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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有些朋友，要我谈谈写作的经验，可是我一次也没有谈。一个并非专门写作的人，写了几个小册子，即使有点经验，也不过是些生活和其他工作中的经历，作为“写作经验”来谈，我总觉得不好意思。现在又有几位朋友要我谈，我用上边的理由回答了他们，他们有人说：“那些‘经历’也可以谈谈。大家既然要你谈，你要太固执，人家就误会你是摆架子。”好！谈就谈谈吧！
先从取得材料谈起：我的材料大部分是拾来的，而且往往是和材料走得碰了头，想不拾也躲不开。因为我的家庭是在高利贷压迫之下由中农变为贫农的，我自己又上过几天学，抗日战争开始又做的是地方工作，所以每天尽和我那几个小册子中的人物打交道，所参与的也尽在那些事情的一方面。例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就是我父亲的缩影，兴旺、金旺就是我工作地区的旧渣滓；《李有才板话》中老字和小字辈的人物就是我的邻里，而且有好多是朋友；我的叔父，正是被《李家庄变迁》中六老爷的“八当十”高利贷逼得破了产的人。同书中阎锡山的四十八师留守处，就是我当日在太原的寓所。同书中“血染龙王庙”之类的场合，染了我好多老同事的血，连我自己也差一点染到里边去……这一切便是我写作材料的来源。材料既然大部分是这样拾来的，自然谈不到什么搜集的经验，要说也算经验的话，只能说“在群众中工作和在群众中生活，是两个取得材料的简易办法”。
再谈谈决定主题：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这在我写的几个小册子中，除了《孟祥英翻身》与《庞如林》两个劳动英雄的报道以外，还没有例外。如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我便写“地板”（指耕地，不是房子里的地板）……假如也算经验的话，可以说“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
语言及其他：我既是个农民出身而又上过学校的人，自然是既不得不与农民说话，又不得不与知识分子说话。有时候从学校回到家乡，同乡间父老兄弟们谈起话来，一不留心，也往往带一点学生腔，可是一带出那等腔调，立时就要遭到他们的议论，碰惯了钉子就学了点乖，以后即使向他们介绍知识分子的话，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候久了就变成了习惯。说话如此，写起文章来便也在这方面留神——“然而”听不惯，咱就写成“可是”；“所以”生一点，咱就写成“因此”。不给他们换成顺当的字眼儿，他们就不愿意看。字眼儿如此，句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句子长了人家听起来捏不到一块儿，何妨简短些多说几句；“鸡叫”“狗咬”本来很习惯，何必写成“鸡在叫”“狗在咬”呢？至于故事的结构，我也是尽量照顾群众的习惯：群众爱听故事，咱就增强故事性；爱听连贯的，咱就不要因为讲求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断了。我以为只要能叫大多数人读，总不算赔钱买卖。至于会不会因此就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我以为那是另一个问题，不过我在这方面本钱就不多，因此也没有感觉到有赔了的时候。这些就是我在运用语言和故事结构上所抱的态度，也可以算作经验。
我所能谈的经验只此而已，至于每个具体东西的写作过程，都是普普通通不值一谈的，因而也就不多谈了。
1949年版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