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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中叶，英国因为宗教与君主权力争端陷入了一场惨烈的内战。保皇党成员兼博学家（如果真的存在博学家的话）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因为在伦敦出版了一本评论时局政治的小册子而备受攻击，于是离开伦敦来到巴黎。在巴黎，他成了流亡中的查理王子（即后来的查理二世）的导师，随后很快成了梅森沙龙的座上宾。物理学出身的霍布斯从一开始就对非物质灵魂的观点不感冒。他直白地否定了笛卡儿对灵魂的描述并称之为谬论。霍布斯认为，理性并非产生自某种神秘的非物质，它无非是身体用以维持大脑秩序的一种能力。霍布斯的思维方式和工程师一样：造出一套系统，想办法让它运作起来，这就够了，没什么玄乎的。
霍布斯的日程安排十分紧张，一边要辅导王子，一边要同时写两本书：一本关于视觉，一本关于身体及其机制。他需要一名助手，于是找到了年轻聪明的英国医学生威廉·配第。出于某种原因，霍布斯先入为主地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感觉能够产生压力，从而引起心脏跳动。在年轻的配第的协助下，霍布斯研习了维萨里的著作，但未能从中找到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理论。尽管如此，霍布斯依旧执迷向前，这点与许多科学家的本性相符。
霍布斯和配第一起进行了解剖实验，期望看到神经像海胆的刺一样从心脏上生长出来向各个方向延伸的景象。结果并非如此。尘埃落定后，霍布斯彻底放弃了自己的理论。和现实生活一样，科学研究也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得思想得以在人与人之间来回传播。霍布斯的思维转变给配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假设与观察不符，就改变自己的想法。配第继承了这种在深入探索问题的同时依旧保持开放心态的研究方式。他返回英国时，从霍布斯那里获得了几件礼物，一件是物质上的——一台被他夹在胳膊底下带走的显微镜，另一件则是观念上的——他坚信人体由不同部件构成，运作方式如同机器。霍布斯送给配第的礼物中最珍贵的一件，则是教会他用观察和实验来回答问题，而不去扭曲观察结果以匹配自己的假设。相信我，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没人愿意承认自己是错的。
配第后来成了一名杰出的解剖学家。回英国后不久，他在牛津大学找到了安身之处。和前辈维萨里一样，他能稳定地获得绞刑犯人的尸体。另外一名年轻的医生托马斯·威利斯加入了他。威利斯是保皇党，同时也是一位坚定的圣公会教徒，这一身份在当地并不受欢迎，因此威利斯一直没接受过系统性教育。配第加倍努力地帮助他弥补了欠缺，并在5年后将威利斯培养为又一名同样乐意通过观察和实验来学习知识的优秀解剖学家。在配第和威利斯成长为科研主力军的年代，神经科学在英国还是一门刚刚起步的年轻学科。很快，人们在思考心智状态、意识乃至（对部分人来说）灵魂时，将再也无法忽视大脑的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