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说:“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既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够持续保有这种吸引力。当西方刚刚接触中国时,中国就明显表现出这种能力。”事实上,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吸引力不仅仅在刚刚接触时就产生了,而且绵延了漫长时光,并且中国文化也在不同层次影响甚至改变了西方文明。
最晚在《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欧洲人已经开始广泛了解到辽阔、富庶的“契丹国”。随着1492年8月3日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在西班牙扬帆出海,海上航线开辟,为欧洲耶稣会士来华提供了交通基础。最早来华的耶稣会士是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他在16世纪中叶抵达广东后在此病逝,未能来到中国内地。16世纪后期,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和利玛窦(Matteo Ricci)成功进入中国内地,积极采取适应中国文化的政策,甚至尝试将其教义和儒家思想糅合起来,这种“中国化”的尝试被康熙皇帝称为“利玛窦规矩”。尝试“中国化”的传教士和不认同这一做法的其他传教士发生了旷日持久的“中国礼仪之争”。有趣的是,这一争论波及西方思想文化界,使得中国文化得以在欧洲广泛传播,受到欧洲学者和思想家的重视,成为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助推器,虽然这些思想家所描述的“中国思想”充满了想象色彩。法国著名汉学家艾田蒲(Rene Etiemble)在其名著《中国之欧洲》中写道:“在1700年前后,不管是冉森派教徒,还是耶稣会士,不论是怀疑主义者,还是笛卡尔主义者,只要进行思想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想象中国,对中国作出思考。”一批在华的外国传教士或来华使节用图像描绘出他们眼中的中国并寄回欧洲,其中大量尚未被中国读者所熟知,这是本书中一部分彩绘图像的来源。
与此同时,18—19世纪广州的外销画开始风行。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皇帝批准开放沿海海上贸易,来华的西方商船迅速汇聚于此。次年,清政府在广州设立机构管理各国商贸事务,各国东印度公司纷纷在此设立商馆,专门负责与西方贸易的中介机构开始出现,这就是有名的“十三行”。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要求西方贸易只能在广州进行,广州为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中国艺术品通过贸易大量进入西方,引发中国风的热潮,这种需求催生出了独特的外销画。这些画作大都由广州十三行的画家们用西方绘画的技术画成,但同时保留着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形式,其形式包括纸本水粉画、线描画、通草水彩画、布本油画、象牙画、玻璃画等,题材类型则极其广泛,堪称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自然生态的“全景图”,其中展示市井生活和手工业制作的作品体量最大。19世纪英国旅行者奥斯曼德·泰凡尼(Osmend Tiffany)在其游记中就写道:“这些米纸画(指外销画)……表现了中国的商业贸易、日常生活、世俗礼仪和宗教活动,都显得生动真实。从神圣的宗教仪式到世俗的娱乐场景,无一不绘于画中。”从现存的外销画来看,主要题材包括当时中国社会的家庭生活、手工业制作、商贸情景、职业样态、游艺娱乐、婚嫁丧娶、农业生产、戏曲故事,等等。这些主题反映了西方人了解中国社会和民俗文化的需要。