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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眼巴巴地看着那些古老法则一个个寿终正寝，曾被奉若神明的教条已经岌岌可危似有坍塌之虞，被视为世界永恒基础的物质，也成了各种昙花一现的简单组合。对历史大事件的研究似乎已臻完美不可能再有创新，但试翻一下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所有著述，就会发现那个悲剧时代仍然值得我们重温——为何在文明发展进程中，每一次革旧举新都得通过流血的暴力冲突推进，从来不能和平进行？如果我们借助现代心理学的方法回顾历史，那些让人百思不解的问题就涣然冰释：群体心理有着与理性个体完全不同的心理特征，且群体不同，心理特征也完全不同。讨论各种群体的心理特征，是这本书的主题。
每个个体都受遗传因素影响，每个民族都会赋予其族群个体一些共同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加在一起，便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气质。但这并不是说，凡是由同一民族的人构成的群体，心理特征都和民族的共同心理特征一致。如果这个民族中的一部分人为了某个行动聚集成为一个群体时，除了原有的民族心理特征，这个群体还有一些与民族心理特征不同的新心理特征。
无论哪一个民族，其生活中的有组织群体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从未如当今世界这么重要。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集体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体有意识行为。
我对各种群体问题的考察是以纯粹科学的方式进行的，这些考察只有方式上的变化，不受各种意见、理论和教条的影响——这无疑是发现少许真理的唯一办法。我只致力于澄清一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至于这些澄清会伤害什么人的利益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著名的思想家高布利特·德·阿尔维耶拉（Goblet d'Alviela）先生说，他不属于任何当代学派，那些学派的各种结论都有各种各样的谬误，与他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如果自己属于某个学派，必然会受其观点和信念的影响，带着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意见看待各种事物特征。希望这本新书亦可与阿尔维耶拉先生一样，既不能归于某个学说体系，结论亦不必与那些学说既有的结论一致。
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何阿尔维耶拉先生会认为我的结论乍一看令人难以接受。例如，为什么我一方面认为群体智能低下，即使由博学多才的杰出人士组成的群体，智能也极端低劣，一方面却又十分肯定地断言，尽管各种卓越人士组成的群体和由智能平常的普通人构成的群体同样智能低下，但若干涉或取缔这些组织，仍将危害我们的社会呢？
这是因为，历史的所有事实无一例外地向我证实——社会组织和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繁复庞杂，我们还没有能力强迫社会组织在一夜之间改变。倒是一些来自大自然的不可抗力常常改变这些社会组织的形式，但这些手段比革命还血腥。因此，对一个社会来说，没有什么危险比它热衷重大变革更致命了，无论引导这些变革的理论多么完美，理想多么远大，只有使民族特质立刻转变的变革，才是有用的。但只有时间才有改变民族特质的力量。每个个体都受民族内的各种思想、感情和习惯的左右，这些民族的共同物质融入我们的本性之中，各种制度和法律则是我们性格和价值观的外在体现，反映着我们的需要。各种制度和法律不过是我们性格特征的产物，怎么可能改变我们的性格呢？
要研究社会现象，必须研究产生这些现象的民族。在研究某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分清先后，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它加以考虑。这样就会看到，纯粹理性的真理经常与实践理性的经验相反。这种划分几乎适用于任何材料，连自然科学的材料也不例外。无论是一个立方体还是一个圆，若从绝对真理的角度看，都是根据一定的公式做了严格定义的固定几何形状。若从感官印象的角度看，这些几何图形却十分不同。从透视的角度看，立方体可以变成锥形或方形，圆可以变成椭圆或直线。但考虑这些真正的形状，远比考虑它们呈现出来的虚幻形状更重要，因为它们且只是它们，是我们能看到且能用摄影、绘画来再现的形状。很多时候，不可见的事物比可见的事物包含着更多的真理。如果只是根据事物的几何形状来表现它们的存在状态，这种间接手段很可能导致我们对自然的误解，使我们很难认识这些事物本来的状态。试想如果所有人都只能复制或翻拍事物，却不能亲自体验它们，我们还能对事物的形态有什么正确的观点吗？如果事物形态的抽象实质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掌握，它又有什么意义？
