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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认为，人身上最有用、最重要的东西依旧是他的宇宙观……我们认为关键问题不是宇宙理论是否会影响物质，而是从长远看来，它是否会被其他事物影响。
G. K.切斯特顿
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
20世纪伊始，关于心智和脑的哲学领域依旧存在两大针锋相对的阵营：理性主义派和实证主义派。等到20世纪末，我们将看到，情况并没有多少好转。人类的大脑似乎只能产出类型有限的想法，无论科学数据如何呈现，或是学术风向如何转变，这两种观点中总有一种会被反复提起。不过，还是让我们先回到20世纪初。在那个年代，终于轮到自命不凡的美国人厚着脸皮加入讨论，其中，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率先对意识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1907年，他在哈佛大学举行了一系列讲座，开场白便是上面那段引自切斯特顿的话，这番话漂亮地总结了关于心智和脑的一个宏大的哲学问题：心智状态或者说非物质的信仰和想法能否影响物质即大脑状态？
詹姆斯同意切斯特顿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的讲座主题围绕一个全新的哲学方法：实用主义。这是詹姆斯的朋友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的思想产物。在19世纪70年代，皮尔斯和詹姆斯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创立了一个昙花一现却又影响深远的学术沙龙——形而上学俱乐部，在那里，他们与其他哲学家和律师一起谈论问题，“实用主义”思想就这样诞生了。但是，实用主义没有受到多少关注，直到20年后，詹姆斯对之进行了发展和宣传。在第一场讲座上，詹姆斯就指出了一个虽然显而易见但一直被忽视的事实，即哲学家和他们的哲学立场会因为他们的性格而产生偏向性：
在很大程度上，哲学的历史就是一场人类不同性格间的冲突……一名专业的哲学家，无论个性如何，在进行哲学论述时都会试图隐藏自己的性格。传统意义上，性格并不是一个能被人承认的理由，因此他会竭力为自己的结论寻找客观的解释。但是，比起他列举的种种严谨的客观假设，性格造成的偏向性其实更强。性格会影响哲学家解读证据的方式，从而决定他的宇宙观更偏向感性还是冷酷。他信赖自己的性格，并希望拥有一个适合自身性格的宇宙。基于这一希望，他会倾向于相信所有适合自身性格的宇宙表征 1 。
詹姆斯接下来将美国哲学家分为性格不同的两派：“波士顿新人”和“落基山硬汉”。他认为不光是哲学家，文学艺术领域、政府行为以及人们的行为做派都可以按照性格分为两派。当然，两派人士彼此并不感冒：“他们打交道的情景就像波士顿游客遇上克里普尔克里克镇的居民。每边都坚信对方比自己低一等；一面对对方又是鄙视又是嘲笑，一面又心存一丝恐惧。”他进一步描绘了两派人士的大致形象：“波士顿新人”心地善良，信奉理性主义（抽象和外在规律的崇拜者）、唯智主义和理想主义（表现为他们相信所有事物都产自心智），他们乐观虔诚，相信自由意志，支持一元论（即基于完整和普遍原则的理性主义，致力于探索事物的统一性）、教条主义和笛卡儿思想，并且本质上是一群涉世未深的新人。
思想坚定的“落基山硬汉”则完全相反：他们是经验主义者（粗糙多样的事实的爱好者），喜欢哗众取宠，物质至上（相信所有事物都是物质的，不相信存在非物质心智），悲观主义，无宗教信仰，相信宿命论和多元论（基于部分原则的经验主义，将整体视为部分的集合），并且对一切持怀疑态度（也就是欢迎讨论）。比如休谟，真是好一位硬汉！
不过，詹姆斯意识到，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并不能被单纯划入某一类中：
大多数人渴望两方的美好事物。事实当然是好的——能让我们获知很多事实。原则也是好的——能让我们拥有足够多的原则。从一个角度来看，世界毫无疑问是一个整体，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毋庸置疑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世界既为同一又为多重，这促使我们采纳某种多元的一元论思想。当然，一切事物都是既定的，不过我们的意志依旧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意志决定论可谓真正的哲学。部分的邪恶是不可否认的，但整体不可能是邪恶的：因此现实悲观主义又和形而上乐观主义混合在了一起。就这样，你们这些哲学的门外汉从来没有将某种观点贯彻到底，也从来没有理清过自己的思想体系，你们模糊地生活在一种或另外一种可能之中，目的只是为了迎合自己对连续时间的渴求 2 。
那些更具哲学素养的人则“为人类信仰中太多的自我矛盾和优柔寡断而感到苦恼。只要我们还将两派思想杂糅在一起讨论问题，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知识分子良知”。