外销画的主要销售对象是访问广州的外国商人、海员和旅行者,这些外销画无疑是他们最佳的“旅游纪念品”,是他们回国后向亲友展示异国游历的最重要凭证。他们回国后,这些外销画往往被组织展览会进行展示,交由出版商印刷出版或者被各大博物馆收藏研究。当时西方关于中国的书籍中,也往往使用外销画作为插图,可以说,外销画受到了西方社会的极大重视,是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本书大部分彩绘图像取材自收藏在海外博物馆的外销画图册和18—19世纪西方根据外销画出版的图册,其中有不少是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
这些来华商人、传教士、旅行家定制或绘制的图画,生动反映出18—20世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民间文化,通过极强的纪实性和直观性,弥补了文献史料的不足,对我们了解古人日常生活有着重要价值。而且由于这些外销画大都收藏在国外博物馆,往往不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尤其具有介绍的必要。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图像或出于来华的传教士,或出于十三行的底层画师,而且外销画不少属于根据底本复制,其绘制的中国生活往往经过了简单的艺术化处理。曾担任第二届香港总督兼英国驻华公使的汉学家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就曾在其书中写道:“生活在欧洲的人们对于中国人的体貌特征的印象一直被奇怪地误导着,这要归咎于从广州贩运而来的制造品上的图画,这些图画通常是用一种比较写意的漫画形式表现的……结果,在许多人心中,那种轻浮和滑稽的特点都和世界上最坚韧、最能理解别人和最注重实际的人们联系在了一起。”
本书所选取的图像,包括乔治·梅森(George Mason)根据其购买的外销画手蒲呱(Pu Qua)绘制的《中国习俗》水彩画和在1800年出版的《中国服饰》(The Costume of China)、法国图书馆收藏的绘于19世纪的中国炉灶图册、法国图书馆收藏的19世纪早期中国外销画家发呱(Fat qua)绘制的家具陈设画册、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所藏的船舶主题外销画、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法国人绘制的Les Rues de Pékin(直译为《北京的街巷》,我国学者一般称之为《清国京城市景风俗图》)及绘制于18世纪的关于南方乐器的外销画。在撰写的过程中,笔者结合大量传世文献对这些涵盖衣、食、住、行、乐的图像进行解读,力求能够在更深广的背景中理解古人的日常生活。限于才力,难免有所疏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本书的顺利完成,要特别感谢康瑞锋老师,若非他的鼓励、宽容和催促,以我慵懒的性格,肯定无法完成相关的研究和撰写。
侯印国于浙江大学
2022年1月5日
乔治·梅森是英国102团的少校,原驻印度马德拉斯(Madras),后听从其医生建议,于1790年到过中国,在广州他购得一部由中国广东外销画手蒲呱绘制的《中国习俗》水彩画,这就是这部《中国服饰》的前身。乔治·梅森为这个画册添加了解说,并由其友人米勒(Miller)将水彩画改为点雕画,以《中国服饰》的名字,于1800年在英国伦敦出版。
绘画者蒲呱生活在18世纪后期,生平不详。1784年,他曾为美国莫里斯夫人的衣箱作过玻璃画。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藏有他绘制的一百幅水彩画,已经收入黄时鉴等编著的《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一书中。当时有不少广东外销画家被称为“某呱”,如啉呱、庭呱(听呱、廷呱)等,有学者推测“呱”(Qua)可能是福建方言“官”字。
乔治·梅森还以蒲呱的作品为基础,出版过《中国刑罚》(1804年)、《中国缩影》(1834年)等书。本节根据《中国服饰》一书,选取部分图片进行介绍。
图一·着官服的男子