致力于研究社会现象学的学者应时刻把一条真理铭记于心：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社会现象的理论价值，其实践价值更值得我们重视，就文明的诞生和繁荣来说，也只有实践价值才有意义。只有这样，我们在考察每个现象后的最初逻辑时，都应保持理性的审慎，不至妄下断论。
而且社会现象如此复杂，我们根本不可能全盘掌握或预见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其带来的后果。可见现象背后有时潜伏着成千上万种无法看见的原因。这些可见的社会现象，大约是某种巨大的无意识意志的结果，这一意志超过了我们可以分析的范围。如果把可见、可感知的现象喻为波浪的话，那么无意识本能则是容纳百川的海洋。可见、可感知的现象，不过是我们一无所知的无意识的大海深处水流湍急表现的表象。群体的大多数行为在精神上有一种独特的低劣性，但少数行为似乎又受着某种神秘力量的支配，有人称它为命运，有人称它为自然，也有人称它为天意，法国人则称之为幽灵的声音。我们虽然不了解这种力量的本质，却无法忽视它的威力。
每个民族的人内心深处似乎都被一种持久的、不可思议的力量支配着。就语言来说，恐怕没有什么事物能比它更复杂、更有逻辑、更精妙了。但这种组织庞杂且完美的产物，若非人类无意识中潜藏的天赋创造了它，还有什么别的智慧能创造它？哪怕是博学多才的学者或权威的语言学家，他们能做到的，也仅仅是找出支配语言的规律或章法，但他们绝不可能创造出这些规则或章法。即使思想——那些伟大人物的思想，谁敢肯定它们完全是有意识的产物？表面上看来，单个的脑袋想出了这些思想，但若没有人类无意识的天赋提供了思考的能力和社会提供的思考素材，这些思想赖以萌发的土壤会在何处？
群体是无意识物种，这一点毋庸置疑，这种无意识拥有着强大得令人叹为观止的力量，隐藏着我们不能窥知的秘密。大自然中一些低能生物，虽然受无意识本能的支配，但它们某些动作的神奇复杂性连人都惊讶。理性这种功能，究其根本，也不过是无意识的产物之一，而且是离我们时代较近的人类才慢慢拥有的禀赋，这玩意儿的局限性很强，时至今日都没有帮助人类理解无意识，揭秘无意识的运作规则。若要理性深入无意识本能，恐怕来日方长。无意识是主导我们所有行为的决定性力量，理性力量却微不足道，只有我们一无所知的无意识力量永恒地主宰着我们。
如果我们意图偏安一隅，靠科技或科学的手段来感知事物与获取知识，不想漫无目的地猜测与思考，那么必须留心所有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社会现象，且要限制思考的对象和思考的范围，勉强可以得出偏见不算严重的结论。但这些结论必然不可能十分完善，因为在我们可见可感的现象背后，隐藏着我们无法感知的潜在规则与力量。
无论是罗马帝国的衰亡，还是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似乎都向我们说明每场革命暴动之前的大动荡都是由三种原因产生的：政治变化、外敌入侵以及王朝的倾覆。但如果综合考察这些动荡发生的根源，我们就会看到每一次动荡的发生都是因为人民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导致某个文明发生真正的重大革命的唯一根源，不是那些场面宏大、厮杀惨烈的历史战争事件，而是人类思想、观念和信仰发生了变化。所有令人缅怀的革命事件，都不过是人类思想发生深刻转变后才导致的可见后果。我们之所以难以洞察社会动荡的玄机，是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思维结构，从而形成思维定式世代相传，其强大的稳定性足以让人类忽略它的存在。
当下这个时代，也是人类思想发生深刻转变的关键时期之一。
导致这种深刻转变有两个基本因素。首先，当代大众道德沦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有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不是衰落便是陨灭，而这些信仰，恰恰是文明赖以建立的根基；其次，当代科学技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思维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信仰与旧观念虽千疮百孔，却依然凭着十分强大的惯性影响着人类，即将替代它们的新信仰和新观念还未成形，因此这个时期处于过渡状态，社会局势混乱、动荡难安。
至于这个过渡状态会持续多久，演变到何种地步，笔者还不能妄下断言。成为未来社会建立基础的是什么信仰和观念，我们并不十分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未来社会的信仰和观念是什么，都不可能忽视一股正在崛起的新力量，一股在未来时代至高无上的力量，即大众的力量。过去曾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诸多观念和信仰，而今不是已经陨灭便是正在陨灭——成功的大革命摧毁了它们。踏着历史的废墟，大众力量成为取而代之的唯一力量，从发展趋势来看，这股力量不久便会与其他力量结合，成为真正的时代王者。是的，在曾被我们奉若神明的悠久历史信仰坍塌陨灭的时候，在古老的社会法则一个个寿终正寝的时候，大众的势力便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力量称雄于世，且以势不可当之态不断壮大。我们即将进入大众时代。
