃至整个俄罗斯。在此之前，没人了解您，但是从昨天开始您已经成了名人，像您这样的名人肯定容不下‘毫无意义的梦想’。” 这封信的结尾写道：“是您率先宣战的，这场战争不会让您久等。” 这封信是以罗季切夫名义发出的。事实上，这封信的作者是斯特鲁维。在冬宫举行完社会各界代表招待会的三天后，彼得堡方面通过决议，准备干涉日中冲突。

在此后的几年里，国内外政治势力多次交锋，这为远东未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黑土区农民的处境十分艰难。面对短缺的土地，农民不得不签署苛刻的租地条约。然而由于种植水平低下、农民毫无权利，当粮食和土豆减产时，农民的负债又增加了。如果说1871～1875年农民的负债额为400万卢布（占税额的10%），那么到了20世纪初农民的负债额已经高达5500万卢布（是税额的1.77倍）。 1902年春季发生了农民暴动。3月，波尔塔瓦州的54个庄园在4天内被摧毁，而后暴动蔓延到了哈尔科夫州。为了镇压暴动，政府不得不出动军队，最终出现了人员伤亡。 4月15日，作为对政府的反击，社会革命党人组织了针对内务大臣西皮亚金（Д. С. Сипягин）的暗杀活动。

这一切都令尼古拉二世感到不快，因为此时的彼得堡正在等候一位盟友的到来。5月20日，法国总统埃米勒·卢贝（Émile Loubet）抵达俄国首都。沙皇政府隆重地接待了这位贵宾：演出、舞会、阅兵、烟花。23日，卢贝离开了俄国。次日，枢密院签署了最高法令，规定：受灾的土地所有者可获得80万卢布的补偿，这笔款项先由国库垫付，而后每年向参加暴动的农民所在的村庄、村社额外征收罚款充入国库，罚款自1902年下半年开始征收。反对派称这项举措为“无差别的惩罚性赔款”。农民暴动已然发生，尽管政府已经知晓了农村混乱的状况，却无动于衷。一切都停留在口头上，或谴责或许诺。

1902年8月至9月，在库尔斯克附近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此次演习原计划于1900年8月进行，然而义和团运动打断了该计划。除了时间发生变化外，其他事宜全部按照原计划进行。从演习日程上看，共有154个营、76个骑兵连、1支哥萨克部队参加。此外，出动火炮348门。演习部队分为两支：一支是由莫斯科军区司令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大公领导的莫斯科军；另一支则是由陆军大臣、侍从将军库罗帕特金（А. Н. Куропаткин）领导的南方军。9月7日，库罗帕特金上将抵达军演区。 10日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和作为总裁判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大公抵达军演区。次日，尼古拉二世抵达军演区。

在库尔斯克火车站，尼古拉二世接见了贵族和地方自治局代表。他承诺要进行改革，要让贵族和地方自治局成员加入州委会。尼古拉二世在向贵族表态时说道：“地方上的贵族们，你们是维护俄罗斯道德和秩序的支柱力量，巩固你们的地位是我时刻关心的事情。”至于地方自治人士，沙皇建议他们发展地方经济。这是内务大臣普列韦（В. К. Плеве）提出的政治纲领，得到了沙皇的全力支持。 9月14日，尼古拉二世造访库尔斯克，在贵族代表的陪同下出席了亚历山大三世纪念碑的揭幕式。仪式完成后，尼古拉二世前往州长府。在此聚集了来自库尔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奥廖尔州、沃罗涅日州的乡长和村长。面对他们，沙皇发表了简要的讲话，指出：“在波尔塔瓦州和哈尔科夫州制造暴动的罪人将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应当记住亚历山大三世在莫斯科加冕时对乡长们所说的话：‘你们应当听从贵族领袖的话，不要相信荒谬的谣言。’”

后来演习开始了，库罗帕特金上将的名字在俄国变得家喻户晓。在演习中，他展现了自己率领大部队作战的指挥风格，后来在中国东北他依旧保持这种指挥风格。由基辅军区部队和敖德萨军区部队组成的南方军有两支步兵军、一支联军及一个骑兵师，共计88.5个营、49个骑兵连、1支哥萨克部队、46个炮兵连（216门火炮）。南方军扮演侵略军，它需要穿越基辅附近的第聂伯河，经由库尔斯克州和奥廖尔州进击莫斯科。由莫斯科军区部队和维尔诺军区部队组成的莫斯科军则扮演守军，其军事力量包括两支步兵军和一支联军，共计77.75个营、36.5个骑兵连、1支哥萨克部队及198门火炮。按照作战计划，它应向奥廖尔州和库尔斯克州推进，迎击并驱逐侵略军。在演习的第一阶段，南方军因军力不足向“敌人”做出了退让。它计划逐步撤退到库尔斯克，占领此地作为防御堡垒，等待增援。此后，尽管库罗帕特金领导的南方军军力有所下降（此时共有79个营、40个骑兵连、1支哥萨克部队及180门火炮），但它仍以微弱的优势略占上风，而后在奥廖尔州转入反攻。军演计划书中记载：“将为参与军演的部队配备精良的技术设备，如电报机、电话、热气球等。同时，将检验摩托兵的行动能力以及在没有无线电报机的条件下使用信鸽传递信息的能力。在军演过程中，双方可调用铁路或公路运输军备物资。” 上述计划均在实战中得到了落实。

