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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
“那你还是免开尊口吧！”疯帽子说道。
刘易斯·卡罗尔
《爱丽丝漫游奇境》
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与笛卡儿和他的巴黎同事们一水之隔的地方，英国人也在思考生命、灵魂和心智的意义。英国哲学家们对“意识”一词颇感兴趣，在笛卡儿《沉思录》（ Meditations ）提及意识的50年后，约翰·洛克（John Locke）对之展开了进一步阐释，同样这么做的还有英国人大卫·休谟。当然，哲学家们并非孤军奋战。医学家们怀着对身体和解剖学的兴趣，也开始探索心智和大脑的问题。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和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在牛津大学刻苦钻研，他们的发现即将对蓄势待发的心脑之争造成极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事情的发展还是过去那老一套。当时的科学依旧是宗教之子，自幼建立的虔诚信仰与新涌入的科学知识在科学家的心里发生了剧烈冲突。他们体验到了如今我们所说的认知失调，也就是人在同时持有两种或更多彼此矛盾的信念、观点或价值观时产生的心理上的不适感。为了减轻这种不适感，人们会试图对冲突进行解释或合理化，甚至直接改变自己的信仰。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学者都拥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他们那新生的科学不会因为对上帝的信仰而分崩离析。他们一方面对心智知之甚少，另一方面又在不断积累关于身体的知识，为了从中调停以解释心智与肉体之间的关系，这些科学家给出了一些荒谬可笑的假说。事实上，在早期，这一时代的神经科学家与哲学家一样，被自己对意识的主观体验与对客观思维方式日益坚定的信念折腾得困惑不已。
在法国和英国科学界百家争鸣的同时，德国人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莱布尼茨到康德，欧洲大陆热热闹闹地讨论着心智的本质。围观思想诞生、成型和改变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件奇妙的事情。笛卡儿凭借其非凡的智慧与自信，提出了心智与脑由不同物质组成的观点，就像中世纪骑士丢出金属手套一般，向接下来两百年间无数学富五车、孜孜不倦的头脑发起了挑战。从很多方面来看，这场漫长的争论就是一场随时会有新人加入的大混战，在科学史上拥有其耀眼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