19世纪之前的欧洲大革命，一直是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和君主之间的对抗引发的，大众的信念或理想不过是权贵们践踏的玩物，除去增加点谈资外，根本起不了多少作用，甚至起不了任何作用。如今，大众的声音已经取得了决定性优势，倒是得到政治承认的各种传统、统治者的个体倾向或权贵之间的相互对抗很难再引发什么革命了，统治者们不得不开始重视大众的意见甚至唯大众的意见马首是瞻。各民族命运的主宰，从此不再是王侯将相的会议，而是人民大众的意志。
在我们这个过渡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大众的各个阶层正在进入政治生活。实际上，他们正在成为统治阶层。普选制度古已有之，但在普选制度实行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拥有选举权的大众，从来没有对选举结果施加过多大的影响。因此，人们也不认为，那些貌似被大众推选出来的领袖，是真正被选举出来的。同样，人们也不认为通过一次选举就能证明政治权力的转移过程是明确的。
但当代的大众势力不断壮大，某些观念的广泛且重复地传播，慢慢地在大众头脑中扎根，曾是一盘散沙的个体，逐渐团结在一起，结为社会群体，并且为了实现自己的理念或利益而进行抗争。通过各种结集，大众慢慢掌握了一些和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信念或信息——即使这些信念不那么正当，但界限十分明确，大众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于是成立了各种联合会，迫使一个又一个政权俯首称臣。大众成立工会，试图支配劳动和工资，无视一切经济规律。到后来，越来越目中无人的大众甚至支配着政府的议会，那些优柔寡断唯唯诺诺的议员，不过是那些推选他们的委员会的传声筒罢了（勒庞的《革命心理学》云：当一个有组织的群体的领导，比当一个由乌合之众构成的群体的领导要困难得多，他很可能沦为被群体领导的人）。
而今，大众的观点越来越清楚，他们秉持的信念，其实就是原始的共产主义。他们限制工作时间，把矿场、铁路、工厂和土地统统国有化，还试图平等分配所有生产资料。他们认为，应该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消灭王公贵族或商界巨头，大有非彻底摧毁当下社会不可之态——但这种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原始信仰，只有出现在文明初露曙光之前，才是正常的状态。
群体缺乏审慎的思考，却喜好冲动行事，因为组织的力量，使群体认为自己所向无敌。我们亲眼看到了他们信奉的教条的诞生过程，且这些教条很快会拥有旧式教条的威力，拥有专横武断、不容置疑的专制——大众之神权即将取代君主王权。
我们的中产阶级思想褊狭、观念陈腐，对任何新事物都疑虑重重，且这些疑虑表现出肤浅和自私。而那些素来对中产阶级抱有热情的学者把这些特征表现到了极致，他们惊恐于大众力量的不断壮大，处于绝望境地中的他们，为了对付大众莫衷一是的观念和信仰，不惜纡尊降贵，向被他们嗤之以鼻的教会和道德势力求助。他们声称科学已经崩溃，满心忏悔地转向罗马教廷，还不忘提醒我们，《圣经》有启示性真理的教诲。但这些新皈依者不知道，现在皈依为时已晚。即使他们真被神祇打动，也不可能对大众头脑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大众早已不再关心宗教皈依之事。这不能归罪于大众，只能归因于这些劝说者。他们昨天就抛弃且毁灭了诸神；大众抛弃的，不过是他们早就抛弃的对象。覆水难收，无论天界还是人间，都不可能强迫河水倒流回自己的发源地。
科学只探索真理，无视人类的喜怒哀乐，它仅探索人类智力能够把握的少量有关各种关系的知识。科学也从不向人类承诺任何希望或幸福，更不会陷入当今人类社会这种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而且，这种群龙无首的状态也不是科学导致的。人类唯一能做的事便是向科学妥协——没有任何力量能恢复被科学摧毁的幻想和希望。
彻底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都是大众最明确的意图，这种意图并非今日才初显端倪。所有的历史事件无一不告诉我们，若文明赖以建立的道德基础失去威力，无意识的野蛮群体最终会通过各种革命迫使其毁灭或解体，他们被称为野蛮人不无道理，因为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历来是少数知识精英而不是大众。大众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且其意志永远指向野蛮阶段。理性状态的文明是文化的高级阶段，只有在这个阶段的人，才能走出本能状态，懂得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制定复杂的典章制度。大众群体的所有行为无一例外地证明了仅靠其本身不可能实现这些目标。他们的确擅长破坏一个旧世界，但不擅长建立一个新世界，这种纯粹的破坏性作用和加速病危者或死尸腐坏的细菌一样。当一种文明结构即将崩溃时，使其彻底倾覆的，几乎总是大众。也只在此时，大众的历史使命才清楚明了地呈现出来，而群体的规则，自然也被我们想当然地当成了唯一的历史准则。