事实上，在这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使用了一系列新型技术设备，如侦察型热气球、战地电话等。与此同时，新型通信设备也得到了有效利用：累计铺设了29条电报线路、20条电话线路，创建了9个电报站、11个电话站。除此之外，作战部队还尝试了在轻型汽车和载重汽车上搭建临时参谋部。由于这项新技术并不成熟，试验以失败告终。同样地，使用6吨和10.5吨的蒸汽机车牵引3节平板车（每节平板车的载重量为3～4吨）向军队运送粮食的尝试也未取得成功，其原因在于此类设备不适合在俄国的道路，特别是在桥梁上通行。在夜间进行训练和战斗是此次演习的另一项创新。根据南方军的军演报告可知，在后来的军事行动中库罗帕特金上将领导的南方军战胜了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领导的莫斯科军。

当库罗帕特金作为司令拥有独立指挥权时，他延续了在突厥斯坦战役中形成的作战风格（那时他所指挥的部队人数不足千人），指挥军队将战线延伸至警戒线附近，最终摆脱了危机。这很容易做到。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军事演习来说，这种打法属于常规的传统作战方法，而非库罗帕特金的独创。这种常规的作战方法多次出现，例如，莫斯科军派骑兵部队突袭南方军的粮仓和面包房，虽然突袭成功，但在真正的战争中这种作战方法是绝不可行的。总而言之，尽管双方都进行了创新性尝试，但是演习本身是按照完全过时的方案展开的，双方仿佛都在参加拿破仑时代的战争。哥萨克部队分散包抄，骑兵展示骑术，步兵伴着鼓声和军号声发动进攻，炮兵连则暴露在明处，驻扎在地图标注的位置上。

在这场精彩的“表演”中，库罗帕特金的对手并不走运。这场演习的一位参与者指出：“北方军接连败退，因此最终陆军大臣‘战胜了’大公也就不足为奇了。库罗帕特金亲自制订演习计划，挑选最优秀的部队，并且任命自己为南方军的统帅。” 在为期两周的军演的最后阶段，他的战绩成功地超越了所有人。莫斯科军撤退到卡斯托尔诺耶村附近的一个防御堡垒，在那里他们开辟了全断面掩体，埋伏了炮兵连，拉起了铁丝网，布置好了陷阱。1902年9月16日，南方军在平原对防御堡垒发起进攻，随后步兵和骑兵遭遇峡谷地势，因此他们不得不冒着枪林弹雨穿越峡谷。此次进攻，南方军共出动了64个营和100门火炮。南方军的报告中写道：“很明显，第八军和第十军配合得十分默契。随着进攻的开展，我方军团逐渐逼近莫斯科军，形成合围之势，最终我军在波利安发起总攻，在敌军后方拿下了敌军。在军号声中，我军凯旋，士气大增。”

莫斯科军司令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却认为：“演习中的最后一场战役发生在库尔斯克附近的卡斯托尔阵地。这表明库罗帕特金并不清楚在使用新型武器的现代战争条件下，应当如何攻打被敌军占领的防御阵地。在我军炮兵连扫射‘敌军’根据地后，库罗帕特金指挥近20个营组成了一个不甚坚固的链状包围圈，而后亲自率领一众部下在前方发动进攻。” 当陆军大臣率领整支部队出现在森林边缘时，总裁判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同时莫斯科军也大为震惊。应当指出，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将参谋部设在了根据地前线的一个小山峰上，并且悬挂着印有常胜将军格奥尔吉图案的军旗，因此他的参谋部格外显眼。莫斯科军的炮兵连隐蔽地驻扎在山脚下，库罗帕特金率领步兵悄然靠近此地。当南方军的骑兵部队突然出现在莫斯科军后方两三千米处并对其发起突袭时，步兵还在路上。但是南方军参谋部认为，这场演习已经达到了预期效果。

莫斯科军参谋部的战地记者回忆道：“与大多数莫斯科军的军官一样，我对库罗帕特金的作战计划佩服得五体投地。在这场演习中，他目光精准，率领将士打击我方最薄弱环节。至今我仍然记得，在结束演习的卡斯托尔战役中他们的进攻是多么迅速，攻势是多么猛烈。我们本应隐蔽地分散在山丘上，观察战争进程的莫斯科军参谋部出乎意料地成了敌方打击的重点。” 面对这场危险的奇袭，莫斯科军并未惊慌失措。那时，伪装隐蔽在山脚下的炮兵连奋勇抵抗，向南方军骑兵部队连续开炮。然而在这种作战条件下，远距离的炮火打击无法重创骑兵部队。在此情况下，军演被叫停了。很快，尼古拉二世从南方军中走了出来，出现在众人面前。他对库罗帕特金的表现十分满意，在9月16日（俄历9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最后一刻，当南方军的白衬衣充满整个战场时，这景象实在是太美了。”

