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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市场参与者都没有注意到资产管理行业（asset management industry）与资产收集行业（asset gathering industry）是同步发展的。这种同步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弊端，即出现一种对大部分真正的主动投资基金经理不利的投资生态系统。这个投资生态系统牺牲了投资策略的自由度（长期有效性）来换取更大的资产管理规模（短期营利性）。更关键的是，无论哪一方，没有任何人会因此受到指责。整个同步进化正以一种有机的、向全市场扩散的方式进行。
以下是同步发展的时间线。
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首先提出，个人可以通过最大化预期效用的方式来做出理性的决定。这个理念成为遍及所有社会科学理性模型的基础，尤其是经济学及后来的金融学。MPT就是理性模型延伸的版本。
物理学通常基于一系列数学定律完美地描述各种各样的物理现象。因此，物理学一直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仰慕的对象。经济学为了提高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引入数学建模；在20世纪70年代，金融学为了提高其在商学院中的学科声望，在未经实证检验的情况下就接纳了MPT。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为一时冲动而全盘接受未经审查的MPT付出代价。
1952年，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
提出通过均值——方差最优化的框架［通常也被称为“有效前沿”（efficient frontier）］来构建投资组合，从而使给定单位风险的收益率最大化。
［5］
他的公式基于统计方法，常被用于说明资产配置的好处。马科维茨是第一个提出用收益率的方差来衡量投资风险的人。他的模型在沉寂了十多年后才被众多学者和专业投资者广泛采用
。
20世纪60年代中期，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
、约翰·林特纳（John Lintner）和简·莫森（Jan Mossin）分别提出了如今广为人知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通过引入不切实际的行为假设，他们从马科维茨提出的均值
——
方差最优化模型出发，得到了均衡定价模型。这个模型显示贝塔是制定投资决策所需的唯一风险衡量指标，并且经过风险调整后，所有投资者唯一需要考虑持有的是，由市场组合和无风险资产构成的投资组合。这对于真正复杂的投资管理来说，真是简化得令人意外！
［6］
在我们这一代，最著名的金融学术论文莫过于由尤金·法马（Eugene Fama）
将理性模型进行了逻辑推演后得出的经验：竞争激烈的市场将始终驱使证券价格等同于其内在价值。该理论被称为“有效市场假说”，它预测股票价格将反映所有相关信息，因此我们不可能通过投资分析获得超额收益。在此基础上，法马指出，除了指数基金，整个资产管理行业几乎都是多余的。这又是一个将极其复杂的过程进行惊人简化的例子。
MPT支柱之一：均值——方差优化
1981年，罗伯特·席勒（RobertShiller）
首先向有效前沿理论开了挑战的第一枪。通过研究他证明，收益率的波动性几乎无法用基本面的变化来解释，甚至在审查年度收益时也是如此。
［8］
这些年来，席勒的发现经受住了无数挑战，他也因此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意味着方差和标准差是用来衡量情绪驱动带来的变化，而非基本面的改变。因此，在均值——方差最优化框架下构建的长期投资组合是基于收益与情绪的权衡，而不是如马科维茨最初声称的，是基于风险与收益的权衡。
MPT支柱之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尤金·法马和肯尼斯·弗伦奇（Kenneth French）
亲口承认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完全失效。虽然他们曾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誉为“理论上的精心杰作”。但在2004年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夏普（1964）和林特纳（1965）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从未取得过实证意义上的成功。”
［9］
MPT支柱之三：有效市场假说 第一个对有效市场假说发起挑战的是桑杰·巴苏（Sanjay Basu），他在1977年发表的论文中称，按照广泛的衡量标准，低市盈率（P/E）股票的回报持续优于高市盈率的股票。这种现象被称为“价值效应”（value ef ect）。 ［10］ 接下来是1981年罗尔夫·班茨（Rolf W. Banz）的研究。他发现，即便在统计上考虑了股票收益的波动率（volatility），小市值股票的投资收益仍持续优于大市值股票。这种现象被称为“市值效应”（size ef ect）。 ［11］ 此后，又发现了300多个经过学术研究确认且在统计上显著的异象（anamalies）。 ［12］ 总之，反对有效市场假说的证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综上所述，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被各界否定。
1984年的芝加哥见证了晨星的诞生。晨星试图评估公募基金以造福大众，以及把资金交由基金经理管理的机构投资者们。
为满足客户对基金经理进行分类筛选的需求，晨星创建了投资风格箱。其潜在假设是所有追求阿尔法收益的投资策略都可以被价值效应和市值效应充分描述。
面对堆积如山的反面证据，尤金·法马和他的合作伙伴肯尼斯·弗伦奇采取了最后的手段，希望能挽救有效市场假说以及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这两套理论原本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就已被宣告无效。但是法马和弗伦奇提出了三因子收益模型（three-factor return model），其中包括市场回报（market return）、价值效应和市值效应。 ［13］ 他们大胆的解释令人感到吃惊，但这一策略最终还是奏效了：尽管后者对金融市场有着糟糕的描述，但学者们和投资专业人士非但没有拒绝有效市场假说，相反，更多人接受了三因子收益模型。如今，三因子收益模型已被广泛用于实证检验，并且用于评估基金经理的投资业绩。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根据市场回报、价值效应和市值效应所估算的贝塔究竟代表什么：究竟是捕捉了风险，还是机会？不过似乎并没有任何人在意。法马和弗伦奇对此也一直保持沉默。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这个模型具体能告诉我们关于市场和投资业绩表现的什么信息，但我们依然被这个模型所裹挟。
价值与市值风格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从作为事后评估的依据逐渐演化为整个资产管理行业的基础性概念。随着风格箱的出现，一个完全独立的投资中介行业随之兴起。他们的工作通常是：使用MPT工具例如波动率、夏普比率（Sharp ratio）、特雷诺比率（Treynor ratio）、风格漂移（style drift）、跟踪误差（tracking error）以及许多其他指标，代表客户对基金经理的业绩进行评估，进而协助客户将资产分配给不同的投资管理机构打理。这造成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投资中介行业做出的投资管理策略不仅平淡无奇而且千篇一律，还导致效仿指数的伪主动投资管理者的投资业绩持续不佳。这是因为，风格箱与追求阿尔法收益的基金经理们所采用的投资策略没有太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