所有国家的统治者都感觉到了群体力量的迅速壮大，无论人类即将面临什么，都必须接受群体的力量。所有反对群体信仰或观点的理论，都是徒劳无益的纸上谈兵。大众力量崛起，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最后一个阶段可能倒退到群龙无首的混乱时期，每个新社会之诞生概莫能外。
我们的文明也有着同样的命运吗？
历史已经用种种教训告诉我们，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只是我们还未能给予肯定的回答。
无论未来社会如何发展，我们注定都要屈从于大众的力量，因为群体鼠目寸光没有任何长远打算，群体无视一切障碍，任何障碍都会被一一清除。
虽然关于群体的讨论已经成为热门话题，但我们对群体知之甚少。心理学专家与群体生活很难沾边，所以对他们视若无睹，即使偶有学者将目光投向群体，也仅聚焦于犯罪群体。虽然犯罪群体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但他们忽略了那些舍生取义的群体或其他各类群体，犯罪群体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因为一种特殊的心理，才导致了特殊的犯罪。所以我们不能仅仅通过研究群体犯罪来解构群体的精神构成，正如不能用某犯罪动机来了解所有个体的心理特征一样。
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一切伟人、一切宗教、一切开国君主、一切信仰的使徒和杰出的政治家，甚至一伙人里的小头目，都深谙群体心理学，虽然这有可能只是下意识的智慧。这些领导者对群体心理性格有着出自本能却十分可靠的了解，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拿破仑对法国的大众心理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但他对其他民族的群体心理就完全缺乏了解，因此他在征讨西班牙，尤其是俄罗斯时才遭遇了灭顶之灾。如今，对那些不想再统治群体（因为群体越来越难以统治），只求当一个不被群体任意支配的政治家，群体心理学的知识已经成了他们最后的保障。
只有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群体的心理，才能明白法律制度对群体作用的无足轻重，才能理解他们多么没有能力坚持己见，多么容易接受他人强加的观点。领导群体靠的不是纯粹更改的平等学说，而是情感。群体是感情的奴隶，只要找到能让他们动心的事情、能够诱惑他们的事物即可。
一个打算实施新税制的立法者，会选择理论最公正的方式吗？不，对大众来说，最不公正的才是最好的。那些既不十分清楚易懂、负担又十分小的制度，才最容易被人们忽视。所以不管间接税多高，群体都会接受。每天为日常消费品支付一点儿税金，不会改变我们的消费习惯，征税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就进行了。倘若按薪资或其他任何收入的比例征税，只会让纳税人一次性缴一大笔钱，无论这种税制在理论上的负担比其他税制小多少，哪怕小十分之九，都会招致无数人反对。
立法者深知一大笔金钱的付出会刺激人们的心理，所以用难以感觉到的零星税金来代替税收。因为新税只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中一点点支付的，所以看起来不重。这种经济手段涉及目光长远的计算，而这是大众无法做到的。
这个简单例证的实用性，它的原理不难理解，拿破仑及从前的诸多统治者都深谙其道，但当代立法者对群体的心理特征茫然无知，所以无法理解这一简单至极的原理。尽管也有无数经验教训，但他们仍然没能充分理解，大众从不按纯粹理性原则的指导而行动。
在其他方面，大众心理学也用途甚广，掌握了这门科学，才能真正理解历史和经济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如果不懂这门科学，历史和社会发生的各种事件都会变得匪夷所思。在这本书中就能看到，即使法国最杰出的现代史学家泰纳，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也很片面，这是由于他不懂得研究人类的秉性和大众心理学。泰纳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采用的是自然科学家惯用的考察方法，但自然科学家研究的对象，绝少有情感或道德因素存在。然而，正是这些要素构成了历史发展的真正主动因。所以，就实践的效用来说，大众心理学已经很值得研究。或仅仅因为好奇心使然，大众心理学也值得我们关注。破译人类的行为动机，如同确定某种矿物或植物的属性一样有趣。我们对大众秉性的研究不过是一种模糊的总结，不过是所有研究成果的简明概述罢了。因此，除了给大家一点建议性的观点外，不必对这本小书抱太多的奢望。未来的学者对大众心理的分析会更完备、更彻底。到目前为止，大众心理学仍然是一片未曾开垦的处女地，我们触及的，不过是粗浅的表面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