有趣的是，1902年10月，日本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日本天皇同样出席了演习。在演习中，日本第六师团和第十二师团进行了空降、登陆战和遭遇战演练。在军演中，日军首先演练的是迂回战和反击战，其炮兵部队的作战方式让俄国军演中的南方军在卡斯托尔战役中几乎没有获胜的希望。对于俄军来说，这不是秘密。据《军事汇编》（Военный сборник）观察员特别记载：“我在南津村前的炮兵连观察炮兵是如何作业的。他们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的事情，不发出一点声响，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与自己毫无关系，所有人如同互不相识。纪律严明、井然有序的炮兵连为作战指挥减轻了负担。” 当然，日军在演习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它与俄军在库尔斯克演习中所暴露的问题大有不同。

在进攻卡斯托尔阵地后，南方军被判定为军演的获胜方。莫斯科军参谋长索博列夫（Л. Н. Соболев）将军直言：“虽然库罗帕特金的军事行动受到众将领［其中包括他未来的参谋长萨哈罗夫（В. В. Сахаров）将军、他未来的下属司令考利巴尔斯（А. В. Каульбарс）］的高度赞扬，但这与他身处高位不无关系。”在读罢对库罗帕特金满是溢美之词的军演报告后，大公甚至发誓要与陆军大臣再来一场类似的竞赛。库罗帕特金成功地包装了自己。毫无疑问，在演习中对军队“内行的、高明的”领导也使其知名度大幅提升。莫斯科军参谋部战地记者回忆道：“每次演习结束后，在与同行交流时，我们总能听说关于库罗帕特金将军对待演习时刻警觉、毫不松懈以及在军旅生活中一切从简的事迹。库罗帕特金将军以身作则，为整个部队树立了榜样。”

军演结束后，参加军演的六支部队接受检阅。 9月18日，163.25个营、85.5个骑兵连、1支哥萨克部队及408门火炮整齐地排列在宽阔的阅兵场上。受阅部队包括90名将军、552名校官、3388名尉官及89121名士兵。数万名军人向观礼台行注目礼。尼古拉二世与伊朗国王站在观礼台中央，备受瞩目。尼古拉二世对军演和阅兵非常满意。阅兵结束后，他颁布诏书嘉奖众人，并且特别表扬了陆军大臣：“很高兴，在演习中我全程见证了您高超、娴熟的军事指挥能力，以及在完成作战任务时可资借鉴的军事行动力。” 若干年后，库罗帕特金率军出征，施展拳脚。但是，当面对难以调遣的后备兵力时，他只能“耐心地”撤退。

在俄国军队中，将军总是佩戴着黄黑色的圣乔治徽章，周围聚集着一众随员和卫兵。然而在未来的沙河战役中，库罗帕特金不得不亲自率领最后一支后备军发起进攻。

据库罗帕特金参谋部的一位军官回忆：“除了哥萨克部队统一着装外，其他部队着装各异，令人惊讶。司令本人则始终都穿着灰色的将军制服，系着银色的围巾，正式的阅兵服与普通的生活装竟出乎意料地搭配在了一起。随员有的穿着常礼服，有的穿着皮夹克，有的穿着军装上衣，还有穿着衬衫的。在战地办公室工作的丹尼洛夫（Н. А. Данилов）上校虽然不承担任何作战任务，却在制服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勋章。他似乎将自己当成了1812年战争中的英雄人物。” 见微知著，在俄日战争中俄国战败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战争爆发前，俄国内政存在诸多问题，这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和远东的未来冲突产生了直接影响。1903年4月19日至20日，在基什尼奥夫发生了一场死伤人数众多的屠杀事件——45人遇难、71人重伤、350人轻伤，700余所房屋及600余间店铺被洗劫一空。据传言，沙皇政府与这场屠杀关系密切：内务大臣普列韦参与策划了屠杀事件；或者说，至少维特（С. Ю. Витте）及其自由主义阵营的盟友积极主张从宽处理实施屠杀的暴徒。此前，顽固而残酷的普列韦似乎是维特的“天敌”。在屠杀事件发生前夕，维特与在德国出版发行《解放》杂志的斯特鲁维站在同一阵线上，共同反对普列韦在犹太问题上的立场。然而事发后，斯特鲁维一方不得不怀疑政府为何对屠杀事件和普列韦的过错竟宽容至此。

1903年5月18日，《泰晤士报》（ The Times ）援引驻俄通讯员情报，刊登了一封普列韦在屠杀发生前写给比萨拉比亚州州长冯·拉宾（В. С. фон Раабен）少将的一封信，信中包含如下建议：“内务大臣，内务部办公厅，1903年3月25日№ 341号绝密函，致比萨拉比亚州州长先生：据我所知，目前在委任您管辖的地区，正在酝酿一场反对犹太人——剥削当地人的罪魁祸首的骚乱。虽然当前城市居民普遍躁动不安并且企图寻找机会表现自己，但是考虑到过分严苛的措施将引发未被革命宣传和反政府势力煽动的群众的不满，因此请阁下务必尽快找出遏制骚乱发生的办法，同时切勿诉诸武力。” ^[1] 《解放》杂志翻译并转载了《泰晤士报》的这篇报道，同时对信函的真实性未持保留意见，甚至还补充道：“这正是内务大臣向比萨拉比亚州州长下达的命令。对此，原本持怀疑态度的人应当明白，在基什尼奥夫屠杀事件中，独裁者普列韦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报道刊登后，普列韦最初甚至对此信以为真。一方面是因为“密函”伪造得十分高明，足以以假乱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普列韦在签字时经常不详阅文件。这封密函被视作政府含糊地承认了参与屠杀事件的证据，并且被欧美媒体大肆转载。不久后事件发生了反转，真相得以澄清。经调查发现，这封密函是伪造的。事实上，依据政府的工作习惯推断，这封密函的虚假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面对即将到来的骚乱，为避免承担责任，拉宾少将立即请示军事当局能否对骚乱进行武力镇压。后来，事态的发展就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了。在我们亲爱的俄国，每当出现危情，官员在未接到明确指令的情况下不敢擅自行动。在军事当局和民事当局正为谁应当对此承担责任而相互推诿时，屠杀事件发生了。内务大臣以拉宾的不作为为由免去了后者的职务（顺便说一句，维特任职总理期间并未因戈梅利屠杀事件惩处政府官员）。