乔治·梅森评价说:“一个中国人的优点在于他举止的庄重。”图中确实是一位身穿官服的清代庄重男子。清代官员的官服按照品级不同,装饰的补子图案也不同,在乾隆时期最终定型。据《清史稿·舆服志》记载,文官一品为仙鹤,二品为锦鸡,三品为孔雀,四品为雁,五品为白鹇,六品为鹭鸶,七品为㶉鶒,八品为鹌鹑,九品为练雀。武官一品为麒麟,二品为狮子,三品为豹,四品为虎,五品为熊,六品为彪,七品、八品为犀牛,九品为海马。图中所绘的,是一位一品文官形象。
图二·制作长筒袜的缠足女性
关于缠足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在宋代开始逐步成为风气,在明清泛滥一时,这种摧残女性的病态美成为全社会追求的风尚,甚至出现《香莲品藻》之类的缠足“品鉴”专著。正如今天我们对古人的这种恶习难以理解一样,乔治·梅森对中国人的这一习俗也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果这种习俗是为了让女性在家庭服务上更加称职,这显然是失败的,因为她们被剥夺了承担家务的积极性。”
图三·银行从业者
这位身穿绿衣的青年男子算是一位银行从业人员,不过此“银行”非彼“银行”,是指和银子打交道的行当,他的主要工作是白银和铜钱的兑换。这种人一般有两种工具,一是戥子,这是用来称重的小秤;还有一个就是图中专门用来剪银子的夹剪。一个银元宝重约五十两,中锭(也叫小元宝)十两左右,锞子(小银锭)在一至五两不等,十两以下称为碎银。原则上一两银子等于一千枚铜钱,但在现实生活中兑换比例经常变化。令乔治·梅森惊奇的是,“中国的钱币从来不印君主的头像,他们觉得这有损皇帝的威信,因为皇帝的肖像永远要在商人和人民的手中流通”。
图四·理发师
这位穿白衣的青年是一位理发师,俗称剃头匠。乔治·梅森对清朝人的发型很有兴趣,他写道:“中国人的发型并非一直如此,在清朝统治后,要求民众都改发型。除了后脑勺中间的部分,其他的头发都要被剃掉。留下的头发会编成精致的辫子,底层民众往往会把他们的辫子盘在头上,以防止它晃来晃去。”他介绍说中国的理发师同时还能提供修眉、掏耳朵、洁面和推拿服务,这往往只需要几文钱。
图五·书商
显然这是一位小书商。在这幅图后,乔治·梅森详细介绍了中国的雕版印刷术、书籍装帧形态和中国独特的文字样式。在中国的书籍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小说,“中国小说既有趣又有教育意义,它们在不腐蚀心灵的情况下充满了幻想力,并且往往有着说教的内容,通过大力提倡美德的实践来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中国的笔、墨、纸、砚等文房四宝也让他记忆犹新,他介绍说:“中国人不使用钢笔,而是使用兔子毛制成的笔。他们写字的时候,会在桌子上放一块磨光了的石块,石块的一端有一个凹处用来盛水,他们拿墨蘸了蘸水,均匀研磨,就会调出墨汁。他们垂直拿着笔,开始在纸张的右边空白处从上往下书写,并且在欧洲人开始书写的地方结束,因此欧洲书籍的第一页就是他们的最后一页。”
图六·平民
图里是一位捕食青蛙的平民。乔治·梅森认为:“在中国,下层人民的饮食并不精致。穷人会吃青蛙和老鼠,在士绅们看来,狗肉也是一种古老的珍馐佳肴。”在当时西方介绍中国的书籍中,有不少提到并震惊于中国人吃狗肉的内容。在乔治·梅森另一本介绍中国风俗的图书《中国缩影》中提到一个故事:在一座中国城市里,一位欧洲旅行者被邀请参加一场当地富豪举办的盛宴。落座后,这位绅士习惯性地环顾桌面上的菜肴,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面前的那道菜看上去应该是一只烤鸭。但是,为了在吃之前使自己更加放心,他转过头去询问站在身后的一个仆人。当然,他知道那人听不懂英语,于是他指着那道菜,用一种询问的语气问道:“呱呱?”仆人向他深施一礼,脸上带着庄重而满足的神情,似乎非常乐于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汪汪。”
图七·烟袋商贩
图里这位商贩售卖的是烟袋,西方人叫烟斗,烟杆为竹制,烟头(也叫烟袋锅)则为白铜。烟斗中间挂着小烟草袋。烟草在明代传入中国,名为“淡巴菰”,这个词可能是从西班牙语翻译而来。明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和清初王士祯的《香祖笔记》都认为淡巴菰是在明代万历时传入中国,种植在福建泉州、漳州一带。清代吸烟分为旱烟和水烟两种,都需要点燃烟丝,旱烟是通过长长的烟杆吸入,水烟则要在水烟袋的水里过滤,流程稍多一点。图中的是旱烟袋。
