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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发现，包括彼德森策略在内的许多成功策略的逻辑都非常简单直接，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策略从情绪上难以接受并实施。由于这些策略是基于投资者群体情绪构建的，而布鲁斯又明白人们很少会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因此他得出结论：这些策略很可能将是持续有效的。成功实施这些策略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投资决策要免受情绪化行为的影响，虽然这些情绪化行为恰恰创造了获取阿尔法收益的投资机会。换言之，对基金经理来说，实施这些策略在情绪上颇有挑战。
布鲁斯一直在思考，为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我们应当如何鼓励寻求成功的策略。他逐渐意识到他和他的投资顾问同事们所采用的选择和评估基金经理的方式阻碍了投资团队对可获利策略的追求。
事实证明，如果我们要求基金经理减少风格漂移、跟踪误差、波动率以及回撤，实际上是在鼓励投资团队与情绪化的群体保持同步，从而扼杀了基金经理获得卓越业绩的可能性。布鲁斯意识到上述每一个要求基金经理减少的指标都代表了一个可以触发投资者群体情绪的点。要求将这些指标最小化，实际上是在要求基金必须迎合投资者的情绪。问题在于，如果能最小化以上指标，就意味着投资经理是成功的主动投资管理者，然而基金必须与业绩比较基准有所不同才有可能超越基准。最小化投资组合的这些指标最终将走上效仿指数的伪主动投资管理的道路。
布鲁斯在心里对自己说：“难道我是想阻止而不是鼓励卓越的业绩吗？”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他需要一个新的概念性市场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上他可以构建一套新的方法。布鲁斯确信，他必须先接受资本市场真实的面貌——非理性、充满投资机会，而不是行业内许多人认为市场应该有的样子——理性、缺乏投资机会。但是这种更好地看待市场的视角到底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