此外，普列韦在《政府公报》（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上发表声明，澄清密函造假事实，《泰晤士报》《每日新闻报》《慕尼黑新闻报》等各大报刊纷纷转载并附评：“上述内容为虚假信息，内务大臣从未给比萨拉比亚州州长写过包含此内容的信函，也没有任何信息可以证明在比萨拉比亚州即将发生骚乱。” 然而，没人相信这些保证性声明。俄境内接受审查的报刊只转载了内务部的声明，却未发表任何评论。《泰晤士报》通讯员因散布虚假信息被俄政府驱逐。《解放》杂志继续谴责普列韦阻碍对事件真相的调查，以期激起民愤。

基什尼奥夫屠杀事件对美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美国犹太移民数量激增。1889～1898年，41.86万名犹太人逃离俄国移居美国。为了引起国际社会对基什尼奥夫屠杀事件的关注，犹太移民在美国27个州的55座城市举行了77场集会。对此，华盛顿官方未出面干预，然而此事并未就此了结。在俄日战争前夕，日本形势艰难，东京方面陷入财政危机，并且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此时，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在听闻俄政府参与策划基什尼奥夫屠杀事件后，决定向日本伸出援手，隶属于库恩雷波公司的美国希夫银行向日本提供巨额贷款。 ^[2] 密函伪造事件使人们不由自主地相信：俄政府内部存在矛盾，因而政府个别成员借机散布虚假消息并与反对势力广泛接触，这使国家威严扫地，同时也促进了东京与美国某些银行的金融往来。

距离1895年1月在冬宫举行招待会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在此期间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这对国内局势造成了直接影响。1904年7月28日，普列韦遇刺身亡。这一消息令许多人“心情愉悦”。1894年底，曾呼吁建立法治社会的人已经不再排斥使用恐怖手段了。斯特鲁维指出：“博戈列波夫、西皮亚金、波格丹诺维奇、博布里科夫、安德烈耶夫以及普列韦的尸体既不是情节剧中的突发奇想，也不是俄国史上的浪漫事件，这些尸体预示着垂死的专制制度的必然结局。” 俄国在中国东北、黄海、日本海战争中的接连失利催化了国内诸多问题（如农业、种族、劳工等）的集中爆发。此时，能否夺得旅顺港成了战争成败的象征；对日本而言，旅顺港是“统治权”的象征。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期待旅顺港陷落引发俄国革命的人而言，旅顺港的结局同样具有象征意义。1904年8月，《解放》杂志编辑感叹：“步旅顺港血腥命运后尘的不是东京，而是彼得堡。在那里必有清算，在那里必有报应。”

1905年1月2日（俄历1904年12月20日），俄国太平洋舰队对日投降，被迫交出旅顺港。3日，尼古拉二世在日记中写道：“夜里，我从斯捷谢利（Стессель）那里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驻军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已向日军投降并割让旅顺港！此时，我内心苦痛，虽然他们已经预料到了这个结果，但是我仍愿相信我军必能收复要塞。全体守军都是英雄，他们已经做完了能做的一切，甚至更多。” 14日（俄历1905年1月1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向海陆两军下达命令，借此向全国人民宣布了战败的消息。在命令的结尾处，沙皇说道：“我与整个俄罗斯都相信，我们胜利的时机即将到来，上帝必将祝福我亲爱的军队和舰队，赋予你们击垮敌人的猛烈攻势，维护我们祖国的荣誉与荣耀。” 后来，沙皇的希望落空了。

1905年1月，布尔什维克断言：“旅顺港的沦陷拉开了推翻沙皇制度的序幕。” 现在看来，这个预言完全正确。此时，斯大林没有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他认为是时候清算君主制度了：“沙皇的军队已然势弱，沙皇的舰队正走向灭亡，最终他们在旅顺港屈辱地投降了，这再次表明沙皇的专制制度行将就木。” 斯特鲁维指出：“远东的暴风骤雨唤醒了俄国人民一个世纪以来的政治梦想。” 1905年初，他预言全社会团结一致反对专制制度的决定性时刻即将到来。在外国势力的推动下，专制制度受到了广泛质疑。列宁指出：“专制制度已被削弱，即使最不相信革命的人也开始相信革命了。对革命的普遍信任正是革命的开端。”