图八·鼓手
图中是一位衣衫褴褛的乞丐和他忠实的同伴——一只黄狗。乞丐,俗呼“讨饭化子”“叫化子”“要饭的”,行名称“穷教行”,江湖上称“杆上的”,又称“灰窝”,意谓衣衫褴褛,满面尘垢,携棍子等家什讨饭。“叫化子”是俗称,“乞丐”则多见于书面语。这位乞丐带着黄狗进行表演,黄狗训练有素,在主人的命令下以合适而巧妙的力道踩踏木条的一端,另一端放置的小石块就会恰如其分地飞起并掉落在一个准备好的杯子里。表演过后,主人会拿着他手里的柳条盘请求施舍。
图九·鞋匠
这是一位鞋匠,也叫靴匠、皮匠。秦汉时期,就已有专以织制鞋履为业者,刘备年轻时就以织席贩履为业。
明清时期,鞋匠分工很细:一是专门裁袼褙、粘鞋面者。这类匠人在鞋匠中人数最多。他们除了剪鞋帮、粘鞋面外,还设计新式鞋样;二是专门缉皮脸者。这一时期靴鞋式样,前后及口都有一行皮条,鞋也是双脸,前后都有皮条。做靴鞋时,由前面剪粘的工人粘好,再交与这行人钉皮条,名曰“缉皮脸”;三是专门上鞋者。这行人不做鞋帮、鞋底,专管将做好之鞋帮和鞋底缝合在一处。“上鞋”亦书作“尚鞋”;四是专门纳鞋底者。鞋底亦分若干种:一是千层底,是用若干层袼褙,每层皆用新白布裹边者;二是布底,是用新布裁成者;三是毛布底,是用碎旧布垫成者;四是纸底,是用新纸裁成者,亦称皮底,因其最底层须用皮。以上各种鞋底填垫妥后,皆须用绳纳之;五是锁云作,清代风行大云鞋、夫子履,这种鞋上都有云头,云头之边必须用丝线连锁坚牢方能耐久,故有此专行;六是专画缠足妇女所穿尖鞋之鞋面者,清代琉璃厂南柳巷路东有一家字号曰“仰度斋”,画鞋面最为著名;七是专用破旧布打袼褙者。
图十·铁匠
清代铁匠开有店铺的就叫铁匠铺,肩挑小风箱走村串户的则被称为地炉子。图中就是这类流动的铁匠。扁担后侧的箩筐中是风炉、碳以及锤、钳等工具,前方悬挂着的器具叫作铁砧。铁砧是打铁时垫在底下的垫子,形状像粗木桩,一般是一整个铁块制成,也有用一块木头加上厚铁块制成的。清代的铁匠不仅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还有一些铁匠别出心裁,在铁砧上捶打出一种独特的艺术。清代初年芜湖铁匠汤鹏创造了一种用铁片和铁丝锻打焊接成图画的工艺,就是流传至今的铁画。
图十一·制灯匠人
这是一位正在制作灯笼的工匠。中国自汉代起就广泛使用灯笼,最早是照明工具,但后来装饰性超过了实用性。到唐宋时期,各种灯笼艺术已经让人叹为观止。《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宋代灯山,用缤纷彩缎扎成,层层锦绣,堆叠如山,上面都画着神仙故事和市井卖药卖卦之类的日常生活。在彩山的两侧,分别用各色锦绣绢缎扎起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彩灯,分别骑着狮子和白象。两座菩萨彩像的每个手掌的手指,喷射出五道水柱,与此同时,手掌还能摇动,制作得非常精巧。
图十二·制茶女
这位女性正在制作茶叶。清代的制茶工艺进一步提高,综合前代多种制茶工艺,继承发展出六大茶类,即绿茶、黄茶、黑茶、白茶、红茶、青茶。制作绿茶的基本工序是杀青、揉捻、干燥。但是若绿茶炒制工艺掌握不当,如杀青后未及时摊晾、揉捻,或揉捻后未及时烘干、炒干,堆积过久,会造成茶叶变黄,后来发现这种茶叶也别具一格,就采取有意闷黄的做法制成了黄茶。绿茶杀青时如果叶量过多、火温低,会使叶色变为近似黑色的深褐绿色,或以绿毛茶堆积后发酵,茶叶发黑,就形成了黑茶。乔治·梅森对中国的普洱茶评价颇高。图中妇女的工作,是对茶叶进行摊晾和揉捻。
图十三·弄蛇丐
这是一位玩蛇的乞丐,晚清将这类乞丐称为弄蛇丐。这种职业大概唐宋时期就有,宋代《太平广记》中记载,安陆县有个姓毛的人喜欢吃毒蛇,用酒把蛇吞下肚。他曾经到齐安游玩,又到了豫章,常常到集市上玩蛇,靠当乞丐过日子,这样生活了十多年。
乔治·梅森说:“这个可怜的乞丐把一条蛇缠绕在脖子上进行表演,希望获得微薄的施舍,在他的表演中最令人震惊的环节里,他会把蛇头塞进自己的嘴巴里,观众们可以随意拽蛇的尾巴,尝试把蛇拽出来。”
图十四·戴孝者