因此，詹姆斯将普通的门外汉形容为一群渴望事实、科学和信仰的人。但是，哲学领域能为这群人提供的是“宗教元素不足的经验主义哲学，以及现实意义不足的宗教哲学”。 3 这个世界的居民对科学感兴趣，尽管时常被科学知识劈头盖脸地轰炸；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在宗教和浪漫主义中寻求心灵慰藉。因此，比起高度抽象的绝对主义哲学，他们更需要一些更实际的帮助。詹姆斯认为，实用主义方法恰恰能为他们提供这样的帮助。实用主义的基础论点是认为我们的行为遵从我们内心的信念，也就是说，每当我们形成一个信念，我们就会相应地产生以某一独特方式行事的倾向。要想理解某种信念的作用，你只需明确这种信念会产生哪种行为。如果两种不同的信仰会导向同一种行为，那就不必继续争论了：
从根本上来说，实用主义是一种解决形而上学争论的方法，而这种争论很可能是无法用其他方法解决的。世界是同一的还是多重的？万物皆有定数还是一切遵循自由法则？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些观点中或许有些符合世界的真相，有些则是错误的；围绕其展开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针对此类问题，实用主义的做法是对各个观点分析其各自的现实影响。如果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另外一种观点是错误的，现实世界会因此发生哪些变化？如果无法找到任何现实意义上的区别，那么这两种观点本质上就是一样的，争论也可以就此打住了。只有当我们能够切实证明假定其一观点为真与假定另一观点为真会产生实际后果上的差别，对二者的争论才是有意义的 4 。
尽管实用主义建立在“心智状态决定行为”这一观点的基础之上，它依旧只是一种方法，并不提出任何特定的结论。实用主义欢迎各种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但是，它也排斥先验的形而上学，拒绝对思想进行无休止的唯智主义解读。这对休谟联系理论的支持者、致力于研究刺激与反应关系的心理学家们非常有吸引力。他们是实验心理学领域的主力军，这一新兴领域由威廉·冯特创立，随后，冯特的学生、备受爱戴的心理学家爱德华·铁钦纳（Edward Titchener）对之进行进一步发展，并将之带往纽约。另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是爱德华·桑戴克（Edward Thorndike）。在他于1898年发表的论文《动物智慧：动物联想过程的实验研究》（ Animal Intelligence: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Associative Processes in Animals ）中，他首次提出了联结的基本原理：效果法则。他发现，当一个反应后跟随奖赏，这一反应将成为生物的习惯性反应，奖赏消失后，反应也随之消失。这一刺激-反应机制或许正是适应性行为建立的机制。
刺激-反应心理学，也被称为行为主义，很快在美国成为联结过程研究的主流。行为主义认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行为，而不是心智和主观体验；心理学应当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是自省。他们认为，在给定外界刺激的条件下，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的行为均可被解释为遵循一定规律的反应倾向。
行为主义心理学领域的领头人是传奇巨匠约翰·华生（John Watson）。华生认为，心理学只有建立在可观察的行为基础上才能成为一门客观的学科。他拒绝讨论一切无法被公开观察的心智过程，反对研究大脑黑匣子。华生无视达尔文关于心智与生俱来的理论，并坚信所有人的神经构造都是完全一致的；心智就像一块白板，通过刺激-反应联结和奖赏学习，任何孩童都能被训练出任何能力。信奉人生而平等的美国人对此非常欢迎。很快，绝大多数美国大学心理学系的主任们都接纳了这一观点，达尔文提出的由自然选择和进化决定的人类器官的复杂性学说则被弃置一旁。在接下来的50年间，行为主义学派统领了整个美国，主持大局的是整个领域的代言人、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B.F.斯金纳（B.F. Skinner）。
当然，在学术界被主流思想统治的年代，总有那么几个离经叛道之人打破宁静。研究“心智”过程的新方法逐渐挺进心理学领域，还成为现代科学的主要研究手段 5 。尽管如此，在美国，关于心智状态和意识的探讨一直被搁置，直到20世纪中期，哈佛大学的乔治·米勒（George A. Miller）发起了一场认知革命，与此同时，加州理工学院的罗杰·斯佩里（Roger W. Sperry）的心智理论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