受审查的媒体甚至也发出了批判的声音：“日本的胜利绝非偶然。在国内生活水平整体提升前，不要妄图我们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我们国家的有识之士已经格外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不惧习惯于发战争财、罔顾百姓苦难的好战分子虚伪的嘶吼，呼吁尽快结束这场打着爱国主义幌子的战争。” 当时，无论是民众还是军队，气氛都不乐观。在彼得堡酝酿着恐怖事件。1905年1月16日，工厂开始罢工。19日，在主显节游行时，炮兵意外地向冬宫发射了一枚榴霰弹。尽管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没人能够保证这不是早有预谋的事件。很快，这件事就传到了奉天，只是未能引起军官的愤慨。此时，那里的所有人都在关心能否尽快签订和约。大家都感觉到了：在遥远的俄国，非同寻常的重大事件即将发生。

此后，尼古拉二世离开首都，前往皇村。1905年1月22日，在彼得堡爆发“血腥星期日”事件，这拉开了俄国首轮革命的序幕。根据官方说法，一众平民向沙皇递交请愿书，提出“无礼的政治要求”，进而与军队发生了冲突。截至1月22日晚，共有76人死亡、233人受伤；次日，死亡人数达到96人，受伤人数达到333人。在处理此事时，沙皇政府因循守旧，一边展现“实力”威吓民众，一边安抚民众。24日，沙皇敲定了手握重权的彼得堡总督人选，那就是以行事果决而闻名的特列波夫（Д. Ф. Трепов）少将。 27日，俄国东正教主教公会规劝、号召教徒顺从政府。

2月1日，尼古拉二世在皇村召见工人代表团并且用“慈悲的话语”赢得了他们的欢心。他要求工人停止骚乱，重返工作岗位，不再提出令政府无法接受的要求。此外，他还承诺：“在照顾我的工人们的过程中，我将竭尽所能地改善工人的生活，通过法律途径制定满足工人需求的措施。我相信工人的诚意以及对我坚定不移的忠诚，因此我原谅了你们的过错。” 召见结束后，尼古拉二世设宴款待工人代表，而后派人将他们送上了开往彼得堡的专列。此后，沙皇的讲话被大肆宣传。即使君主如此“仁慈、慷慨”，也无法消解国内的危机。自由主义阵营表态将全力支持革命：“沙皇的讲话简直令人无法容忍。这就是挑衅，是沙皇亲手埋下的、随时可能炸毁皇位的炸弹。”

2月17日，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遇害。自1891年起，他一直担任莫斯科总督。1905年1月14日，他自请卸任莫斯科总督一职，而后改任莫斯科军区总司令。此时，国家已陷入混乱。政府一如既往地期待对外战争能够取得胜利，以便扭转国内的斗争局势。2月23日，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在莫斯科下葬。当日，喀琅施塔得（Кронштадт）为即将前往远东舰队的海军少将涅鲍加托夫（Н. И. Небогатов）送行。临别时，他们的对话别有深意，透露出了某种凶险的意味：“他们与港口亲密无间，没人想过保卫者不得不与它告别，也许这一别就是永远。据说，海防装甲舰将永远留在东方。” 3月3日，尼古拉二世签署并发表了《关于号召各级政权与民众团结中央政府共抗外敌、肃清叛乱、抵制国内骚乱的宣言》。

在公布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死讯后，尼古拉二世号召全体臣民团结在皇位周围。此时，角色已发生转换。尼古拉二世向社会各界提出法案研讨草案（由所谓的“布雷金杜马”拟定），并广邀各界人士参与对话。在宣言发表的同一天，即1905年3月3日，尼古拉二世签署了任命布雷金（А. Г. Булыгин）为内务大臣的诏书，并于次日颁布该诏书。在奉天会战的最后阶段，远东驻军得知了此事。3月6日，《满洲军公报》（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армий）援引沙皇的话：“我将在祖先加冕之地继续履行沙皇职责——整合俄国领土、建设俄国大地。今后，我计划在上帝的帮助下招贤纳士，在百姓中选取受人们信任的贤者参与国家立法方案的探讨与初步制订。”

众所周知，尼古拉二世内部团结的号召并未奏效。很明显，宣言和诏书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颁布的，因此人们对它们的效力心存疑虑。在军队中，这些新闻未能引发特别关注、激发热情。此前，在政治倾向方面，多数军官已经或多或少地偏向了知识分子一方，但是他们依旧保持着集体精神和对誓言的信仰；而绝大多数出身农民的士兵可能会关注任何事情，但唯独不会关心代表机构的命运与政府的前途。至于农民，很容易理解，土地与和平是他们生存的基础。农村因过剩的人口而窒息，因此农民渴望实现“土地再分配”。可惜，后来的改革措施未能解决问题，因此也无法疏导农民的情绪。可以说，土地问题为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埋下了隐患。在俄国农村，自发的土地征收者战胜了自发的保皇派。但是后来事实证明，征收土地也无法解决尖锐的土地短缺问题。储备着地主、修道院、宫殿及其他“份地”的部门始终无法解决农村不可调和的土地矛盾。