乔治·梅森将其标记为一位旅行者,实际上这是一位身穿孝服的悲伤男子。中国在魏晋南北朝开始,就将守丧纳入法律条文,《唐律疏仪》中便有关于守丧的体系化规定,宋代《刑统》也继承了相关规定,但在实际执行中可能并没有那么严格。明代的《大明律》对相关条文做了与时俱进的修改,清代《大清律例》则继承了相关的条文。清代的丧葬礼俗,有停尸、入殓、吊丧、下葬、超度等仪礼,以土葬为主,在地面堆土丘为记。丧葬礼持续时间一般近两个月,有的则长达数年。清朝官员父母去世,称“丁忧”,须辞官守制三年。普通百姓也守孝三年,实际上是二十七个月。
图十五·酿酒工
这是一位正在用蒸馏法酿酒的工匠。中国酿酒业历史极为悠久,上古时期的杜康、仪狄等人都被视为酒的发明者。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朱肱的《北山酒经》、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童岳荐的《调鼎集》中都有关于酿酒技术的记载。大约在金朝就出现了蒸馏法,即先经过酿造,后进行用特制的蒸馏器将酒液,酒醪或酒醅加热蒸馏后冷却,最终得到高度数的烈酒。
蒸馏酒与酿造酒相比,在制造工艺上多了一道蒸馏工序,关键设备是蒸馏器。图中工匠身边的设备就是蒸馏器。
图十六·鼓手
这是一位表演小手鼓的青年,这种手鼓也叫铃鼓,不仅在汉族人中颇为流行,而且维吾尔族、朝鲜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中都有类似的乐器。手鼓表演形式多样,给乔治·梅森留下深刻印象,他认为欧洲任何地方的任何表演都不能与之相媲美。
图十七·更夫
这是一位更夫,也叫“打更人”。在清代,更夫的工具往往有梆子、锣和灯笼。乔治·梅森说:“夜晚,街上到处都是守夜人,他们用左手敲打着一根竹子提示时间,同时表明自己的警惕。他们在散步时遇到任何人都会询问……守夜人提着灯笼,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和属地。”
图十八·渔民
这是一位扛着特制渔网的渔民,他使用的这种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方形渔网叫作罾,历史非常悠久。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其实就是用罾捕捞被动过手脚的鱼,果然在鱼肚子里发现写有谣谶的帛,借此“天意”俘获人心。
图十九·盆景花卉商贩
这是一位售卖盆景和花卉的商贩。盆景是一种起源于中国的传统艺术形式,以植物、山石、土、水等为材料进行艺术创作和园艺栽培,在盆中地塑造大自然的优美景色,有缩地成寸、小中见大的艺术效果。唐代章怀太子墓甬道东壁就有侍女手托盆景的壁画,宋代时盆景已经达到非常高超的水平。
图二十·布品商贩
这是一位销售各种布类商品的小贩,他的货品有手帕、袜子、布袋、烟草袋、吊袜带,等等,这些物品集中展示在一根叫作“闹竿”的竹竿上。中国古代一度流行货郎图,表现售卖各种商品的货郎,比较有名的有北宋苏汉臣的《货郎图》《卖浆图》,南宋李嵩的《市担婴戏图》《货郎图》,以及《春景货郎图轴》《婴戏货郎图》等。
图二十一·拉洋片艺人
这是一位拉洋片的中国艺人。早期的拉洋片,“片箱子”只是用青皮席子四面围起,上面掏几个圆孔,里面放几张画片。表演时,演员在一旁说唱,观众要趴在席子上,由圆孔向里观看。后来逐渐有变化。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将其称为“洋片”,而乔治·梅森则在怀疑欧洲类似的卖艺是不是源自中国。
图二十二·制箭工匠
这是一位造箭的工匠。中国古代有专门制作弓箭和弩箭的机构。唐代叫弩坊。宋代有南北造箭二库,后改为弓弩造箭院。元朝设有弓局和箭局制作弓箭,属于武备寺下的军器人匠提举司。明清设有兵仗局,掌造各项军器,其中有专门的箭匠一百多名。
图二十三·化缘的佛教徒
这是一位为重修寺院而化缘的佛教徒,他背着一块写有“募化重修”的木牌,跪地敲打木鱼以求布施。因为长期跪地劝募,他在膝盖上戴着护膝。根据乔治·梅森的观察,佛教是当时中国信众最多的宗教。在17—19世纪欧洲出版的关于中国的图册中,有大量中国僧人的形象。
图二十四·屠夫
图中是一位屠夫。乔治·梅森认为在所有的动物中,中国人最喜欢吃猪肉。中国人用猪肉制作的火腿远胜欧洲的。
图二十五·中国妇人
这是一位岁处中年的中国妇人,一手拿着一把扇子,一手持假花。乔治·梅森觉得她佝偻着腰,看起来会让欧洲人有种疼痛感。