1905年，俄国社会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歇斯底里，与政府翻起了旧账，并且不愿与之进行任何对话。这无疑是在为历史悠久的沙皇俄国乃至俄国社会本身挖坟掘墓。到了1918年，曾在1905年为克柳切夫斯基（В. О. Ключевский）去政治化号召喝倒彩的大学生，成了社会主义的打击目标。1905年，由于缺乏沟通的纽带，皇权无法与社会各界进行对话。俄国国内爆发了一场不宣而战的“内战”，此时只有正规军才是政府稳固的靠山。在此情况下，沙皇政府亟须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

尼古拉二世无法成为尼古拉一世的翻版。他在实施军事独裁与做出退让之间摇摆不定，最终选择了后者。1905年10月30日，尼古拉二世签署了《完善国家秩序宣言》，赋予国家杜马立法权。于是，多方期待已久的沙皇与民众之间沟通的纽带出现了。然而首战失利，政府与社会各界仍未能展开对话。第一届国家杜马在其存在的72天里成功地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驻俄大使乔治·迈尔（George Meyer）对“俄国第一议会”印象深刻，在写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信件中评价道：“俄国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实验，但组织不力、准备不充分……当我看到工人和农民有产生共产主义情绪的迹象时，我不禁为俄国的未来感到担忧……当然，我不认为俄国会立即崩溃，但是皇权与杜马之间的斗争迟早会发生……很有可能如此。今天政府把持着财政和军队，但是三年后渗透到人们脑中的新思想、新学说将会渗入全军。到那时，谁能说得准政府能否指望士兵服从军官镇压骚乱呢。” ^[3] 不到三年，这个预言就成了现实。

众所周知，胜利有一百个父亲，而失败却是个孤儿。当同时代人就俄日战争的起因和俄国战败的原因发问时，某些人已经给出了答案。可以说，维特和库罗帕特金与俄日战争以及俄国的战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每个身居高位的回忆录作者都试图撇清自己在往事中的责任，一方面是外交责任，另一方面是军事失利的责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1917年革命前，许多说法几乎都以假乱真了。

毫无疑问，其中最成功的“神话缔造者”当属维特。这不是件简单的事情。维特毫无疑问是一位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但是他的个人格局限制了他取得较高的成就，在他身上清楚地体现出了阴谋家与政治家的区别。曾公开表达对维特崇拜之情的斯特鲁维指出：“他天生就是一个没有思想、缺乏原则的人。” 他没有自恋的毛病，但很明显能从中获得愉悦的体验。在维特所呈现的俄日战争史中混入了个人色彩：回忆录作者受权治理国家的时期是凯旋史；失去权柄的时期是战败史。对此，谢尔盖·尤里耶维奇冷静地分析道：“这些人不仅沉迷于自己的想象，有时甚至信口雌黄。” 尽管维特有着毋庸置疑的说谎天赋，但是显而易见，其谎言是虚假而呆板的。

同时代的批评家指出：“彼得堡的官僚很了解维特，他们总是这样评价他：聪慧、极端无知、不讲原则、急功近利。维特的回忆录如同镜子一般映射出了他的这些特质。” 科科夫佐夫（В. Н. Коковцов）认为，这些特质反映了一个普通乃至陈腐的官员形象：“自吹自擂，将虚构的故事套用在自己身上，炫耀那些从未发生过的事，但不止一次地被与之密切接触的人戳穿，这种事情通常发生在不利于维特本人的情况下。”

这并不代表维特是那种简单的人。在自我保护和自我夸赞方面，维特练达而机敏。正如某位批评家指出的那样：“正如我们所见，他既能宽恕他人（如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的罪过，关爱他人；也能仇视他人（如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等），并且为了满足自己的仇恨心理……而牺牲真理。” 如果维特在回忆录中未表现出这些颇为特殊的品质，那么他尚有机会维持住自己杰出国务活动家的形象。

若非如此，他走投无路。古尔科（В. И. Гурко）指出：“总的来说，对他人深深的鄙视是维特待人态度的基础。然而，这种特质并未妨碍他成为一个天性善良且富有同情心的人。” 也许数十年前，伯爵的同时代人在1951年对他的评价是正确的：“很可惜，为了保全自己的声誉，维特撰写了回忆录，留下了最丰富且最真实的关于这段俄国史的资料。但是与此同时，它们也暴露了维特根深蒂固的 庸俗性 。在这些资料中，不难发现他对将其解职的君主的怨恨，对成功取代他上位的斯托雷平的仇视。革命派在维特看来只不过是‘沙皇的临时工’，因此不是敌人。维特回忆录的这些特征引起了冷静乃至积极面对这段历史的人们的反感。”

也许，正是维特回忆录中大量丰富多彩的虚构事件与真相相互交汇产生的庸俗化和公式化的效果，才使其在苏联的史料研究中极其幸运地占有一席之地，那时他的表述经常成为某种极具吸引力的研究对象，因此数十年来许多研究者致力于对其进行评价。在某些科学协会中，对维特的个人崇拜最终演变成了类似于某种异教或党派的中心。在那里，若不显露出对偶像的热爱，那就应当受到“责罚”。无论是爱还是恨，对于史学分析来说都是过于强烈的情绪。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件事情了。

面对战败，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在对1904～1905年远东所发生的事情的阐释中，有一个粗浅的（也是传播最广的）说法，即战争前夕，俄国对日本和日本人几乎一无所知，国内弥漫着对胜利盲目乐观的情绪。维特自然也参与编造了这个谎言，由于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因，维特的反对者也未戳穿它。在此基础上，还加入了许多其他虚假信息。显然，在公众舆论面前，与在充分认知到邻邦危险性的情况下依然缺乏及时应战的意愿或能力相比，将战争失败归咎于因信息闭塞而低估了潜在敌人的说法显得更加情有可原。

事实上，俄国掌握着许多获取与日本相关情报的渠道。在与岛国居民及其文化接触之初，专家在谈到他们时总是带着明显的敬重与好感。可以说，“扶桑国”从未走出俄国社会与媒体的视野。自1860年代起，俄国军事刊物开始密切关注日本的动向。1895～1904年，这种关注变得尤为密切。在这十年里，与日军和日舰相关的出版物数量大幅增加。日本的军备增长是显而易见的，其武装力量的实力与危险性毫无疑问也是众所周知的。早在世纪之交，俄国已将大日本帝国视为潜伏在局部地区附近相当危险的敌人。除军事刊物外，在与军队、舰队关联较小的刊物上也时常出现与日本相关的报道。例如，《欧洲公报》（ВестникЕвропы）指出，日本的工业、商业、新闻业和文学事业已经得到空前发展。该报社的编辑定期接收并查阅三种日本插图月刊。

正因如此，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远东陆海军力量急剧增加也就合情合理、不足为奇了。经过长期休整，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俄国在太平洋沿岸的活动日趋活跃，但这完全是被逼无奈的。以克里米亚战争为鉴，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俄国虽边疆遥远、防守薄弱，但是守护边疆仍是必要的。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对此进行了准确而生动的描述。

手榴弹拉响的第一百天，

马拉霍夫血迹斑斑的土堆旁，

棕黄色头发的英国士兵，

在嘶哑的鼓声中发起进攻。

而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堡垒，

还沉浸在往日宁静的睡梦中，

跛脚的中尉戴上手套，

伴随着晨光巡视本地驻军。

在不得不放弃太平洋地区部分领土的情况下，亚历山大二世巩固并扩张了尼古拉一世在亚洲攫取的领土。1863～1864年波兰起义后，由于英俄关系逐渐恶化，加之必须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改革问题，俄国放弃了北美洲的领土。1867年3月30日，俄美两国在华盛顿缔结了领土（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买卖条约。俄属美洲与英属加拿大接壤，边境线极长，仅阿拉斯加的海岸线就长达6000俄里，因此对俄国而言保护俄属美洲领土不受侵犯是个棘手的问题。 1850年代中期，俄属美洲的人口约1万，其中仅有六七百名俄国人（其中包括200名来自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驻军）。 1860年代中期，阿拉斯加的人口数量增至1.78万，其中俄国人、芬兰人及拥有欧洲血统的外国人仅有800余人。关于俄属美洲的人口曾出现过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5万，然而这并无依据。

俄国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151.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彼得堡方面认为，这笔交易对美俄两国互惠互利。俄国期待能以此促进西伯利亚的开发和太平洋沿岸贸易的发展。 10月19日，美国政府代表在阿拉斯加完成了领土移交手续。交易所得资金被划入1867年预算外铁路建设基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俄国铁路事业的发展。

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俄国的远东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882年5月，沙皇要求尽快解决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问题。俄英两国在中亚及巴尔干地区的对抗再次警醒俄国，使其意识到了太平洋沿岸偏远领土的危险和劣势。1886年，在摆脱了库什卡和保加利亚危机后，俄国决定修建贯通符拉迪沃斯托克与车里雅宾斯克的西伯利亚铁路。由于技术和资金原因，这项庞大工程的筹备工作一直持续到1891年。

在上述三个阶段，远东地区本身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在与巴尔干、阿富汗、中国等关系恶化的条件下，它也只是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随着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无论是彼得堡的氛围还是远东的局势都发生了改变。亚历山大三世的继承者深受纳粹主义思想的影响，一直在找寻夺取出海口的机会。严格地讲，在俄国远东地区有出海口，这个出海口——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是世界最好的不冻港之一。然而受到地理因素的限制，无法在此修建铁路，因此这座城市丧失了成为俄国海军基地的可能。

堪察加港口位置不佳，因其位于太平洋边缘北部海岸，故远离主要的贸易航线和重要的战略据点。因此，只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创建海军基地，最初俄国海军并未完全看好此地。该港口位于内海沿岸，每年的结冰期长达数月。最初为了克服这一障碍，舰队暂时停泊在了位于日本的锚地。然而，这只是治标之法。当时的人们认为，以纲领性目标命名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统治东方”）沿岸的这片海域，从本质上看已经属于日本了。

甲午战争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俄国驻中国、日本军事代表沃加克（К. И. Вогак）上校在1894年10月2日向沙皇递交的报告相当明确地提出：“日本的优势在太平洋。” 在此情况下，俄国统治东方的计划又怎能实现呢？在确认了这一危险因素后，彼得堡方面决定介入日中冲突，并且要求日本修订《马关条约》。此后，俄日合作走向尽头。实际上，远东问题是诱发俄日军备竞赛的导火索。应当指出，俄日军备竞赛不只发生于两国对阵的前方。1899年，为了巩固滨海军区和关东地区的后方，俄国在合并伊尔库茨克和鄂木斯克军区的基础上创建了西伯利亚军区，以此作为俄国远东阵地的后方。

多年来，俄国扩军备战成效显著。面对巡洋舰曾不堪一击、注定要迅速灭亡的小型分舰队已经脱胎换骨，发展为名副其实、拥有制海权的主力舰队（7艘舰队装甲舰对日本6艘舰队装甲舰；4艘装甲巡洋舰对日本8艘装甲巡洋舰）。滨海边疆区及阿穆尔河（黑龙江）沿岸地区的军事实力由1894年的30.5个营、5个连、9支本地部队、33支哥萨克部队（30506人）和74门火炮增至108个营、8个技术连、66支哥萨克部队和骑兵连（约10万人）、168门野战炮、24门骑兵炮、12门山地炮。截至1898年，远东的最高战术单位为旅，并且阿穆尔军区司令部未将组建远东军司令部的计划提上日程。1898年以后，远东的最高战术单位变为军，阿穆尔军区司令部也开始筹备远东军司令部了。

英方预计，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俄国部署在远东的兵力无论如何都能完成防御任务。在军事行动期间，连接俄中两国的铁路和有组织的备战部署使满洲军化身为庞大的军团。截至1905年3月23日，四平阵地的俄军人数为455470人、火炮有1129门。 1889年滨海地区的国防支出仅为92250卢布。1896～1900年，为应对与日中两国可能发生的冲突，俄国的军费支出达到了3300万卢布，每年合600万～700万卢布。同一时期，俄国在太平洋沿岸的国防支出也达到了375万卢布，每年合47万～80万卢布。也许这还不够，但是俄国负担不起更多的支出了。

俄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很难使我们相信它对远东毫不关注、低估潜在敌人甚至对其一无所知、对战争盲目乐观等一系列说辞。再者说，无论是在彼得堡还是在旅顺港，俄国人长期就战争的不可避免展开了讨论，然而战争还是突然爆发了。当然了，许多期待已久的事情都发生得猝不及防。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得不说，不知彼得堡为何如此自信，认为这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只能由俄国发动，日本不敢挑起战争。显然，这是一个谬论，但很多人信以为真。例如，总参谋部尼古拉科学院的听众不相信与日本的战争就在眼前：“在我们的印象中，这个岛国被刻画成了某种微型的、玩具式的国家……我们被自己国家庞大的规模蒙蔽了，因此在我们看来，岛国似乎是个安全的邻居，它岂敢与我们这种大国在军事上一对一地交锋。” 这种自信演变为俄国政治决策的基础。1904年2月8日，在日本与俄国断交后的第二天，尼古拉二世在日记中甚至还写道：“早上，我就日本问题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不发动战争。”

结果，正如战后的一首讽刺诗所指出的那样：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无法避免战争，

但是到处宣扬，

战争，当然不会爆发……

“哦，不会的……”我们狡猾地断言，

忘记了以前的罪过。

日本人的确太弱了，

与俄罗斯开玩笑可不好啊……

当然，也有例外。在战争前夕，某些刊物毫不动摇地坚称日本是可以实现其目标的大国，但是这种观点并非主流。低估潜在的敌人必将导致悲惨的结局，俄国也不例外。俄国将兵力分散到不同的战线上，结果无论在哪条战线上都无法占据决定性优势。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误，其代价无法重估。这是一场灾难，然而许多人却刻意回避这一事实。时至今日，最早开始研究这场战争的一位研究者在1908年发表的观点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显然，到目前为止，许多人仍然确信，远东遭遇毁灭性的灾难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不热衷政治侵略，其余所有国家，特别是‘口蜜腹剑的’日本几近病态的贪得无厌。我们用漂亮的说辞麻痹自己，放弃悲伤的真相，使自己沉浸在愉悦的错觉中。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所发生的一切有所亏欠。”

19世纪末期，在战略上，俄国通常无法将兵力合理地集中到关键战线上，这使得帝国的优势无从发挥，因为没有哪个帝国能够同时在所有利益战线上保持强势。在整条边境线上树敌，对于大国而言，这种危机也是致命的。20世纪初期，俄国未能避免此类问题。与此同时，陆海军绝不理想的指挥模式也使俄国丧失了成功摆脱危机的可能。若要探究悲剧发生的原因，就必须结合史实分析背景，了解在佩夫切斯基桥、总司令部、海军大厦或冬宫做出决策的背景。决策的缘由及远东战败的本质是本书关注的主题。

[1] “The Anti-Semitic Outrages at Kishineff，” The Times ，18 May 1902，p. 10；Перевод по версии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ой в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 13（26） мая 1903 г. №107. С.2.

[2] Ed S. Miller，“Japan’s Other Victory：Overseas Financing of the War，” in John W. Steinberg，et al.，eds.， The Russo-Japanese War in Global Perspective：World War Zero . Leiden：Brill，2005，pp. 471-472.

[3] R.R. Rosen， Forty Years of Diplomacy ，vol.2.London：Alfred A.Knopf，1922，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